现代中国，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小康社会的到来，文化成了公众生活的普遍需求和主要消费方向，因而文化也是一种巨大的产业资源。云南民族众多，拥有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全省各地正努力朝着建设“旅游大省” 的目标迈进。面对民俗旅游不断升温和文化产业兴起之势，楚雄州委、州政府抓住机遇乘势而上，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决策投资７０００万元人民币，兴建了以三圆台十柱中心屹立钢塑太阳女为标志性主景的“中国彝族十月太阳历文化园”。文化园坐落于楚雄市北端经济技术开发区，占地５００余亩。并以彝族十月太阳历为主题，集民族文化研究、民族风情展演、民族艺术交流、大众娱乐休闲、商业营销服务为一体。１９９９年火把节，文化园第一期工程竣工已正式向社会开放，它的建成不仅为彝州旅游业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同时也成为对外展示彝族特色文化的神奇景观。当游客身临其境为彝族精湛历法而惊叹之余，历史不再沉默，它早已记录下了十月古历被发现的探索历程。

彝族十历的发现探索

历法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在古代则是主要标志。人类早期渔猎、游牧、农耕，必须仰观天象，俯察草木枯荣，区分气候，以定季节年月，由此产生了历法。

彝族十月历是彝族先民在生产生活中创立的一种文明古老的历法，它为中华文明史书写了灿烂光辉的一页。然而，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彝族十月太阳历象一串断线的珍珠，散落在彝区深山峡谷之中罕为人知。任何一门学科领域中的某种发现或发明，都需要经历逐步证实、逐步完善的过程。彝族十月太阳历也不例外。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正值民国时期，彝族十月历在田野考察中被初步发现：１９３５年４月，由中国西部科学院出版的常隆庆、施怀仁、俞德浚《四川省雷马峨屏调查记》一书写道：“倮倮之历法，用十二支纪日……周而复始……凡积三十支为一年，均分为十月；每月三转共三十六日。每在十月中，即举行过年节。（第５６页）李亦人先生曾于１９３８～１９３９年在今凉山州越西、冕宁等县作调查后所写《西康综览》一书里记述： “夷人计日，用鼠、鸡、龙、虎等字，其次序日子与汉人所用属相同，惟以三十六日为一个月，十个月为一年。”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江应梁先生也曾于１９４０年冬在凉山地区作社会调查，之后写成的《凉山彝族奴隶制度》一书记载：“大小凉山中统一地实行着一种历法，非阳历也非阴历，是把一年划分为十个月，每个月固定为三十六日，用十二支来纪日。”以上情况，已经提供了解放前彝族使用过太阳历的充分证据。但由于各次调查者并非历法行家，又非专作历法调查，所以未能将历法的要素全部查清记全，甚至对此历不能定性，故说， “非阳历也非阴历”。面对解放前若干次有关彝族十月历的调查报告，仍然有人质疑彝族十月历的客观存在。理由很简单，主要是以往人们只看到前人的调查报告，从未亲自找到使用过这种历法的人证。

事隔４０年，１９８１年春夏间，刘尧汉、卢央、陈久金等学者在前人调查的基础上，又踏上了探索彝族十月历的步履征程，开赴凉山州雷波县寻访新的人证。不久，凉山州语委的马拉呷同志提供了重要线索：原来他的妻子卢玛扎生活的雷波县卡哈洛彝区，过去就曾使用过这种历法。于是，调查组急速赶往卡哈洛公社松林坪村，并从卢玛扎的姨妈玛尼兹（６２岁）那里得到了证实。她说： “解放前曾使用过１个月为３６天，１年１０个月的历法，１０个月过完之后，另有５天不计在内，在其中选择３天作为过年日，５天过完之后，就是第二年开始了。”与此同时，县政协委员曲木大酿也提供了新的线索。当年他已７５岁，原住西宁区罗山溪狮子岩村，那里紧邻马边县。他说：“一年为十个月的历法是有的，彝族孩子计算岁数，每过十个月就是一岁。我参加工作以前，就是按这种方法计算日子的。算日子并不是所有人都会，我以前是铁匠，与人打交道需要计算日子，因此我就向一位熟悉这种历法的名叫阿略木呷的毕摩学习。当时他已经８０多岁了，我那时才２０多岁。懂得了这个算法以后，人们结婚等事就要请去算日子，是很有用处的。”凡此种种，均是彝族群众普遍熟悉和使用彝族十月历的有力证据。

此后，云南小凉山宁蒗彝族自治县的县委书记阿苏大岭，受卢、刘彝历研究成果的启发，开始关注十月历的问题。他考虑到，云南小凉山的彝族有许多是从四川大凉山搬来的，于是决定于１９８３年１月下旬至２月上旬之间在县城召开一次彝族天文历法座谈会。应邀到会的有彝族毕摩、星占师和彝老共计１１人，这次座谈会不仅确认了彝族十历在宁蒗的客观存在，而且发掘增补了十月历以观测太阳定冬夏的若干重要内容，这是继在四川雷波调查证实彝族确有十月历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进展。几多艰辛，几经探求，根据这种历法的特点，将其辨明定性为太阳历。鸟瞰俯拾，终于把散落的明珠连缀成串，行将湮灭的彝族十月太阳历重放光彩。

彝族十月历的遗迹寻踪

考古天文学是新近发展起来的属于天文学史和古天文学领域的一个新的分支。在中国这块广袤的土地上，过去没有注意过与天文现象相关的古代遗址。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没有与天文观测有关的遗迹。随着调查的深入和拓展，彝族向天坟遗址跃入了刘、卢考察的视野。

１９８３年冬，彝族学者刘尧汉、卢央在黔西北威宁彝族回族自治县考察途中，获知当地彝区有向天坟，随即进行了现场考察。１９８４年秋冬，再赴威宁；之后刘尧汉教授带领青年学子返滇西弥渡县，再东达川西南凉山州雷波县；又返楚雄州楚雄市、武定县；经几番转折，对黔、滇、川三省彝族向天坟作了现场考察，有了较全面的认识。据调查统计：彝区向天坟共有一百几十座之多，散布于黔西北威宁县有六、七十座，较完整的只有四、五座；川西南雷波县有十余座，尚有五座完好；楚雄州有四十余座，完好和较完好者十余座；而滇西的“望天坟” 已名存实亡。至此已查明：滇、川、黔彝族普遍尚存彝族向天坟，其形状分别有圆台、圆环、圆锥和三圆台金字塔形等多种类型，其内放置墓主的骨灰。因其坟向向天，故名向天坟。具体到楚雄彝州来说， “向天坟”遗址在楚雄、武定、禄丰和大姚等市县均有分布。

１９８５年春夏，在楚雄市南郊子午区以口乡以口村（距城２５公里） 的庙坡岭岗，发现石质小型三台彝族向天坟群和两座圆台型向天坟。楚雄州武定县插甸区那吐乡和发窝区大西邑以及禄丰县高峰乡也残留圆柱型、圆环（圈） 型和圆台型向天坟遗存。当年１１月，还考察了大姚县三台区三台山岗顶“祭天山”，此为当地彝族古向天坟遗址。

在古代，向天坟的原始功用是踞于观象和祭天。《国语·楚语上》记载： “先君庄王为匏居之台，高不过望国氛。” 所谓“匏居之台”，就是葫芦形的三圆台，君王踞此观察天象，预测社稷兴衰。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记述： “罗罗（彝族），巫号‘白马’（毕摩），民间祭天，为台三阶，‘白马’为之祷。”“为台三阶”，实指三圆台。

古代彝族祭司登上山岗，立于圆台，从事祭天和观测天象，以定十月太阳历的岁时季节。彝族向天坟实际上就是综合观察太阳运动和斗柄指向的彝族十月历观象台。

考察发现：各地彝族向天坟，其共同特点在于所在山岗为南北或北南走向，坟顶向天。这里向天坟所在山岗一律取南北向，是沿袭了古代彝族十月太阳历观象台所在山岗的观测方位。现今彝区遗存的向天坟，是古代彝族观象台演变而来的一种独特墓葬形式。这是彝汉典籍中所未有，也是前所未知的，因而，它在中国天文史乃至世界考古天文学领域一枝独秀，别具特色。

彝族十月历的文献依据

彝族有自己的语言和传统的文字。古彝文记载了卷帙浩繁、内容丰富的历史文献，涉及了古代彝族社会的方方面面，其中历法是一项重要内容。因此，彝族经籍是获得天文资料的另一个重要来源。然而，用老彝文书写传世的经籍，通常情况下无作者姓名和年代标识，同一内容的不同版本，其详略差异也很大。一方面，彝族天文知识大多掌握在毕摩手中，而主持祭祀仪式则是毕摩的重要职能，一代又一代被传授下来的知识是经过毕摩自主选择的，与星占和宗教活动关系不大密切的部分便被逐渐遗忘和淘汰；同时，毕摩到了中老年时，收徒传经仅限于族人或父子承袭，对于从师学到的传统知识，往往是删减不合时宜的部分，并增添新内容以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久而久之，传世的老彝文经书，其内容实际上大多是经过不断地增删改写后的产物，由此就导致了流传至今的彝文史籍中记述十月历的内容寥若晨星。尽管如此，近年来经各地彝、汉学人潜心挖掘，也从彝文古籍中觅得一鳞半爪之踪迹，现已公诸于世的有关文献如： 《裴妥梅妮·苏颇》（云南民族出版社，１９８８年）提到，施滴添自带领四名毕摩，在实测天象的基础上，创立了十月历。按谱系２４８代，以２５年传一代人计，距今已有６千年的历史。

又如：《滇彝天文》（包括“黄文彩手记”和“杨罗伯手记”，云南民族出版社，１９９５年）提到：立杆测日影和北斗斗柄的变化，用于确定季节和年的长度，以冬至点为历元（起算点），将一年分成阳年和阴年两截共四季，再分成十个月，以虎、水獭、鳄、蟒、穿山甲、麂子、岩羊、猿、豹、蜥蜴等十兽为月名，同时用于纪日和纪年的《十月兽历》，是至今已知的重要文献。我州文化园中，用于表征十月的十兽石雕就源出此历。

再如：《彝族创世志·艺文志》（四川民族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首篇记述： “天历”是日月配合，一年分四季共１２个月（今称农历）； “地历” 是大地分五方，对应五行（五季），每行含２个天干（即十月历），十二生肖伴随。显然，把“天历” 和“地历”并列，是十月历在历史上存在的新证据。

依据史籍文献，可与口头传说和民间习俗形成互补印证。彝族十月太阳历不仅见于彝文文献记载，而且大量散见于彝族民间古歌、祭词、星占等世代传承的口碑文献和宗教活动中，举例如下：楚雄彝州大姚、姚安等县彝族民间世代流传的彝族创世古歌《梅葛》中唱道：“人来盘庄稼，要按节令盘；哪个来分年月日？天神来分年月日；一年十个月，一月四十天；分了年月日，盘田种地收五谷”。既然“一年十个月” 就只能是一个月三十六天，却被误传为“四十天”。

丧葬仪式中延请毕摩为亡灵指路，是滇、川、黔彝俗固有传统。云南楚雄州禄丰县妥安区“罗罗颇”（彝族）毕摩钟启贤在所吟开路咒词中说到： “开堂祖师我请到，由我毕摩来开堂；天上小星十姊妹，地下开刀十弟兄。人间一年十个月，开天辟地自古兴。……世上之人有生死，人死都要离开家。……昆明大街三十六，小街小巷七十二；十月上香十月香，五方五地来上香；十柱清香烧给你，照着亡人上阴路。” 其中祭词所说，天上十姊妹，地下十兄弟与人间十个月形成对应，如此看，五方五地、十柱清香、大街三十六、小巷七十二，这些成数归结起来就是彝族一月三十六日、一年十个月、一年分五季，每季两个月七十二日的碎片残留。

四川凉山彝州德昌县银鹿乡，虽然，在这里十月太阳历已不再行用，但彝族毕摩甲巴拉和比古还记忆着彝族的“虎星三十六日占法”，他把老虎分为黑虎、白虎、小虎三种虎，每个虎代表天上的十二颗星，每颗星又代表一日，三个虎共代表三十六颗星，共三十六日。在宗教活动中，即用三十六颗星，来占卜凶吉。很显然，彝族传统的虎崇拜与“十月太阳历”紧密相关，在虎星三十六占中，科学与迷信杂糅，当我们拨开原始宗教的层层迷雾，从中透露出了彝族十月历这一科学的奥秘。

综上实例足以说明：由于十月历的久远和与彝族古代先民生产、生活的关系密切，虽然消失了，但仍保留着点滴的残迹，既然是残迹，就不可能完整无缺，更不可能醒目准确，这正是彝历古老、久远的特征。继而，也为后学留下了不断探索的余地。

彝族古历并存的关联性

中华各民族都具有悠久的古老文化。十月太阳历是彝族先民发明创造的一部优秀历法，其基本结构和特点是：一年十个月分五季，每季两月，单月为雄，双月为雌；一个月３６天，一季７２天，一年为３６５天，另加５至６天作为“过年日” （或“祭祖日”），每年平均３６５２５天。一部科学的历法应具备季节性准确、日数整齐的基本条件。彝族十月太阳历正是这样一部具有季节性准确，每月日数整齐而又便于记忆的简明历法。

检验一部历法是否准确，是以寒暑往返一个周期的时间３６５.２４２２日为标准。

彝族十月太阳历运用传统的“八方之年” 纪年法，在一个“八方之年” 内，十二属相为２４３周半，经历两个“八方之年”，十二属相恰为４８７周，这样，纪日的属相又回到了原处。从而得到太阳年的时间长度３６５.２４２５，与回归年接近密合。由此可见，彝族十月太阳历的科学性即其准确性和简明性。

然而，人类对天文历法的认识，有一个由低级到高级逐步发展的过程。比十月太阳历更为古老的是彝族十八月历。１９８６年秋至１９８９年冬，彝族十八月历在楚雄彝州武定县万德乡和法窝乡获得初步了解；到１９９０年春夏之交才从楚雄彝州大姚县昙华山乡全面查明其具体内容：彝族十八月历是一年十八个月，一个月二十天，一年终了另加五天“祭祀日”，全年３６５天的太阳历。由于其祭祀日是恒定五日，没有置闰以调整岁差，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季节性自然不准确了。为了适应农、牧生产的需要，彝族先民经过世代观察积累，对十八月历逐步改进，使之成了更为完善的彝族十月太阳历。

楚雄州大姚县昙华与桂花两乡毗邻，被誉为彝族古历之乡。１９９０年４月，在大姚县昙华乡发现彝族十八月历。继后，２００１年２月又在大姚县桂花乡发现了彝族十月历遗俗：即按彝族传统于五月三十日过火把节；十月三十日过彝族年，这一年节习俗有其天文学来历。彝族十月太阳历是根据观测太阳运动定冬（至）、夏（至），斗柄指向定（大）寒、（大） 暑。因而，彝族习在大暑附近过“火把节”，在大寒附近过“十月历”，并以此为岁首。直到现代，云南、四川、贵州、广西四省区的彝族民间，仍然盛行过“火把节”和“十月年”。这一传统习俗，有力地证实了十月历在彝族民间存在的客观性和普遍性。

前此的彝历调查显示：各地彝区保留的古历遗迹，都只是单一的十月历或十八月历一种。如今，在连界的昙华和桂花两地彝村，先后发现了两种古历遗俗，这说明彝族古历依存的关联性和承传性，也证明了十月历是由十八月历改进而来推论的合理性和可靠性。这诚如十月历及十八月历的发掘者刘尧汉教授在回顾调查历程时所说：彝族古历法首先在四川雷波县得到证实，然后又在云南宁蒗县获得增补，最后才在楚雄彝州大姚县得以完成。

半个世纪以来，刘教授和他的合作者几经寻觅，几多惊悸！流散已久的彝族十月历和十八月历终得拂尘识珠，重现璀璨之光。

十月历发掘的历史意义

概括十月历的发掘价值和历史意义主要在于，一方面通过发掘恢复了十月历的本来面目，使之在彝族文化中得予保传；另一方面经过研究揭示出它在中国上古文化乃至世界天文历法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和作用。纵观古今，中国通史和中国文化史留下了若干难解之谜。彝族十月太阳历却提供了一把钥匙，凭借它可解开一个又一个历史之谜。

如，彝族十月太阳历的发现和研究，究明《夏小正》是十月太阳历，从而纠正了千百年来注疏家和研究者把它说成十二月阴阳历的错误。

又如，凭借彝族十月太阳历，解开了郭沫若等大家集校《管子·幼官图》无法解释其一年三十个节令的难题。原来彝族十月太阳历按十二属相轮回纪日，三个属相周３６日为一月，３６０日为三十个属相周，一个属相周为一个节令，三十个节令即为三十个属相周。

再如，散见于中国经、史、子、集及民间俗语中的“三十六” 和“七十二” 这两个成数，人们习以为常，深究却不得其解。闻一多先生曾以“七十二” 为专题进行考评：认为这个成数是中国历史上“一种文化运动的表征”， “却不知道它的来历如何”，因而， “坐实这问题意义之重大”。其实， “三十六” 和“七十二” 正是源出十月历“一个月三十六天，一年五季，一季两个月七十二天”这两个成数，惟准有这样，方可破译这一千古难解之谜。

总而言之，在先秦文献中过去认为是不解之谜，随着十月历被系统地发掘出来，诸多难题也随之迎刃而解了。

１９８９年，北京召开炎黄文化学术研讨会，当刘教授在会上作完《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历》的报告时，场内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会议主持人冯征（湖南省委书记、炎黄文化协会副会长）立即起身提议：请大家再来一次鼓掌，十月历不仅是彝族人民的光荣，也是全中华民族的光荣！而当掌声响起，赞誉纷至踏来之际，十月历的主要发掘、研究者刘尧汉教授却谦虚地说：“十月历是彝族先民的伟大发明，我只是把散落的珍珠拾起来穿好罢了”。彝族十月历重放异彩，一时之间轰动了海内外学坛。

学术无国界，彝族十月太阳历的研究成果传向海外，引起了广泛关注。法国海外科学院于１９９０年１月５日在巴黎举办了“中国彝族十月太阳历专题报告会”，各国驻法使馆文化参赞应邀到会。彝族十月太阳历引起了国际历法界的极大兴趣。之后，刘教授与他的学生朱琚元合写《中国彝族和墨西哥玛雅人的十八月太阳历》一文，发表于《云南社会科学》双月刊１９９０年第４期。不久，此文流传到墨西哥韦拉克鲁斯大学被译成西班牙文，刊载于该大学学报１９９１年３月号，彝族历法又一次引起世界历法专家的兴趣。于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魅力独具的彝族天文历法，深深地吸引着中外文坛关注的目光，尤其是彝区向天坟遗址的发现，填补了中国考古天文学上的一项空白，还原了中国古文明基于天体认识的历史本真，并从天文学理论上确定了彝族十月历的科学体系，使中华民族这一伟大发明在世界科学史上，占据了它的重要地位。

放眼世界，有比较才有鉴别。虽然彝族十八月历已不具有实用价值，但它在世界天文历法体系中却依然具有重大的科学价值，正是有了它的存在，彻底破除了美洲文明古国墨西哥玛雅十八月历的惟一性及其神秘性；而彝族十月太阳历与世界上其他民族创造的优秀历法相比，是毫不逊色的。它的特点是历史悠久，结构科学，使用简便。它向世界又一次证明：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智慧和创造才能的伟大民族。这样一部先进的历法，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值得我们去珍视去弘扬。我们期待着中国彝族十月历文化园在二期扩建工程中，不断充实十月历和十八月历的文化内涵，使之在彝州现代旅游开发中获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