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稼薅过第二道之后，接二连三的下了几场大雨，很多陡峭的山都滑坡了，本来这些山从山顶到山脚栽满苞谷洋芋，这样一来，满目葱茏中就东一块西一块的露出黄土和石块无法剥离的粘合状。左牵右连着几场大雨的是阳光并不火辣的天气，瓦蓝瓦蓝的长空中偶尔也会飘着几朵白云，给深山野里几分宁静，几分空寂。

    我就是在那时当乡长的。起先组织决定由我去当书记，由于我左推右让的不肯干，才让当地那个四十多的胖子乡长挪了位。由此乡长对我很感谢，逢人便说是托我的福，还信誓旦旦的表示以后将尽全力同我搞好关系，领一方百姓脱贫致富奔小康。我不当书记是因为我不愿意，我喜欢当乡长，我还在水泥厂当搬运工的时候就听人说：当官就要当乡长，村村都有丈母娘。听的时候我不由的激情涌动了一下，我就梦想将来应当当一当乡长。

    选择当乡长的根本原因虽然来源于当时涌动的那股激情，但不过是癞哈蟆想吃天鹅肉，何况我这人有贼心没有贼胆。在水泥厂时几乎所有的精力都交给了每包百十斤重的水泥，整天想的就是多运一包多挣点计件工资，也好在一些场合拍出几文大钱，因而塞满水泥灰的鼻子已闻不出女人的气味儿了。深夜归来，路灯下的女人倒也晃眼，只是自己皮肤被水泥灰屑浸淫得奇痒难忍，一搓一条黑垢，未近其人，美眉们早已掩鼻而去，留给我的是那狠狠的一瞥。单位上也有女人的，属坐办公室的那种，和领导负责接待公关，上省城进北京比我回二十公里外的老家还要随便。要看她们一眼准确说比见中央领导还难，我常常看着电视机里日理万机的大领导们说：你们每天还能让我们看上一眼，可那些娘儿们怎么就深藏不露呢？特别是那个莫莉，留个俏脸蛋在我的梦里，便心安理得地跟着我们的老板出双入对。当然对此我也有对付的办法，这是我以前的老邻居李光棍教我的，说是棒棒硬了无办法，找块帕子包倒揉。边揉边臆想和梦中情人正身体力行的做着那种事，便能够缓解丝许的苦闷。我常拿莫莉作为臆想的对象，可每每运行得有了点意思，她老太婆满是皱纹却过多地敷粉霜而显得恐怖的脸就一并上来了。这老巫婆是水泥厂的监工，每时每刻红红的厚嘴皮翻吐着瓜子壳，还夹杂着炫耀莫莉又和领导去了何方的话语。她曾在隔壁偷听到我对工友们说能同莫莉睡上一觉死了也值的话，就冲过来用身体把整个门塞满，朝我的脸上吐一大泡口水，说你小狗日的也配。

    我强烈的希望我能当乡长，要一千个女人，特别是莫莉。

当然乡长不是我想当就能当的，一个水泥厂的搬运工，要想爬上管几万村民的那个位子，乍听起来似乎还有点荒唐，而我之所以不死心是因为小时有人给我算过命，说我今生有贵人相助，中限能光辉门庭。那算命之词说的是：为人灵机性巧，胸襟通达，志气高强，少年勤学有功名之格，腹中多谋，有礼仪有才干，一生做事有始终，量能宽大，中限光辉门庭。我常默默的背诵并以此对照我走过的人生之路，一切是相符的。加之我在老家的那些年，常背着个背篓爬上高高的山头或下到深深的谷底捡拾牛屎马粪，总圾拖着一双断了跟的鞋，人们遇到我就说拖鞋圾袜养千口，背背挑担养一人。背背挑担我养我一人，拖鞋圾袜会不会预示着我将来会管着千人万口的吃喝拉撒、衣食住行。因而我对当乡长或者当个同等级别的官儿还是抱有希望的。

    在西南部的山区老家那儿和我前后入学的，没有谁的学习成绩能和我抗衡，常年的优等生待遇使我滋生了人上人的心理，也深信将来会大有所为。然则算路不跟算路来，到初三时，家父和家母因一些我不好启齿的事闹得鸡犬不宁，父亲对我的态度急转直下，动不动抄随手可得的家什对我一顿狠揍，还骂我“杂种”，这实在是让人难以容忍的。“杂种”两个字在乡村是最难听和极具侮辱性的词了，无疑父亲不再认我是他的血脉传承，将我扫地出门了。那时我不过是十四五岁的农村孩子，懂事早，对此事的认知达到了顶峰，也正因为这样，极度卑微的心理使我学习成绩一落千丈，从人前落于人后，我就辍学了。放下书本的农人绝对不会有高官得做、骏马得骑的青云之志，我整天在高山上捡拾牛屎马粪或砍些干柴疙蔸，看着偶尔沿盘山公路“吭哧吭哧”爬行的汽车，想着有朝一日得坐一次，真她妈的死了也值，其它还有什么可求的。

    尽管我如此淡泊心性，家父还是没有改变对我的看法，哪怕是一丁点的同情和安慰。和大多数农村妇女一样，我母亲长得并不漂亮，准确的说还有些丑，长脸高额头，两个外露的牙齿是不会让人动心的。但我从他们的争论中得知这样一个确切的信息：多年前在我家那个乡当乡长的吴叔叔同当时是市场管理员的我父亲关系极为亲密，常在一起猜拳喝酒。家父酒量弱，常常醉得人事不知，每每被吴叔叔连背带扛的送回家。一个雪花飞扬的冬日，家父寻得几只野兔，派我大哥去打了酒来，约吴叔叔对饮，据说我母亲当时也在场，为他们斟酒，吴叔叔叫那个为红袖添香。红袖添香是啥玩意儿家父是不明就里的，等到他同我母亲反目之后去问了村小学最有学问的马老师，才弄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于是更加坚定了他的认为。在骂我“杂种”的同时，骂母亲“骚货”，骂吴叔叔是“狗日的”。那个雪夜家父同样烂醉如泥，吴叔叔则不知醉否，但他并没有回乡里，就和我父亲挤在一张床上。父亲和母亲吵架时不止一次提到，那天半夜他起来时并没有发现吴叔叔同他睡。

    我家那时就一间土墙房，楼上堆放杂物和铺了一堆荞草置一床羊毛毡子供我的两个哥哥睡觉。屋中间生了一堆火，前壁留门后墙安神位，左边也就支了头对头的两张床，相隔离的是木板搭成的碗柜，从板子隔层伸手过去可以摸到睡在另一张床上的人。家父最大的失误也是他最为后悔的事就是当时发现吴叔叔不在床上为什么就不去另一边看看。这也是我母亲还击得最有力度的一句话。

    吴叔叔是外地人，在我家乡当乡长叫做煅炼，他总共当了两年的乡长、三年的书记。在我四岁半岁的时候调走了。走时送我一个打磨得锃亮的小铁人，据说是在他家那儿一个明朝大将的坟墓里出土的，戴上它能避邪。吴叔叔调到千里之外的一个县当官，管着不少的人，当地干部议论他还要干更大的事。但我对此根本没有印象，他送的小铁人也被我父亲放在火炉里烧红后用大铁锤给锤平了，成了一个铁片片被甩到家门前的小山坡下，草掩土埋的从此再也没有见过。吴叔叔调走之后的好几年，家父和他依然是好朋友。我父亲还坐火车去看过他好几次，有时带上我，也带了几个通过精选的个均重达两斤以上的洋芋及半麻袋薄壳核桃。父亲开始怀疑我母亲的操行是因为我越长越不象他而象吴叔叔，同时我天资聪慧，他也觉得他的脉管里流不出如此像样的精血，于是推而测之，便认定我是“杂种”，并与吴叔叔有关了。

    辍学之后我的性格越来越孤僻，白天放牛打柴拾粪，晚上就在我支床的圈楼上蒙头大睡。乡里无电，睡不着的时候在一片漆黑中想着流浪之类的事。如果是有些许的月光或星子，便要呆呆的看上半夜。白日里恹恹的，隔壁姓李的那个老光棍在放牛场上对我嘘寒问暖。我说睡不着，他便说我是不是发体了。发体指的是棒棒能够做事了，这在老家那儿谁都知道。我就骂他胡说。他也不恼，便教我如何去手淫。我对此是极为不耻的，可长夜难熬，依此偏方试几次，果然奏效，不但每次都有飘飘的那种快感，事后不久还酣然入梦。那天晚上我依然快活一番之后睡去，在几个哥子的哭声和邻居噪杂的脚步声中醒来，发现我家里已乱作一团。当时我的心咯噔了一下，认定是出大事了，并与我有直接的关系。果不其然，我挤进人群时，父亲血肉模糊的躺在地上，已然是断气了。母亲手里提着一把柴刀，散着发，漠然的站在那里。柴刀上血是新鲜的，油珠子一样的滴落着。后来母亲说那晚喝了酒的父亲把她从床上提起来狠狠的揍了一顿，还找柴刀来砍她。她无法忍受才还的手，不想就把他给砍死了。

    母亲被判了死刑，临刑前我去探监，看到她还是一脸的漠然，没有恐惧也没有悔意。我问她我真的是不是杂种，她狠狠的扇了我一耳光，我的鼻血就流出来了，用手一抹，便留下一个两头细中间粗的卵子一样的血迹。母亲说：你爹说你是杂种难道你就真的是杂种了吗！母亲最后留给我印象最深也是我今生今世不可能从心里抹去的话就是她说她今生除我父亲之外再也没有跟过其他人，这自然包括吴叔叔。临死人的话我是信的，如果我真的是杂种，她死都不怕还怕说一句真话吗。因而我在我父亲坟前跪了一整天，把冥冥中这种父子之情跪还给他，从此我和他无所牵挂。

父母死后，两位兄长先后成家，我则如一株浮萍，根无所系，日子在无序的生活中一天一天水一样的流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