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伍精华

   2015年，在金色的十月，回冕宁探亲，参加彝族年。

这一年，对于我来说，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在外求学、工作几十年，才回到熟悉而陌生的故乡冕宁。从冶勒，彝海、哈哈，城厢镇，石龙镇，沙坝镇、一直到红色冕宁纪念馆......循着爸爸的足迹，走遍了冕宁的山山水水。这里的每一寸土地似乎还有爸爸的气息。

感谢老乡陈云庚老师特地从西昌赶来参加我探亲和过彝族年的活动。汽车在忠华哥哥熟练地驾驶下，沿安宁河缓缓行驶，陈老师仔细地跟我讲，安宁河畔沃野平畴间，一个个汉族村庄的来历和特征。有关明清移民的故事和安宁河流域的屯堡文化。

陈野苹伯伯

汽车穿过冕宁县城，陈老师遥遥地给我指了三分屯村，那是陈野苹伯伯的家。陈老师提到许多小街道，小巷子，祠堂，会馆，故事......还谈到安宁河，和安宁河畔美丽的樱桃园（复兴十里樱桃长廊），还有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陈老师的话题，让我想起自己多年不曾回去的，在北京的第二个家。1977年，我以甘洛县状元的成绩考上中央民族大学。后来，爸爸也调到北京工作，我们家就从成都搬到了北京。刚到北京，我就认识了陈伯伯。

记忆中的陈伯伯英俊、聪慧、纪律性强。他非常繁忙，但十分慈祥。他知道我和爸爸在文革中遭遇迫害。因而对我非常关爱。爸爸和他无话不说。陈伯伯邀请我参加他家里的春节燃鞭炮仪式，就在家里楼下的单元门口，至今记忆犹新。

在陈伯伯家，还得到伯母的关怀。在家里吃饭时，她将巴奇、晓田两个哥哥和都都小妹介绍给我认识。在地处黄河以北的北京，在辽远的北方，第一次闻到了家乡四川特别是冕宁老家的乡土气息。陈伯伯讲话的口音和爸爸相似，这样的冕宁方言，这样的用语使得我和陈伯伯毫无距离可言。

记得80年代的陈伯父家里的儿子我的哥哥，及都都妹妹全家都是那样的欢迎我们父女。当爸爸和陈伯父有话要说时，我就会观看电视转播的女子排球赛。高兴时我会忘记了做客的身份，站起来大声为中国队加油呐喊，惊动全家的安宁。陈伯伯会停下与爸爸的谈话，和爸爸一起来到电视机前询问：“哪家赢了？”

后来，我到国外去读书。1991年，回到国内做调查。调查完成后，回到美国准备博士论文写作。在艰苦的博士论文写作期间，得到陈伯伯去世的消息。

1999年，从新大陆美洲回到旧大陆的亚洲香港教书，陈伯伯已经离开世界5年。物是人非，唏嘘不已。

廖志高伯伯

汽车沿安宁河转过几个弯，就到了石龙镇，廖伯伯家的村子就在前去西昌的108国道左上方。

记得1972年，妈妈在成都治病期间，邀请了郑英阿姨来家做客。妈妈和郑英阿姨走得近，两位的脾气相近。他们的情感是革命的情谊加上在一个系统工作的情谊。妈妈费心准备饭菜邀请阿姨，郑英阿姨只是夹了一点点菜肴。大部分时间在与妈妈谈话。妈妈和郑阿姨也是无话不说。

廖伯伯就不一样，比较严肃。 他坐在椅子上，爸爸会站立在旁边，不会轻易坐下。廖伯伯会说，坐下，这样爸爸才会坐下。从爸爸对廖伯伯的尊敬可以看出，爸爸珍惜，尊敬，热爱这些建国英雄。

廖伯伯深沉，郑英阿姨外向。都喜欢下辈，心痛我们。“伍呷、伍呷”，廖伯伯叫我的声音是冕宁口音，相似于我哥哥伍文才州长的声音，也相似于瓦扎木基州长，我的姑父的声音。一听到冕宁的声音就感到特别温馨。我爱冕宁也是因为这些老人们给我的留下的温馨记忆。

廖伯伯对我来说，不是简单的汉族前裴，我认为廖伯伯和陈伯伯就是家人，不是外人，不是汉族，也不是彝族，是我的家人。

 2000年我在密西根执教时，廖伯伯走了。廖伯伯和我们家一样，都是妈妈先离开，之后爸爸离开，都是在一年以内就夫妻相继离开。

06年和07年，妈妈爸爸相继离开后，我自己与廖家和陈家的联系很少。2015年看到晓田哥哥和晓村哥哥回忆家乡的论文出版，在红色冕宁纪念馆看到陈伯伯和廖伯伯的事迹，游览了他们出生的地方，我也就更加想念爸爸，更加想念爸爸的两位异姓哥哥。

两位前辈是榜样。有这样值得信赖的汉族伯父们，有这样关心我们前进的前辈，我就更加喜欢自己的老家冕宁。

参加2015年IUAES年会论坛的部分中国学者合影

   2016年，在克罗地亚召开的IUAES年会上，冕宁乡土学会有关“美国感恩节和冕宁七月半对比研究”的论文和冕宁彝海结盟纪念馆、长征纪念馆、红色纪念馆等三个红色纪念馆的论文在我主持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年会论坛上交流，获得国际学者好评。国际学者觉得冕宁的案例具有联合国智库级别“民族团结”案列意义。我略感欣慰！

 爸爸和两位伯伯都是睿智的，有奉献精神的，给冕宁的民族团结做了榜样的前辈。

谨以此文怀念三位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