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地址：贵州少数民族的传统经济生活方式彝族的先民——“氐羌”，历史上是北方的游牧民族。上古时期，他们主要活动于现今甘肃地区的河湟一带，过着逐水草而居、随畜迁徙的游牧生活，后来逐渐沿横断山脉一路随畜南下，至晚在汉代，他们在今天的滇北、滇东一带形成了强大的势力范围。《史记·西南夷传》记载：“其处，西自同师以东，北至叶榆……皆编发，随畜迁徙”，史料表明，在汉代进入贵州的彝族先民仍以畜牧业为主兼营种植业，但随后的历史，由于彝族先民逐渐东移，进入“濮人”居住的地区，并融汇了部分濮人。濮人不但是贵州当地的土著居民，而且他们很早就从事农耕，“椎结、耕田、有邑聚”。大概受到濮人这种耕田与定居文化的启发，加之乌蒙山区相较周边其他地区更为优越的气候及自然条件，彝族先民进入乌蒙山区之后不再随畜迁徙而定居下来。但由于乌蒙山脉的气候及资源条件特别适宜于畜牧业经济的发展，使得他们的畜牧之风依然很盛，形成了且耕且牧的“山地耕牧”经济文化类型。樊绰在《蛮书》中记载，唐代滇东北、黔西北一带的彝族地区“邑落相望，牛羊被野”，说明其“山地耕牧”类型经济文化，在历经汉代，三国及魏晋南北朝之后，在唐代得到了稳步的发展。唐宋时期，彝族先民遍布贵州西部，并分别建立了罗殿国、罗氏鬼国、自杞国和毗那等地方政权。因其地颇产良马，使其成为宋代中晚期以后，西南马市中“广马”最主要的市场来源，元代中央王朝更是在贵州设立了“亦溪不薛”牧马场，是全国有数的十四个大牧马场之一。有名的乌蒙马和水西马，皆出自彝族居住的乌蒙山地区，中原王朝的大量贩马活动，不但剌激畜牧业经济的发展，也使“山地耕牧”类型文化得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巩固，受这种厚重的历史文化的影响，今天贵州广大的彝族同胞，仍在操持“半耕半牧的”山地耕牧经济文化类型，当然，由于畜牧业经济的发展，需要以广阔地域的草场牧草为其发展之基础，受人口压力的影响，使得今日乌蒙山“山地耕牧”经济文化类型中的畜牧比例有所下降，而且人们经营的畜牧种群，已由传统的牛马等大牲畜，转向了耗能较低的山羊、绵羊等种群系列。

与彝族一样，白族亦来源于古代的氐羌民族系统，上古时期，他们亦以放牧为生，白族主要聚居于云南大理地区，进入贵州的这部分白族，有些是汉代前后随畜迁徙进入黔西北地区的，有些是后来唐、宋、元、明时期，因随军入黔而陆续留下的。随畜东进的白族先民，是今日贵州白族最主要的形成部分。魏晋南北朝时期，白族先民在黔西北一带，形成了极大的势力范围，他们的分布北起彝族君长乌撒部统治区，西南抵达播勒、于矢部所割之地。唐宋之际，南诏、大理国统治的“三十七部”中，包括今之贵州西部绝大部分彝族和白族地区，为有效地统治诸部乌蛮势力区域，大理的不少白族官员，携带妻室儿女，翻山越岭，长途进军黔西一带屯住，监督和管理乌蛮各部军政事务。大约从那时起，黔西地区的白族与彝族杂居的现象已相当普遍。受历史文化的影响，两族人民来往密切，互通有无，共同组织社会生产。不但地域上很难将他们严格地区分开来，而且经济文化的发展，也取得了惊人的一致性。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贵州白族地区的社会生产，由于长期受当地汉、彝等民族的影响，不仅与云南大理等地的白族存在着日渐扩大的地域性差异，而且在贵州省内也存在着从汉或从彝的区域性文化差异，其民族内部也存在着发展的不平衡性。在大方、盘县、纳雍等地的白族，受汉族影响程度较大，现在他们中的大多数以农作物种植业为主，而在威宁、赫章等地，受彝族文化影响较深，其经济形态仍然呈现为农牧并举与彝族传统生计方式息息相关的“山地耕牧”类型的经济文化。

回族、蒙古族、满族，进入贵州的时间均较晚。回族大约在宋代开始进入贵州；蒙古族在元明时期；满族则在清代中早期。这些民族所固有的历史文化传统，使他们在面对乌蒙山脉的生态、气候等地理条件并结合定居的要求时，便自然地选择了“山地耕牧”类型的和生计文化。因为在他们祖先传统的生计方式里，畜牧业曾经给了他们极为丰富的知识与经验，而同样作为畜牧民族，氐羌系统后裔的彝、白等民族，又为他们作出了“山地耕牧”的典范。

我们所言分布于乌蒙山区的部分汉族、亦从事“山地耕牧”生计类型的经济文化，主要是指那些居住于半高寒及高山地区的汉族，尤以威宁的“老汉人”为代表。

苗族的情况稍有不同，很显然，今天乌蒙山各地的苗族，最初是以游耕方式进入该区域的，而且，游耕生计方式对于他们来说记忆并不遥远，只是受定居生活的影响，才选择了“山地耕牧”类型的生计文化。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今天生活于乌蒙山区的贵州各族人民，在乌蒙山生态地理条件作用之下，都曾经或正在操持“山地耕牧”类型的经济文化，受地理条件的影响，使不同民族文化在适应环境过程中，作出了相似的选择。他们多在山区经济营旱作，种植小麦、荞麦、玉米、马铃薯等耐寒耐旱作物。同时拥有较其他农耕类型为大的畜牧经济。这些民族的家畜以牛羊为主，（除回族外）养猪也很普遍。猪只实际上还没有严格的棚圈，受牛羊放养的启发，猪只亦采取牧放的方法，任其在房舍周围活动觅食。这些民族的大部分住房，多系土墙木顶，室内设有作为家庭成员活动中心的火塘。一些关于火塘的禁忌诸如不能用脚踏跨锅庄等，普遍相承这些民族之中，反映出原始宗教对于他们精神生活的影响。由于山地苦寒，隆冬季节有些民族还有把家畜栏在居室里的习惯。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他们对畜养动物的钟爱。

从发生的角度上观察，这一类型是刀耕火种生计类型的直接后继形式之一。远古人类在攫取式的烧垦之后，面对空山脊土和日益增多的人口，不得不择优栽培植物并加以悉心管理，从而建立起一整套由人类控制、为人类服务的生态植被系统。这一类型中的许多民族从事旱地粗耕并非由于当地缺水，而是因为这里山高谷深，难于展开灌溉农业，较为寒冷的气候条件，亦不适宜稻作农业的发展。另外，比重较大的畜牧经济也影响到这些民族的文化传统，使他们对于精耕细作不以为然。

当然，这种情况在今天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些河谷、平坝地区以及气候温和的山麓丰水地区，大多转向了稻作农耕，一些人口稠密的半高寒山区，受人口压力的影响，而较大程度地放弃了畜牧经济的比重而过多地追求单一的山地农耕，以满足众多人口对于食物的需求。这种转型并不体现为民族之间的差异，而更多的是因海拔、气候等地理条件所形成的地区性差别。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贵州的山地耕牧类型文化之中，还掺杂着一种中原传统的耕作模式——沟洫农业。沟洫农业是战国时期，黄河中下游流域普遍流行的一种耕作模式。其时，由于人口的大量增加，黄河两岸的台地农业，已经无法提供足够的食物来满足愈来愈多的人口对于食物的需求。于是，人类开始对平原进行大规模的开发，在旱作农业的基础上，人们受到台地农业既近水源又高出水位的耕作技术的启发，而发明了沟洫农业模式。

在人类向平原大规模进军的初始时期，黄河中下游流域的广大地区，亦然是水源极为丰富的沼泽之地，人们便在这些沼泽之中，每隔一定的距离开挖沟洫，将沼泽地水源排出，然后在较为干燥的土地上种植粟、稷等旱地农作物。在这里，沟洫主要起排水的作用，而不是今日的灌溉作用。这种农业模式，曾是战国至汉初时期北方及中原地区普遍的农业特点，它后来发展成为中国集约农耕经济文化类型中的北方亚型。

今天威宁、赫章、纳雍等黔西北一带所流行的这种沟洫农业特点，显然是由中原汉族传入的（或言受中原汉族文化的影响）。我们知道，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元六年），汉武帝在“灭且兰、伐夜郎”，建立牂牁郡之后，为了保证驻守官吏及军队的粮饷，开始招募中原大姓进入贵州屯田。威宁、赫章一带是当时汉族进入贵州后，分布最为集中的四个地区之一，那些由中原南下进入贵州屯田的汉族，不但带来了当时先进的铁制生产工具，同时也带来了那一时期的中原农耕技术——沟洫农业模式。黔西北一带，因气候（或居民的耕作技术传统）的原因，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从事旱地耕作，而当地云贵高原面平坦的地势和过于潮湿的土地，并不适宜旱地作物的生长。因此，为排水需要，人们便一直保留了沟洫农业耕作技术的传统。使之成为今天乌蒙山“山地耕牧”类型经济文化中的一大技术特点。

“山地耕牧”型文化，主要分布于贵州的乌蒙山区，其外延的向南部分，可以包括南北盘江流域的诸多有彝族、仡佬族分布的地区；其外延向东部分则包括现今清镇市的西部、安顺西部以及黔北的大部分地区。

当历史发展到今天，稻作农耕经济型文化在贵州的发展取得空前成就，由于其安土重迁和定居的观念以及稻作文化自身的吸引力，使“刀耕火种”型和“山地耕猎”型两种文化在转型取向时，大多都借鉴了稻作农耕的文化方式，从而使稻作农耕文化区几乎遍布贵州各地，唯独乌蒙山地区除外。在乌蒙山除了少许的河谷坝区之外，其整体经济特点，仍表现为浓郁的“山地耕牧”型文化特色。之所以造成这种结果，除了气候及自然环境等客观原因外，最主要的是得益于乌蒙山厚重的历史文化传统。《贵州六百年经济史》上说，唐时贵州的“西部地区多是彝族先民的‘昆明’部落，大抵以农牧为生，善于养马，建有罗殿等国”。该资料表明，在唐代，乌蒙山地区彝族先民的“山地耕牧”型文化十分发达，并建立了“罗殿”等方国政权，居民尤善养马。这种善于养马的传统，也是后来乌蒙山能够长期影响贵州农业经济发展的原因。养马的结果，使贵州在北宋时，贡马一跃成为贵州方国对朝廷的主要贡物。而彝族先民“善于养马”的传统，使贵州著名的“乌蒙马”和“水西马”均产于乌蒙山。而南宋偏安江南的百余年间，由于长期与金国发生战争，军队使用的马匹主要购之于南方的“川马”和“广马”，“川马”中即有部分马匹来源于贵州，而“广马”，则并非广西所产，其主产地是贵州。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记载，贵州产马之地在“罗殿、毗那、自杞、罗扎、谢那、滕蕃”等国，这些地方，主要集中于乌蒙山及其周边。

南宋在西南买马，对贵州各民族的经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首先，买马扩大了商品交换的范围，打破了闭关自守的封闭状态。大规模的贩马活动，把贵州与川、滇、桂连成一片，在这种贸易关系中，贵州因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而成为贸易中转中心，无论是川人南下、滇人东进还是桂人北上，贵州都处在中心点上而进退自如。伴随着贩马活动形成的马帮，不但贩马，而且一方面将贵州的土特产远销山外，另一方面又将贵州本地所需的食盐、缯帛等源源运入，促进了商品贸易的发展。由于卖马，大量的货币流入贵州的这些产马之地，不但使其成为西南地区的重要“藩国”，也使这些产马之地成了贵州经济发展的中心。元代在贵州屯田，即以这些产马之地为主，主要集中于贵州西部地区，如乌撒、普安等地。不但如此，乌蒙山还成为全国的十四大牧场之一，其时，乌蒙山的农牧经济文化发展达到了顶峰。到了明代，乌蒙山地区更是出产了闻名全国的“乌蒙马”和“水西马”，由于明洪武年间的“调北征南”，其军队主要屯守在中原通向滇地和川省入桂的交通要道之上，随后的“调北填南”，江南大量汉族入黔之后，也主要依附军队而分布在这些交通要道上。屯田过程中，无论“军屯”或“民屯”，均以江南一带的集约农耕技术，大量从事稻作农业的生产。由于地处交通要道，加上人口的快速增长，“屯田”所形成的经济发展和因交通便利所获得的商贸利益，使安顺、黔北地区和黔南等地区迅速成为新的经济活动和发展中心，乌蒙山因为贵州经济中心的这种位置偏移而失去了原先的统治地位，开始有所削弱。到清初，乌蒙山的“耕牧经济”开始萎缩，由于马匹不再是贵州与外界贸易交往的大宗什物而使乌蒙山的“养马”畜牧业逐渐衰退，居民转而从事利于当地消费的黄牛饲养和山羊饲养畜牧业。

正是历史上唐、宋、元时期的这种养马畜牧辉煌所造就的文化传统，使今日的乌蒙山居民难以放弃他们原先所固有的“山地耕牧”的生存模式。

我们已经无法追溯彝族先民更早时期的牧业经济中，究竟以经营什么样的牲畜品种为主，但在宋、元、明时期，他们的畜牧品种，显然以畜马养马为大宗。这种厚重的历史文化传统，显然对后来进入贵州山区的蒙古、满等民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同样的“牧马民族”，蒙古、满等民族进入贵州之后，他们在乌蒙山地区很快找到了延续自身文化传统的理想生存环境。今天这两个民族在贵州的分布，主要以乌蒙山地区为中心，即为实证。

“山地耕牧”型文化之中，与牛、羊等畜产品所追求的高山灌丛生态景观不同，名山大川之中的青青草地才是以畜马养马为大宗的牧业经济所追求的理想生态景观，这种社区或地区社会所追求的理想目标，不断刺激人们加速对土地开发的力度，这种开发又显然不是以发展农业种植业为主，而是追求大量开垦过的丢荒土地，能够畜养更多的牲畜。由于在牲畜与牧地面积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比例关系，即数量众多的大牲畜食草动物，需要面积无限广阔的土地提供足够的牧草。因为以森林植被为主的生态系统，并不适宜于牧业经济的发展，植被较为低矮的高山灌丛和青青的绿草地才是畜牧业发展的理想环境。正是这种原因使人们加速了对森林和土地的开发。从这一意义上说，我们可以认为，正是畜牧业发展的需要刺激了“山地耕牧”型文化中，农耕经济的发展，而农耕经济的发展，则意味着大量丢荒后的土地可以畜养更多的牲畜数量。畜牧地或放牧地作为农耕轮歇地，在轮歇一定时期，待土地肥力恢复之后，又重新被开垦为新的耕地，如此循环往复。这种互动关系，由于在宋元时期，作为全国性市场对马匹的大量需求而加速了乌蒙山地区“山地耕牧”型文化之中，牧业经济与农耕经济的双重发展。

作为农牧并举的“山地耕牧”型文化，其开发自然的原则，是先农后牧，即在开垦出来的土地上，先以种植业为主，待土地肥力下降之后，丢荒的土地自然成为公共放牧地，然后，农耕经济带继续前移，其文化景观在视觉感观上，具有明显的带状划分。这一类型文化在初始时期，鼓励人们每隔一定的历史时期，作出目的性非常明确的迁徙（当然，这种迁徙有时也有人口压力的原因），只是后来由于定居的原因，人们只能在有限的土地范围内，从事耕种与放牧，才使原先层次分明的耕地与牧地的带状划分界线变得模湖不清。而且作为牧业发展所需的大面积草地，在人口极度发展之后，因农耕经济更能直接为人类提供足够和稳定的食物来源，而使农耕土地面积扩大，牧地面积逐渐萎缩，随之畜牧业在“山地耕牧”型文化之中的比例逐步下降，以致形成今天乌蒙山大部分地区畜牧业完全消失，人们转而从事单一的山地旱作农业的局面。

在“山地耕牧”型文化之中，我们需要正视的一个问题是整个“山地耕牧”型文化分布区的一项传统耕作技术，当地居民习惯每至秋冬便将山地周围的植被——树木灌丛或草根全部铲除，开春之时，以一火而焚之，烧透之后的火土堆入耕地之中，作为增加土地肥力的手段。铲除的草根虽具有清除土地杂草的作用，因为秋季之时，成熟的杂草若不铲除，草籽便会飞入耕地之中，次年春来之时，耕地便会杂草丛生，使耕作难度加大。问题在于这种耕作传统，在起到清除杂草作用之时，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十分巨大。由于长期不间断的铲除，使耕地周围的植被，尤其是具有固定耕地的植被根部完全消失，便耕地极易变形，加重了水土流失的速度，致使坡耕地的倾斜度越来越大，水土流失完全失控。到了今天，我们不得不通过“坡改梯”来固化耕地和阻止水土流失。

总结说来，“山地耕牧”型文化的生计方式主要表现为：

1、牧业为主，农业为辅是该生计方式的传统经营特点，而今天许多地方之所以大多放弃畜牧养殖业的经营，转而从事单一的山地旱作农耕，并不是人们的意愿所致，而是庞大的人口对食物需求迫使人们作出新的文化选择的结果。

2、农业生产过程中，耕地普遍实行轮耕、轮种制，轮歇地在丢荒之后自然成为地区性的公共牧场。

3、20世纪30年代之后，使用石灰改良耕地土壤，以延长耕地的耕作年限，是该类型的普遍的保持耕地肥力的办法。

4、牛、马、猪、羊混合放牧与蓄养，是人们经营畜牧业的特色。

5、土墙木顶的住屋建筑，大多不注重采光的条件，而主要考虑隆冬季节的防寒需要。

6、重物运输主要以马驼和背篼为主。

7、山地旱作农业对水资源的较少需求，使多数地方的平坦之地，形成以排水为主要功能的“沟洫农业”特点。

8、对水资源的较少需求，使居民淡化了生态保护意识，多数地方的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对生态的攻击性尤为突出。

9、目前，该生计方式的矛盾焦点表现为，如何在有限的土地资源中实现生态、畜牧业与农业种植业的良性协调发展。

第三节 丘陵稻作型生计

在中国的地域单元中，丘陵稻作型经济文化分布的地区，从云南中部经贵州、广西、海南、台湾岛到东北的延边，构成了一个不连贯的大新月型地带，属于这一类型的各民族有傣、壮、侗、布依、水、仫佬，毛南、黎等讲汉藏语系壮侗语族诸语言的民族，分布在东北延边的朝鲜族，不但种植水稻，而且在饮食上喜吃大米以及嗜酸味食品等文化特征亦与壮、傣等民族有许多相似之处，所以也应归入这一类型。在贵州，今天从事稻作农耕的民族计有汉、布依、侗、水、苗、土家、仡佬、毛南、仫佬、畲等民族，但从历史文化渊源来看，构成这里所讲的“丘陵稻作型”经济文化主体的主要是侗、水、布依、毛南、仫佬等讲壮侗语族诸语言的民族。安顺、黔南、遵义、铜仁等地的汉族和黔南、黔东南等地的苗族，显然为稻作农耕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贵州，丘陵稻作型农耕（或言山区梯田稻作农耕）生计遍布全省的河谷、坝子及除乌蒙山以外的所有山脉水源丰富的山麓地带。水稻种植和干栏式建筑的完美结合，构成了这一类型的基本特征，建立在当地环境基础之上的渔猎特别是其中的渔涝业，是这一类型基本生计的重要补充。在较大面积内相对集中的分布，固定的定居生活，不变的生产活动范围和固定的劳作半径，使人们更加追求美好家园的归属感觉，人民安土重迁。受传统“渔猎业”实惠观念的诱惑所形成的“稻田养鱼”传统，是该类型文化的突出特点。关于这一点在都柳江流域表现得尤为明显。该流域不但是贵州保存历史文化基因最多的丘陵稻作农耕生计方式的流域，也是贵州传统的“稻田养鱼”区域。除了传统上的民族文化差异之外，人们经营土地的技术及其开发自然的思想表现极为一致，对低洼平旷地带的高度估价与开发利用，是这一经济文化类型的普遍原则，正是稻作型农业对于水资源的无限需求，使得贵州的丘陵稻作型文化、在追求水资源的过程中，形成了发达的“山区梯田”农耕特色以及当地良好的生态环境系统。由于多山的特点，贵州的坝区稻作农业和山区梯田稻作农业总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二者皆遵循同样的自然开发原则，所使用的劳动生产工具、牵引力以及耕作技术也都是一致的。唯一的区别在于在现代技术条件下，坝区由于地势较为平坦，交通便利，可以利用机械动力作运输工具，而后者仍以人力的肩挑背扛为主，劳动强度较坝区为大。而这种情况随着近年来乡村公路的不断延伸，差距已经在日益缩小。

另外，我们可以经常看到河谷坝区的稻作农业类型的村寨，大多数都分布于坝区周边的山麓地带，形成“依山傍水”的村寨建筑布局风格。有人将这种村寨建筑布局风格视为布依、侗、水等民族独有的建筑文化特点。实际上，这种建筑布局风格应该是贵州整个坝区稻作农业居民普遍的建筑文化特点，这是由稻作农耕文化类型的民族群体在开发利用自然环境上对低洼平旷地带高度重视与开发利用的必然结果。所有河谷、坝区的低洼平旷地带，都是最具农业开发利用价值的，因之而被广泛开辟为良田，因此，人们的居住地选择一般都安排在山麓地带，这种居住地的选择，包涵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最大限度使低洼平旷地带提供更多的食物资源，二是利用山麓地带高于坝区河流水位的自然条件，形成近水居住又可以防止水患的住居优势。

“依山傍水”而居，既近水利又避水害。它通过村寨建筑布局来体现稻作农耕民族开发与利用自然的原则。这种开发与利用自然的原则同样体现在山区梯田的稻作民族之中。梯田稻作农耕是稻作民族在经营低洼平旷地带与充分利用水资源的基础上的无限延伸。稻作民族对梯田开发的原则是沿山麓逐级而上，在山腰最上端的梯田，一般必须保证山泉水源能够实现自上而下的自然顺流灌溉，梯田之上的生态植被被严加保护，以保证足够的水源灌溉山下的农田并将水土流失的危害降低到尽可能小的程度。从事梯田稻作农耕的村寨布局特点是居民居住于半山腰上，几乎与最高水源水位平行的海拔位置。村寨居住点的选择原则是保证劳作范围的最小半径以减轻人为的劳动强度。这种居住特点与坝区“依山傍水”居住方式，在原则上是一致的，那就是保证水源之下的土地得到最大限度的开发利用，又可保证村寨的人畜饮水得到最大的便利。

贵州稻作型的物质文化特征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出与当地环境的高度协调，对水资源刻意追求的结果，使得稻作农耕型文化传统的分布区域，在今天保持了良好的植被率。今天贵州的全部重点林业生产县均集中于这一区域，显然与历史上稻作民族为追求水资源的丰沛而进行的生态保护有着密切的联系。

诚然，以百越民族为主体的丘陵稻作型文化在贵州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贵州六百年经济史》行文指出：“百越民族惯居平坝、水滨，耕种水田，聚族而居，过着男耕女织的田园生活，是为稻作民族。其耕种水田的历史悠久，最为有名的就是所谓垦食骆田。魏晋之际，因越人与濮人风俗比较接近，皆以农业为生，史书上笼统地把他们都称之为‘僚人’，或将越人称之为‘俚僚’。新、旧《唐书》中关于‘东谢蛮’、‘南谢蛮’、‘西谢蛮’、‘牂牁蛮’的记载，民族成份复杂，其中既有‘仡僚’，也有‘百越’民族。书中所说‘土宜五谷、不以牛耕，但为畲田，每岁易’，‘地多霖雨、稻粟再熟’，正是‘百越’民族经济状况的写照。因他们的住地，依山傍水，故云‘散在山涧间’、‘汲流以饮’。所住房屋，大抵是‘人居其上，畜养其下’的‘干栏’式建筑，故云‘依树为层巢而居’或‘人楼居，梯而下，名为干栏’。正是‘百越’民族的重要文化特征。到了宋代，布依、侗、水等逐渐形成单一民族。史书上的‘蕃’，如‘西南蕃’、‘五姓蕃’、‘西南七蕃’等大抵是布依族的先民，其地‘部族共一族，虽说各有君长，而风俗略同’，‘土宜五谷，多种粳稻，以木弩射獐麂充食。每三、二百户为一州、无壁垒，官府惟短垣’。侗族先民称为‘仡伶’，因其散处‘溪峒’之中而有‘峒人’之称，‘峒丁等皆计口给田，多寡阔狭，疆畔井井，擅鬻才有荼，私易者有罚。一夫岁输三斗，无他徭役’。‘平居则事耕作，缓急以备战守’。水族的先民史称‘抚水蛮’、‘荔波蛮’，其民‘亦种水田，采鱼’。其保聚山险者‘虽有畲田，收谷甚少，但以药箭射生，取鸟兽尽即徙他处，无羊马、桑柘’。而住河谷者，“川区稍平，合五百家，夹龙江居，种稻似湖湘。由此可见，‘百越’民族，大抵属于‘稻作民族’的类型”。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贵州稻作型文化自汉带开始，便不断地吸收和融入了江南的汉族文化，尤其是铁质工具和牛耕技术的传入，反过来，当时徙入贵州的汉族同样借鉴了当地少数民族的许多生产和生活方式。这种文化的互动在明代时，由于江南大量汉族迁徙进入贵州而发展到了极致。明代的卫所及屯田制度，迅速占据了坝区及河谷地区的交通要冲，并以屯田的方式长期驻扎下来，而贵州河谷坝区肥沃的土地及丰沛的水资源，具有与江南水乡几乎相一致的地理环境，这样由遥远的江南举族而来的汉族，只需要对贵州的山区及高原气候作出季节性的适应性调适与选择，便可按照江南地区原先农耕文化（主要是南方亚型的稻作文化）模式的总体精神来经营与开发其所屯守的地区，而贵州百越民族自身所操持的丘陵稻作型生计方式，在内容上与这些屯军所操持的生计方式有着诸多的共通之处。这种文化上的一致性，所发生的广泛互动，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共生关系系统，使人们共同开发自然，并不断规范其周围操其他经济文化类型的族体进入该系统，而那些固守本民族传统生计方式的族体因稻作农耕文化这种幅射性扩展的挤压，只好外迁他处。苗族、土家族、畲族、瑶族等许多原先操持其他生计方式群体，便因稻作文化这种幅射性扩展的影响和启发而纷纷转向了稻作农耕。其发展的后期，由于汉民族文化的强势介入，提供了语言交往上一统方便，使得该共生关系系统，取得了总体精神上的认同感，这种认感又使稻作型文化的不同民族在后来进一步开发自然方面，取得了对自然认知的一致性。这是今天贵州丘陵稻作型文化高度发展的文化基础。这种文化主要体现为，住屋以干栏式建筑为主，居民喜食大米、嗜鱼、酸。劳动生产工具、加工工具较其他生计文化类型发达；耕作过程中，普遍使用牛耕，人民普遍掌握间种及套种技术，土地复种指数较高。大牲畜的饲养，不具有畜牧业的意义而主要体现为对劳动生产工具——牵引力的一种特别偏爱，农事生产与土地肥力的恢复在生产过程中同步完成。人民有较强烈的生态保护意识，宗教信仰普遍表现为自然崇拜的多神信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普遍存在一种和谐的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

作为分布范围最广的一种经济生活方式，稻作农耕在贵州的产生与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从考古发掘的材料上看，贵州稻作农业大致产生于新石器时代的中早期。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威宁中水镇发现的一批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古文化遗存中，出土了大量极为珍贵的水稻，重量达百余公斤，这显然是人工栽培而有意放置的，不是野生稻。随同稻谷出土的与稻谷同时代的大量陶器，除了碗、盆、罐、钵等器物外，作为酒器的小陶壶、瓶、杯等不仅数量多，而且形制复杂。这从另一侧面说明这一文化遗存中发现的稻谷不但是种植的，而且作为农业生产收获物的粮食（稻谷）已经有了相当多的剩余，人们已用之来酿造酒等奢侈消费品。

威宁中水出土的稻谷遗存不仅数量大，而且用来垫在死者的墓坑底部，这一方面除了可能用来防潮外，另一方面则是显示死者生前的富有，它说明此时贵州地区的稻作农业生产已经走过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应该是发展时期的遗物，不是起源时期的。在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阶段，贵州有许多重要而且发展连续的遗址，这些文化遗址均出土了旧石器时代的骨铲、骨锥、骨叉、骨刀等，这些骨器制作工艺复杂，器形磨制精美。在六枝桃花洞、兴义猫猫洞等发展连续的遗址中，其上层还发现了陶片、磨制石器等新石器时代文化遗物和大量的骨铲。如果说，骨铲在旧石器时代主要用于挖掘植物的根茎，那么在新石器时代，它已经演变为重要的农业生产挖掘工具，尽管我们目前还没有发现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更为直接的水稻实物资料，但结合贵州的地理条件和自然环境，根据上述这些生产工具的出土和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之际比较发展的农业实物资料，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新石器时代的早、中期，贵州大地上应该已经有了原始稻作农业的出现。

贵州原始稻作农业经过缓慢发展，到了古夜郎时期，已开始在经济生活中占有主导地位，人们群体因农业的这种发展而逐渐定居下来，形成了“椎髻、耕田、有邑聚”的农业村落，并因此而成为当时“西南夷”中的农业民族代表，这一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青铜生产工具的出现和使用，夜郎与周边众多的地方文明的交往增多。从其随后建立的具有一定控制范围和影响的奴隶制地方政权——夜郎国的情形上看，其时夜郎农业的发展，应该是有相当规模的。

秦汉之际，贵州稻作农业迎来了它的第一个发展时期。秦统一六国之后，发兵50万征伐岭南，使岭南许多越人部落开始沿红水河、都柳江等溯流而上，进入贵州南部腹地的河谷坝子，他们所带来的百越民族稻作农耕文化与贵州原生的原始稻作农业发生了广泛的交往。秦汉之际，也正是中国集约农耕文化形成，并迅速据有黄河、长江中下游两大流域的时期。随着夜郎的归附，汉王朝在将贵州纳入中原王朝统治版图的同时，调集中原的大量汉族移民迁入贵州。这些汉族移民，带来了先进的铁制工具，并掌握着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验，进入贵州伊始，他们就以中原集约农耕文化“精耕细作”的经营理念，进行生产和开发，对贵州稻作农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可以这么认为，今天的贵州稻作农耕文化，是在夜郎原有的基础上，吸收了百越民族的经营模式以及借鉴了中原集约农耕文化的先进思想，从而形成了独具地方梯田特色的稻作农耕文化模式。反过来说，实际上，贵州的稻作农耕文化模式，在汉代时就已经基本定型，魏晋之后，从中原不断涌入贵州的汉族后续移民，只是在技术上更加丰富了这一模式，并利用这种生产方式大规模地开发贵州。

关于上述这一点，我们同样可以从考古材料上获得足够的证据。1975年至1976年贵州省考古工作者在兴义万屯汉墓发掘的8#墓中出土的一件水塘稻田模型⑦，形象地记载了当时的稻作农业生产状况。该模型为园盆状，口径约45厘米，高8.4厘米，盆内被分成两部分，一半为水塘，一半为稻田。水塘和稻田之间有一堤坝相隔，堤坝中部有一个孔洞，由一座拱形顶的闸门控制，水塘内的水可由孔洞流出罐溉稻田，塘里养有众多水生动植物，计有鱼、泥鳅、田螺、菱角、荷叶等数种，在堤坝上面，有一小鸟站立，象征稻田的那半边，被分成四大块稻田，田块之间有埂相隔，形状各异，但田与田之间均有缺口，可相互通水灌溉，田中生长着一排排整齐的秧苗，在其周围还有几棵树木。整个模型所展示的是一幅环境优美、秧壮鱼肥的汉代贵州农业发展的风光，同样反映当时农业生产的水田模型在1987年发掘的兴仁交乐汉墓中又发现两件，1件为园形、1件为方形。园形模型的形状与兴义出土的模型基本相似，盘底被分成池塘和水田两部分，一边为水塘，里面养有草鱼、鲤鱼、田螺等，另一半为水田，被分为6块，田块之间有缺口相连，田里长着成排整齐的稻秧，水塘与稻田之间有一堤坝相隔，并有一涵洞互通。方形模型所表现的内容同样呈水塘和稻田，亦用堤坝分开，水塘面积较大，里面养鱼，堤坝上有闸门控制水位，闸外有一条宽敞的灌溉水渠，渠内有青蛙、田螺等物，渠道两侧各有平整的稻田2块，但似刚经过平整，还没有种植水稻。无独有偶，同样的模型在黔西北乌蒙山区的赫章可乐汉墓亦发现一件，其模型为长方形，水塘和稻田分开，灌溉方法与兴义、兴仁稻田模型相似。从这些模型发现的地域来看，我们可以推断，汉代贵州稻作农业几乎遍布全省，从黔西北的乌蒙山区到黔中腹地以及低矮的南北盘江流域，人们都普遍种植水稻这一重要的农作物。从这些模型所反映的内容基本相同这一特点来看，汉代贵州的稻作农耕文化不但已经比较科学，而且已经形成了模式化。

汉代贵州农业的发展还表现在粮食加工工具的先进上。在此之前，对稻谷的脱壳加工，一般用臼杵，只能加工少量粮食，且效率缓慢。汉代新出现了“臼碓”这一新型加工工具，这种工具从汉代出现以来，目前在贵州广大民族地区仍在使用。其模型在汉墓中多次出土。清镇汉墓出土的陶碓模型为单碓，而赫章可乐汉墓出土的陶碓模型则为双碓，且被巧妙地安置在干栏式房屋下层的干栏中，而且双碓并列。赫章汉墓还出土过一件石磨。这些先进的加工工具很显然是生产有了较大发展，粮食产量增加的直接反映。由于粮食产量增加了，人们除了食用外还有剩余，这就为饲养家畜、家禽提供了充足的饲料保证。在贵州发掘的大批汉墓中，出土了数量众多的陶公鸡、陶母鸡、陶鸭等家禽和陶狗、陶猪、陶羊等家畜，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当时农业生产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

联系同一时期出土的大量铁插、铁铲、铁斧、铁锤、铁铧（犁）等铁质劳动生产工具，并结合相关的民族史和民族学资料，我们大致可以描绘出汉代贵州稻作农耕文化的生计模式，即人们多聚居于山间平坦之地和河流泥沙形成的冲击扇上，使用当时先进的铁质工具，从事稻作农业生产，畜力牵引，应该是生产过程中主动力，全木结构的干栏式建筑是当时人们普遍住房特点，干栏式房屋下层安放“臼碓”、石磨等粮食加工工具，池塘养鱼和饲养的家畜、家禽，已经取代了狩猎、采集的方法。成为人们获取动物性蛋白最主要的手段，开渠引水以及注重对水位的调节，是稻作农业生产重要的田间管理手段，这种引水灌溉的方法可能孕育了后世稻作民族生态保护意识。

需要说明的是，“饭稻羹鱼”是长期以来百越稻作民族所追求的理想的生活目标。因此，出土的这些稻田模型中的“水塘养鱼”部分，可能是“稻田养鱼”这一历史文化事实的艺术反映，当然也有可能是这种“水塘养鱼”文化，后来演变成了百越民族“稻田养鱼”的历史传统，这二者之间必然存在一种互为因素的内在联系。

在都柳江流域的许多村寨，我们甚至还可以找出与汉代稻田模型所反映的文化内涵一模一样的现实例子。都柳江流域内，几乎所有的稻作民族村寨，人们一般都习惯于在自己的房前屋后开挖一个水塘作鱼塘，鱼塘周围自然是水田或菜园，鱼塘内种植莲藕、茭瓜、荷花等水生植物，水里喂养鲤鱼、草鱼、泥鳅等鱼类和蚌壳、螺丝等。它所体现的文化内涵与汉代的“稻田模型”中池塘部分完全相同，大部分人家将自己的粮仓建在鱼塘的水面上方，形成“近水防火”的建筑格局。都柳江流域的鱼塘与当地各民族传统的“稻田养鱼”，其文化关系具有双向二重性。首先，鱼塘一年四季常年养鱼，以便人们随时捕食，鱼塘所提供的幼鱼是人们第二年进行“稻田养鱼”的鱼苗保证。秋天，在稻黄鱼肥季节，人们开田放水将稻田中所收获的鱼尾全部集中于鱼塘中喂养，如此循环往复，鱼塘虽说不直接表现为具体的“稻田养鱼”，但它为“稻田养鱼”提供了蓄鱼的便利和鱼苗保证，从而成为“稻田养鱼”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类似的例子在红水河、都柳江、清水江等布依、侗、苗等许多从事稻作的民族中，我们还可以找出诸多的实证及其后世细微的变化，但其基本内涵，仍以汉代稻田模型所反映出的文化为蓝本。由此可见，“饭稻羹鱼”对于稻作民族的影响，历史久远。

应该承认，魏晋之后，贵州许多地区处在经制州和羁糜州的控制之下，中央王朝对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维持的关系比较松散，许多地方都处在地方土著的控制下。正是在这种相对封闭又相对独立的“小国寡民”社会里，由于缺少与外界接触的机会。才使“夷多汉少”的贵州稻作农耕文化得以按照百越稻作民族生产的模式，长期传承和缓慢发展，在据有了贵州所有的江河流域的河谷、山间平地和坝子之后，受到水资源利用的启发，在人口压力作用的推动之下，人们逐渐沿着水源丰富的山麓拾级而上，开发出层层梯田，以保证众多人口对于食物的基本需求。有必要指出：隋唐以后的许多汉文史籍中所记载的“不以牛耕、收谷甚少”，“食不足则猎野兽”的情形，应该是对操持其他生计类型的民族或正在由其他经济类型向稻作农耕转型的民族的一种描述，而非针对“稻作农耕”文化本身。

明初，随着军事上卫所屯田制的设立和稍后设置的都指挥使司、布政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的设置，贵州正式建立行省，不但大大加强了贵州与中央王朝的联系，也使贵州经济得了较大的发展。大量荒地被垦殖出来，使许多民族地区出现了“下至横麓、上至危巅”的层层梯田，开垦的面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仅明代的卫所屯田，开垦的土地面积就达100多万亩。许多地区由“夷多汉少”演变为“汉多夷少”的民族构成格局。这一时期，是民族文化对贵州稻作农耕文化影响极其重大的时期。清代初期，由于统治者“轻徭薄赋、兴修水利、奖励农桑”的政策，贵州农业生产在明代的基础上，又向前迈了一大步，无论是种植面积、作物种类，还是单位面积产量等方面都有了显著的提高。可以说，明清时期，是贵州稻作农耕文化发展史上的第二次高速发展时期。

总结起来，应该说贵州稻作农耕文化由本土生发，在秦汉之际，逐渐吸收来自百越民族族系的文化因子和中原汉民族集约农耕文化的思想，从而固化为一种特定的山区发展模式，其标示体系主要由以下几方面体现。

1、对单位面积的土地密集投入劳动力和技术成果，以获得产品产量的增加，是人们经营土地的基本理念，精耕细作是生产过程的普遍特点。在种植品种方面，梯田种糯稻，坝区种籼稻，区分尤为清楚。

2、由于受贵州山区地形地貌的影响，因此，对低平旷地带的高度估价与重视利用是人们开发自然的基本原则。这种原则使稻作民族群体在寻求开发处女地过程中，河谷、坝子、山间平地成为其首选的目标，其依山傍水的村寨建筑格局，是这一基本原则最直接的反映。

3、由于生产过程中，稻作农耕具有土地与水资源以及环境的高度协调统一，对水源涵养需求所孕育的生态保护的下意识或潜意识，是操持稻作农耕文化的人们共同体的普遍特点，为追求合理利用水资源而形成的贵州梯田稻作特色，是这种文化的无限延伸。

4、畜力作为牵引力以及种类齐全、功能各异的劳动生产工具和加工工具，是生产过程的必须前提。以肩挑为主的运输方式是梯田稻作农耕文化的附加条件。

5、发达的乡间集市贸易所提供的众多丰富的交易物品，不但满足稻作农耕生计自身的需求，同时也满足“刀耕火种”和“山地耕牧”生计的需要。

6、稳定的定居生活和安土重迁的观念所产生的发达的干栏式建筑文化。

7、因崇尚经验技术所产生的祖先崇拜。

8、以自然崇拜为主的宗教观念之中，掺杂着汉民族文化的儒、道、佛思想。

9、其涵盖的民族面，具有多元一体的格局。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随着稻作农耕文化在全省范围的扩展，除了乌蒙山地区彝、白等民族的“山地耕牧”型文化和零星分散在各个山脉的少数从事“刀耕火种”的人们共同体而外，大多原先操持其他生计类型的民族共同体，由于自然条件的允许，在广泛接触稻作农耕文化之后，人们大都转而操持“稻作农耕”生计，这种变化在宋代之后尤为明显，黔南、黔东南地区的苗族、畲族和黔东北地区的土家族大抵都属于这种情形，黔南荔波地区的瑶麓瑶族则明显晚了很多。

10、目前该生计方式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如何实现生态系统的长久保护，以使稻作农耕生产获得可持续发展的条件。

不可否认，稻作农耕文化的生计方式，在今天的贵州大地上，形成了范围广阔的大面积连片分布，使因注重水源涵养而形成的生态保护观念以及对低洼平旷地带的高度估价与开发利用原则，打破了原有的民族界线，进而成为整个操持稻作农耕文化类型的汉、苗、布依、侗、水、土家、仡佬、壮、仫佬、毛南、畲等许多民族共同的土地经营理念，精耕细作，男耕女织是人们共同的生活特点，整个稻作农耕文化区，因此而具有较为一致的文化景观。然而，由于历史进程中，不同民族在文化传承过程中各自标示体系作用，使这些民族的不同文化在极大地丰富贵州稻作农耕文化内涵的同时，标示体系的不同，又使各个民族保存和发展了各自的民族文化。这正是稻作农耕文化的包容性，这种包容，不但使稻作农耕文化获得了极大的生存空间，也形成了今天贵州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