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社会学认为，婚姻就是两性结合的一种社会关系，是组成婚姻的基础。但用这个观点来考察彝族传统婚姻未免过于简单化，因为这一定义遗漏了许多重要婚姻内容。在谢腊彝族传统婚姻礼俗中，婚姻与其说是“两性”不如说是“两家”或者说是“两个家族”结合的一种社会关系，婚姻的基础并不全是感情，而是家族的传宗接代，缺少感情的男女双方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合在一起，从而完成家族继替的使命。50多年来，尤其是近20年来，谢腊彝族的婚姻发生了许多重要变化，婚姻的实质从“两家”或“两家族”结合向两性结合转变，而婚姻的基础也从传宗接代向感情演化。我们从谢腊彝族婚姻礼俗的变迁及婚姻活动中的主要角色——当事人、父母、媒人的角色转换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谢腊彝族传统婚姻要经过三个主要阶段：提亲、订婚和婚礼。
　　提亲。提亲为婚姻之始，过去谢腊彝族的婚姻多是父母包办，女孩子长到十四五岁，男方家看中后即请媒人提亲。媒人经数次往返后，若女方父母同意，便取男女双方的“八字”请毕摩“合婚”，若“八字”不相克，即为“命合”。
　　订婚。“合婚”后，由媒人和男方父亲带猪肉、鸡、酒到女方家，女方家请来舅姨、叔伯等吃一顿饭，即为“订婚”。订婚后，两家即可往来，逢年过节，男方接女方到家住上数日，或农忙时互相帮忙。
　　婚礼。经过一、两年的相处，男方家提出办理婚事。女方家请舅舅、叔伯等至亲在酒席上与男方家商定彩礼。过去多为酒、肉、银链、手镯、衣服、布匹等实物，银钱作少量补充。解放后彩礼仍多以实物为主，同时，双方择定办大酒（结婚）的日子。吃大酒一般进行两天，第一天称“正酒”，第二天称“复席”，次日上午宴亲后，由一位老人送喜神、送树神、布神等，送完后在青棚下跳3圈，再由送亲中的一人抽掉青棚上的一树枝，最后，拆青棚，婚礼完毕。结婚后3天新婚夫妇回娘家“回门”，当日返回。
　　从以上婚姻礼俗可以看到，在传统婚姻中，早婚、包办婚盛行，作为婚姻当事人的男女双方在整个婚姻过程中处于顺从、接受的消极地位，婚姻的主使者实际上是双方的父母，往返于两家人的媒人主要是沟通、调节双方父母的意见。谢腊彝族传统观念认为，父母有责任为未成年的子女娶妻或找夫，以完成家庭嗣子和财产继承的双重任务，否则如果父母在子女未成婚前死亡，在临死前他也会感到内疚和不安，觉得自己没有完成人生的责任和义务，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子女，“死了眼睛也闭不上”。同时，父母也要为自己找一个媳妇或女婿，以让其尽养老送终的义务。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谢腊彝族传统的家庭经济中，家长（即父母）掌管着家庭的全部生产资料，支配着生产的收益，从而使家长有权扮演子女婚姻主导者的角色。而对于子女来说，在订婚时他们基本上都未成年，无法对自己的婚姻作出选择，决定权不能不操在父母的手中。
　　解放后，由于平等、婚姻自由、反对包办婚姻的大力宣传，给谢腊彝族传统婚俗以极大的外部冲击，加快传统婚俗向现代文明婚姻变迁的过程，而其变迁的剧烈程度，又以近20年来最为甚。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和非农业的发展，青年人有了更广泛的活动空间和时间，青年男女的交往范围从传统的婚姻圈扩大到乡、县及县以外的地域，使他们有了更多的择偶机会。大多数青年男女都受到初、中等教育，加之受到外部先进科技文化、传媒文化的影响，对男女间的感情生活提出了新要求，这些外出打工或从事家庭经营的青年有能力支付男女交往的费用，同时在家庭中有一定的自主权，他们不再满意父母按老观念为自己选择对象，而是要自己“选择”且要有感情。顺应这一大势的父母们也不再保守，顺势放弃自己在传统婚姻中所处的主导者地位。20世纪80年代之后，自择对象或经朋友介绍对象而自由成婚的青年逐渐增多，到90年代呈迅速上升趋势。在1996—2005年间结婚的27对青年中，有17对是“自己认识”（多为一起读书）或“朋友介绍”，约占63%。对于这些自由恋爱的婚姻来说，媒人之所以需要，仅在于习俗婚礼中需要媒人，如男方送到女方家的娉礼、婚礼用品需要有媒人从中协调、结婚日期要由媒人与女方商定等，所以今天青年男女的恋爱婚姻，即便是自己认识，也要请一个名义上的媒人。因此，可以认为，过去难以违背的“父母之后，媒妁之言”在谢腊彝族青年的婚姻中已逐渐成为一种礼仪，青年男女获得了较大的婚姻自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