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昭通文学现象和昭通作家群声名鹊起，究其原因，有人把它归结为这个地方地理的边缘、物质的贫困和文化底蕴的深厚。对文化底蕴的深厚更是引以为豪，好像无论走在繁华的市镇还是偏僻的村野，冷不丁就会遇上一个饱读诗书、博古通今的世外高人，我却在内心深处固执地不以为然，一直觉得就我生活的鲁甸而言，真正有文化的人实在不多。就在不久前，我读到了一个洋洋洒洒二十余万言，名为《鲁甸彝语地名考》的电子文档，才深感自己是多么的无知和自大。

这个电子文档的作者是只有初中文凭的彝族退休老人陈安胤。当兵退伍后一直在县直机关当驾驶员的他，曾经有两年多还与我同在一个单位上班。看他也就是一个兢兢业业的老同志，除了闲暇会从包里掏出个老花镜戴上，津津有味地翻看单位里那些杂乱无章的报纸书刊，没发现他与其他老同志有什么不同。退休几年来，老先生搜集、阅读了大量有关彝族历史、文化方面的资料、书籍，对鲁甸县内带有彝语色彩的所有地名进行实地考察，拍摄了大量实景图片，结合自己所懂彝语并求教于多位彝学专家，以彝语地名考证为切入点，对这块土地飘逝的烟云条分缕析，探幽察微，爬梳整理出彝族在鲁甸乃至昭通繁衍生息、发展壮大和迁徙流变的历史脉络，饱含着对本民族辉煌灿烂而又苦难深重发展历程的深挚感情，透露出这块土地上错综复杂的诸多文化信息。同时，我也深切感受到在这块土地上孕育生长并走向顶峰的彝族传统文化，虽已在漫长的岁月轮替中日益边缘化，其基因仍在一个彝族老人血脉中勃发出的强劲生命力。

鲁甸境内今龙头山镇八宝村一带，古称朱提山，盛产质量上乘的白银。按陈老先生的考证，“朱提”读音“shu shi”，乃是“银、金”的彝语读音演化而来。秦开“五尺道”以前，这里的彝族先民们一直过着悠然自得的部落生活，狩猎、捕鱼、制陶并开始学习农耕。《蜀王本纪》记载：“后有一男子，名杜宇，从天坠，止朱提。”在最高领导人杜宇的带领下，开创了当时较为先进的农耕文明。后杜宇率一部入蜀，教蜀人农桑，树立了相当高的威望，被推举为王，称望帝，创造了灿烂的三星堆文化。在今鲁甸野石、马厂发掘出的新石器晚期遗址，所出土陶器、铜器的一些造型、图案，与三星堆出土文物有着惊人的一致，隐隐见证三星堆文化在鲁甸已悄然萌芽。

秦开“五尺道”之后，中原统治者的权力触觉开始在这块原本荒蛮但却宁静的土地上游动，他们惊喜地发现了朱提山里蕴藏的白银。巨大的财富挖掘没有给这里的原住民带来幸福，而是种下了一颗名叫苦难的种子。拥有朱提银制作的器具，在古代上流社会中都是一件值得炫耀、很有面子的事，连韩愈在赠朋友的诗中都写下“我有双饮盏，其银得朱提”的句子，“朱提”甚至成了金钱和财富的代名词，散落在很多文人墨客的笔下。于是银曰“朱提银”，地叫朱提郡、朱提县，河名朱提江。忽而汉，忽而晋，忽而南北朝，忽而唐；直至宋时南诏大理政权，才改称乌蒙部治下小乌蒙，开始了土司治理阶段。上千年光阴白驹过隙，虽然各种势力在这里角力、争夺，蒙古人的大军开始进来军屯，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回族将领蓝玉、沐英率军进驻，这期间虽有一些汉族、回族随军而来并落籍于此，这里仍保持了相对的稳定。直到清雍正初年由四川改隶云南后，改土归流战争爆发，那颗苦难的种子终于开了花结了果。残酷的征讨、杀伐彻底摧毁了这里的彝族社会结构，大量彝族先民不是被屠杀，就是逃亡到四川凉山等地。为了抹杀一个民族在一个地方的存在，胜利者连地名也不放过，时任云贵总督兼云南巡抚鄂尔泰给雍正上奏称“乌称黑，蒙言昧，不昭不通之甚者”，“前之乌暗者，易而昭明，前之蒙蔽者，易而宣通”，“昭明无间于天上，斯天所往而不通”。取“昭明宣通”之意，1727年改乌蒙为昭通，1731年改小乌蒙为鲁甸。

据陈老先生的推论，“鲁甸”一名仍为彝语演化，大意是“彝族居住的坝子”。或许是鲁甸的行政区域级别太低，没有引起当局的足够重视，或许是由于鄂尔泰不懂彝语，不识其含义而蒙混过关。要是当时被鄂尔泰识破，不知他会为小乌蒙改一个什么样的名字。果真那样的话，我们现在真是生活在“别处”，而不是“鲁甸”了。据传，当时清军本驻扎于距现在的县城所在地文屏镇三十多公里外的龙树乡古寨，置巡检司治理鲁甸，不久改设鲁甸厅，在确定县衙驻地时，颇为犹豫了一番，最后不知何方高人支招，从古寨和文屏各取相同体积的泥土一份称其重量，重者选为县衙之地，看后来的结果应该是文屏的泥巴比古寨的重。

主人被赶跑了，朱提银大干快上的开采就开始了。官商合伙，组织了全国十三省十万多民工，浩浩荡荡开进朱提山中，迎来了朱提银开采清乾隆七年（1742）至嘉庆七年（1802）的六十年“乾嘉大旺”，年产银一百五十至两百万两。其矿区面积达三十多平方公里，有人概括为“九山两岩两块地”，即大佛山、老君山、金钟山、五台山、营盘山、黄矿山、照壁山、观音山、青龙山；仙人岩、红石岩；西瓜地、萝卜地。还形成了一则囊括这些地名的顺口溜：“大佛巍巍体至尊，仙人洞里方修成。五台营盘青龙现，一堵照壁朝老君。萝卜西瓜观音种，红岩黄矿地内存。一片金钟打其响，龙头摆尾奔天生。”十多万人带着南腔北调集聚于此，不舍昼夜开挖矿洞，同时建会馆、修庙宇、筑高台、起楼阁，在巍巍大山里形成了一派楼阁林立、石阶蜿蜒、钟鼓四起的繁华景象。1995年版《鲁甸县志》记载：“整个乐马厂矿区，大小矿洞满山，冶炼大土炉48个，炉火通明，道路四通八达，纵横数十里。从矿区至县城相距40公里，一路檐灯高挂，昼夜车水马龙。”道路不但通到县城，更重要的是通往县城二十七公里外，“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昭通城。大开发带来了大繁荣，史上昭通素有“小昆明”之誉，很大程度上是拜朱提银所赐。

我的先祖在乐马银矿行将衰微的时候从湖南邵阳慕名而来，做了一个最底层的矿工，这有别于大多数因军屯落籍鲁甸的回族。全国各地的那么多人汇聚一处，他们操着各自的方言，穿着迥异的服饰，怀揣暴富的美梦，带来了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饮食习惯，不同的节庆礼仪，不同的婚嫁丧葬……因地质结构的复杂，因冶炼技术的落后，乐马银矿随着频繁发生、日益惨烈的矿难走向了没落。偏僻闭塞，山高谷深，没有人愿意一直呆下去。一些人在矿难和贫病中死了，一些人腰缠万贯荣归故里去了，中间的一些人，回家的盘缠都没有了，只好怀着幸存者的欣喜和落魄者的无奈留下来，苟延残喘，繁衍生息，我的先祖是其中一个。

时光是一台质地坚硬的打磨机，六十年大旺犹如繁华一梦，就连那么多白花花的银子也灰飞烟灭了。踏足古银矿遗址，我总觉得深埋山中的累累白骨，似乎还在发出粗重的喘息；那数十个遗留的矿洞，像一张张缄默的嘴巴，像一只只空洞的眼睛，淌着血、含着泪，与几株依然繁茂的桂花树和两只爬满青苔、形状怪异的望天猴石像，诉说着岁月的沧桑与荒凉。乐马银矿大旺之后，渡过“咸同之乱”劫波，逐渐形成了鲁甸多元民族民间文化并存的局面。这里有风格迥异、星罗棋布的清真寺，其中建于1731年的拖姑清真寺以结构独特、技艺精湛闻名省内外。有香火袅袅的道观、佛堂，有供奉孔圣的崇文阁，甚至也有常年接受膜拜的一株古树、一块石头。除汉俗节日外，还有回族开斋节、古尔邦节、圣纪节，彝族火把节、十月年，苗族花山节、尝新节，四时节庆不断。人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穿过历史的错综复杂、兴衰荣辱，现实鲁甸的水土却接纳了各方的人，民间文化多姿多彩，风俗习惯异彩纷呈，多元文化在这里冲撞、交融，渐趋和谐、稳定。

各民族平等地接受着这方土地的滋养，共同书写着这方土地的传奇。走出了跨越晚清民国，影响全国金融业，名震西南的工商巨擘李耀庭。养育了从孤儿到将军，在辽沈战役中积极推动长春起义的彝族将军陇耀。诞生了回族爱国学者李士厚，著有《中国文学概论》、《中国文字学概论》、《滇考》、《庄蹻开滇考》、《李载庵诗选》、《郑和新传》等论著，特别是他晚年潜心郑和研究，订正了郑和是元代云南平章政事、咸阳王赛典赤·瞻斯丁六世孙，而赛典赤是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三十一世孙的惊人结论；他的《郑和新传》具有的开创性，使他成了国际郑和研究学界一个绕不开的人物。让我有些困惑的是，所有从鲁甸走出去或大或小的知名人物们，不知对这块土地怀有什么样的感情，与故乡的关系似乎都有些若即若离，有的甚至像风筝断了线。现旅居北京的鲁甸籍回族青年作家阮殿文写过一篇散文，题为《没有故乡的人是不幸的》，抒发了一个游子对故土的深沉眷念，我想说的是，一个忘记了自己失去联系儿女的故乡，拥有同样的不幸。

也许是对历史文化的冥冥昭示，鲁甸的山川地理同样呈现得复杂多样，在云南的版图上，像鲁甸这样的存在实不多见。一千四百多平方公里的区域内，从海拔最高点三千三百五十六米到最低点五百六十八米，几乎囊括了云南所有的地貌特征，其中有平坝，有峡谷，有草甸，有高寒冷凉区、干热河谷区，甚至在乐红乡还有一片形似喀斯特地貌的小石林。源于县境内的四条河流，像是受到了命运的安排，两两平行流淌而又朝着相反的方向。中间沙坝河，自东北向西南，经茨院田合、小寨犁园、大坪、龙头山沿河、沙坝、光明至天生桥汇入牛栏江，全长三十五点五公里，先后建了四级电站，一度生产了这个县所需的全部光明。中间龙泉河，自东北向西南，经水磨黄泥寨、龙头山至天生桥与沙坝河合流汇入牛栏江，全长十三点三公里，为乐马银矿的十万矿工解过渴。牛栏江过境一百零一公里，在梭山甘田手扒岩出境经昭阳区注入金沙江。北部龙树河，自西南向东北，经滴水、铁厂、黑噜、水磨、龙树、新乐、照壁、酒房、新街、平地营入昭阳区改名洒渔河，全长二十五公里，灌溉了龙树坝子，其南部山峰突兀而起、连绵不绝如在奔跑。南部昭鲁河，自西南向东北，经火德红、文屏马鹿沟、砚池山、联合、茨院板板房入昭阳区汇入由龙树河改名而来的洒渔河，全长三十点七公里，灌溉了文屏坝子。洒渔河出昭阳区进入大关县称关河，关河出大关县进入盐津县称横江，横江在水富县汇入金沙江。四条细小的河流沿着各自曲折的轨迹成就了自己，在共同奔向大海的路途中，早已终结了自己。

著名的南方丝绸之路穿过昭通腹地，与鲁甸擦肩而过，从牛栏江峡谷中的江底小镇跨江进入会泽。不知见识过多少贩夫走卒、青铜白银、盐巴食糖、骡马鸦片、丝绸布帛的江底小镇，建于三个时代的四座桥梁横跨滔滔牛栏江上，宛如一部中国公路桥梁发展史，见证着岁月的流变更新。江底对鲁甸有着怎样的影响和意义很难说清，但却深深触动过一个文学青年的心灵。一个偶然机会，我读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以一部《南行记》蜚声上海文坛的艾芜的传记。已过古稀之年的老人讲述他因反对旧式婚姻，独自离开四川新都老家出走，沿南方丝绸之路浪迹东南亚的传奇经历时，提到曾在江底留宿一晚，记忆深刻，后以江底为故事背景写成了《南行记》中的名篇《山峡中》，洋溢其中的浪漫主义情趣为苦难生活涂抹上一丝光亮。

如今我也以一个文学青年的身份生活在鲁甸，最大的感受却是气候好、人宜居，过一年是一年，冬天有冬天的样子不严寒，夏天有夏天的样子无酷暑，春天有春天的样子百花绽开，秋天有秋天的样子遍地金黄。有时我的眼里也会含着泪水，只因那些朱提银矿回不了家的矿工后裔，我也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