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喜欢北京。

所以来时，总是悄无声息就来了，既然这么多的兄弟选择了北京这样孤独的城市，就深刻地享受吧，不要让我们的到来顺理成章地给他们带来欢乐。

从机场到贵州大厦时，人声鼎沸，台上一个陌生的声音唱着一首凉山情歌，台下满满地坐着老朋友。于是从中午低低浅浅开始到晚上8点，已经分不清南方北方。杨恩勋老师数次地敬酒，我也惊奇于他醉后仍不偏不倚的方向感，特别是在北京这种抬眼看不见山的城市。
    北京公司驻于顺义一个普通的饭店，就像王府井匆匆人群中任何一个普通的背影。市场分析会议清晨就在酒店的房间里直接开始了，听完杜鹃红在北京启动以来的方方面面，感觉这个年轻的团队在规范运作的背后存在着一个方向问题，在他们看来，所谓的民族品牌，一旦脱离了固有的文化氛围和地域进入一个新的环境，规则就截然不同了。从行业的角度来说，产品的口感、香型、包装定位、价格导向等，因对象的消费习惯不同便面临着新的问题，但是，海南的椰子卖到西藏，它一定还是椰子而不是青稞。消费的心理是多元的，但是，在同质化竞争严重的背景下，产品的独特性也必将是促进销售的要点之一。

北京的白酒消费特点比较另类，就像北京这个城市作为国家的首都同时也是一个普通的城市一样尴尬，高端和低端界限分明却两极分化。白酒的中低端品牌怎么走？在没有建立起完善强大的消费体系前，还是要找找产品基本的群体在哪里？怎么让他们知道品牌？怎么持续地满足他们的消费？用语言是说服不了人的，但说话的环境不同听话人的心态不一样了效果也大不一样。当在后续的几天我们作为客人光临产品销售范例点时，我看的出来大家是有感受了。做一件事情方向很重要，方向对了，路子也就对了。

北方的冬天，温差照样很大，下午，未干的头发在风中很快就定型了。阿格请大家去德胜门天外天吃饭，在念大学时他名气就很大了，记得当时有一张专辑《有一双眼睛》卖得非常火，去KTV还能点些老歌看他清清瘦瘦的样子。人有非常奇怪的感觉，相投的人一见面心就打开了，坦诚朴质。算算时间不长，但感觉已经是很多年的兄弟般地亲切。晚上是我醉得最理性而他醉的最感性的一次，刚坐下来，他作为兄长开门见山地表态一定要喝醉。于是他举着比南方大了很多倍的杯子倒满酒，于是我劝说喝慢点少点，而最后的结果是两个满杯地喝下去，在阿布斯斯文文地阻挠中我们干杯的频率却越来越高。聚着众多的兄弟，山鹰组合的飞鹰、太阳部落的阿黑、陈云、阿且以及新认识的几个凉山的朋友，酒就没有办法停下来了。当九古赶到时，他看到我眼神迷茫，而我看见的只是他迷茫的身影，可是大脑里清晰地记得，我俩在六盘水时代假日酒店长长的夜谈。几年的时光都交付给了彝人制造，不管出于任何原因，单飞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选择。可人这一生如果没有取舍，存在的意义也就没有了，愿他如意飞翔。

次日痛苦不堪，飞鹰特地安排在旧鼓楼大街的一个云南菜馆“异旅.云”，蛮有情调。不远处就是他们现已拆迁的“辣客”。同样是人满满的，餐馆的老板是有着彝族血统的云南人，“声音碎片”的马玉龙、九古、木果齐刷刷地坐着。强哥知道我昨天痛快惨了，重点保护起来。大家在寒冷的冬日里，从北京的四面八方聚拢来，围在炉边喝着酒，唱着歌，温馨得让人难忘。一直到凌晨四点，我们从工体KTV嚎完上半夜再到鬼街贵州酸汤鱼吃了下半夜，终于消停了，于是北京又恢复了一如既往的孤独。

“走过了千万里路，唱过了千万支歌，不如唱一曲，梦中的水西谣”，阿格的歌声沙哑中透着磁性，最为可贵的是他的情感从骨子里散发出来，充满着整个“孜玛格尼”。昨天在我未授权的情况下，阿布就代表我们把做东地普驰达岭独自丢在餐厅，幸好正值普老师荣获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祖国颂”文学大赛一等奖，不然纵然他再怎么宽容，也不会订下“孜玛格尼”再次宴请我们。说来也巧，普老师数次来黔，可偏偏每次他走的时候都未能让他亲自带点酒走，而作为这样一位力挺杜鹃红的学者，我一直心存愧疚。

我一直是一个善解人意的人，可《水西谣》却被连点了三次，在远离乌蒙山的北京的一个角落唱起故国的歌谣，很少有人能体会我们离开又回去的颤栗。所幸有酒，让我能坚持在零下八度的北京多留一夜。

北京是首都，可以杜鹃红目前的市场状况，北京却变成了边疆，但愿杜鹃红在春天尽情盛开，或者至少，能够让远在北京的朋友们在零下八度的天空下更温暖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