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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河彝族支系及其历史源流略考

作者:龙倮贵文章来源:《红河彝学二十年》
发布时间:2010-02-11 10:47:00


 

红河彝族是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主体民族,全州13个市县均有分布,呈大杂居小聚居状况,共有973732 人(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数字)。其中,人口在10 万以上的有弥勒、石屏、建水等三县.(全省有五个县),云南省彝族人口超过万人的58 个乡镇,其中红河州就有22 个乡镇。那么,这个人口众多的自治州主体民族,有无支系可分?有多少个支事系?哪些是自称?哪些又是他称?20 世纪50 年代初,我国大规模的民族调查识别以来,众说纷纭,聚讼不休,甚至有的学者从服饰的质地、款式、颜色及着装的习惯,标新立异地比解放前夕增设彝族支系,如花腰,乃苏、花彝等,这种混乱状况,其主要原因是缺乏认真的调查研究。与此同时,红河彝族各支系的历史源流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理更多的现象,即北来说、南来说、土著说等,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解放前历代统治者将这块红土地、特别是红河南岸视若荒野蛮地,加上国史、地方史志中记载也是寥若晨星,官府文献资料中一鳞半爪致使此方面的研究进展不大。近几年来,各市县的《县(市)志》和《民族志》及《民族概况》已相继出版问世,但对彝族支系及其历史源流也是简单描述,甚至他称和自称不分,根本未谈及各支系的由来、变迁及其历史源流,且大多尚未全面记述存世。即使有些学者在这方面有过一些阐述,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甚至难以自圆其说。于是,笔者不揣浅陋,拟在目前所悉调查材料的基础上,积极利用现存彝文次献,并结合近几年来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试图对红河彝族支系及历史源流作初略的探讨,以期抛砖引玉,并为编纂《中国彝族通史》 提供红河彝族有关这方面的材料。

一、纷纭复杂的自称和他称及其含义

关于红河彝族支系,《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民族志》 ① 记载:“彝族有许多自称和他称,自称有:尼苏泼(他称‘罗罗’‘三道红’‘花腰’‘母基’等),尼泼(他称‘撒尼’‘阿哲协’),葛泼(他称‘白彝’) ,斯期泼(他称‘大黑彝’‘小白彝’) , 阿细泼(他称‘阿细’) ,朴瓦泼或普勒泼(他称‘朴拉’) ,阿鲁泼(他称‘阿鲁’) ,勒苏泼(他称‘山苏’) ,罗泼(他称‘阿务’‘老务’) ,香堂泼等。”据笔者调查所悉,红河彝族自称有:尼苏(他称为聂苏、花腰、三道红、倮倮、花彝),阿细颇(他称为阿细、阿系),阿哲颇(他称为阿哲、阿者、阿则、阿扎、阿查),阿务颇(他称为鲁务、阿务、阿武、罗卧泼、老吾泼),濮拉颇(他称为泼族、朴瓦族、花濮拉、筲箕仆、黑仆),撒尼颇(他称撒尼、撒梅、明朗),斯期颇(他称为小白彝、查依颇、明岔颇、斯期泼),腊鲁颇(他称为香堂、阿鲁、罗颇),吉输颇、母基颇(他称为母几、老母几、母机、母鸡族),倮倮颇(他称倮倮、白倮、花倮倮),葛颇(他称为白彝、大白彝、小白彝、干彝、甘彝、阿灵颇、葛着颇),

阿普(他称为阿仆、黑仆),勒苏颇(他称为山苏、扯苏、车苏、撒苏),等等,还有一些辱称如“倮倮”“猡猡”等。

以上提及的如此众多的他称和自称,大多都有其来源和、含义,我们不妨阐释,以供有关专家学者参考。

(一)尼苏颇  有写作“聂苏颇”,与其他地州、省区彝族自称“诺苏”“乃苏”“纳苏”相同。红河州的石屏、建水、红河、绿春等县市的彝族大部分也是尼苏支系,个旧、蒙自、金平等县也少量分布,其他地州如新平、元江、江城、墨江、江川、通海、华宁、双柏、易门、玉溪、澄江、牟定等县市的彝族大部分也是尼苏支系。他们的服饰各异,但语言、荞习俗、彝文及彝文文献相同,人口约130 万。“彝文文献记载,彝族最先自称为‘尼’,具有天、母、女的含义,‘尼字古音与‘夷’相同。彝族白称‘尼’起源于母系氏族社会月对女祖魂的崇拜。彝族共同体的族称为‘尼颇’,即尼人”。“是天(母)之子”之意②。传说是彝族始祖笃幕,在洪水泛滥中,因天神沙生的指点而幸存。后与天神沙生的三个妹妹(有的说三个姑娘)成婚,生六子。滇南彝族尼苏颇古语称“天”为“尼”,于是笃慕后代的尼苏颇认为他们是天之子。根据史学家方国瑜先生考证,“尼音在古代与‘夷’音相同,夷(尼)在秦汉时期是对滇川黔桂等地彝族先民的称谓,即“西南夷”和‘白狼夷’等。彝族‘尼’的称谓在秦逼羌人南下前,就产生了。’③而且,“汉史记‘尼’为西南夷在秦汉时开始的…… 汉史志中,西南夷地腹中心又叫‘南中’,‘南中’一词的含义与后来唐代‘南诏’国相同,均为‘尼国’(彝国)之意,为彝族先民所建立。”④“尼”为天、母、女之意,“苏”和“颇”为人、者、族之意,尼苏颇为天母女之子的人.但近年来,有学者说,尼苏颇为聪明灵巧的黑人,简称黑人说和尚黑人说,如《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民族志》记载:“尼颇,意为聪慧,有文化的人。”⑤尼苏,有的写作“诺苏”“纳苏”或“聂苏”,尼、诺、纳、聂,都是彝族彝音“尼”的汉语音译,本意是“黑”,所谓“黑彝”就由得名,“苏”本意指人或支系。因为彝族尚黑,以黑为至高无上,为贵为美。“尼””与灵巧、聪慧彝语同音,其结论纯望文生义,不切实际,结果以讹传讹,甚至充斥于各有关报刊杂志和辞典辞书。“彝族自称‘诺苏’‘尼苏’‘洛苏’‘黎苏’,‘苏’和‘吐’的概念为‘人’。其实凡称‘纳苏’‘吐苏’的‘纳’和‘吐’,原义非指‘黑’和‘白’,当是‘看’和‘管’,即‘纳苏’、‘尼苏’义为看守者和管理者。”⑦ “尼苏”据彝文文献记载,是‘尼浅苏”的简称缩写,其意为天母之村人,即彝(尼)村人。因此,“尼”与黑色之“黑”系同音不同义的两个词,“苏”亦如此。'

(二)阿细颇《开化府志》写作“阿系”,《伯麟图说》和《云南通志》写作“阿西”。主要居住在红河州弥勒、沪西、以及开远市,其他地州如邱北、昆明、石林、宜良、陆良、罗平、师宗、武定等县市也有居住。语言、服饰、习俗同,有语而无文字,与阿哲支系语言相近,人口约12万人。传说其祖先是滇西大理那边搬来的,到弥勒西山定居已有1000~2000年的历史扩因而有学者提出,“阿细”就是南诏六诏之一的越析诏,是越析诏的后裔。另一说其原始自称为“古若”,现今自称阿细颇是对古代先祖英雄阿细的祟拜。流传于弥勒西山阿细颇中的《飞马的故事》和《昂土司的故事》,说的都是祖先英雄阿细一生的经历和丰功伟绩,阿细死后,“古若”都说自己是阿细的后代,并自称阿细颇。⑧又有人说,呵细颇是唐南诏前,阿欲部的后裔。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武自立研究员认为,阿细是一个古部落首领之名,生活年代约汉光武帝时期,其后裔作自己部族的自称罢了。

(三)阿哲颇有的学者写作“阿者”。主要居住在红河州弥勒、泸西及开远市,其他地州省如罗平、师宗、文山、双柏、易门及贵州的毕节、大方、赫章、威宁等县也有分布。语言、习俗、彝文及彝文文献同,服饰有异。人口约13 万人。大多学者认为,阿哲原是一个民族英雄名字,后来变成为一个家支、部族和支系之名称。东汉时居“獠”(今东川一带),汉晋时期,其头人被封为罗甸大臣,住在贵州毕节地区大方一带。具体地说源于蜀汉时助武侯征贵州水西有功封为罗甸国王的妥阿哲(汉名济火)。

(四)撒尼颇他们自称“尼颇”,与以上提及的“尼”同。主要居住在红河州弥勒、沪西,其他地州如石林、罗平、邱北、陆良、宜良、昆明、武定等县市也分布,语言、习俗基本相同,有彝文及彝文文献,服饰有异。人口约18万人《 皇朝职贡图》 云:“阿者罗罗,东爨乌蛮之苗裔,唐南诏蒙化为师宗、弥勒、胸摩三部。”撒尼颇,蜀汉两晋时洱海附近的“叟人”部族,宋大理时滇中“些么徒”的“撒摩部“。撒尼颇有“底毛”和“撒毛’,之别。红河州撒尼颇大多为“撒毛”支,但也有“底毛”支,却不多。云南省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指导委员会毕云鼎副译审认为,“彝族支系中的‘撒尼’为他称,‘尼’为自称。‘尼’在撒尼语中有开化、进取、欢快的意思。并撒尼人的自称‘尼’,作为一种人类到族群体的称谓已是很久的了。”⑨ 历史上自称为“尼滇”“撒尼泼”“叟尼”等,他们互称“滇么’,和“爨么”两种,爨么”。为石林之意,“滇么”为平坝之意,“叟尼”为山林中的人。富民一带的彝族自称“撒尼若”,武定彝族也有自称“尼泼”,可能与撒尼颇有渊源关系。昆明东郊自称“子君人”,即史书上称为“撒摩部”(撒马部)也曾居住过撒尼颇,因而历史上散尼颇与昆明东郊的撒梅人、子君人属于同一族源。

(五)阿务颇《泸西县志》(旧稿)记载:“阿乌,《南诏野史》云:阿乌倮倮,好猎,多畜牛羊……”主要居住在红河州弥勒、沪西,其他地州如罗平、邱北、西畴、祥云、镇沅、师宗等县市也有分布,语言、服饰、习俗基本相同,无彝文彝经,人口约18万人。据考证,阿务或阿乌是部落酋长或首领之名演变而来,生活年代相当于汉光武帝时期。

(六)濮拉颇  红河州开远、蒙自、屏边等县市彝族大部分为濮拉支系,红河、石屏、元阳、建水、金平、个旧等县市与尼苏支系和其他民族杂居,其他地州如文山、砚山、陆良、宜良、马关、元江、新平等县也有分布,语言、习俗、服饰各异,无彝文彝经。红河流域的彝族濮拉颇语言与尼苏颇相近。人口约28万人。《元江志稿》 记载:“濮喇一名濮脑,古蒲那,九隆之苗裔,南诏蒙化为寻甸部,至元初内附今临安(今建水)、广南(今文山)、广西(今沪西)、元江四府,俱有此种。”据笔者实地考查,一说“濮拉”为虎祖,“濮”为祖,“拉”为虎,说他们的始祖先为老虎,他们是老虎的子孙。一说“濮拉”为祖先分支的人,“濮”为祖,“拉”为分支或分叉,说他们是祖先分支出来的一支人,是尼部的后裔。濮拉与尼苏等支系分支时间,还远在彝族六祖分支之前。濮拉支系是早先在滇南地区生息的彝族先民之一”。史学家方国瑜先生《彝族史稿》中说:“彝族淮拉支系可能是彝语支民族哈尼族、纳西族尚未从西南夷(尼)分支出来就分支出来了,他的分支比彝族和哈尼族分支早得多。”“古代彝族尼、濮、罗颇三大支分流情况,罗部还没有从尼部化分出来前,濮部从尼部中已分出来了,濮以表示男祖魂的葫芦为崇拜对象,是彝族进人父系社会以后,从尼部分流出来了。”“洪水泛滥以后出现了濮。”。有的学者说,濮拉为濮人、濮族,是濮水(滇南红河江)的濮人濮族,是古代濮人的后裔。《汉书·地理志》记载:“濮水(渡水,指滇南红河江)出缴外,东南至来唯入劳。”朱希的《云南濮族考》说:" 余谓仆族(濮族)因仆水(濮水)而得名,不如谓仆水(濮水)因仆族(濮族)而得名,犹如僰道因僰族得名也。”《中国民族史》云:“濮,今称倮倮。”《云南民政概况》云:“濮蛮,此类夷人,散居山谷,普思沿边极多。红河一带谓卜拉(濮拉),金河一带谓之蒲拉,大概系同种。”

(七)诺苏颇   其意与尼苏相同。川滇大小凉山彝族诺苏支系相同。主要居住在红河州弥勒、泸西,其他地州如曲靖、大理、石林、宜良、昭通及四川省凉山州、贵州省毕节、金沙等县市亦有分布。各地语言基本相同,服饰、习俗有异,有彝文及彝文文献。人口约24 万。解放前夕,红河诺苏颇还与大小凉山诺苏支系联姻通婚。

(八)斯期颇   有的称作查依颇或密岔颇。主要居住在红河州弥勒县,其他地州武定、禄劝、祥云、富民等县市也有分布。语言、习俗、服饰因居住环境不同而有异,无彝文彝经。人口约9万人。传说是以部落、氏族首领或酋长之名演变而来。

(九)腊鲁颇   也称罗颇、阿鲁。主要居住在红河州金平、绿春、元阳县,其他地州如景东、景谷、普洱、江城、云县、临沧、保山、华坪等县市也分布,语言、服饰、习俗各异,无彝文彝经,人口约26万人。(康熙)《云南通志》卷之三十七载:“鲁屋罗罗……独临安鲁部村有之。”他们说他们的祖先是老虎,他们是老虎的后代子孙,是虎氏族的后裔,并以虎为氏族的图腾和徽号。

〔 十)母基颇 主要居住在红河州个旧、.蒙自、金平、屏边等县市。语言、服饰、习俗基本相同,无彝文彝经,人口约7000人。有的学者说,母基颇是尼苏颇的另一种自称,因他们住在高山,离天近,久而久之,母基颇是住在高寒山区尼苏濒的一种自称。又有人说,母基颇是濮拉颇的另一种自称或他称。还着学者说,母基颇是彝族的另一种支系。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认为,母基颇的自称来源相当久远,其义为住在界边或天界的人或种族。“母”为天,“基”为边或界。因此,母基颇不是尼苏颇或泼拉颇的另一种自称和他称,而是一个独万的彝族支系。

(十一)倮倮颇  主要居住在红河州开远、个旧市,其他地州如楚雄州、大理州、保山地区、思茅地区等均有分布。语言、服饰、习俗基本同,无彝文彝经,人口约6万人。倮倮意为龙虎,来源有两种说法:一是彝族崇拜龙虎而把自己称作龙虎人,即倮倮颇。《元江志稿》载:“保罗土著之乌蛮也,为哀牢夷九隆之裔。”明《滇志》卷十三云:“有号:鹿卢(倮倮)。”陈久金等《彝族天文学史》说:“彝族自称罗罗,意为虎族。”尤中《云南民族史》中说:“南诏北部‘乌蛮七部落’中有一个部落称为‘鹿卢蛮部落’。往后,‘鹿卢’被译写作‘罗罗’,成了这个近亲集团的称呼。”马学良《云南彝族礼俗研究·自序》说:“倮罗,即龙虎的译音。”清代著名学者严复说:“图腾者,蛮夷之徽帜,用以自别于余众也。彝族的虎图腾,明显地表现视黑虎为共同祖先和保护神,自命为虎族,因而自称与对虎的称呼相同。”二是相传历史上彝族中有个首领被封为“龙虎大将军”,就把自己称为“龙虎人”。也有学者认为,远古彝族有尼、濮、罗三大支,倮倮是罗之的后裔,“罗”为虎为太阳。并认为罗部后裔包括阿勒颇、老务颇、阿务颇、腊鲁颇、阿鲁颇等。

(十二)葛颇   也称作阿灵颇、葛着颇。主要居住在红河州泸西、弥勒县,其他地州如师宗、罗平、邱北、石林、宜良、富源、禄劝、会泽等县市也有分布。语言、习俗基本相同,无彝文彝经,服饰各异。人口约18 万人。其自称来源于古地名。他们称昆明为“葛滇咪”,意即古滇地,他们自称为葛滇葛颇,意为古滇国人,后逐渐演变成他们后裔的自称,说他们的祖先是葛滇眯(古滇国地方)的葛滇葛颇(古滇国人)。彝语“葛”跟汉语“昆”发音较为接近,于是把“葛”写成“昆”,葛弥写成昆明,彝语的“葛弥”或昆明就是指彝族“戈”(葛颇)支系住的地方。

(十三)阿普  也称作阿仆或黒仆。主要聚居在红河州金平县马鞍底乡及越南北部南常一带。语言、服饰、习俗完全相同。人口约200人。笔者认为,阿普可能是濮拉颇的另一种自称,并与其传统服饰有关,因为与濮拉颇语言、服饰、习俗基本相同。他们的传统服饰全身着黑布衣,并着筒裙服。

(十四)勒苏颇   主要聚居在红河州石屏县、玉溪市的峨山、元江、新平县的交界处及楚雄州的双柏县。语言、习服饰基本相同,且与彝族尼苏支系较为接近,人口约17000人。《元江志稿》云:“……又名扯苏。扯苏爨蛮部之别种,朴陋似黑倮倮,……近楚雄、普洱二府有此种。”元江洼垤彝文创世诗史《笃慕的故事》 ,就以神话般的形式记载了远古洪水泛滥时笃慕的后代有一个儿子演变成勒苏部落,描述他们时的面容姿态不美,不善梳妆打扮的特征。史诗中记述:“笃慕的第三房,生有三个儿子……铁阿吾苏捏有两个儿子。没有对象,去高空中寻找,找到月捏额之女,月捏额之女嫁给了笃阿度盆,他们变成了彝族母基颇和苏颇等九族的鼻祖。”勒苏意为在高山上的人或生活在原始森林边的人。解放前夕,他们还处于原始氏族社会末期,生产力十分底下,所居无常,刀耕火种,地种到哪里,人也就搬到哪里。

(十五)吉输颇   其来自古代部落名,与弥勒部落同时代,在今弥勒与沪西交界处还有其部落的遗址。后弥勒部强盛,吉输部便依附于弥勒部,但并没有吞并,只是依附和隶属关系。吉输部就靠弥勒部这个保护伞,得以生存和发展,最后被纳人南诏三十七蛮部之中。今有学者提出,阿细支系乃南诏时期东爨三十七部中的一个部,当即吉输部的观点,也阿细颇是吉输部的后裔。《云南志》卷七《 弥勒州》载:“志元中,以本部(弥勒部)为千户总把,领吉输、亵恶、步笼、阿欲四千户。”可见南诏大理时,吉输、阿欲为两个不同的部族。因此,吉输部的后裔不完全是阿细颇。但由于时过境迁,吉输部有的后代融人阿细颇中也是历史事实。

以上仅是对彝族自称的简单阐释,下面阐释有关他称的含义和来源。

江外哈尼族对彝族称“哈窝”。 相传,哈尼哈窝为两兄弟,哈尼为兄,哈窝为弟,因而民间有这样的谚语:“盐巴辣椒一起春,哈尼哈窝一娘生。”有的哈尼族称彝族为“窝濮”(即火烧之人); 说彝族是用火烧的民族,即火葬之民族。旧时彝族盛行火葬,今川滇大小凉山彝族仍盛行火葬。

有的他称是因服饰的款式、质地、颜料及着装的习惯而得来的。如居住在石屏、建水一带的尼苏颇姑娘,因头顶发辫上.缠有三道红的发绳,故称他们为“三道红”;石屏龙武、哨冲一带的尼苏颇女子,因全身着鲜艳醒目的红色为主的花服,故称他们为“花腰;红河、元阳一带的未婚尼苏颇女子因佩戴公鸡型梅花银泡帽,故对他们称“公鸡族”;绿春牛孔河车古的尼苏颇女子传统服饰,因绣精致的红绿芬图案,故对他们称“花彝”;着花衣服的濮拉颇称花濮拉,着黑衣服的濮拉颇称黑濮拉。

二、复杂多样的迁徙线路和历史源流

红河彝族主要集居在红河北岸和南盘江水系流域。南盘江流域彝区是1500万年前亚洲人类始祖腊玛古猿活动的地区,腊玛古猿化石于1956 年在南盘江中游开远小龙潭发现后,在蒙自马鹿洞又发现了旧石器遗址的“蒙自人”化石,距今一万年前。河口狐山洞、建水燕子洞也发现了旧石器、新石器时之代人类活动的遗物。,1992年和1993年,红河州民族研究所先后在弥勒老虎山周围发现了三处距今3000 年前的狩猎图和影祭山神图,崖画在南盘江东岸的崇山峻岭之中。

据彝文文献记载,夏商之际彝族先民的一部分就从南盘江流域进入金沙江流域,北上至陕、甘、青地区,大部分继续留居在古夜郎、古滇国周围,创造了古夜郎文化和古滇国文化。约公元前3000年前,彝族一首领仲牟由(笃慕)避洪灾从巴蜀一带取大葫芦作舟,跨过金沙江定居于乌蒙山一带开始,第一次彝族内部原居先民与北上又南下的先民大汇合,之后人丁兴旺,分支开疆拓土。尔后在古滇国地区先后出现了以俄木罗(开远)、俄罗(楚雄)、纳特(疑指今晋宁)为中心的部族联盟制的政权体系,并把社会分成等级进行统治。秦始皇兼天下囊括四海、开五尺道人滇之后,特别是武侯在南中地区确立酋长制以后,彝族政权结构体制改体,以鬼主、酋长、大姓、土司、宣抚司、土目、土把总、土巡检的官职从蜀汉延续至清末。元明土司制的设立,使红河彝族历史上民族形成的行政职级消亡了。从汉晋开始,红河彝族地区正式纳人中央领土的益州、胖舸二郡。南诏大理国设立督、府、部作为地方行政管理体制名称。元明清设土司又改流官,在红河彝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管理体制完全统一在中央王朝之中。特别是尼苏颇聚居的建水、石屏异龙湖周围,濮拉颇居住的开远坝、大庄、蒙自坝,弥勒部、阿鹿部居住的沪西坝、弥勒坝、虹溪坝,在明洪武及其以后变成了军屯民屯的地区,因内地迁人的人员增多,彝人渐少,部分向江外和内地山区流迁,开始形成支系之间交错杂处的现象。从大量的彝文文献经典及《指路几经》《饯行经》《家谱》看,红河彝族尼苏颇是世居建水、石,屏的古老土著民族,部分从外地迁人,宋元明之际往江外或向内地山区大盘流迁。濮拉颇包括母基颇、倮倮颇、阿普等支系是世居蒙自、个旧、屏边、开远等地的土著彝民,明清之际流落江外及越南北部山区。

然而,解放前夕,红河南岸彝族处于封建土司经济社会,红河北岸及南盘江流域的彝族处于封建地主经济社会,特别是石屏、建水一带的彝族已萌芽了新兴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而居住在石屏西北部的勒苏颇还处于原始社会残余经济。又红河彝族先民的迁徙史,在汉文文献中记载较少,而彝文文献中记载详细,然而,由于各支系不同,自称有异,即使是同一个自称,因地域不同,故有不同的迁徙线路和历史源流。下面分别述之:

(一)尼苏颇   尼苏颇为红河彝族人口最多的支系,主要居住在红河南北两岸石屏、建水、个旧、红河、元阳、绿春、金平及蒙自等市县。如前所述,红河尼苏颇是世居建水、石屏的土著彝民,部分从外地迁人山区大量流迁。元明清之际逐渐向江外和内地山区大量流迁。至于在建水、石屏居住之前,尼苏颇先民居住在何地,各地《指路经》《饯行经》及《家谱》里详细记述。如:

石屏县龙武乡柏木租彝村李氏《家谱》中提到的迁徙线路是:从“纳特”到昆明,经晋宁、江川、通海、高大、曲江、建水、建水苏租、建水官厅、石屏、峨山八保村、磨元江三台坡、元江城、元江青化龙厂、铜厂、磨盘山、扬武、化念,最后定居于今石屏龙武柏木租村

金平保山寨彝村《饯行经》中提到的迁徙线路:从金平保山寨指向分水岭,经个旧蛮耗、个旧卡房、蒙自、建水、石屏、通海、峨山、晋宁、昆明,最后到“纳特”。

金平保山寨彝村《饯行经》中提到的迁徙线路:金平保山寨指向分水岭,经个旧蛮耗、个旧卡房、蒙自、建水、石屏、通海、峨山、晋宁、昆明,最后到“纳特”。

《元阳县志》记载:本县彝族尼苏颇“唐南诏和宋大理时期,曾在通海、蒙自、建水一带居住,部分南渡红河,大部分在境内的芭蕉岭、牛角寨、沙拉托、水卜龙等村寨居住”“一支在公元21年西汉王莽执政时在石屏异龙湖一带反王莽被镇压后,流落到元阳地区。一支是在宋赵恒时期,云南大理国消灭南诏国时发生民族战争而从通海、建水一带流落到元阳。”

据绿春牛孔四大寨施氏长老说,他们施氏祖先未迁人牛孔之前,官府派施氏祖先带兵去驻守南掌(今老挝琅勃拉邦)时,路经此地,当时就看中了这块美丽富饶的宝地。到清雍正五年至十一年(1727—1733),施氏施腻勒和施糯利两兄弟,带着儿子和兵马随征茶山、镇沅、威玩、普洱、思茅、元江、新平等地,云贵总督鄂尔泰分别发给施腻勒土千总委牌和施糯利土守备委牌。其后施糯利的子孙,去牛孔察看自己辖地的庶民。每次到牛孔都住上一两个月,早晚察看庶民,白天到牛孔河拿鱼摸虾游玩。久而久之,施氏的一部分子孙留居在元江空蒿村(科旱),一部分带着眷属和兵马正式迁人牛孔四大寨定居,管理下六村地盘。但其祖先源流有多种说法:一说是南诏时,施浪诏诏主施望欠被迫女儿嫁给蒙舍诏皮逻阁,施诏主带部分子民迁徙流落到永昌之后,一部分留居在永昌境内,一部分从永昌迁徙到昆明郊区。明初,施伯川之祖父又从昆明迁往石屏、建水一带。明末清初从石屏迁人元江府。到元江府辖地后,官府派施王子驻守南掌,清雍正五年(1727)都督下令,、驻守在老挝的施王子之孙施腻勒和施糯利带兵随征茶山、镇沅、威沅、普洱等地。到雍正十一年(1733 ) ,施氏子孙施永勒和施永中迁人绿春牛孔四大寨。抄于清道光年间他们家族中现存的有两本《家谱》,可在“序”中记述的祖源却不同。施期祖收藏的《家谱》中记述的源流为“原籍江南清河县人氏。”而纳卡施氏收藏的《家谱》中记述的源流为:“先居南京应天府,走四川,走云南,下石屏,走临安,走元江勐,往走牛角寨,下麻栗树,下外国科旱,走角惰,走土嘎。走八岩,走曼落,下白林谷,下纳卡,上贵龙。”但在其施氏彝文文献《饯行经》中提到的迁徙线路是“从牛孔到角惰,外国南掌、麻栗树、牛角寨、勐龙、元江城、建水、石屏、昆明,最后到“纳特”。该村杨氏《家谱》记载:从开封迁居昆明,经建水、石屏、元江、也么灯、老挝、元阳牛角寨、各东白、土嘎,最后在该村定居。

红河县尼苏颇的迁徙线路和历史源流,笔者另有见文,故在此不再赘述。

红河彝族尼苏颇中,有相当一部分,说他们的祖先不是彝族,而是江浙一带的汉族。如石屏县陶村镇六谷冲彝族李氏《家谱》序中说:“李氏祖籍在南京应天府江宁县老垦脚地,明洪武年间服役来云南。”红河县车古彝村施氏《家谱》 序中说:“施氏祖籍南京太白山,由于与他族争战失利,首领方章率众流人云南,又以当地土著人氏争战,败逃临安(建水东坝、南庄一带),后经元江洼侄渡红河,于清雍正七年(1729)定居于车古。”该村杨氏祖籍系浙江九江府杨柳树大垦脚之说。红河县乐育乡阿布彝村何中周《家谱》说:其始祖由南京入滇,先在临安命念村驻扎,三年后迁徙石屏牛街乡扯止、阿勇山等地,至何纵正分支后,分别迁人红河县境内阿布、虾里、垤娜、迄萨等地定居。

以上提及的“江浙”说,很大程度上,与元明清军屯、民屯、商屯有关。《云南通志·兵食志》 记载,云南省军屯人解数29万之多,军屯田土面积130多万亩,占全省耕地面积312万亩的42 % 。建水为全省军屯36卫所之一、驻五个千户所共2340余人,书有屯田面积4355亩。公元1384年明朝廷又以江西大姓充实云南,两年后沐英又把留戍云南的江西、浙江、湖广、河南四司兵部家眷迁来云南,相当一部分到建水、石屏等坝区屯垦。军屯、民屯、商屯甚至其子女与当地土著尼苏颇通婚,逐渐成为彝族尼苏颇。与此同时,元明清军屯屯、商屯的踏人,这个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管理体制完全统一在中央皇朝范围内,更加快了这一地区彝族尼苏颇政治体制的解体和瓦解,并他们迁入的人员增多,尼苏颇只好忍辱负重地向红河江外和向内地山区大量流动迁居。从《红河县志》《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志》《绿春县志》《元阳县志》乃至《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志》《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民族志》等方志和文献中可找出佐证

(二)阿哲颇  据有关资料表明,阿哲颇源于蜀汉时期助武侯征贵州水西有功封为罗甸国王的妥阿哲(汉名济火), 汉以前居昆明北郊,部民遍布滇南,分布于文山(叫阿查)、易门、双柏等地,蜀汉时部分入黔。唐宋时内乱纷争,离黔地水西入滇盘江北岸。元明之际改土设流,又逃与原阿哲合居长山(今弥勒五山)至今。明天启《滇志》和《南诏野史》记载,唐宋时阿哲颇为东爨乌蛮之一部,居滇南地区,后辗转迁徙至弥勒境内定居。弥勒县阿哲颇彝文文献《指路经》记载:弥勒麦塘村为起点,路经罗斐直岩(乌崩金子洞坡)、建水磨阳山,直上昆明为终点。五山杨氏李氏家族指到建水沙拉河,范氏指到建水阿朋寨,师氏指到建水利民,普氏经开远转建水缅甸,昂氏指回石林县,童氏指向通海,黄氏指向建水临安镇,巡检司核桃寨杨氏指回沪西雨蒲。而阿哲颇女子挽歌中指路指到“咪力于尺”(昭通葡萄井)附近,也有指向今贵州赫章、毕节一带的施红山(疑指赫章与威宁两县交界处)。弥勒、开远、华宁等阿哲颇《家谱》记载:由于内部纷争,唐宋时离开贵州毕节、大方,经赫章、威宁、宣威、曲靖、罗平、师宗、石林、宜良、澄江、通海、峨山、建水利民,后又东渡盘江定居于弥勒五山。再以后由于其他原因,这部分阿哲颇又迁至他乡,现居于弥勒五山的阿哲颇,是元明清之际设土又归流后从建水、华宁、开远、通海等地迁来的。总之,他们的《指路经》,大多指向即终点则在昭通、毕节一带,有少部分《指路经》指向昭通北上还有七八个地点。弥勒、开远等地彝文文献《指路经》载:亡魂通过火狱洗礼后,经通海、昆明、寻甸、会泽、鲁甸、东川等地,到昭通与祖先派来的阴魂相会后,一起跨江过河,经川西南去遥远的北方,归到祖先原居地。

(三)阿细颇 据《西南彝志》记载:“古夷人武德本、武古笃、武陀尼、武濮所等部族不是彝族‘六祖’的后裔。不能列人‘六祖’系统。云南弥勒一带的彝族阿细支系,相传他们的祖辈很早住在罢第赫(贵州威宁草海),继与濮人争夺,转战至哪液(金沙江),然后转徙于今弥勒一带。”“又说其祖先号称为‘古’的部族,当与武古笃有关。”。有一个传说是这样说的:古时候,有一部分阿细颇居住在今宾川和大理洱海畔,为南诏建国前的六诏之一越析诏。唐玄宗开元年间,朝廷派御史严正海协助蒙舍诏统一洱海地区。在统一斗争中,越析诏与蒙舍诏发生冲突。越析诏失利,诏主波冲之兄于赠率残部败逃金沙江北岸,最后被阁逻风捎灭。诏主和大臣及亲随们虽被消灭了,但其部属子民们为躲避战乱和灾难,忍辱负重,扶老携幼,沿金沙江而下,谋其生存,图其发展。若干年后,终于来到昆明,与原先生息繁衍在昆明的阿细颇融合为一处。由于曾经有过这样一段艰难的历程,至今念念不忘。也曾经在洱海畔繁衍生息,后又曾经沿金沙江躲灾,时至今日,他们仍称大理洱海为“弄栋海子”,称金沙江为“沙那依么”

据弥勒阿细颇口碑《指路经》所唱述的迁徙线路和亡灵归宗路线有两条:一条是从弥勒出发,经石林、陆良、宜良、呈贡,最后到昆明。另一条是从弥勒出发,经华宁、江川、澄江、玉溪,最后还是昆明。有人说阿细颇古时候曾生息繁衍在彝族传说中的阿着底。但阿着底在哪里,一说在川西北,一说在滇西大理,一说在滇东南宜良或曲靖,尚未定论。

总之,阿细颇迁徙流动主要有以下两点有关:一是由于阿细颇兵败而被迫迁徙流动,以上已提及,在此不再赘述。二是被调征战。据说唐王朝企图打通“步头路”,从今宜宾南下,经步头(今建水),沿红河水道南下安南都护府,但遭到“爨区白蛮”贵族们的竭力反对和阻止,后弥勒部酋长奉蒙舍诏诏主阁逻凤之命,亲率大军兵分两路,大举南下,到巴甸后与原先居住在巴甸等地的阿细颇汇合并定居下来。据阿细颇老人说,这是阿细颇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流动迁徙。再则说他们争战失利,顺金沙江而下,最后到昆明,又东渡南盘江逃人弥勒西山定居下来到今。今弥勒、泸西阿细颇过年过节时,派人专程前往几百里的澄江,购买抗浪鱼回来祭祖之俗,这不能不说是阿细颇对千百年前先人曾在抚仙湖畔生活的追忆。

(四)濮拉颇  《开远市志》载:开远彝族濮拉颇古时从昆明方向流入。《屏边苗族自治县》记载:屏边彝族濮拉颇老人讲,远古时代,他们祖先居住在大河淌水的地方(疑指今金沙江流域),后迁居昆明,又由昆明以部族、宗族的形成分两路集体迁徙。一路从昆明出发,经通海、建水、石屏、红河、元阳、蒙自、弥勒、开远、个旧、屏边,属于曲线迁徙线路。另一路经昆明、呈贡、宜良、罗平、沪西、弥勒、开远、蒙自、屏边,基本上直线迁徙线路。红河县亏容地区濮拉颇张氏、普氏口传,他们的祖先于明末清初从宁州(今华宁)出发,经开远马者哨、石屏斐尼、小冲、者孔、尼么贝堵等地,再从小河底河顺河而下,渡红河定居于红河南岸的亏容山梁到今。“七个民族除彝族中濮拉支系自称是自古就生活在红河两岸海拔900~1100米地区外,其余均由外地迁入。”红河县濮拉颇部分姓氏口传,一说是他们的祖籍在点苍伯脚(今大理喃苍山),顺“濮水”(今红河)流域巍山、双柏、新平、元江而下,渡红河散居于红河南岸的干热河谷山梁上。有的继续顺江而下,迁居元阳、个旧、屏边、金平定居。一说是他们的祖籍在大河淌水(疑金沙江)地方,后迁居昆明,经通海、建水、石屏、元江,定居于红河两岸干热河谷地带。如前所述,濮部就从尼部中分出来了,是彝族进人父系社会以后,从尼部中分流出来的。因此,至今居住在红河两岸的濮拉颇,多不知笃慕为何人,也不知“六祖”分支之事,只知道他们的祖先是很早很早以前,从彝族中分出来的。“在滇西和滇南一带的彝族,较多的部分没有‘六祖’的概念。足见他们多属于‘六祖’的旁系,甚至有的连旁系也不是,而是从古夷人的其他部族融合的。”故笔者认为,红河濮拉颇可能是“六祖”的旁系,但有的连旁系都不是,而是从古夷人种其他部族融合的或笃慕前就分支的一个独立支系。

(五)其他支系   一是母基颇。个旧市母基颇口传,他们的祖先,远古时从滇池周围南下滇南,明清时从蒙自、开远等地迁居个旧市境内。金平县水头寨母基颇口传,他们的祖先先居文山,经屏边、蒙自、个旧蛮耗、金平阿得博,最后定居于此村。

二是扎依颇。居住在弥勒县境内的扎依颇口传,他们祖先先居禄劝,清时随军迁居弥勒县境内。而有的清初时,从省城昆明迁居弥勒县法克村至今。

三是阿务颇。阿务颇宋大理时为罗婺部,明代改土归流,更多的阿务颇迁人弥勒县境内。有学者认为,阿务即“罗婺”的自称,是由“龙虎”演变而来。绿春县阿务颇,大多不知自己的祖先从何地迁人绿春定居。但坪寨陆氏宗族陆小二长老讲,他们的祖先先居开远,经蒙自、元阳南沙、元阳大乌寨、金平团结小寨,最后定居于此村。可何时迁人不详。

四是阿灵颇。据他们口碑相传,近现代时他们的祖先从石林县板桥迁人弥勒县与阿细颇杂居相处。

五是阿普。主要居住在金平县马鞍底乡。他们大多不知自己家族的祖先从何迁来。金平地西北村侯氏家族老人说,他们始祖先居广西,经蒙自、金平阿得博、金竹寨、地西北、越南南常蔓地村、金平八底寨、荔枝寨,辱后又迁回地西北村定居至今。

六是葛颇。据考证,他们的先祖约在西汉时期,从昆明一带迁出,经罗平、师宗进人泸西境内。相传他们是古滇国人的后裔。弥勒县棚普镇的彝族,他们自称“古镇国”的“葛颇”,说他们是昆明搬来的。寻甸县境内的彝族包括葛颇在内大部分都是昆明搬来的。另自称为戈弄颇的彝族,说他们的祖先是昆明官渡迁徙来的。葛颇妇女上衣绣的大方块套小方块的图案,是代表大坝子或田地,又代表城。意思是他们的祖先曾住在大坝子,有田地,也有城,这个城就是今昆明市。

七是倮倮颇或倮颇。金平罗盘上寨倮颇说,他们的祖先是卜龙、民江(疑今普洱、墨江)迁徙而来的简况。绿春大水沟中寨罗氏的迁徙线路是:从俄莫沙安(疑今大理)出发,经景谷、景东、柳树湾湾、老埂脚脚、谷路者依、马鲁塘、老熊寨、丫壹三头街、王周兵等地,清朝中叶迁人绿春大水沟中寨。

八是撒尼颇。据有关资料表明,蜀汉两晋时是洱海附近的“叟人”部族,宋大理时为滇中“些么徒”的“撒摩部”,其后裔部分南迁“落蒙部”(今石林县)辖内。弥勒内瓦本、卫泸的撒尼颇为元明时移居石林县圭山的“撒毛”支,而磷马撒尼颇为“撒摩部”后裔南迁石林县的“底毛”支,泸西撤尼颇于明清之际从石林县迁入,定居于午街铺、金马等地。据民间老人讲:姓赵、姓昂原居大理“阿着底”,后来迁居陆良,再迁入圭山,据圭山尾则碑文记载:姓李、姓普最早居于大理,以后迁入大板桥,再迁入圭山;而姓普则认为从贵州带迁来的。撒尼颇死后送魂,由圭山起送至昆明西山,最后还是送到“阿着底”。

 

结束语

以上笔者粗略考证了红河彝族他称和自称的由来和含义,也粗略地考证了各支系的历史源流。然而,本民族的历史文献和口碑古籍中虽有分支的原因和地点较明确,但由于时空跨度较大,加上无确切的或大多没有分支的时间和迁徙源流,于是难于考证确切的分支地点和分支的具体年代,以及迁徙的具体线路。除此,各支系迁徙的具体线路的地名全为彝语地名,汉语特别是现代汉语地名很难对应,有的地名多有不实,给我们考证红河彝族历史源流带来一定的困难。这是其一。

其二,红河彝族乃至滇南彝族尼苏颇(指路经》《饯行经》《家谱》中提到的“纳特”这一地名,有人说,“纳特”是古代彝族君王所在地;有人说为今南京市;有人说是在金沙江沿岸的崇山峻岭中的岩洞,即元谋、禄劝等县内的山洞,有人说古代彝族氏族或部落名称演变而来,其具体地理位置在今晋宁县掘以西故阳城堡。如果我们能确切考证“纳特”的具体地理位置,那么我们已考证清楚了红河乃至滇南彝族尼苏颇的历史源流。

其三,濮拉颇,阿细颇等不是“六祖”之列,仅是一家之言,我们应进一步考证。

其四,红河阿哲颇、阿细颇、撒尼颇《 指路经》 中常提到的“阿着底”具体何处,也是自圆其说的多。

总而言之,拙文仅仅是对红河彝族各支系自称和他称及历史源流的粗略考证,且一个侧面,甚至是个人的一些观点和看法,而个人的这些观点和见解也不一定正确和成熟,可能有失偏颇。尽管如此,如果个人的这些见地能在彝学研究,特别是红河彝学研究中能起一个小小的浪花,也能为目前正在编纂的《中国彝族通史》提供一点史学材料,笔者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民族志》云南大学出版社,1989。

师有福著:《彝族文化论》,云南民族出版社,2000。参见戈隆阿弘:《红河彝族支系考》,载《红河社会科学》1988年第三期。

陈英:《关于“六祖”“罗甸国”等问题的调查》载《四川贵州彝族社会历史调查》,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

参见石连顺:《淡谈彝族阿细颇高(人)源流初探》,载《红河彝学研究论文集》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

毕云鼎:《彝族撒尼人的自称及其传统文化》,载《云南彝学研究》(第2辑),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

参见杨毓骧:《路南撒尼人的社会与文化考察》。

参见李红昌:俨昆明“考》见《彝族文化》1997年第二期。

参见石连顺:《弥勒吉输考》,载《彝族古籍研究论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1993。

马理文:《浅谈元阳梯田形成的条件及现实意见》,载《彝族文学报》,2002年第三期第三版。

拙文《红河县彝族族称及历史刍议》,载《红河彝学研究论文集》,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

陈英:《彝族六祖源流及其年代问题》,载《四川贵州彝族社会历史调查》,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

 

 

文章编辑:阿施莲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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