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门北行六百步，就到了我们曾经在石墩上搭上木板就读书演算的破烂小学了。学校往东，下几道坎坡，便是我的一个同学的家了。许是单村独户的原因，他常邀我：“我家有只飞得很远的鸭子，能跟我去放飞么？就一回。”那恳切的模样，着实难以回绝。
　　放了晚学，我们在河底有水的地方找到了那只鸭子，逮住，然后回爬到来路的半山腰，用力将鸭子往空中抛去。鸭子呱呱叫着，在半空中划出一道美丽的银弧，往河底的芦花丛里飞去了。
　　如果我们就此返程，便什么也没有了。可是我们担心鸭子迷了路，露宿在外，会被黄鼠狼欺负。于是，在芦花丛里找寻鸭子的时候，突然就发现生产队那片掩映在碧绿的玉米地和竹林中央的栗子树正在成熟和落果。
　　每年栗熟，队里都派一个姓龙的老头来守栗。
　　老头在栗园高敞地方搭建一间三角小屋，盖上茅草、树叶和塑料布，屋里支一张简易木床，床上铺着厚厚的蕨蕨草，门的左旁挂一件棕衣，右旁悬一口带壳的砍刀，屋前生一堆火，幽幽的烟子日夜冒着，人似在非在，怪慑人的。我们躲在玉米丛里，远远地观望着：屋前，几个疙瘩聚在一块，悠悠地冒着轻烟，可小屋的门口和栗树林里，始终不曾闪烁老头的身影：一定是晚了、凉了，老头耐不住寒气，回家了吧？我们正蹲下身子来捡栗子的时候，一个晴天霹雳突然在我们头顶炸响了：“你们几个小贼……”抬头看的时候，老头披散着花白的杂发，在距我们一百米开外的前方正凶神恶煞地朝我们狂奔而来。我们被吓傻了，两腿发软，脚板像被什么东西给牢牢粘住，挪不开，走不动，傻站着，给老头逮了个正着。
　　老头只要了我们和家长的名字，就把我们给放了。
　　结果，我们还没回到家，噩耗就已经传遍了整个村子——我们成了“过街的老鼠”。没想到，老头这一招比任何一次父母的打骂，都来得还要疼痛、持久。
　　太阳西沉鸟归巢，直等到自己看不见自己的时候，我悄悄潜回院子，用父亲背粪的竹篮将自己罩在屋檐下，打算就此过上一夜。平时我能去的地方，家里人都翻遍了，能问的人，家里人也都一一问了过来，就是没了一点我的踪迹。从竹篮的缝隙往外看，我看见家里人出出进进，那种焦慌不安的样子反而让我着急起来，我的心开始动摇了，并想自告奋勇地走出来，去领受父母早已为我备下的丰盛责罚。
　　夜深了，一夜沉默的父亲洗完了脚，将洗脚水端出来，在篮子旁踌躇良久。也许父亲早已听出了我的呼吸声，也许父亲的篮子原先并不是这样摆放的，也许该找的地方父亲都已经找了的缘故吧。终于，父亲不再踌躇，毫不犹豫地将洗脚水顺着篮子倒淋下来……本就冷缩成一团的我，打了个响亮的喷嚏，把父亲的篮子也掀倒在一旁。像捉一只落在粪池里的小鸡，父亲毫不费力地将我提起来，扯进屋里，二话没说，搬来砧板，在我面前重重地砸起一阵厚厚的土尘，接着拎出他那把大砍刀，铿锵吼到：“将你的双手伸出来，放到砧板上去！”我畏畏缩缩，将一双完整的手，反扑着，交到砧板的上面……毕竟，我曾跟父亲上山砍过柴，亲眼见过父亲用这把刀伐树，碗口粗的树，父亲左右两刀，树就倒了；我也亲自看见父亲用这把刀剁骨砍肉，膀子粗的牛骨头，父亲一刀下去，也就成了两截……而今，父为刀俎，我为鱼肉，我坚信，父亲这一刀下去，我鲜活的双手，就会像那条鱼一样在砧板上颤动、流血，直至枯死。一个失去双手的人，再多的智慧，也只能靠别人的手来完成，这样活着，究竟还有什么意义？我后悔极了，害怕极了，在自己即将以双手作为代价来换取一次求生求存的时候，一切假想都真成了假设，已经失去了假设的真实意义了。
　　第二天该上学的时候，我试着挣扎了好几回，但终于没能站起来。我还活着，可我的双手还在么？
　　父亲没要去我的命，也没要去我的手，却要了我一颗在是非面前学会踟躇的心。
　　我被父亲的洗脚水浇醒，可醒来才发现自己得了重感冒，发着高烧，动弹不得地躺在铺满阳光的床上。迷迷糊糊中，我感觉头顶一阵比一阵还剧烈的灼痛，甚至头颅有些麻木了。我睁开眼睛：模模糊糊中，看见母亲用笛子粗的一截青竹一下一下在猛击我的头颅：母亲从地里忙活回来，见我躺着没去上学，一边把我的头颅当做木鱼来敲，一边漫骂：“为什么不去上学？”母亲用力过猛，到母亲敲累了不再敲打的时候，我伸手摸摸麻木了的头颅，发现头已经肿起好大一个包，头皮好似离开颅骨已好远好远……
　　即便多年过去，每每在物质利益和名誉权威相互裹缠着在我面前攀升的时候，哪怕自己活得清平了些，在别人眼里寒酸了些，我心里始终不安于龙老头施布的空城计、父亲摆下的刀俎和母亲操持的木鱼槌间，不敢妄自张口伸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