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桑凉山，悠久彝族，在这片土地上，彝族人上演过多少兴衰起落的传奇。然而，无可否认的是，在几千年的变迁中，彝族人长期停留在落后的生产力发展阶段，广大彝族人民的生活水平及地位均比较低下，彝族人民创纪元的跨越就是中国共产党带来的解放。在解放之后，广大彝族人民才真正翻身当家做主，摆脱了历代统治者和统治阶级的剥削镇压，远离了纠缠不休的民族矛盾和彝族内部的打冤家械斗，过上了和平富足的日子。在这其中，部分先进的彝族人物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引领广大彝族人民走上了正确的道路，为国家和民族的团结进步作出了突出贡献，瓦扎木基，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代表。

从一个普通的彝族人，到掩护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先进彝人，然后参加地下党革命组织成为共产党员，为迎接凉山的解放潜伏斗争，再到解放后作为凉山彝族的杰出代表，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其他国家领导人接见，成为西昌区专员公署副专员、凉山彝族自治区政府主席、凉山彝族自治州州长、凉山彝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主任。瓦扎木基，在一辈子的革命生涯中，历经凉山解放、剿匪平乱、民主改革、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几个阶段，在他身上折射的，就是凉山和凉山彝族一步跨千年的发展轨迹。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战斗，但有属于他一个人的荣耀。

被共产党吸引的年轻人

在20世纪四十年代初，在凉山这样交通文化较为落后的地方，了解共产党的人并不多，更不要说是彝族人了。但是，从那时起，瓦扎木基就已经下定决心跟着共产党走了，因为，他听说，中国共产党主张民族不分大小，政治上一律平等，为解放穷人闹革命，因此，他冒着生命危险加入了地下党组织。

光凭一个听说肯定是不够的，在接触并加入地下党之前，更年轻的时候，瓦扎木基就已经被共产党吸引了。1935年红军过凉山经冕宁时，沿途粘贴标语，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特别强调民族团结、民族平等。在朱德署名的布告中这样说：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弟兄骨肉，可恨四川军阀，压迫人民太恶毒，苛捐杂税重重。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来川西，尊重彝人风俗，纪律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厘，粮食公平买卖，价钱交付十足，望我彝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清除，设立彝人政府，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负，希望努力宣传，特此广为公布。

当时年轻的瓦扎木基也看到了，无论走到哪里都记下标语上的话来细细体会。而除了标语之外，他自己所看见的，和身边的人对红军的评价也更让他对领导这个部队的共产党充满了好感。

红军过冕宁时，无论在汉区或彝区，不仅不像国民党和其他军阀的军队那样抢占民财，还主动给遇到的人发钢洋、布匹，甚至还有给枪的。红军走泸沽经冕山到小相岭这条路上有瓦扎木基的亲戚居住，瓦扎木基的爷爷就是在那里出生的。红军来时，因为不了解，他们都跑上山去躲避了。红军过夜到他们家里居住，离开的时候写了条子交代并把钱留在家里，还给他们家里砍了很多柴，挑水把水缸装满，还给关着的牲畜喂水，并把卫生打扫得干干净净。

在越西，瓦扎木基也有亲戚和熟人，红军过那里时，有一家姓陈的全跑了，一个老头在帮他们看家。红军走后，瓦扎木基和他摆谈，他说“这些兵怪得很，对人说话好客气，温和得很。”他看到有个战士报告连长，准备把桌子上的几张纸拿去写字用，连长都不准他动，就连地上掉了点草草都要捡干净才走。

红军对待百姓的关爱和纪律的严明，就像一个播种机，在瓦扎木基的心理种共产主义的革命种子。几年以后，当冕宁的地下党组织发展起来后，瓦扎木基终于投入了梦寐以求的组织的怀抱。

潜伏的彝族地下党员

1943年，瓦扎木基找到中共冕宁地下党后，受到党的基本知识、革命理论教育和党组织的培养。1944年，中共冕宁地下党组织根据毛泽东主席"对于地方保甲团体、军事团体，应广泛地打入之"的指示精神，瓦扎木基被安排为冕宁县苍溪实验第二保保长，1945年任冕宁县参议会候补参议员，并以冕宁县省立民族（边民）小学教员等身份进行党的各项秘密活动。

在利用边民小学教员身份期间，瓦扎木基曾疏通当地的乡长假枪毙被抓的游击队员，说是要亲自枪毙，实际上趁天黑时在田野里鸣枪，做做样子，然后杀羊款待游击队员后，将他们放走。第二天回报反动派县长时说按他的要求已经将游击队员枪毙了，好多人都听到了枪声，挽救了不少革命同志的生命。

1949年5月份，冕宁县工委成立，由于瓦扎木基在家乡拥有一定的人脉资源和影响力，加上彝汉团结工作做得比较好，冕宁县工委就设在瓦扎木基家附近，大部分地下党员都住在他的家中，由他提供食物和掩护。当时，他曾豪迈地向县工委的领导保证“在生活上，只要有我吃的，你们就有吃的，我吃什么，你们就能吃什么；在对敌斗争上，我活你们活，要死我先死。”因为瓦扎木基家地处深山老林，加上有一定群众基础，敌特不敢轻易动武，因此当时在冕宁地下党内有一句流行的话“你有县政府，我有深山老林。”

县工委成立后，趁宁属靖边司令邓德亮和副司令孙子汶互相倾轧打战的时候，地下党广泛开展统战工作，发动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利用党员邓明鸿与邓德亮的家门关系，组织一个营的武装群众并打入靖边司令部任直属营长，掌握了部分武装力量。这个营建起后，开了个群众大会，对外公开宣称是联防组织，实际上是共产党的武装力量，瓦扎木基任其中一个排的排长。

由于保密工作到位，瓦扎木基的村邻、亲戚和家支成员都不知道他的身份和地下党在他家开展工作的情况，就连他的妻子都不清楚。1950年解放后，地下党组织和他的党员身份公开后，他的家属和叔伯兄弟大吃一惊，不少人跑来跟他说“你胆子真是够大，当时如果暴露了，不仅是你本人要被杀掉，还会株连全家族，不知道多少人头落地呢，幸好你的选择是正确的，现在共产党来了，我们就不怕了。”

1949年冬至1950年初，国民党势力在中国大陆已经基本溃败，而凉山地区仍是国民党残余势力企图反扑的大本营，局势紧张，因此地下党的工作也更为艰难。当时在瓦扎木基家里的冕宁县工委连重庆、成都解放的消息都不能了解。1950年3月29日中午，他们正在瓦扎木基家里研究工作的时候，突然接到了上级组织的电话“你们都在家里？不用搞秘密工作了，冕宁县昨天就解放了，西昌、冕宁现在都是共产党的天下了，请你们下山进城来！”当他们到达冕宁县城的时候，满街所见都是解放军。历经各种危险的潜伏后，他们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首任凉山彝族自治州州长的诞生

1950年3月，冕宁、西昌等地解放后，相关工作陆续开展。4月份，冕宁成立共产党领导下的县政府，瓦扎木基被任命为副县长。当时，历经多年战乱，面对国民党和军阀留下的烂摊子，财政极为吃紧。县委和瓦扎木基商量，看能否由他出面到彝族地区宣传下，征集些爱国公粮。瓦扎木基认为征爱国公粮是好事，但遇到这兵祸陈结的灾年，人民粮食紧张。他说“我昨天来的时候，马房沟街上，彝族的女娃儿十几个人一路，一个人背一个口袋在扯野菜，他们生活也很困难。”

县委听后才知道彝族地区同胞生活如此艰辛，就不再征集。这件事不知怎么传出去后，不少彝族人都说，有的人当官瞒上欺下，瓦扎木基不一样，是个晓得为百姓考虑的人。大家又议论纷纷，为什么瓦扎木基的话起到那么大的作用？政府又为什么要听他一个副县长的话？说来说去，还是因为他是共产党员，因为政府是共产党的政府，都是为人民服务的，不会给人民添加负担。

1950年12月26日至31日，在西昌隆重召开了西昌区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以时任国家民委副主任刘格平为团长的中央访问团及西康区党委副书记秦力生等到会并指导工作。秦力生代表西康省人民政府宣布西昌区专员公署委员会正式成立。1951年6月11日，经政务院第87次政务会议通过，周恩来总理任命梁文英（解放西昌的62军184师政委）为专员，瓦扎木基等其他四人为副专员。这是瓦扎木基第一次被中央正式任命，成为当时凉山地区最重要的彝族领导人之一。

1951年4月16日至22日，昭觉县彝族自治区第一届人们代表会召开，到会代表308人，成立了昭觉县彝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县级），下设昭觉、美姑、布拖、灯厂四个区，会上，瓦扎木基被选举为县长。

1951年冬天，西康区党委向西南局呈报建立凉山彝族自治区的方案。1952年4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以政政李字44号文批准，从西昌专区分出设置相当于专区级的凉山彝族自治区，自治区政府设在昭觉，辖昭觉、美姑、金阳、布拖、普格、喜德、普雄七县。并责成中共西昌地委、西昌军分区、西昌区专员公署帮助把凉山彝族自治区及各县的党、政、军机构建立起来。因此，从西昌专区抽调大批干部，在西昌组成凉山工作队，在西昌经过集中学习安排后，于1952年8月10日出发，分赴凉山彝族自治区首府昭觉及新建各县开展工作。

经过紧张筹备，1952年10月1日至7日，在昭觉召开了凉山彝族自治区各组各界代表会议，代表329人，成立了凉山彝族自治区协商委员会，协商选举瓦扎木基为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1955年4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年）》规定，改凉山彝族自治区为凉山彝族自治州，改自治区人民政府为自治州人民委员会，选举瓦扎木基为州长。

凉山彝族自治区（州）是我国第一个地区一级的民族自治地，它成立的喜讯传开后，凉山一片欢腾，不少彝族群众穿着民族服装，载歌载舞，奔走相告“我们有了自己政府”，纵情歌唱“凉山是我们的家乡，自治政府由我们自己把家当”、“金沙江水流向远方，没有共产党毛主席的恩情长。”

为凉山革命及建设奉献一生

解放后，凉山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清匪剿霸、平息叛乱和民主改革及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这方面的事迹，瓦扎木基个人谈话中主要都是讲述别人的事迹和功劳，鲜少提及自己。因为他认为，相较已经牺牲的烈士同志们，和仍在投身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同志，自己的付出和功劳微不足道。比如，凉西重新合并后，盐中区所所在的河西准备建镇，他提出建议“丁佑君同志在这里为了革命事业壮烈牺牲，那就如志丹县那样，建镇就叫佑君镇吧。”在他的建议下，佑君这个名字在河西永远地流传了下去。

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瓦扎木基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对革命事业矢志不渝，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了凉山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他是凉山地下斗争、民主改革、政权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见证人、实践者和领导者。他的一生见证了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和解放前后的凉山历史，他被称为“凉山历史字典”。

他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无产阶级党性原则，一生追求真理，坚持实事求是，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他具有共产党人的高尚的思想品质和道德情操，襟怀坦白，光明磊落，维护团结，顾全大局，一生为加强自治州各民族的团结，为民族事业的进步和发展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他谦虚谨慎，待人宽厚，功高勋殊而不自矜，是令人尊敬的长者，为人亲和的领导。他视党的事业为生命，始终遵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工作民主，作风深入。几十年革命生涯中，他坚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走遍了凉山的山山水水，认真开展调查研究，制定正确方针政策，带领全州广大人民群众艰苦奋斗，改变家乡贫困落后的面貌。他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事事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严格要求自己的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参加工作几十年，直到离休，从不要专车，更没有豪宅，拒绝接受任何礼品，更不要组织任何照顾，至今他八十多高龄的老伴仍住在一套简朴的房子里，每个月领取着极少的生活补助，子女们个个是自食其力的普通工作人员。他是一个一生只讲奉献，不求索取的优秀党员；一个一生甘于清贫，淡化物欲的干部典范；一个一生人品贵重，却始终坚守平凡的人民公仆。他用自己的赤诚、智慧和人品在人生中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赢得了全州各族干部和全体人民无限的崇敬和爱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