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青人问题研究结语

                                 结语   

穿青人问题实际是一个汉化及中间化的问题，也是一个政治和经济意义大于文化和学术意义的问题。中间化由政治经济文化诸因素造成，而中间化在黔西北的复杂民族条件下就向“民族化”的方向变化了。有贫困问题的民族化、城乡差别的民族化等，但“民族化”的进程却往往和宗族问题、地域问题纠缠在一起，使得处于这一进程当中的各个集团甚至个人都具有不同的认同意识，几乎不可能对这些认同意识和行为作出精确的描述，因此只能是大体上按照己有的资料来建构这样一个民族或族群的历史和现实。本文对穿青人的族群建构历程作了如下方面的总结:

１、本文指出了拥有“穿青”这一称号的人们的来源并非单一的汉族移民或当地少数民族，而是多个族群的人们的松散联合体，其组成部分处于随时随势的变化之中。但是在“民族化”的过程当中有意无意地加强了整体的意识。探讨了“土人”、“里民子”、“穿青”等人群的汉化实质，并分析了它们在不同历史时期利用这些汉语称谓建构自己族群的过程，尤其对于“土人”一“里民子”一“穿青人”这样一些建构过程，对于考察和解释今天很多未识别族群或待定族群的认同心理是具有参考意义的；

２、所谓“穿青”的形成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汉化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又遭遇了双重边缘化的命运，既不能有效融入主流社会，又不再被少数民族接纳，因此陷入非汉非苗的尴尬境地。借王明坷先生对于羌族文化心理的描述“羌在汉藏之间”之语来套用这个人群的情况，也可以说“土在汉苗之间”、“土在汉彝之间”。在西南民族历史上，汉文化的强势地位使得当地各个人群的汉化始终是一个无可回避的趋势。由于他们的发展历程和多数汉族的组成部分历程近似，在中国民族政策框架下，过去的报告认为他们是汉族是不错的，但是对于他们的边缘化、中间化心理未给予充分考虑。鉴于以上两点，穿青可以称为一个族群；

３、本文提供了解决穿青问题的几种可能方案，以相关相似民族、族群作为参考，倾向于认为穿青人可能在不增加民族数量和照顾“民族意识”的前提下认同为土家族，这样做，既符合历史情况，又兼顾其认同心理，找到解决该问题的出路。而且可以考虑将穿青问题向土家族的研究方向靠拢，当然，这是下一步的工作了。

穿青人族群的发展线索可以简单描述如下：最早的“土人”有从明代湖广（思州、思南）、四川（播州）等地迁移至黔中贵阳、清镇的，也有黔中当地的宋家、仲家等人群，也有因为军屯制度废弛的而逃到当地的汉人屯军及少量经商、服役而来的江西、南京等地的百姓等，由于他们的汉化程度相近，所以都被统称为“土人”。随着贵州开发的深入，原先的部分“土人”渐渐完全汉化，在黔中后来汉化的人群继续在“土人”这一名称下进行他们的汉化过程，并建构起关于“屯军后裔”和“屯民后裔”的族群想象。部分“土人”又继续向黔西北等地迁移，除了沿用“土人”这一称呼外，他们又有了新的“里民子”的称呼。在贵州开发沿线即主要交通干线两侧的“里民子”，接近汉族中心地区的同化于汉族，接近彝族中心地区认同彝族，处于中间地带的则仍保持“里民”、“黎民”的称呼。根据现有材料来看，“穿青”也是当地汉化人群用以标榜与少数民族分别的一个称号，是在无意当中强化而成。封建官府和文人所记载的“土人”、“里民子”等“又曰穿青”、“俗又呼为穿青”之类的含糊其辞的说法更进一步给了他们强烈的暗示，两相作用，便渐渐约定俗成，成为了一个具有自我意识和被外界所承认的人们的共同体。除原有的“土人”、“里民”之外，“穿青人”族群肯定又加入了新的人群。这就是这三种族群称号的简单渊源。无论是“土人”、“里民”还是“穿青”，都是汉化人群标识自己为汉人阵营当中一部分的称呼，在贵州的复杂的民族环境之中，这些族群当中的人有的彻底汉化，有的则向少数民族转变，其余部分则作为一个有特点的中间化的人群被各个历史时期的方志史料记录在案。实际上我们可以把这些人群视作汉族与少数民族的一个缓冲区，进则汉，退则苗，说得难听点，大有骑墙之势，在民族冲突不断的环境当中，这也是无可奈何，顺理成章之事。

在穿青人的历史上，凡是中央在贵州实行政治高压的时期，他们都愿意承认甚至编造自己的汉人身份。而在民间经济化移民时期，他们的边缘化倾向便显露出来。似乎只能这样解释：在中央政府运用政治力量甚至军事行动来推行同化的时候，中间人群只能选择生存为第一要务，接受汉中央政府的同化以求得庇护。而当经济生活成为主导的时候，由于中间人群的经济结构更接近于当地少数民族，属于不发达的水平，经济条件决定上层意识，因此在客观上难于，在主观上也不愿意加入汉人主流社会，去接受他们的思想，融入他们的经济结构。这也就是他们的家谱传说中既有帮助汉宫镇压少数民族的事情，也有联合少数民族反抗汉官的历史。由于主流社会文化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因此所谓“汉族”的概念也是在变化着的。穿青人在政治主导时期所取得的汉化成果在经济主导时期又成为他们区别于“汉族”的标识，比如对五显的崇奉、对原属汉人祭礼的主张等等，而在与政府合作的态度上，则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真可说是“数典忘祖”了。同时也说明，和传统的民族学理论相悖，人们完全可能在某一些特定的条件下聚合到一个族群的名称下面，然后在这个名称下面想象本族群的历史，创造出本族群的文化，从而形成本族群的“心理素质”等等。也正如乔健先生所认为的那样：造成族群认同的主要原因不是文化的，而是社会的，是一种结构性的对抗。更进一步的是，对于族群认同的一种要求，一种社会的要求，引申出来对于文化的认同。（乔健《族群关系和文化咨询》，《社会文化人类学讲演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

他们的边缘化心理是因为过去世代中央政府六百年来对贵州进行不彻底的开发经营所致，而今天如果仍不能认真地解决这一问题，对该地区进行完全彻底的开发的话，这种边缘化心理仍将保持下去并可能在新的条件下出现新的变种甚至深化。

毕节是中国喀斯特地貌分布集中的地区之一，人与土地矛盾突出，长期处在“越穷越生、越生越垦、越垦越穷”的恶性循环中。1988年，经深入调研，由当时贵州省委书一记胡锦涛提议，以生态建设、扶贫开发、人口控制为主题，依靠八个民主党派与工商联等的智力支持，在毕节地区建立了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这项“试验”进行十七年后，当地国民生产总值、粮食产量、农民人均收入都在以较高速度增长。为了走出一条行之有效的扶贫道路，各民主党派以及全国工商联已在毕节这块土地上付出了十多年的努力。办教育、上科技项目、修路、搞煤炭产业、修发电厂、劳务输出，各种办法全使出来了，让人感到扶贫出了成果，农民有了享受和谐社会的基础。毕节这个试验区在接受扶贫上可谓“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可以想到的办法都在这里试过了，这些都是好事情，毕竟农民都得到了好处。但是，毕节扶贫试验区的试验性体现的还并不充分。（《三农问题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根红线》，《中华工商时报》2005年3月15 11）

长期以来，西部地区的开发战略，是追求以“物”为中心，实行“增长优先”的发展战略，只注重争上大项目，重视“硬件投资”、忽视“软件投资”，只着眼于兴办资本密集型产业、忽视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重视资源开发、忽视环境保护。如果继续沿袭以往的开发模式，西部地区贫困人口、少数民族不仅难以从中受益，而且还会加剧这些社会弱势群体的边缘化程度，不仅不能缩小东西部之间的发展差距，而且还会拉大西部地区内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社会人群之间的贫富差距。在今天的黔西北地区，开发的情况似乎比之清末的商业进入更具有掠夺性。当地的矿产资源丰富，来自东部的老板们利用手中的资本，就地使用劳力和设备，把矿开出来又卖给当地人。不注意生态保护进行开矿，给当地环境带来了极大的污染，一些煤矿排放的煤矿废水污染了当地农田，造成粮食减产，更有因采煤挖空地层而导致民居塌陷危险的报道，也时有发生。而且贵州省小煤矿基础薄弱，抗灾能力低，矿井规模普遍偏低，装备水平差，管理水平低，导致事故频发。据2001年贵州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统计数字，贵州省乡镇煤矿百万吨死亡率33.46人，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种开发的后果比以往农业垦荒的破坏更大，而地方政府为了“发展”，为了有学者戏称为“垃圾GDP”的目标，还十分欢迎外来资本的投入，这对他们来说，也有着同样的无奈。这就是西部的现实。而且就是从上到下都十分看好的劳务输出，恐怕也难以起到多大作用，一是外出务工人员的报酬甚少，难以对故乡有所回报反哺；二是他们出去之后可能就移居，这对故土而言就是一种人才的流失，发展生力军的丧失。

然而情况毕竟在好转，据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2006年元月6日《焦点访谈》报道:毕节试验区建立以来，全区广大干部群众始终坚持“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三大主题，积极探索和实践人口、生态、经济良性循环、和谐发展的路子，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到2004年年底，全区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665元，完成财政收入26.38亿元，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到10.84%o，森林覆盖率达到32.3，人口、生态、经济逐步走上良性循环之路。在十多年来的探索与实践过程中，毕节试验区紧紧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以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统领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合理配置优势资源，加大开发扶贫力度，认真统筹人口、生态、经济发展之间的各种关系，初步走出了一条岩溶贫困地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成功路子，为全国同类地区起到了“小试验、大方向”的典型示范作用，在国内外引起了较大反响。

从过去来看，穿青人民族意识的产生主要是跟中央汉族政府的心理距离不等而导致的。民族政策实际上是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而民族意识则是在民族政策激发下的产物。在国家民委的管理系统当中，穿青人是被归到政法司散杂居处管理的，而国家的态度是将穿青人作为弱势群体加以扶持，这固然是与实际相符合的，但和穿青人的心理预期还是有着较大的差距。因为一个族称不仅关系到资源的占有、政治的参与，也包含了族群自尊的心理在里面。在1955年《调查报告》中，费孝通认为只要加大对穿青人的扶持，使他们的经济水平提高，是不难让他们接受他们是汉人当中的一部分的看法的。而事实证明，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不够。胡锦涛总书记当年在毕节地区提出进行和谐社会创建的构想，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果，但和当地人文化心理的需要尚有一定距离，因为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人们已经不再只满足于物质条件的改善，而且有着更深层次的被承认和被理解的需要，而这些也正是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的重要构成要素。可以这样说，不论当地的经济条件恶化或者是好转，诸如穿青人等族群的问题始终是一个无法避开的问题。在穿青人中心地区，人们的普遍反映是“穿青”这个名字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不能在自己身上改名称了，至于国家的照顾是无关紧要的。而且在今天这样一个价值多元化和信息十分发达的历史环境中，如何解决穿青等族群的问题，消除他们中间的消极和抵抗情绪，共建和谐社会，是应当正视的。我们认为，最好的办法不是防堵，不是逃避，而是加强协商，积极疏导。

主要参考及引用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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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庄孔韶主编《人类学通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

5、纳日碧力戈著《现代化背境下的族群建构》，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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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潘光口著《潘光旦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5年

8、方铁土编《西南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

9、李汉林著《百苗图校释》，贵州民族出版社2001年

10、刘锋著《百苗图疏证》，民族出版社2004年

11、谭其骤著《长水集》，人民出版社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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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贵州省历史文献研究会编《二十四史贵州史料辑录》，民族出版社2001年

48、毕节地区地方志编委会编《毕节地区志》，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

49、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编印《关于贵州省穿青人民族成份的调查报告》(1954年)

50、贵州省民族识别工作队穿青识别组穿青人自我识别材料讨论稿(1982年油印本)

51、贵州省民族识别工作队穿青识别组《关于贵州省穿青人民族成份的重新调查报告》(1986年)

52、贵州省织金县文史办编《织金县志稿·民族志》(1994年油印本)

53、贵州省织金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第七辑《穿青人历史与文化》(2003年)

54、清镇市杨正学家藏《(贵州)杨氏总族谱》

55、织金县王云宪家藏《贵筑王氏家谱》

56、平坝县天龙镇陈德凯家藏《陈氏族谱》

主要参考及引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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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英《黔西北民族关系史简论》，《贵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4期

4、张坦《穿青人的摊文化一“庆五显坛”》，《贵州文史从刊》1988年第3期

5、沈福馨《安顺地戏应属摊戏》，《安顺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5年第1期

6、翁家烈《明代贵州民族关系述略》，《贵州民族研究》2004年第3期

7、梁庭望《壮族教育的回顾和展望》，《中国民族教育》1998年06期

8、胡鸿保、定宜庄《虚构与真实之间》，《中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9、黎铎《融而未合分而未化—从屯堡文化看文化个性的形成》，《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10、谢忠毅《“黔西北白族”源流初探》，《贵州文史丛刊》1997年第1期

11、傲东《论民族兴衰的根本原因》，《西北民族研究》2001年第4期

12、纳日碧力戈《族群形式与族群内容返观》，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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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何润《论我国社会主义时期民族发展的两个趋向》，《中央民族学院建校四十周年学术论文集》，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

15、张海超《微观层面上的族群认同及其现代发展》，《云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16、熊宗仁《对贵州保护和开发利用“夜郎”品牌的反思》，《当代贵州》2003年9期

17、徐新建《开发中国:“民族旅游”与“旅游民族”的形成与影响—以“穿青人”、“银水寨”和“藏羌村”为案例的评述》，《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07期

18、申三、刘卫东《地区意识—民族意识的一种维系》，《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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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缘田诚之、黄才贵《对民族集团应该怎样研究—以贵州“屯堡人”为例》，《贵州民族研究》200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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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彭秀枢《土家族族源新议—兼评潘光旦教授的（湘西北“土家”与古代巴人)》，《贵州民族研究》1984年第4期

24、陈国生、杨晓霞《明代贵州民族地域性研究》，《贵州民族研究》199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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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乔健《族群关系和文化咨询》，《社会文化人类学讲演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

27、周大鸣《论族群与族群关系》，《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28、王兴骥《播州土司与水西土司关系之研究》，《贵州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29、罗剑《毕节地区民族教育现状及对策》，《贵州民族研究》1998年03期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试论土家族的民族认同实践》，《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

《欧阳修的民族思想及政策述评》，《宋代文化研究》第十三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

《中国古代历史主义的哲学分析》，《阴山学刊》2006年第2期。

后记

在这篇论文完成之时，我对所有给予过我支持和关心的人们表示诚挚的谢意。首先是我的父母，夫父母者，人之本也，他们不但在经济上支持了我安心读书，也是我最坚强的后盾。其次是我的业师邵献书教授。先生治学的严谨是有目共睹的，更令人钦佩和感动的是他对学生认真负责的态度。身为他的学生，我深感自己在做人和做学问方面没能向老师学到更多的东西，可算是一个不肖弟子。即以指导这篇论文来说，他除了给予大方向的框架设计，还随时关注我的写作进展情况，甚至帮我搜集具体的参考资料。他以七十高龄逐页甚至逐字审阅了此文的初稿，并有详细的批注。对照先生，我做得实在是大而化之，为此我深感惭愧。在此也要感谢众多的穿青人朋友们，他们不但毫无保留地向我提供了详尽的调查材料，我的这篇论文在很多地方引用了他们的成果，这就使我的工作事半而功倍。而且我在调查的时候他们在吃住行和访谈参观等方面也给予了我很大的便利，他们的热情好客，使得我一个外来的访客没有丝毫的拘束感，能够很快融入他们的生活，采集到大量有价值的信息，也对他们有一个真实全面的感受。我的同学们，也都有力地支持了我。这篇论文题目的选定，系受郭锐同学的启发。在论文写作期间，往届的刘芳同学、同届的董印红、刘军同学等都积极主动地帮助我找查找资料，他们的无私帮助使我感到同学情谊的弥足珍贵。

回想在贵州调查的日子里，感触颇深。贵州的山水秀丽如画，到处是绚丽多彩的民族风情，如果仅仅是去旅游，无疑是赏心悦目的行程。但是在此进行社会调查，却能发现很多令人忧虑的问题。贵州旅游的开发，矿产的开发，带来的是环境的破坏，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的破坏，这些破坏是严重的，甚至是不可逆的，这就使得当地有限的经济增长成果黯然失色了。当地的贫穷仍然普遍存在，当地人对摆脱贫困有着急切的愿望，因此对于我这个“北京来的”人相当客气，希望在和我的交谈当中找到“中央”帮助他们改善生活的方针政策和承诺，哪怕是一点点的暗示。对他们的礼遇我每每感到惶恐不安，觉得自己仿佛就是果戈理笔下那个冒牌的钦差大臣。在此我祝愿在构建和谐社会思想的指导下，贵州的发展能够更加注意人与环境的协调，经济和文化的共赢，包括穿青人朋友在内的全贵州省人民都能过上更好的生活。

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作者声明

本人声明:本人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取得的研究成果。对前人及其他人员对本文的启发和贡献已在论文中作出了明确的声明，并表示了谢意。论文中除了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不包含其他人和其它机构已经发表或者撰写过的研究成果。

本人同意学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等有关规定保留本人学位论文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资料库送交论文或者电子版，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中央民族大学可以将本人学位论文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者其它复制手段和汇编学位论文（保密论文在解密后应遵守此规定）。

作者签名：杨然  日期:2006年5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