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认真看完搜狐博客上刘杉先生写的《中国人的收入为何不真实》一文，作者引用经济学家王小鲁调查报告中有关中国人灰色收入的部份论点，强调“中国中高收入阶层以上居民的隐性收入大幅度增加，特别是最高收入居民的实际收入高达统计收入的几倍，隐性收入主要来源于灰色收入”。王小鲁提出了两个概念，一个是“隐性收入”，一个是“灰色收入”。隐性收入应该涵盖所有未统计收入，灰色收入当是隐性收入的一部分。王小鲁给灰色收入的定义是，除了包括对其合法性没有明确界定的收入外，也涵盖了大部分事实上的非法收入。王小鲁认为，隐性收入的绝大部分是灰色收入，同时他强调，灰色收入主要通过权力寻租实现。

依照王小鲁的看法，中国人的高收入主要是来源于权力阶层的寻租收入。这个看法反映出中国社会的实况，即权贵资本主义在中国急剧发展，更多官员加入贪腐大军，通过制度缺陷来获得大量非法收入。权钱交易导致非法收入大幅增长，是促成中国社会两极分化的重要原因。这个分析是有理的，且真实反映了中国当前的社会风尚，能贪腐是一种资本、一种能力。刘杉先生认为，“在要素价格加速市场化的今天，很多劳动者在获取正常职位收入同时，也通过兼职等活动，获得了市场化定价的隐性收入”。可社会现实是能通过兼职获取隐性收入的人是具有特殊技能的少部份专业人士。而广大社会百姓因为没有特殊技能，没有兼职机会的，因为中国最不缺的是人力资源。

还有，刘杉先生认为，“由于体制内医疗定价较低，医生正常收入较少，为获得更多收入，他们采取两种办法增收：一种是收红包，一种是周末到外地做手术，获得市场化收入。由于社会对红包现象意见较大，好医生获取隐性收入的主要来源更多依靠院外行医。如果抛开纳税问题，院外行医显然是一种合法收入，由于其没有纳入收入统计，就成为隐性收入的一部分。实际看，医生的隐性收入远远大于院内职务收入”。这儿吉乃不谈医疗体制问题，只说说医生们个人都能如刘杉先生所愿能获得隐性收入？我看未必。是的，医生是有特殊技能的专业人士，但只有部份知名度较高的医生能有这种机会的。

通过以上几点说明，吉乃认为王小鲁调查结果中的“几乎各个阶层都存在隐性收入，只是低收入阶层获得的隐性收入较少，而中高阶层获得的隐性收入较多”是不真实的，因为低收入阶层没有相应的特殊技能和权力资本。

当然王小鲁调查中有关“隐性收入的绝大部分是灰色收入，同时他强调，灰色收入主要通过权力寻租实现”的论点，吉乃非常赞同，因为中国公务员们已经走出了权力寻租的隐性化过程，如今是权力资源的公开利用，利用人民让他们代表人民管理社会资源的政治地位来为公务员群体实现权力的公开利用。就如同一大户人家的管家，本来是东家请来管理家庭事务的，为东家服务的，可管家由于某种原因在没有征求东家的情况下，给管家自己和部份管理人员加发工钱，可真正为东家做事的人没有加工钱，为什么做事的人没有加钱的机会而只说不做的人反而加钱？因为管家有权。

以上的举例不一定很恰当，可中国当今就如此，公务员队伍和军队人员工资早比事业人员的工资多了很多，军队我们就不说了，因为职业的特殊。而公务员呢？很多发达国家的公务员工资必不比事业人员多，可在中国就不一样了，中国的公务人员增发绩效工资已经三年，老师由于人多从2009年开始搞了绩效工资，可必没有比公务员的多而是比公务员少，从此可看出中国的法律权威性没有官员的权力大，不然《教师法》有明文规定，教师工资不能比公务员的少。报上说医生的绩效工资2009年10月开始搞，其它事业人员的从2010年1月开始搞，可如今半年已过，没有看到一丝的希望。做事的人永远是最苦的，因为他们没有权力资本。

官员的隐性收入主要是灰色收入的话，那么少部份有特殊技能的专业技术人员的隐性收入，既有灰色的，也有未计入统计的白色收入，从某种程度看，其合法的隐性收入或许远远大于灰色收入。特别是有权力的部门和高度垄断行业的收入明显高出社会平均水平，从此更是彰显了中国权力机关的权力贪腐的公开化程度。

看来中国官员们已成为一个富有群体，贪腐问题变得越来越难解决且有公开化的趋势。少部份精英专业人士“外快”越来越多，专业劳动变得更加昂贵。地下经济兴旺发达，“老大”和“小姐”们也在险中致富。中国人的收入让人看不懂，一方面是居民收入占GDP比重逐年下降，一方面却是房价不断飞涨。中国人的房子是谁在消费？查一查吧，有多处住房的官员是少数吗？财产来源不明处罚太轻，他们的钱到底从何而来？

所以中国大部份老百姓是没有隐性收入的，只有少部份精英且有特殊技能的专业人士和有权阶层才有隐性收入。促成中国社会两极分化的重要原因是权力阶层的权力寻租所造成，权力寻租又是造成许多社会不和谐的原因所在。而权力寻租是因为制度缺陷所造成。如监督力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