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夫子对杨善洲的态度

段培相

随着中央的倡导和现代传媒的广泛参与，杨善洲的英雄事迹已经传遍天下。在这样一个“利”字当头的时代，杨善洲的义举确实富有震撼力。因为常人做不到的，他做到了。杨善洲原是云南保山地委书记，正厅级干部，退休后带领一帮人上山种树，20年后，将5万多亩价值3亿多元的林场无偿献给国家，拒绝了当地政府给他的报酬，并将国家奖励他的20万元钱一半捐给学校，一半捐给林场。自己和家人却过着简朴的生活，老伴和子孙们至今仍在乡下种地为生。

杨善洲的精神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无私奉献。他的事迹让我联想起 “子贡赎奴”与“子路受牛”的故事。故事说，春秋时代的鲁国颁布了一项法律，规定凡是看到有鲁国国民被贩卖到国外当奴隶的，都可以将其赎身回国，回国后可向国家领取赎金和奖赏。孔子的学生子贡是个商人，有一次在国外做生意时顺便赎回了一些人，回国后却谢绝领取酬金和奖赏，此举得到了举世称赞。但这件事非但没有得到孔子的肯定，反而受到批评。孔子说，“你这样做将会导致今后没有人再做赎人的好事”。而另一件在大家看来并不太体面的事情却得到了孔子的肯定，说的是孔子的学生子路救了一个落水者，当事人为表达谢意，酬谢子路一头牛，子路欣然接受。孔子说，“你做得对，将来会有更多的人见义勇为”。

杨善洲献林场捐献奖金与子贡赎奴谢绝酬金的义举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就在大家都为子贡们的行为叫好，而对子路的行为感到羞耻的时候，孔子做出了“子路受而劝德，子贡让而止善”的判断。孔子认为，子贡在无意中拔高了道德标准，使得“代付赎金后收回赎金”这样一件合乎道德的善事，与子贡相比变成 “不道德”了。由于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具有子贡那样的觉悟和财力，为了避免背上道德包袱，以后就没有人再去做这样的善举了。相反，子路救人一命，受人一牛，“替人消灾，拿人钱财”，无可厚非。他认为子路的行为是在倡导一种互惠规则，即付出就应该得到回报，只要不损害他人的利益。孔子不愧是中华民族的至圣先师，看问题确实敏锐而深刻，他对“义”“利”关系的独到见解，就是今天的人们也少有人能够达到这样的高度。我赞成孔子的观点。

倡导无私奉献的精神是与一大二公的计划经济体制高度相关的，因为碗里少一点，锅里就会多一点，个人牺牲一份，公家就会多出一份。虽然这种利益关系调整只是一种零和关系，总的社会福利并没有增加，但这种价值取向正是强调高度集中的需要。在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道德要求下，人的个性被忽略，合理的个人利益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

市场经济体制是以交换为基础的运行机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我们之所以能够得到生活所必需的食物和饮料，并不是出于屠户、酿酒师的恩惠或怜悯，而是出于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心……每个人通过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最终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利益”。斯密的高明之处在于，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统一起来，使互利共赢成为市场经济的道德标准。我们所要构建的道德文明，就是要有助于实现公平、效率及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的合理分配。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片面强调公而忘私、无私奉献的纯利他主义精神，难于得到广泛的认同和普及。建立与之相适应的道德文明迫在眉睫。

子贡和杨善洲的崇高举动令人称赞，这是无论哪个时代都值得倡导的精神。问题在于，如果我们把“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当作普遍的道德标准来要求所有人，可能就会出现过尤不及的结果。在市场经济大背景下，劳有所获，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是一个基本的逻辑，多数普通人只能在不损害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去帮助别人，同时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去追求自身的正当利益。超出了这个标准，就会让多数人可望而不可及。如果大家都把救人不取酬金的行为定为道德楷模，社会中的多数人就只会袖手旁观。如果我们把杨善洲的义举作为共产党员的普遍道德标尺，那么许多没有他工资高的人、没有他觉悟高的人，也就不敢去种树了。因为种了树只有无偿献给国家才是好党员，拿了报酬就不是好同志，那么干脆不去种树还好。另外，每个成年人都有改善家庭物质生活条件的义务，杨善洲完全不顾及家人的困难，把所有财产全部捐出，对国家对社会可谓功德无量，但对一个应尽家庭义务的正常人来说，这种举动又算是道德的吗？因此，道德本身也要从不同的维度加以审视，不可以大德掩盖小德，以公德扼杀私德。

如果可以为道德定价的话，那么“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互利价值观就是大家都能接受的均衡价格，“子路受牛”的做法体现了劳有所获的原则，体现了等价交换的精神，多数人都可以践行子路的做法，可以有很好的销路。而“无私奉献”则是道德的高价，在这个价格下，只有子贡、杨善洲、雷锋等少数人能够接受，多数人就如同在高房价面前驻足一样，只有欣赏的份，没有涉足的底气。最终这种道德会变成一种理想，一种传说，一种空洞的说教。

                                                                     2011/6/21 云南芒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