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的超越

——评赵振王的叙事长诗《公仆本色》

魏国彬

最近，从地方到中央，学习杨善洲书记的模范事迹已经成为媒体新闻报道的关注焦点。作为保山人，我为此感到自豪，也深受感动。我早就听说赵振王受命在写作一部有关杨善洲书记的长诗，所以，我也就愈益期盼赵振王的长诗早日面世。当今天陡然看到《公仆本色》这部叙事长诗之时，我真的非常震撼，我脑海中的第一闪念就是：《公仆本色》这部叙事长诗是赵振王在诗歌人生上的一次精彩超越。

（一）

在多元化的舆论引导中，新闻报道一直以来都是舆论主导权的主要工具，文学创作很少受到其重视。作为一门古老的文学艺术，在当今已经被边缘化的诗歌就更不用说能够挺近舆论主导权的主流视野。

目睹当今世界局势，政局动荡更加强化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性。争取民心与民意，这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政局稳定的政治基础。在北非，突尼斯因年轻小贩自焚而引发茉莉花事件，埃及因媒体失控和恶意炒作而引发社会动乱，利比亚也因中东抗议浪潮的影响而爆发骚乱。这种多米诺效应在北非附近地区还一时难以结束，但是前车之覆应该成为后车之鉴，我们应该从这些国家的政局变故中吸取教训，在发展经济、铲除腐败的同时，怎么样来强化我们国家的舆论主导权，争取民心与民意，确保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

强化舆论主导权，拓展舆论引导的有效空间，我们不能仅仅只注重新闻报道，而是要实现全方位多层次的立体型舆论掌控。这就要求我们不仅在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主流媒体上发出主流意识的最强音，而且也应该在期刊杂志等非主流媒体上重新拓展舆论主导权的崭新阵地，实现舆论引导的无空隙宣传。

在当前意识形态斗争日益严峻的今天，文学艺术创作的意识形态属性开始凸现。赵振王这次受命创作有关杨善洲书记的长篇叙事诗歌，实际上就是这种社会政治环境的必然反映。贪污腐败是民众难解的心结，而清正廉洁、一心为民的杨善洲书记则是缓解民众心结的最佳榜样。如何充分发挥这种榜样的力量，广泛传递榜样的人生价值，让老百姓看到追求美好的信心，这是当前思想宣传战线的迫切任务。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文化话语权的手段，文学艺术也就必然会走向思想宣传战线的前沿阵地。因此，借助杨善洲书记的模范事迹，全覆盖宣传报道杨善洲书记的精神风范，也就成为思想宣传战线的主要目标。

西方曾经对我们的舆论宣传进行过批评，认为我们的舆论宣传过于死板，太重视思想灌输，不重视亲和力，让读者难以接受。的确，西方主要借助影视文学艺术来进行舆论宣传，通过影视文学艺术塑造他们的主流价值观，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实现他们在全球范围内的文化扩张与和平演变。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的做法确实取得了成效。只要我们细心审视北非的地区动荡，我们就可以发现动荡背后飘荡的美国的影子。这一次，赵振王受命写作叙事长诗，可以说这是以艺术方式来塑造我们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的一次重大尝试。在中国诗歌史上，以叙事长诗这种体裁为英雄模范树立丰碑，这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

今天，文学艺术不可能再回到解放前后那种主导意识形态的重要位置上，但是，文学艺术仍然是知识分子包括青年大学生这一社会中间阶层的主要话语形式，仍然对掌握社会主流话语具有特殊的价值。所以，把诗歌创作作为全覆盖宣传报道的一种重要手段，借助杨善洲书记的模范事迹来巩固社会中间阶层的话语阵地和舆论主导权，这实际上是对过去过分重视新闻报道的一种矫枉过正，也是舆论引导的一次重大超越。

（二）

作为一个光荣的政治任务，赵振王受命创作《公仆本色》是非常幸运的。当然，这种幸运，不仅是因为他与杨善洲书记同属保山，得力于地缘优势，但是更重要的可能是得力于他在诗歌创作上的巨大实力和潜力。作为云南屈指可数的当代著名诗人，作为一个具有刚劲雄壮风格的军旅诗人，在云南诗人当中，哪一个诗人还比他更适合承担这一光荣任务呢？

正是因为有受命创作的压力，所以赵振王才会竭尽全力，努力超越自己，力求出色地完成创作叙事长诗《公仆本色》的任务。赵振王历时2个多月，行程上千里，跋山涉水，踏遍杨善洲书记曾经工作过的所有地方，采访过在杨善洲书记身边工作和生活过的许许多多的人和事，感受了杨善洲书记那伟大而崇高的人格精神。尽管赵振王是受命创作，但是，他善于将这种外在压力变为内在动力，善于通过深入的调查采访唤起内心的创作冲动，激发自己的创作灵感，进而创作出具有相当思想深刻性和一定艺术性的鸿篇巨制。这种诗歌的被动创作模式所取得的成效超出了文学界的预期。

由于中国诗歌的抒情传统比较突出，叙事传统特别弱势，所以古代文人创作的叙事诗比较欠缺，主要有白居易的《长恨歌》、韦庄的《秦妇吟》、吴伟业的《圆圆曲》等。而且，古代文人创作的叙事诗并不长，大多不超过2000字。现存唐诗中最长的一首长篇叙事诗是《秦妇吟》，字数仅有1666字。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文人创作长篇叙事诗蔚然成风，一时佳作频出。陆耀东在《四十年代长篇叙事诗初探》指出：据不完全统计，从1940年到1949年这10年内，出版或发表的700行左右以及700行以上的长篇叙事诗估计在40部以上。在20世纪50年代，西南边疆诗人白桦继承了四十年代叙事诗的写作传统，创作了叙事长诗《鹰群》和《孔雀》。不过，从白桦以后，云南诗坛几乎鲜见有影响力的长篇叙事诗。审视云南诗歌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长篇叙事诗数量少，经典更少，因而赵振王创作的叙事长诗《公仆本色》就显得格外珍贵。

赵振王创作的长篇叙事诗《公仆本色》在保山文学史上具有特殊的价值。从诗歌作品来看，保山的诗集代表作主要有许昶芳的《剔透的情思》、刘正龙的《横断山情缘》、邓忠汉的《一纸美丽》、杨连的《幽谷诗抄》、杨晓富的《古道屐痕》等。从数量上来看，保山的诗歌不如散文、小说、戏剧等文学体裁突出，很少出现规模效应。从质量上来看，保山的诗歌也没有散文、小说、戏剧等文学体裁强势，很少能够走出保山。从诗人的角度来看，数量最多、质量最高的代表诗人可能就是赵振王，其代表作主要有《生命线》、《我从哨位走来》、《口令之上》、《红土之上》这样四部诗集，其中，《我从哨位走来》获得保山市首届文学艺术政府奖。审视保山两千余年的文学史，我们发现，尽管保山的第一篇文学作品就是民歌《澜沧歌》，但是保山的诗歌却没有出现过长篇叙事诗，也没有出现走向云南乃至全国的诗人。从地方文学的角度来说，赵振王创作的长篇叙事诗《公仆本色》可以说开创了保山文学的先河，成为保山文学史乃至云南文学史上的一座诗歌丰碑！

（三）

作为一种重要的抒情体裁，诗歌通常都是个人性的体悟。具体来说，诗歌的创作一般是诗人在个人生活中有所感悟，有所启发，然后才提笔撰写成文的，其诗歌写作的动机主要来自于诗人的内心冲动和灵感触发，是一种主动性的艺术创作，反映的是个人的自我意识。这是文学包括诗歌创作的一般规律，如司马迁的《史记》、《红楼梦》等文学经典就是走的这种主动创作模式。除此之外，被动创作模式是另外一种创作之路，它是指作家接受创作任务之后再去感受现实生活，然后按照任务要求进行文学创作的一种创作模式。这种被动创作模式因为是受命创作，反映着社会的需求，因而反映的是社会的集体意识，具有更为显著的主流意识价值。这种模式的成功与否不在作家的创作能力与水平有多高，而是在于作家是否能够真正体验到特定生活的内在意蕴，是否能够抓住特定生活的深层本质。因此，特定生活与作家的生活阅历是否能够达成一种契合关系是这种被动创作模式取得成功的关键。很显然，被动创作模式是对主动创作模式的一种超越，受命创作要比主动创作要难。

这一次创作《公仆本色》，赵振王是受命创作，尽管他早先可能对杨善洲书记有印象，但是要达到运用诗歌这种体裁形式来为英雄模范树碑立传的这种境界，这恐怕也很难符合诗人的本性。因此，从创作动机的产生来说，赵振王创作《公仆本色》这部叙事长诗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接受任务的压力。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赵振王敢于接受创作任务，我想，其信心不仅仅在于他的写作实力，也不仅仅在于他与杨善洲书记的地缘关系，而是在于赵振王曾经的从政经历。赵振王任过武警保山医院政委，当官为民有过深刻的体验。尽管赵振王的这种生活阅历与杨善洲书记的生活经历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是，他们的从政生活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这就是为人民服务。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赵振王才能够借助自己从政的生活底色来移情，才能够通过深入的调查采访来体认，才能够在与杨善洲书记模范事迹的对比中进行反思，进而才能够总结出杨善洲书记表里如一、始终如一的“一个样精神”，才能够体会到杨善洲书记爱家人、爱集体、爱人民、爱泥土、爱植物和爱祖国的精神本质，才能够发掘出杨善洲书记清正廉洁、一心为民精神的现实意义。

赵振王不辱使命，没有辜负文学界的期望。他拿出了4000余行的长篇叙事诗《公仆本色》，他写出了具有相当思想深刻性和艺术水平的鸿篇巨制《公仆本色》。云南著名文艺理论家董保延在《走向崇高——评长篇叙事诗<公仆本色> 》一文中指出：叙事诗确乎已经站在时代的高度，甚至可以说站在了一个关乎党的建设、国家发展、民族安危的高度，深刻地揭示了从杨善州这位典型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党员价值、人生价值和生命价值。这种艺术化的、富于感染力的揭示，不仅有力地把握住了杨善州的思想本质，并且也准确地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在人们精神领域更加多元化的今天，长篇叙事诗《公仆本色》无疑是一首标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歌颂中国共产党人公仆情怀，引领我们走向崇高的正气歌。

《公仆本色》这部叙事长诗的创作是成功的。这种成功主要体现在这部叙事长诗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有机统一上。叙事长诗的思想性主要体现在作者对杨善洲书记精神本质的认识与理解上。作者认为，杨善洲书记的精神世界就是“善”和“爱”，如同作者在题记中所说的一样：“善洲，善人；善德，善行；善始，善终。挚爱，无限；大爱，无言；博爱，无疆。”作者以“善”和“爱”这两个字作为这部长篇叙事诗的灵魂与主线，从主题与结构两方面实现了艺术形式的有机统一。叙事长诗的艺术性主要体现在作者对叙事与抒情的驾驭与把握上。作者“把独特的叙事角度和灵活的叙事手段结合在一起”，通过具有亲和力的叙事语言使“叙事与抒情的配合默契”，开辟了模范英雄宣传叙事的新境界。

在创作《公仆本色》之前，赵振王没有创作过长篇叙事诗，也没有为英雄模范树过碑立过传；他只为自己的心灵叙事与抒情，只为小我形象歌唱，只为自我意识寻找栖息的诗意空间，因而写的都是短小的诗篇。这一次受命创作叙事体长诗，赵振王完全超越了自己的思想和艺术境界的层次，立足高远，抒写大我形象，表达崇高情怀，提升诗歌的宏伟意蕴。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赵振王以被动创作模式这种高难度的创作路径创作出具有思想性和艺术性相统一的叙事长诗《公仆本色》，这是他诗歌创作上的一次巨大飞跃。

赵振王创作叙事长诗《公仆本色》，这不仅是思想宣传战线在舆论引导上的一次重要探索，也是为地方文学发展史树立一座丰碑，更是赵振王诗歌人生的一次艺术突破。总之，赵振王将外在压力转化为自觉动力，深入调查采访，感悟英雄模范的精神世界，最终实现了这次精彩的超越!

                              （作者为保山学院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