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彝文是一种原生的古老文字，它不是借用和摹仿汉字的产物。彝文产生于新石器时代到铁器时代之间，经历了文字发展的必经阶段，彝文到今天应有4000多年以上的历史。

关键词：符号；象形文字；发展规律

在各民族原生文字中，彝文在其古老方面与汉文难分伯仲，对此一些学者囿于彝族社会发展程度落后于汉族的现实而产生质疑，或认为彝文是借鉴汉文而产生的。对于彝文古字的研究笔者认为，既不能随意贬低，也不能言过其实，应以客观和科学的态度来分析。

一、符号的理解

文字是一个社会的全体成员约定俗成的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约定俗成’是语言和文字的形成的根本原则，任何一种文字都是经过‘约定俗成’形成起来的”。【1】包括最原始的象形符号在内，都必须通过语言来表达概念和思维。彝族文字是远古彝族先民语言的记录，是藏缅语族语言中古老分支之一，与其他彝语支民族及藏语、羌语等语言在语音及词汇的亲缘关系上可见其相互间的古老影响。另一方面，从彝文古字本身这种符号系统的产生发展脉络以及文字的存在形式，也可看出其悠久厚重的历史。但是，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彝文是一种产生历史不长的文字。他们看法的形成一般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一些文献的记载；第二、对彝族社会发展程度的评判；第三、对彝文古字及彝族文化的认识程度。《清一统志》说“唐阿町，纳垢夷之后，隐岩谷，撰字如蝌蚪，三年始成，字母一千八百四十，号韪书。”①《滇系·杂载》说：“汉时有纳垢酋之后阿町者，为马龙州人，弃职隐山谷，撰爨字如蝌蚪。”《华阳国志》中说：“夷人大种日昆，小种日叟……论议好譬喻物，谓之‘夷经’”②《后汉书·西南夷传》中说：“冉口口夷者…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其王侯颇知文书，而法严重。”从这些记载来看，历史上对于彝族古文字的产生，汉文典籍就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对阿町，一说唐代，一说汉代。《华阳国志》中的“夷经”有人说不是彝文经书，而是“格言、譬喻”，今彝族正有“毕摩经书”遗存，如不是文字，“夷经”二字当作何解释?其实早在明代以前，彝族社会中就有卷帙浩繁的彝文文献存世。《天启滇志》称：“有夷经，皆爨字，状蝌蚪”。《后汉书》中“其王侯颇知文书”之“文书”有人疑是汉文书，今中国共产党解放全中国实行民族平等政策，办学兴教、实行义务教育，凉山彝族地区的高山地区尚有一半儿童不能读书，谈何在后汉时期掌握汉文?马学良先生说：“古代交通闭塞，语言不通，民族关系不像今天融洽，汉族语言文字不可能普及到所谓‘夷狄之邦’”，【2】254马学良先生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因此，夷狄之邦的夷者王侯以夷经而颇知文书是否更有可能?

文字的产生在彝文典籍中也不相一致，创造文字的人也不止一个。在《西南彝志》中说：彝族文字起源于父系氏族时代的原始社会末期，由“恒基阿鲁”创造，在另一处又说是由“伊阿伍”创造；在《爨文丛刻》中说武老撮之时，上帝差来的祭司密阿叠创造了文字；四川凉山民间传说中说毕摩阿史拉则创造了文字。我们如果以彝族先民为河湟间羌人进入农业定居社会为上限，【3】16也已是公元前五世纪之时。而毕·阿史拉则则是凉山曲涅支系阿尔家支毕摩，距今才24代左右，以一代人30年计，约为元初人，与文字产生年代的说法相距2000年，因而几种说法都有不妥之处，毕·阿史拉则创造文字的说法更难以为信。汉文典籍都称在汉或唐时阿町便创造了文字，怎么会在阿史拉则时才又创造文字呢?他创造的字怎么可能在其后短短的几百年间传遍川、滇、黔、桂彝区?就是传遍凉山也需时日。文字的形成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不可能是一个人在某个时间内所能创造出来的。“一种文字体系是某个民族历史上形成和调整的文字”。【4】45我们认为彝文是一种古老的文字，它也和其他民族的古老文字一样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也经历了文字发展的必经阶段：图画符号——象形文字——表意文字，并向表音文字方向发展。图画文字是历史上最古老的文字类型，彝族文字必然经历了这个阶段。“在古埃及语中，‘画’和‘写’，‘绘画’和‘文字’，‘艺术家’和‘写书人’这几个词语是相同的，——这不是偶然的。”【4】110这说明古埃及文字最早与图画的起始关系，他最早是从图画文字演变而来的。无独有偶，在彝语中“文字”(bburma)其原始的意义也是“图画”，“文字”(bburma)的整个意思可理解为“一个一个的图画”。“文字”同时与“艺术”(burbur)和“文化”(syluburbur)相同。“图画文字中用的图形往往应某一具体情况而作，本身(不同于表意符号)常具有很不稳定和多义的性质。因此图画文字不形成‘文字体系’。但它是表词字文字体系借以发展的基础。”【4】33世界上许多独立发展的原生文字都或正在延续这个发展阶段。如苏美尔文字、汉字、美洲印第安图画文字、纳西族东巴文、尔苏人的沙巴文等。彝族古文字也是这样一步一步发展而来的。所以，那种彝族古文字是借鉴汉文字创造而来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对彝族古文字符号的认识和理解基于一种合乎文字发展逻辑和文字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而不应是一种主观的臆断。

二、符号的特征

“任何一个书写符号只有根据其形式才能认出及确定。所以，如果既不考虑符号的意义又不考虑其形式，就不可能解决某一文字体系的书写符号的结构问题”【4】47彝族古文字其符号的发展痕迹具有可循性。文字符号在远古的产生阶段，符号的表示即用图画表现方式有相通性，但在后来，符号在发展过程中符号体系产生了很大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风格。另外，任何两种原生文字符号对事物的理解和具体表现方式上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就是在图画表现方面的相通性也并不能说明它们之间就有摹仿或同祖共源的关系。就以图画文字(或称象形文字)的表现手法来说，尽管地域不同、族群不同，横向间的共同发展阶段不同，但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相同阶段，人类对世界对事物的感受是处于相同认识程度相近的表达方式的。人类社会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出现了原始艺术，这些原始艺术是用一些虚线和实线条把一些动物的图形雕刻描绘在石头、骨头上，或用一些黑色原料画在洞穴岩壁上，这些原始艺术只强调这种相似性，是原始人完全凭想象力创作的图画。当原始艺术中出现比较复杂的叙述图形时，尤其是出现了顺序相连的图画或包括象征性成分和符号成分的时候，便有了图画文字产生的可能。新石器时代以后，图画(象形)文字阶段对于每个民族先民的纵向发展进程是不一致的，但感悟方式却有相同性。在象形文字阶段，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人对事物的描绘方式和感悟体验。(见附表)

文字专家认为，字母符号的典型形式是它的主要特征。如在图画文字时代，我们对事物的感悟和表达是相近的，所以，图画文字的具体内容的表现角度、范围不一样，但有相近处，有的甚至相同。如“人”这个词：苏美尔人画的是一个比较形象的人头，或一个活动的身体，埃及人画的是一个盘腿坐着的人。汉文是用简单的线条表示一个侧面躬身站立的人，古彝文象形字是一个人的脸，纳西东巴文是一个简单线条的正面人。它们的表现方法不一样，有的强调整体(如苏美尔、埃及、汉、纳西)，有的强调局部(如彝、苏美尔)；方向角度也不一样，或表现正面或表现侧面等。又如“水”字，埃及人是平视感悟到河面、海面的波纹，汉族人感悟到的是一段弯曲流过的河面，彝族人是以高处(山)看到的整个河流的形状。纳西人看到的是河流的源泉(雪山)与汇流。这些象形文字都强烈地表现了每个民族地理居住环境和个体的审视角度。这些象形文字中有的是相近的。如苏美尔人、汉人、埃及人对“山”的表达，苏美尔人、彝族人、汉族人、纳西族人、汉人对“树”的表达。有些是完全相同的，如苏美尔人、埃及人对“山”的表达，埃及人、纳西人对“月”的表达。“埃及文字的图画的、造型的性质，以及对其他民族象形文字体系的研究，表明了图画文字是象形文字的出发点。”【4】11实际上，就是到了今天，许多文字体系仍不能彻底摆脱“表词文字”(象形文字)的哪怕个别残系的成分。一些文字史学家认为，表词文字产生于某一民族的某一地区，然后由于别的民族借用而在他们那里流传。如戈麦尔(F·Gommel)和杰森(H·Jensen)提出埃及文字源于苏美尔文字，相反，洛杰奥特卡(C·loukotka)提出苏美尔文字源于埃及文字，而盖尔勃(I·Celb)提出不仅埃及文字甚至汉字(通过原始印度文字)都源于苏美尔文字。斯夫里阿诺斯又说：“苏美尔人的语言和汉语相似，他们的原籍可能是东方某地。”伊斯特林批评他们是表词文字的单源论者，但是，伊斯特林说：“与中国人相邻的民族的文字体系是在汉字的基础上产生的；中国以东是朝鲜文字和日本文字；以南是越南文字，以及中国境内缅藏语系某些小民族的文字体系(如彝，苗族等)。”【4】152陈士林也说：“彝文字汇，主要由祖传的固有字和以汉字为模式的仿制字组成。”【5】伊斯特林对朝、日、越等字的看法是对的，因为这些文字中借用了大量的汉字，包括中国古代的西夏文、契丹大字、契丹小字、女真大字、女真小字、方块壮文、南诏末期白文、五世纪前后朝鲜“吏读”文及十五世纪的“训民正音”等，都能看出借用和改造汉字的痕迹，但对彝文的看法则有待商榷。伊斯特林的认识未必客观，在彝文问题上他无形中也犯了文字单源论的错误，而陈士林的说法缺乏有说服力的材料。

目前在研究彝族古文字方面，一些学者又走上了单源论的老路，他们认为彝文是西方文字甚至世界文字的始祖，对此，本人认为应持谨慎态度。彝族古文字的古老是毫无疑问的，它不是从汉文借用或是摹仿的，也不是唐代和明代才产生的，因为这不符合文字发展的规律，也不符合实际。彝文产生的年代或许更早，但也不能肯定与汉文同祖共源的关系。语言学家戴庆厦先生说：“从文字的来源上看，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自创自造，土生土长的文字，如东巴文，沙巴文，老彝文等。”【6】语言学家马学良先生说：“彝文和汉文都属独体的音节文字，所以从形体上看与汉字很接近，但经仔细分析，似乎不是从汉字蜕变出来的。”【2】59著名学者丁文江先生也说：“东方的象形文字大抵于中国文有关。如西夏文，如朝鲜字，如日本的假名，都是从汉文出来的。我们仔细看倮倮文却丝毫没有汉字的痕迹。这是很可注意的一点。”【7】综合以上这些著名语言学家的观点和我们对彝族语言文字实际的认识和研究，我们可以说，彝文应是独立产生、自成体系、自我发展起来的。

“任何一个书写符号只有根据其形式才能认出及确定。所以，如果既不考虑符号的意义又不考虑其形式，就不可能解决某一文字体系的书写符号的结构问题。”【4】47彝文古字的符号体系与汉字的区别是明显的，尽管文字的使用频率和规范程度不及汉文，但从文字结构本身来说自有它的特色。第一，彝文字强调笔画的简单。尽管都属于表意的单音节字符号，但是彝文字一般三至四画的居多，笔画明显少于汉字，它更易书写更节省时间，从文字发展规律上说先进于汉字。第二、彝文字的书写程序是强调从上至下从左至右平向流线型的，笔画书写中讲究连贯和流畅，文字整体更符合书写规律，笔画字体不强调向四方旁逸张突，书写时圆润，轻松，如行云流水。第三、传统的概念认为，彝文强调笔画的流畅，弧线的圆润和优美，不讲究笔锋和笔画的粗细，强调一致性。所有这些都是彝文古字在符号特征上与汉文的不同。

三、历史的因素

今天中国的汉族社会是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发展过来的，汉族文字的发展也大体符合这种历史发展进程。中国的许多少数民族在中世纪或近代甚至是解放时期还处于原始社会或氏族部落时代，他们许多人是在外力影响下人为地进入了封建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这使他们失去了相应历史阶段应产生的(如果可能的话)和拥有的(如果有)文字发展阶段，从而采用了其他民族的文字。如七世纪用梵文字母创制产生的藏文以及后来的于阗文、焉耆——龟兹文、四种老傣文，及参照藏文创制的八思巴文。但是，与中原王朝争夺不激烈或与其他民族宗教、军事关系不密切、交往程度不深的民族，他们便保留着与他们民族发展程度相适应的文字体系。从社会发展状况来看，汉字与汉族社会相适应，而以有一定亲缘关系的彝、藏、纳西三个民族来说，藏族社会已进入封建农奴制，凉山彝族是奴隶制，川、滇交界的纳西族(或摩梭人)是母系氏族制。藏族使用的藏文先进一步但是从社会发展历程记录的活化石婚姻制度来说，彝族人很早就已实行一夫一妻制，而藏族社会至今还存在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的现象，这显然是普那路亚婚(族外群婚)的痕迹，如果假设他们有原生文字，也应是一种象形文字后期表意文字初期阶段的文字。所以，可以推断其文字也只能是借来的，并借助了印度的佛教(人为宗教)文化，把整个社会带人了封建农奴社会。纳西族是还没有接触汉族封建文化的族群，他们拥有相应的东巴文，所以，整个社会也还处于母系制。从婚姻制度的存在方面来看，彝族人可谓先进一步，故在文字表现上，彝族人也相应拥有表意向表音发展的原生彝族文字。

婚姻制度和婚姻形式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社会现象，他本身体现出一种社会发展进步的状态。这种进步状态正是与文化的发展即文字(原生的文字)的发展状况大体一致的。如彝族奴隶制社会拥有象形成分又有表音倾向的表意文字(老彝文)，母系氏族的纳西族拥有图画文字并已有表意倾向的象形文字(东巴文)，藏族拥有的先进的表音的藏文(梵文字母)并不能代表他们原生文字发展的状况，因为它是受印度佛教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这可谓是典型的传播学模式。从这种思维方式来看，如果说文字由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产生，而彝族社会由公元前二世纪末进入阶级社会，那么，彝文的产生至少有2200年的历史。【3】57恩格斯说：“从铁矿的熔炼开始，并由于文字的发展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度到文明时代。”【8】如果说文字一般由新石器时代到铁器时代产生，从四省区彝文典籍所记述的内容分析，从格莫阿尔，阿查阿告颇和武老撮时代计，距今约100代，应有3000年历史。然文字非一人所能创造，如果以武老撮为收集整理者，文字的产生年代至少还应向前推进1000年，那么彝文的产生应在4000年(包括图画符号阶段)前左右。【2】246

还有一个现象可以间接证明彝文的古老：彝族文字越古老其字体越一致，词汇也越相同，文字也越简练(到六祖分支为止)；越离现代近，反而文字符号越有差异，越有复杂和原始的表现，这是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如石林一带有些文字象形的成分更浓，笔画朝几何方向发展更明显，而贵州则又摹仿汉字隶体字形或仿楷体表现，这一个方面说明，彝文因没有统一的政权，被山川阻隔，交流更少了，象武老撮、伊阿伍、密阿叠、阿苏拉则一类对文字规范的人少了；另一个方面说明，各个地区周围社会环境有异，受影响也不一样，彝族人中受汉文化影响深或本人就掌握汉文化的人，他们有意无意的在用汉文化改进彝文，如贵州大方的彝文翻译世家罗氏家族。而一些地方尽管周围被汉族文化包围，其文化仍顽强的存在着，但毕竟孤立无援交流困难，只能自己生存自己发展着。彝族人口密集外族影响小的地区，如凉山、武定、禄劝等地，文字的变化就不大，甚至保持着原貌。所以，文字的发展状况与历史的因素是密切关联的，文字的存在方式与社会的发展进程是相一致的。

四、工具和材料

其实文字的书写工具和书写材料与文字的符号形式及存在方式息息相关，反映着产生文字环境的地理风貌。甚至还决定着文字的延续和消亡。书写工具和书写材料的变化也决定着文字符号形体和风格的变化。许多文字学家都认为“书写材料对文字的字形有很大的影响。在许多方面，材料也事先决定了书面文献的成形”。【4】116埃及文字最古老的文献所用的材料常是石板和骨片，到埃及“古王国时期”纱草纸已成了主要的书写材料，作为历史上专门制作用于书写的第一种材料，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决定了埃及典籍的形状——手卷。而苏美尔文字逐渐失去图画性质，变成约定的楔形线条的组合体(公元前3000年中期)，人们认为是因为书写工具和技术的改变。由削尖的芦苇杆在泥板上“画”符号过渡到三角形尖头芦苇杆在泥板上压刻出符号，这无疑大大促进了苏美尔字变成楔状笔画的结构。中国古代的文字也是由图画变成象形字，而成为约定的符号。他们是用刀在龟甲、兽骨上刻字，后又发展成竹简木简，后又发明了纸和毛笔。这就决定了汉族文字及文献的发展。毛笔的使用也改变过去的单一线条而变得粗细有别浓淡有致，从而形成了笔锋和写体，汉族因此产生了一门专门写字的艺术——书法。彝族古文字在使用石刀、骨针和金属刀时是刻写在兽骨、石块、陶片上的，这从今天毕摩占卜用的牛、羊肩甲骨及大量岩画中可以看出来。后来使用竹笔、木笔后又写在羊皮、木块上，今存在的羊皮书轴和毕摩鬼牌，军事上的司洛莫(木质令牌)还可以看出一些痕迹。后来又使用绸缎和纸，墨水的材料也从岩粉、木炭、生漆发展到使用动物的血及锅烟和油泥相掺和做成的墨，甚至使用蓝腚等染料。笔使用最广的是削尖的竹笔、木笔，墨最有代表性的是动物血，有些驱鬼的毕摩经书相传是用人血写成的。所以古彝文的书写形式形成了现在均称、简练、鲜明的特色。但彝族古文字及文献因其无记时记年记作者的习惯，以及使用书写材料的易腐蚀性，游牧迁徙的生活习惯，加之南方潮湿闷热的气候等都给彝族文献的保留形成了困难，从而使我们对彝族古文字历史状况的认识模糊不清，并在对此的研究方面也形成了一定的障碍。

附表：

注释：

①《清一统志》卷四八四。

②(晋)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

参考文献：

[1]梁东汉．文字[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9．

[2]马学良．彝文和彝文经书[A]．彝族语言文字论文选[C]．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

[3]方国瑜．彝族史稿[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

[4][苏]B·A·伊斯特林．文字的产生和发展[M]．左少兴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5]陈士林．彝语简志[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217．

[6]戴庆厦．语言和民族[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80．

[7]丁文江．爨文丛刻·自序[A]．彝文文献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19．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