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彝族文化脉络看彝学文化名人的作用

（红河州彝学学会 师有福）

编者按：作者在40多年的彝族文化研究实践中，通过梳理彝族文化脉络，面对当代彝族文化发展繁荣使命，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彝学文化名人”的概念。为彝学明天的繁荣和彝学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请关心彝文化的读者与本网联系或直接与作者提出宝贵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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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彝学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就;由于彝学研究内容的庞杂,加上长期以来彝族自观学术共同体内部尚未形成一种交流与对话的合理机制,导致中国彝学研究总体上呈现出各学科无系列化，综合发展没有整体化。对于彝族学者而言,我们应当认识彝族文化发展脉络，加强彝学和彝学过程研究。明确彝学文化代表人物对推进学科发展的作用，树立看齐意识、标杆意识，进一步推动中国彝学学科的完善,为彝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科学严谨的智力支持。

一、彝学与中华文明命运共同体

在中华民族百万年人类活动史、万年文化史、五千年文明史的悠久长河中，彝族继承了中华远古文明的文化血脉。世界六大古文字之一的彝文与甲骨文同源异流，在太阳神崇拜基础上创造的彝族十月太阳历与中国古老十天干纪日，以月亮神崇拜基础上创造的彝族十二兽历与十二地支太阴历，彝族的四方五位、雌雄八方与道家四象八卦的渊源关系，都说明了彝族文化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一种文化，其源远流长的脉络与华夏文明息息相关。

在博大精深的彝族文献中，从彝族文字是女氏族首领创造的信息来看，汉字是黄帝史官仓颉创造，仓颉创造文字后“天雨粟，泣鬼神”。汉字从上到下、从右向左直书，彝文从左到右直书。彝汉文书写形式构成阴阳对称体，与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女娲创造人类的阴阳合体神话图近似。在东南部方言流传的《公书》《母书》中，彝文书被统称为“尼阙苏”，意为“夷羌书”；汉文称为“些塔呢”，直译“夏唐语”，意为“夏唐人语”，近似于用《论语》《诗经》类统称汉书。这种把彝书说成“夷羌书”，汉书说成“夏唐人语”的分类法，说明彝族文字与汉文在中国古老图画符号或刻画符号以后，就出现了分支。彝文以图像符号为主、文字勾勒为辅形成一整套文字系统，成为现在以弧线为主、直勾协同的独体表意音节文字。汉文由于融合部族日益增多，为了满足不同区域部族语言应用，遂向左右结构或上下结构的表意字方向发展。

彝族部分先民在炎黄时归为“三苗”序列，秦朝被称为“賨”，读音Cong.与今彝族称“人”为Co 同音。汉时统称为“蛮”，按地域方国分滇人、昆明人、夜郎人、哀牢人等，魏晋时期依发展层次为“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按彝汉语对应规律，“昆”“叟”既彝语的Pop  Zzap. 汉字近音“颇”“然（浊音）”。南北朝及唐宋时，称为“爨”或按东西区域称乌蛮、白蛮，元明时期称为“蛮”“倮”“夷”。清乾隆五年十二月，云南抚都院下发的彝汉文“特示”中，彝族归为“苗民”系统夷、倮种类。

彝族历史文化在中华民族融合的悠久长河中，展现出自身的演变脉络。彝族先民杜宇在蜀地遇洪水南迁，与自称“沃罗擦（哀牢人，彝族文献乾隆抄本《三十六卦经》）”的人融合创造古滇文化。汉武帝凿昆明池练水军，征伐西南，公元前111年设牂牁郡，前109年设益州郡开始，彝族故地滇、夜郎、哀牢、昆明等地融入中华版图，彝族历史开始与中央政权紧密相连。蜀汉时彝族首领妥阿哲协助武侯诸葛亮积粮通道，平定南中。彝首孟获受招抚，率万余劲卒入蜀抗魏。

唐宋时期是彝族文化自觉度特别高的时代。以彝族为主的南诏国在定期向大唐贡演南诏俸圣乐的同时，在涉及治地的今缅甸北部、越南北部拓展彝族文化。元跨革囊平云南，设立爨僰军军事集团作为维护地方稳定的军事组织，在戊边屯垦和统一南宋活动中，又把彝族文化带到各地。为中华大一统形成作出贡献。明清时期是中华民族大一统的融合巩固期，从元朝的土目到明朝清初的彝族土司，为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巩固发展积极努力。

鸦片战争以后，彝族人民与其他各民族一道，为中华民族独立而抗争。哀牢彝雄李文学起义，光绪年间援越抗法，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河口起义等，为推翻腐朽清政府血撒江河。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等历次大的历史潮流中，彝族人民站在国家命运角度参与了社会变革活动。1928年云南第一次党代会在滇南蒙自彝族山村查尼皮召开，红军长征时期，彝族首领果基小叶丹与刘伯承结拜，红军顺利渡过大渡河。这些辉煌历史已载入史册。

从三星堆文物承载着彝族文化内涵，武王伐纣时有彝族先民卢、濮等部参与的情况看，彝族先民早在三千年前就在中华文化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

汉文献记载方面来说，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开了彝族文化记载的先河。《后汉书》白狼王唐蕞“慕化归义诗三章”，晋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唐樊绰《蛮书》，及《元史·地理志》，师范《滇系·杂载》等。对彝族文化有了具体记录。

二、十九世纪彝学受到国内外高度重视

国外学者从13世纪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到彝区游历，在其所著《东方见闻》中，记述他所访问的建都州（今四川凉山）和云南大理的所见所闻。

鸦片战争以后，东方帝国门户被打开，英法美等国传教士为开拓文化殖民地，在彝区传教，从语言文字、民俗信仰、家庭结构、生产生活等方面对彝族民俗、社会历史进行调查介绍。十九世纪中叶，法国传教士由越入滇传教，先后在云南石林、弥勒、泸西和凉山、毕节地区以传教为名，大量调查彝族文化，并向海内外介绍彝族情况。法藉汉名邓明德在传教期间，著有《云南彝族文字研究》《彝语语法》，特别是铅印《法倮字典》影响较大。

三、二十世纪初至改革开放是中国彝学形成时期

这一时期，彝族社会形态、民俗文化、语言文字受到专家重视外，彝族文献翻译也进入了学者视野。

1928年，地质学家丁文江在率队调查凉山、毕节等地地质情况时，组织人员翻译彝族文献，刊印《爨文丛刻》，首次用注音、字译、意译的形式，翻译推介彝族文献内容。凉山彝族首领曲木藏尧（汉名王治国）编纂了《西南夷族考察记》。马长寿著有《凉山罗夷的族谱》《彝族古代史初稿》。彝族土司岭光电于1937年在治地自费办学，开发彝族民智的同时，著有《雪族》《古侯传》《跋玛特依》《教育经》。

20世纪40年代，云南地下党安排进步学生和教师进入边纵核心区弥勒、石林等地，收集民间文学。1945年，光未然（张光年）收集的创世史诗《阿细的先鸡》由昆明北门书屋出版社出版。日本学者白鸟芳郎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了《父子联名制与爨氏的谱系》《西南中国》等。杨成志出版了《罗罗族巫师及经典》《罗罗太上消灾经对译》。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是彝学形成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中央民族慰问团对彝族地区进行慰问，政务院第四工作队深入彝区进行民族语言文字调查、民俗文化调查，大量收集第一手材料，为以后的研究打下了扎实基础。费孝通、马学良、戴庆厦等人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这个时期，彝族文化得到广泛交流宣传，彝族山攸腔进京演出，阿细跳月随中央慰问团到朝鲜向志愿军慰问演出，也前往波兰华沙参加世界社会主义国家青年联欢会。黄铁、杨知勇等人深入石林收集整理的叙事史诗《阿诗玛》，于1954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楚雄调查队收集整理的《梅葛（彝族史诗）》，1959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杨丽坤主演的《阿诗玛》电影，成为几代人的文化记忆。

1960年，由冯元蔚收集主持整理的彝族创世史诗《勒俄特依》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彝族文献翻译方面，毕节彝文翻译组于1955年至1966年翻译出版《西南彝志》《水西全传》《笃慕史记》等文献。

这一时期，由于受到社会大变革影响，彝族文献流传至海外最常见时期。台湾国立图书馆、大英博物馆，及法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地保存的彝族文献，大部分是这个时期带走的。

四、改革开放为彝学学派的诞生提供了政治保障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通过讨论，打开了解放思想的大门。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经过一系列拨乱反正、恢复民族工作部门，为彝学学派的形成提供了政治保障。

1980年以四川彝文为基础规范的彝族文字得到国务院批准使用。1981年，在国务院副总理陈云亲自抓的古籍抢救工作方面，国务院下发文件提出“救书、救人、救学科”以来，中央民族学院、西南民族学院、云南民族学院先后举办彝族文献古籍专科班或恢复彝语文本科班，培养了大批人才。楚雄州、凉山州、红河州、中央民族学院、西南民族学院等单位先后成立了彝族文化研究事业单位。1983年，经国家民委和文化部批准，在云南民族学院召开滇川黔桂彝族古籍协作会成立大会；1985年云南彝学会成立。同时，毕节地区加强了彝文翻译组的力量，赫章、石林、宁蒗、峨山等县相继成立彝族古籍翻译组。四川、贵州、中央民族学院等相继成立彝学社会团体。彝学有了组织保障、社会协作体系。

1985年，云南人民出版社社长陈志芳以楚雄彝族文化研究丛书为基础，依据刘尧汉《彝族天文学史》（与卢央合著，1984年云南人民出版社版）和《中国文明源头新探·道家与彝族虎宇宙观》（1985年，云南人民出版社版），在云南日报头版发表《论中国彝族文化研究学派的诞生》，标志着彝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诞生。“文明源头新探”提出了金沙江流域是中华文明起源地之一，与传统的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形成互补，间接地推动了国务院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的启动。

改革开放以后，彝学研究从学科单项研究向丛书过渡，专业研究向综合性比较研究发展。其间，据不完全统计，各学科的代表作品有：

郭思久、陶学良整理、施学生讲解的创世史诗《查姆》，1980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方国瑜《彝族史稿》，1984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陈士林《彝语简志》，1985年出版。

刘尧汉、卢央《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历》，1986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卢央《彝族占星学》，1989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李冬根、贺廷超《彝族医药史》，1990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陶永富、戈隆阿弘《彝苗象形医学》，1996年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

马长寿《彝族古代史》，198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魏治臻《清实录彝族史料集》，1989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马学良《彝族文化史》，198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陇贤君《中国彝族通史纲要》，1993年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

阿子阿越《彝族医学》，1993年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出版。

王敏、朱琚元《楚雄彝州本草》，1996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李力主编《彝族文学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年出版。

杨怀英主编《凉山彝族奴隶社会法律制度研究》，1994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师有福主编《中国彝族十月太阳历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6年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

伍雄武、普同金《彝族哲学思想史》，1998年北京民族出版社出版。

张建华《彝族社会的政治与军事》，1998年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

戴庆厦主编《彝语词汇学》，1998年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

谢本书的传记文学《龙云传》《卢汉传》《张冲传》，也在这个时期出版。《张冲传》《中国彝族通史纲要》，于1993年11月6~至9日在弥勒召开的“中国彝族十月太阳历学术研讨会暨《张冲传》首发式”开幕会上举行发行仪式。

1988年由国家民委牵头、民族文化宫具体负责的全国彝族服饰旋回展，在展览基础上出版了六大方言区彝族服饰图案的大型画册《中国彝族服饰画册》。

马学良主编《增订爨文丛刻》四卷，马曜《云南各族古代史略》，李绍明《凉山彝族奴隶社会》，何耀华《凤氏本末签注》和左玉堂主编的《彝族文化大观》等，也在这个时期出版。在国家民委中国少数民族大辞典系列丛书带动下，《楚雄彝族自治州彝族志》《红河州彝族志》也相继出版。以滇川黔桂彝族古籍协作会名义组织编纂的《滇川黔桂·彝文字迹》，陈英主持的《规范彝文字典》等工具书，也在这个时间出版。

至今，由中央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云南民族大学、贵州民族大学，在培养彝族文化人才的同时，开展了大量的文献抢救工作和社会田野调查。云南、四川、贵州省民族古籍办在轮流组织举办“滇川黔桂彝族古籍协作会”的同时，指导地方抢救翻译出版彝族文献。各地彝族文献翻译出版、村落及支系田野调查书稿的出版，为彝学研究升华提供了人才储备和资料积累。

五、二十一世纪是彝学全面发展时期

2001年11月20日,世贸组织总干事迈克尔·穆尔致函世贸组织成员,宣布中国政府已于2001年11月11日接受《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这个议定书将于12月11日生效。12月11日是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国的时间。中国加入WTO以后，对外按WTO标准开放，各种市场准入机制按WTO制度执行。随着文化交流范围的国际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工程的有序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带动了彝族文化的发展。

2000年至2020年的20年时间，是彝族文化全面发展时期，也是彝学走向成熟的过渡阶段。彝族文化抢救研究、应用开发、人才培养等领域，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彝族古籍文献抢救方面，各地在翻译抢救出版单行本的同时，扩大了抢救规模，提升了抢救档次

一是由楚雄州政府组织，各地彝族文献专家学者配合提供材料，出版《彝族毕摩经译注》丛书106卷；红河州委宣传部组织，李涛、普学旺主编的《红河彝族文化遗产古籍典藏》丛书20卷，内收96部彝族文献原件，该丛书获中国政府图书出版奖提名奖；2004年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了由毕节彝文翻译组整理的《西南彝志》丛书20卷；普学旺牵头的云南少数民族古籍文献精品“彝族文献精品丛书”也顺利出版。

二是毕节彝文翻译组、西南民族大学、楚雄彝族文化研究院等单位和个人，至2016年第六批止，彝族文献申报成为国家珍贵图书目录136卷。

三是沙马拉毅教授申报的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彝族文献数据化抢救”工程，通过专家组验收。完成了川、滇、黔彝族文献原件主要部分的数据化收集录入工作。

（二）学术成果出版朝精品化、丛书化方向迈进

一是由王天玺主编、集全国彝学精英智力的《中国彝族通史》出版；何耀华主编，在“中国少数民族大辞典系列·彝族卷”基础上完善的《中国彝族大百科全书》出版；楚雄州牵头、2017年启动的《中华彝学文库》丛书出版了30多卷；红河州彝学学会组织、师有福主编的“红河彝学文丛”出版了18部，《红河州彝族志》丛书出版了8部（《开远彝族志》《绿春彝族志》《石屏彝族志》《建水彝族志》《弥勒彝族志》《红河州彝族志》《个旧彝族志》《元阳彝族志》）。巍山彝学会组织出版了南诏文化丛书。

二是文山州彝学会、六盘水彝学会、曲靖彝学会、昭通彝学会、丽江彝学会、六盘水彝学会等，各地州市县彝学会相继出版了彝学著作。红河州彝学学会出版的18000多行创世史诗《爱佐与爱莎》获第七届云南文艺基金奖、第六届云南文化精品工程优秀奖，成为彝族创世史诗第六部名著。

（三）学科基地建设和课题研究基础扎实，课题档次提升

一是西南民族大学国家民委彝族文化研究基地，每年发布20多项彝族文化研究申报课题，定期按申报要求验收结题；西昌学院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楚雄师院省级彝族文化研究基地等，为彝族文化研究作出了课题研究保障。

二是云贵川彝族文化研究单位、民族院校的教授学者个人申报省级、国家级社科基金和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得以完成；沙马拉毅、蔡富莲、李文华、蔡华、张纯德完成了彝族文化方面的国家重大科研课题。黄建明完成了与彝语有关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国家级重大课题，张学立完成了一项教育部重大课题。

（四）学术交流国际化，学术成果推介多元化

   一是由美国学者郝瑞牵头组织于1998年在美国召开第一次彝学国际会议以来，第二次在法国巴黎召开，专题是“中国彝族十月太阳历报告会”。第三次国际会议在昆明石林召开，第四次国际会议在凉山美姑县召开。滇川黔桂彝族古籍协作会、滇川黔桂彝学界联谊会，以及各省区、地州、市县彝学组织，不定期召开学术会议，促进了学术交流发展。

   二是由楚雄彝族文化研究院主办的《彝族文化》学术刊物升格为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云南社会科学》增刊，成为核心期刊之一。

三是楚雄师院、红河学院、毕节工程学院学报设立彝族文化专栏，为彝学成果交流平台提供了条件。各地彝学会自办的彝学杂志，为彝族文化宣传扩大了受众的面。

四是彝族人网、中国彝族网、彝学研究网等媒体网络，在推介彝族文化的同时，拓展了彝族文化的影响力。

五是自媒体组织的各种手机网络群，在彝族文化大众化方面功不可没。

（五）文字信息化处理和文字规范进一步完善

一是国务院1980年批准的规范彝文沙马拉毅输入法得到联合国教科文卫认可，在教学中广泛应用的同时，成为全国人大代表、政协会议的同步翻译工具。

二是楚雄州民委主持的楚雄彝族文字电脑输入法已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认证，并在彝族文献抢救中实现电脑排版打印；红河州彝学学会开发的8000多彝族文字实现电脑输入打印；红河学院李金发博士开发的滇南古彝文在“彝学研究网”上，不定期免费交流宣传；石林彝族文字的电脑软件输入工程也开始应用。

三是云南规范彝文电脑输入排版法，在固定范围内使用。

四是在版权页有330多万字的《滇川黔桂·彝文字迹》基础上形成的全国《规范彝文字典》出版。

五是《全国通用彝族文字》5800多个字，作为国务院规范彝文的完善方案，已由四省区协作会及彝族领导和专家认可。并由沙马拉毅完成了综合输入法，在社会上开始应用。

（六）彝族文化标志性建筑和彝族名人故居成为研究宣传彝族文化的名片

自上世纪80年代凉山州奴隶制博物馆、大方奢香夫人博物馆，及楚雄“中国彝族十月太阳历文化园”99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对外开放以来，各地规划建设的彝族文化标志性建筑和彝族名人故居已成为研究宣传彝族文化的靓丽窗口。

一是峨山县阿普笃慕广场、巍山土主庙南诏王彝族祭祖圣地、昭通彝族六祖广场、西昌彝族火把广场、黔西市水西土司建筑群、云南省第一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建水回新纳楼土司司署、武定罗婺文化广场等，成为研究宣传彝族文化的固态建筑实体。巍山南诏国建筑群也已完工。

二是弥勒东山张冲故居、昭通龙云和卢汉故居等，成为游览考察、研究彝族名人的基地。

（七）彝族文化在打造红色文化基地中显示出活力

一是凉山冕宁县彝海结盟建筑雕塑融入彝族文化，成为红色文化宣传教育基地。

二是云南省第一次党代会遗址红河州蒙自彝村查尼皮彝民李开文家的低矮土墙茅草房，建筑规格用料、家庭生活用具等保持了1928年会议召开时的物件。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七一建党节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教育场所。

（八）国民教育学位授予档次得以升格，非物质文化遗产人才培养常态化、社会化

一是以北部方言为基础，自彝汉双语文教学从小学到大学形成规范化教学以来，进入21世纪后，彝学被国家教育部批准为二级学科，可以招生博士研究生。对彝族文化高层次人才培养创造了条件。

三是国民教育体系中，在原来西南民族大学、云南民族大学、中央民族大学招生彝族文化专业基础上，红河学院、楚雄师院等地方院校经批准招生彝族文化专业本科班。

三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培养已纳入地方文旅局工作目标。定期培训、年终工作考核。

四是社会化培养非物质文化传承人。以民俗习惯师徒传授形式培养传承人的模式居多；个人利用社会影响力，号召企业资助、政府扶持的形式培养人才，如禄绍康在威宁县办的彝文学校；名人举办文化传习馆，以适当收取学员住宿伙食费的形式招生，如石屏李怀秀创办的传习馆传授海菜腔、烟盒舞；工作人员出自对民族文化挚爱，用自己的房子做教室自费办学，定期授课，如蒙自市长桥海边仁厚村的普长寿。

（九）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工作规范化、文化遗产开发社会化、市场化

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申报管理规范化，国家级、省级、地州级、县市及四级管理模式已形成。彝族非物质文化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显示出无穷生命力。

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利用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诸如彝族医药，在楚雄和贵州已经形成了种植草药、药物加工、医疗服务一条龙模式；服饰工艺方面，不仅传承了文化，而且打开了市场，为彝族妇女增加收入创造了条件。

三是各地区以地方特色文化、支系文化打造的各类传习馆、所、室，成为传习文化、收藏展示传统文化的基地。如，南涧彝族文化博物馆、石林彝族民俗陈列馆、弥勒巡检司阿哲文化传习馆和蚂蚁哨阿细文化传习馆等。

（十）彝族文化成为彝族地区美丽乡村建设的灵魂

各地在移民搬迁和村落建设美丽家园过程中，深度融入彝族文化，形成旅游景点，为振兴彝族乡村发挥正能量。如，贵州水城县彝族新村、楚雄市紫溪彝族村和永仁县诸葛营，红河州弥勒可邑村和蒙自大台子尼苏小镇等。

（十一）各行业的文化人才初具规模

21世纪是彝族文化繁荣发展时期，也是彝学走向成熟的阶段。在这个时期，彝学研究和彝族文化各行业代表性人物茁壮成长。

截止2022年6月，彝族作家获“骏马奖”的有：李乔、苏晓星、普飞、韦革新、阿凉子者、熊正国、贾瓦盘加、龙志毅、吉狄马加、张昆华、王红彬、倮伍拉且、阿蕾、杨佳富、阿牛木支、禄琴、沙马、巴久乌嘎、时长日黑、米切若张、李骞、黄玲，鲁娟、木帕古体、阿克鸠射、冯良、吕翼、阿薇木依萝。国家级作协会员、省级作协会员等有一大批。

彝学教育方面，中央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云南民族大学、贵州民族大学，及西昌学院、楚雄师院、红河学院、毕节工程学院等，有一大批从事彝族文化教学的教授、博士。

彝族文献抢救出版方面，贵州毕节彝文翻译组、云南民族古籍办，及大学院校和地方彝族文化研究单位和各地彝学会，在工作中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才。

彝学研究方面，楚雄彝族文化研究院、西南民族大学国家民委彝族文化研究基地，滇川黔桂民族院校和自治地方院校，有一大批研究人才。有些彝学人才获得省级优秀社科专家或有突出贡献的社科专家荣誉。获得国务院特贴和省政府特贴人员也比较多。上世纪60年代成长的巴莫阿依、巴莫曲布嫫、王昌富、王明东、王明贵、白兴发、龙姗、龙倮贵、李平凡、祁建华、罗庆春、沙马吉哈、巫达、杨正权、杨甫旺、杨建林、洛边木果、普学旺等人成为彝学领军人物；70年代成长的一大批人才，诸如普忠良、王志刚、李金发、高文、普梅笑等人已成为骨干队伍。80年代从事彝族文化的本民族人才，由于失去母语和体验村落民俗文化深度不够，纵向比较研究方面有待加强。

彝文书法和彝族文化题材摄影人才辈出，如彝文书法家李生福、摄影家中国民族画报社列来拉杜、云南摄影家协会普中华等。彝医药研究开发方面，楚雄彝族医院、贵州彝族医药开发已有一批队伍；云南民族医药协会彝族医药专业委员会、云南药监局徐仕奎博士等人为代表的专家，从理论上探讨了彝医药的辩证法，并指导实践活动。

彝族文化出版界，在朱德齐、左玉堂、白明轩等人带动下，四川民族出版社、云南民族出版社、贵州民族出版社已有一批彝族文化编审专家，从事彝族历史文化编审出版工作。

彝族服饰传承开发，梯队人才涌现，成果突出，电商网络市场占有率稳步提升。除巍山彝族传统扎染远销日、韩、新加坡等国以外，凉山州绣娘阿西巫之莫的一件彝绣作品被联合国粮农组织信息技术司司长塞缪尔收藏。2019年12月，四川省博物院征集她亲手绣制的新娘装、老年男装、青年女装、少年女装及配饰、披毡等9件（套）作品入馆。2020年初，北京服装学院与凉山州妇联达成战略合作协议，通过行业指导、设计帮扶、平台资源引入等，推动凉山彝绣产品市场转化，实现凉山彝绣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凉山职业学院还举办彝族服饰刺绣班，由彝族服饰设计师阿牛阿呷具体指导。楚雄州委、州政府高度重视彝族服饰的保护与发展，从2018年5月开始，研究制定《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彝族服饰保护条例》，经州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省人大批准于2019年6月1日颁布实施。大姚县咪依噜民族服饰制品专业合作社社长罗珺设计制作的彝族手工刺绣桌旗，通过了201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杰出手工艺品徽章认证。彝家公社、咪依噜、彝彩公司、彝绣天地、永仁彝绣坊、纳苏彝绣、索玉文创等一大批彝族服饰龙头企业不断崛起。

   石林阿诗玛刺绣包也曾荣获“中国国际技术产品展览会”金奖，撒尼挑花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遗名录，毕跃英是项目传承人。石林锦绣艺佳民族服饰有限公司昂照琼开发的服饰占有市场面广。红河州彝族服饰传承开发，在云南民艺公司经理李丽琼的带动下，有多个刺绣工作站，为彝族妇女创收提供了条件。

彝舞彝剧，《曼么与玛若》（楚雄）《彝红》（凉山）《踩云彩》（红河）蜚声海内外；南涧国家级文化遗产跳菜舞与饮食文化深度融合。近几年，以滇军60军184师彝族师长为背景、与纪实文学《张冲演义》主体结构基本相同的电视剧《锻刀》、《信者无敌》影响很大。

文物考古方面，以钟仕民、李朝春为代表的彝族文物考古学者活跃在考古学界。

企业与彝族文化协调发展方面。以中彝集团为代表，各地方涌现出了一批彝族企业家承担彝学发展任务。如各地彝学组织领导团队中的彝族企业家，他们对彝族文化的发展奉献着自己的精力和资金。

以曲比阿巫、彝人制造、山鹰组合、阿鲁阿卓、姚林辉、李怀秀、高宏章、金梅、陶建成等为代表的歌星，为彝族文化的宣传推介作出了巨大贡献。

六、树立彝学文化名人的标杆作用

文化影响人的交往方式和交往行为，影响人的实践活动、认识活动和思维方式，影响着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优秀文化能丰富人的精神世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整个文化活动中，人作为文化主体，对文化发展起到主导作用。民族代表人物，其代表人物的能力素质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发展程度；学科代表人物反映了该学科发展水平和学科开放度和学科成熟度。

术业有专攻，在中华五千年不间断的文明史上，不同行业的专攻术士打造和构建了中华文明大厦。如在中医方面，从黄帝时期的华夏中医始祖、医圣岐伯开始，东汉建安时期的神医华佗，唐朝药王孙思邈、宋时的朱肱、元朝许国祯，至清朝叶天士、赵学敏等人。以中医名人为珠链形成了中医文脉传承结构。

“彝学文化名人”这个概念，是基于纵向彝族文化脉络，通过横向学科发展和未来文化成熟繁荣期望的基础上提出的。在这里，我们要明确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文明史研究的两次学术飞跃：一是自彝族文化学派提出中华文明源头在金沙江流域的观点，间接促进了国务院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中国文明史往前推进了800至1000年；二是随着三星推考古挖掘过程中不断发现新文物，通过年代测定和研究，人类起源于川滇古陆、文明起源于华夏大地的观点，逐步被许多学者认可。这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历史文物实证，两次学术飞跃都与彝族文化有关。

弄清三个基本认知：一是民族和文化不能混淆，民族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文化是人类社会活动中创造的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总和；二是彝族文化研究学派是以彝族为主，各民族共同打造的民族学学科之一，“彝族文化研究”不是指彝族对自己民族文化的研究，彝族文化研究是丰富中华民族文化瑰宝的文化实践活动；三是“彝学文化名人”是指20世纪初至今，在彝族文化研究、教育传承、文献抢救等基础学科方面，对彝学作出特殊贡献的专家教授，以及对彝学社会组织作出突出成绩的人物。

标杆的示范作用不可低估，榜样的正能量在推进社会进步方面起到很大作用。就目前彝族文化研究方面来说，有四个优势：一是已有一大批本民族的彝学文化队伍；二是其他民族加入彝族文化研究的人逐渐扩大，学科涉及面广；三是国外学者研究彝族文化的逐年增多，有美、日、德、法、英、澳、韩、越等；四是彝学学科逐步走向成熟，成为国内民族学显学之一。

基于以上两次学术飞跃、三个基本认知和四大优势，彝学作为一门独立的民族学科，自上世纪80年代诞生以来，影响了爱好彝族文化的人、推进着彝族文化的发展，促进了彝区社会经济的全面进步。

彝学文化名人的认可，成为彝学爱好者的学习看齐对象。这是彝族文化发展所需，也是彝学走向成熟的必然选择。为了发挥彝学文化名人的社会影响力，我们认为，以下8人作为彝学文化代表性人物，在一定范围内宣传介绍：

刘尧汉（彝学学派创始人） 

马学良（彝族文献抢救和彝学人才培养代表性人物）

李  乔（作家，彝族文化作家代表性人物）

王天玺（彝学文化代表性人物，主编《中国彝族通史》）  

何耀华（彝学文化代表性人物，主编《中国彝族大百科全书》，著有《凤氏本末签注》）

巴莫尔哈（彝学组织、社会人才培养代表性人物，主编《彝族毕摩人物志》）    

沙马拉毅（彝族文化教育和彝族文字信息化工程代表性人物，国家学部委员） 

王继超（彝族文献抢救翻译代表性人物） 

从整个彝民族社会历史角度来看，汉文献记载的人物和当代人物妥阿哲（蜀汉）、细奴罗（唐）、奢香夫人（明）、风英（明）、左伽（明）、李云程（清）、安健、龙云、卢汉、张冲、果基·小叶丹、伍精华、李桂英、冯元蔚、龙志毅、禄文斌、杨国祥、孙自祥等人，可以列为彝族名人。

当然，彝族文献记载的彝族历史文化名人，由彝族文献翻译专家提出，讨论后也能充实彝族文化内涵。这对厘清彝族文化史是一大贡献。

彝学文化名人是以中华文化复兴的眼光，站在彝族文化繁荣发展角度考虑的。树立名人意识是提升文化自觉的需要，以文化名人为楷模是为振兴彝族文化、丰富中华民族文化瑰宝的要求。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以文化名人为标杆，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复兴中华文化是彝学文化人的责任担当。

（作者  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哲学社会科学专家师有福研究员，邮箱 hhshiyoufu@163.com ） 2022年9月28日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