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是什么？其实就是不同价值间的残杀。这是一个充满冲突的时代，自由选择的时代，因此也必然是不知所从的时代。作为一个生活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某个少数民族的作者，他首先是一个现代人，承载着现代文明附加在他身上的一切重负。他们跟汉文化的关系在根部纠缠一体，用汉语写作是他们之中大部分人的必然选择。他们大量接触过西方文学名著，作为知识分子的一员，他们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西方哲学思潮和艺术观念的深刻影响。与此同时，同时代其它民族的作者的创作（尤其是在多民族聚居作为区域历史的最重要特征的地区）对他们的影响更为直接、具体、强烈，他们之间更容易产生艺术表现上的相似性。然后我们看到了作为民族作者所担负的本民族文化自身的冲突，首先它表现为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种种变异，其次它表现为作者自身文化观念的深刻裂变。我们看到了围绕少数民族作者形成的种种影响因素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系统，任何系统的运作都有其科学的规律，并表现出一系列重要的态势。在这一系统中活动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诗人群也相应显现出了几种典型的文本姿态。

 

一    远观与固守

 

普米族诗人鲁若迪基和哈尼族诗人艾吉是其代表人物。鲁若迪基把全部的爱献给了家乡与乡亲，《果流》是生养他的村子，《思布炯神山》是怀抱果流的那座大山，《没有比泪水更干净的水》是他那些单纯善良到极点的兄弟姊妹父老乡亲一尘不染的灵魂，《给爱人》则肆无忌惮地表达了一个男人的刻骨柔情与致命缠绵。我们再来看看艾吉的诗集《山上》：《在牛马中间》；《我梦见自己变成梯田》；《我很少到昆明》；《哈尼话》；《吃新米》；《狗》；《远处的叫魂声》……仅仅从标题就可以看出他在那方水土的深处跋涉，陶醉，欢歌，狂饮，并因此感到无限幸福。也许有人会说，他们的视野被框范于一个小小地域，这会使他们在理解世界的多样性的时候受到种种桎梏。维特根斯坦说过，“把世界体会为一个有界的整体，这就是神秘所在。”（《现代西方哲学新编》第 8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有界才有形，所谓有界，指的不是空间大小，而是那个所创世界的独立性与唯一性。陈先发在《黑池坝笔记》中诚恳地宣布，“诗人，是人群的负数，是物体朝着腐殖质的趋向性，和它对未知的黑不见底的可怕热忱。”这里夸赞的是诗人的偏执。在价值观念多元化的时代，坚持与固守，这可怕的热忱会使我们最终触摸到真理的脊梁。价值是在坚守中成立的，那个古老有靠的传统世界与诗意乡村的全部温情正在远离我们，正因为如此，诗人们的固守才尤其珍贵，他们守住的不仅是爱的热度与光亮度，也许还包括我们继续存在下去的最基本的理由。

 

二    隐形与它融

 

娜夜与夏雨是两位引人注目的满族女诗人。她们似乎不满足于做自己民族的文化传承者和代言人，她们的民族身份在作品中完全隐退了，代之而起的是现代女性智者的文采风姿。娜夜曾经获得鲁迅文学奖，她的诗作跟当代最优秀的汉族诗人的作品放在一起，其质地与美感照样脱颖而出。她的诗越写越短，内在的呼吸却越来越急促。《飞雪下的教堂》只抓取了教堂的塔尖和办公室之间的对峙，那种眺望与俯视的张力令每一个现代人不寒而栗。《交谈》写交流的悲凉与抽空，交谈比不谈更加难以承受。《在梦里》思索的是诗人们的自杀，她把自杀命名为使死亡失效的唯一方式。这些大胆而独特的思想在表达上的老辣练达与语句的简洁单纯奇妙地糅合得天衣无缝。中国最典型的地理风景一是乡村，二是小城，夏雨是小城经验的书写者。她最大的优点是命题的随意性和生存体验的视觉化，再就是形式上似乎天然生成的那条忽松忽紧的不规则链条，信手拈来的意象任意编织在链条上，使她的链条不仅舞姿诡秘，而且响声奇异。娜夜夏雨们的隐形一是指她们渐渐远离了自己的本民族人群，二是指她们已经融入了它文化并成为了它文化的杰出代表，不知觉间完成了一场身份置换而没有任何不适感。无疑，她们给我们带来了审美的愉悦甚至狂喜。

 

三    史诗宏构与民族经验复制

 

彝族诗人吉狄马加、羌族诗人羊子、撒拉族诗人翼人在不同地域与人群中沉醉于对民族生存经验的复制与再现的宏大工程。“精神创造者都背负着几乎一致的集体命运，即通过某种途径（或者说是天梯的意义，在诗歌那里称之为语言）与精神本体发生着隐秘的联系和沟通，这也就决定了黑暗和匿名之于严肃创造者的基本特征和残酷检验，也肯定了神圣属性在个体生命中的秘密显迹，尽管我们并不一定每个人都会非常清醒地感知到在深夜的寂静里从四方涌来的不同时代的臂膀。”（刘泽球：《网络时代的精神炼金术士》）这种庞大无际的消耗的痛楚体现的是人类命令世界与美停下来的最高野心。从《神曲》、《浮士德》到《荒原》、《杜伊诺哀歌》，诗人挽救历史的妄念达到了人类智力容许达到的最巅峰。他们付出另一种痛，使沉淀的历史从泥沼与化石中得以复活。这种劳作对作者的摧残是惨不忍睹的，所以，我们有望通过诗人的涅�使人类整体在时光的烈焰中永生。这是壮举，献祭，忘我，牺牲，而且完全值得。

 

四    两级游走与裂变之痛

 

彝族诗人阿诺阿布的《贵州十四行》让我前所未有地震惊。“谁失去？谁看见？谁心疼？”谁如此发问？谁使我们无地自容？他选择的磨刀声、骑手、经书、豹子、斑纹与长江、黄河、红海、黑海形成的时空对比触目惊心，但他定义了什么叫不枉此身，他宽恕并抬举了每一个出不了远门的乡亲，他敬奉了一意孤行的彝山魂灵。《大凉山》、《乌蒙山》、《哀牢山》都是彝族人的聚居地，他用两组出人意料的意象——北方的天空与羊；王府井大街与梦回家园的速度造成一种较劲：谁大？谁深？谁输？谁赢？那是五马分尸般的酷刑。答案是没有的，因为人有每时每刻的处境与心境。 另一位彝族诗人普驰达岭有大量优秀之作，“突入城市，我们就像一支迁徙的部落无以着陆。”这句叫做题记的话语用心良苦，作为国家社会科学院的年轻专家，他对民族历史的把握并不是理性十足的解剖，而是血肉与骨骼的无止境爱抚。这不仅需要巨大的激情垫底，而且需要出人意料的卧底般的耐心经营。少数民族的优秀分子作为精英打入大城市有了立足之地，他们作为个人当然是成功的，就像《木炭.彝人》，他把自己看做一块木炭，那是生命的火种，人类的生命源，也是彝族人对火的特殊感受。《诵词与玛纳液池有关》、《我用石质的呼吸仰望凤家城遗址》、甚至他的诗集《临水的翅膀》中的大量篇章都有一种独特的魅力——令历史缓缓加温、冉冉上升，重现青春之躯的性感。但这一切是以他的孤独与焦虑为代价的，这不是为了他个人，而是为了曾经辉煌的民族和期待自己的民族更加辉煌的民族精英的野心与誓言。因为其痛的价值，所以能感人至深。

 

五    民族意象支撑的世界经验

 

彝族诗人阿堵阿喜还不到三十岁，她有一种奇异的直觉，知道如何用诗歌表达人类的共同经验。《一个人的战争》很短，从祖母的祖母一直贯穿到“我”，没有人可以搭救“我”，种种让历代女人死去活来的外部冲突如今变成了“一个人的战争”，人的自我冲突，强烈的反讽力量使话语深插世界的肌肤，变成每个人的切肤之痛。《爱情》也很短，三部曲式的结构，第一部分“那些年”，以相依为命的山上土匪手中的酒碗比喻爱的力量；第二部分“这些年”，写现代人光速地爱上和忘记；第三部分“那些年”通过一个男人把苦荞粑粑给妻子的最普通方式把爱情推到奇迹的高度。第三部分是对“那些年”主题的再现与升华，而她奇妙的魔力却在于把价值还给了最普通的日常生活中最不起眼的细节。另一位 彝族诗人勒石阿扎的长诗《黑哀牢》也值得我们大力关注。我所读过的前三十个小节每节都只有只言片语，这个漂泊于中国最大中心城市的思想者已经找到了一头连接本民族生活血肉、另一头连接现代人深层心理世界的表达路径。三十个小节，每节一个主题，我从其中提取几个小节来分析一下：第一节，全封闭的黑哀牢；第二节，彝族人、黑袍、火舞构成民族特有的生存方式；第三节，种青稞，喝青稞酒，割青稞，死是唯一归宿；第十节，杀戮的不可免；第十一节，在村长（领导）的命令下行动；第十六节，世界的父姓力量；第十七节，行为是超语言；第十八节，文化中的丧失；第十九节，哲学在生活细节面前的无言与无力；第二十八节，劳作的女人……。阿堵阿喜和勒石阿扎的共同之处是用民族意象支撑世界经验，他们在艺术形式探索方面走得更远，也更容易引起普遍共鸣，有很多经验值得我们总结借鉴。相比之下，阿堵阿喜在漫不经心中制造的亲切感和勒石阿扎学者般的冷静与深奥已经形成了鲜明的自身风格。

 

 

无论是当今的汉族诗人还是少数民族诗人，甚至当今所有的写作者们都面临突破的压力。那么，当今写作的突围点在哪里呢？

 

一    主客体对峙中的价值分配

 

价值分配也就是价值的设定、判断、安置。当面对强大客体的时候，我们必须产生出更强大的主体，也就是内心力量非常巨大的作者，他们必须代表我们在客体的混乱芜杂中作出主体的选择。作者说话，就等于人类在说话。吉狄马加的《看不见的人》从不同角度写到了一个始终在暗中跟随“我”并指引方向的神秘力量，那是彝族祖灵的化身，祖灵护佑作者到永远，无论世界怎么变，作者的立场在他的母族那里。世界是中性的，价值是人类的赋予，每个作者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你能否为这个世界找到支撑的力量。

 

二    本体自觉与集体无意识神话的创建

 

歌颂民族历史、歌颂祖先业绩是民族本体自觉性觉醒的标志，也是当代少数民族作者突出的创作共性。“人们无法以实际的实践去触动历史，而只能在语言——符号——文化这一象征界限中内在地游戏历史……”（王一川《语言乌托邦》第 329页）。 佤族诗人依蒙红木为了书写她的佤山，在沧源的悬崖峭壁上伫立攀爬数月，近年来跑遍了佤族人聚居的地方，她痴迷于民族集体无意识神话的创建，为此不惜耗尽自己的全部心血。阿来之于藏族、羊子之于羌族、翼人之于撒拉族、 普驰达岭们 之于彝族， 与其说是其传统文化的守护者，还不如说是其创建者。他们在创造全新的符码系统，以承担全球每个角落必须共同分担的人群之命运。

 

三    身份与细节的大众化语象

 

细节是身份的显像，独特内心世界的反应。人们通过细节在直觉中感应身份，或者感应一种角色存在状态，清理对方也清理自己。细节应该是最有力的证据。纵观少数民族诗人们的作品，总是被其中的细节所打动震撼。细节的奥秘也许存在于人的潜意识的不自觉活动中，自然地流露或无意识地掩饰。但是诗人敏感到了反身份中的张力魅力，他们与小说家不同，小说家强调对现有身份的背叛反抗，诗人却强调着对反身份的反抗以及个人反抗的无力带来的个体分裂的痛楚。这就使得诗人们的吟诵表现为身份的挽歌与颂歌，对古老辉煌昨日的夸张性缅怀和对自身前景的深度疑问构成了一个吊诡的悬疑。这是一个无法找到答案的问题，于是，更多的诗人选择了身份抽空中的语象建设，强行对身份麻木，凌驾于时空之上人群之上，去寻找自己特有的语象。悖论无所不在。你放弃了民族的生活细节，或者你找到了今天的读者热衷的大众化意象，都只能是两败俱伤。这不仅是中国少数民族诗人的难题，也是世界文学的难题。

 

四   对垒经验模式间的新生价值点

 

反差与互救——中国当代文学的概念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 56个民族的文学交融而成的文学共同体已经成熟，不同文化、不同表达方式、不同视点与价值观念的互补成为这个共同体生命机能的活力源泉，多样性与反差性前所未有地突出，新生价值点层出不穷。交融与化生；冲突与互补；涅�与新生；对立面的纠缠之美；推拉摇移（这里借用了影视艺术术语，指的是技法的作用）对表现对象制造的距离（陌生化）；技法，节奏，角度，情调，画面创作的反常化风格化；气息与气场的捕捉；虚与实的度的把握；气韵的孕集与渲染；“通灵”（一种比喻性说法）——神性与魔性的张扬，少数民族特有的思维、情感、自然意识与客观世界的接通渠道；一种对真理性的直觉式洞察——敬仰与蔑视的同时实现——生命的至高至极体验；对人类基本共识或共同经验的寻找，价值支撑的建立，永恒价值与瞬间价值的对峙；矛盾性导致的对痛苦的实践以及对生活的忠诚必然加重的痛苦的程度；深层民族基因的打捞及物象化；民族意象与现代审美心理的接轨；

 

还有诗人真正有效的内在模式的建立……这一切为诗歌创作带来了无限可能。值得一提的是当今少数民族诗人已经建立起来四种鲜明的内在模式，即：批判模式——以是非判断为标志；反推模式——以拒绝为标志，但对不同于自身的生存方式予以包容，共存共容；杂食模式——以广泛吸收为标志，古今中外来者不拒，杂取充分营养；决斗模式——以势不两立为标志，只认可自己的存在方式，绝对排他。这些对垒经验模式间的较劲所造成的张力是文学运动的永恒动力，也是我们对中国当代诗歌发展的期待所在。

 

 

本文作者简介：

  

蔡晓龄，纳西族。1984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到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任教至今。1997年因教学工作业绩突出当选丽江地区十大杰出青年，曾长期担任丽江地区青年联合会副主席，云南省青年联合会委员。2006年加入九三学社，2007年3月起担任丽江市政协委员，2008至2009年任北京电影学院访问学者，鲁迅文学院12期高级研修班学员。现为丽江师专学术带头人，省级重点专业负责人。
 

蔡晓龄长期从事文学艺术创作，从八十年代初期起，在国内外报刊发表介绍丽江历史文化的文章数百件；出版有长篇小说《天边女儿国》、《爱不说痛》，长篇文化散文著作《古城在玉龙雪山下》、《季节的舞蹈》，二十集电视连续剧剧本《黑白战争》，诗歌集《谁能向后飞翔》，学术研究专著《利刃之欢——对西方文学的另一种阐释》；主编出版了科研著述《论现代化进程中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以丽江为例》；与同事合著出版了学术专著《中国当代学生群的社会成长研究》；与和照合作创作了电视艺术片《云南云》，获得三项国家大奖，数码电影《幽巷》获国际佳能奖；代表丽江到潮州参加中国广播电视协会主办的全国艺术片创作大赛编导创作的艺术片《回家》获得全国一等奖；完成了两届国际东巴艺术节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的文案创作；担任了电视专题片《神秘的他留人》的文案创作。2001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等五家单位曾在北京召开了纳西族作家蔡晓龄作品研讨会，中央电视台、《新周刊》杂志等媒体曾数次报道过她的事迹，《中央民族大学校友风采录》有专页介绍。在《诗刊》、《人民日报》、《文艺报》、《民族文学》、《大家》、《芳草》、《西藏文学》、《草原》、《边疆文学》、《解放军文艺》、《诗歌报》、《诗选刊》、《大西南文学》、《滇池》、《星星诗刊》、《芙蓉》、台湾《葡萄园诗刊》、美国《新大陆诗刊》、香港《文汇报》等报刊杂志上发表小说、散文、诗歌及理论文章多篇（首）。
 

2008年，在丽江市首届文化宣传工作突出贡献奖的颁奖台上，蔡晓龄是站在台上的唯一女性。
 

1995年的胃出血使她的体重降到了35公斤，接下来是漫长的治疗期。半年之后，她已经奋战在抗震救灾第一线，而且，每个中午，当同事们在强体力劳动的疲惫下酣畅午睡时，她总是在闷热的塑料防震棚里奋笔疾书，上班时间一到，又活跃在工地上…… 77天之后，纳西族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纳西族现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天边女儿国》脱稿了。第二年，她又出版了长篇小说《爱不说痛》。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等五家机构在北京联合召开的作品研讨会，使蔡晓龄正式走进了当代中国文学的视域。对于世纪交替文学转型期的云南文学界来说，那是来之不易的。
 

蔡晓龄痴迷于读书和写作。她自称“蚯蚓”，宣布自己的使命是“朝下钻，钻得越深越好”。2005年，她获得了首届丽江市文学艺术奖文学类和艺术类两项一等奖。2009年，她的《利刃之欢》获得了丽江市第三届文学艺术创作奖文学类专著二等奖。这部书受到了陈晓明、陈山、张会军、白描、施战军、孟繁华等著名学者的热切赞誉；在网络上，有读者将《利刃之欢》与曹文轩老师的《第二世界》并提，认为这是文学研究的两本必读书。
 

2008年，蔡晓龄到北京电影学院任访问学者，发起了她人生道路上的“第二次冲锋”。2009年9月，她又走进了鲁迅文学院12期高级研修班的队伍，并荣幸地成为了建国六十周年参加国庆观礼的55个少数民族作家代表之一。
 

今年三月，蔡晓龄回到了讲坛，任两个班级的外国文学课。课余时间，她依然苦读勤写，乐此不疲。如同鲁迅文学院副院长施战军所言：“蔡晓龄正在创作的两部长篇小说尤其值得高度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