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读书

　　才上完一年级，我就读不成书了。我的父母要我跟村里的羊倌司放羊，为家里挣工分。第二年去放了一年的羊。尽管我一万个不愿意，但是也没有办法，对我的父母来讲当时的工分实在太重要了。

　　那年代，我们农村人就靠工分吃饭，大人们把工分看得很重。

　　说起工分，比我们年轻一点的人们就没有经历了。工分起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村建立的农业生产互助组，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农村人民公社中普遍采用。这种方法主要有底分死记、底分活评、定额记工、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等。由于操作上流于形式，致使平均主义和大锅钣普遍存在，按劳分配原则无法体现，干多干少，干好干坏，工分都一样。到1979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村里评工记分的方法才被逐渐废止。当时，我的工分是，放一天羊得3分，出一个早工得1分，一年下来，可以给家里增加1460分。年底分配的时候，我们家就可以多分得一些粮食和钱，这对于一个处于贫困农村的家庭来说是一笔不菲的收入。加上，当时上学要上15年后才会产生效益，而苦工分的话当年年底就见效了。作为父母，他们认为上学效益来得太慢，远水解不了近渴，拿工分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肯定要我去挣工分了。

　　我能够返校上学全靠了我的歪把活老师。他觉得我是一个有培养前途的学生，只要能见到我的父母，不分时间地点的跟他们说我的情况，不厌其烦地为我说情，千方百计说服他们让我上学。作为父母，他们不愿意让我去上学，所以，他们不告诉我老师说服他们要我上学的事，好让我死了上学的心。到开学时间了，我就当了一回逆子，大逆不道地跑去上学了。我打听好新学期是哪天开学，之后，我就做了很严密的保密工作，让大人们主要是我的父母和羊倌司看不出我想上学的心思。我不让父母知道想去上学的事，也不跟羊倌司说我要去上学的事，让他们都觉得我已经把上学读书的事忘记得一干二净了，一心一意挣工分了。然后，来个突然袭击。开学第一天，我起了个大早。趁我的父母和弟妹们还在睡觉，我就去到老师那里了。等羊倌司来家叫我的时候，我已经在学校老师那里把如何想上学的事全告诉了老师，等着老师跟来找我的父母说情了。

　　知子莫如父。还是我的父亲首先怀疑我去学校了。其他人都没有想到我会去学校上学，因为我是出了名的听话的好娃娃，从来不做父母不同意的事，而且十分在意工分，为了挣工分我风雨无阻，有时生病了，大人们不让去放羊了我也要坚持去。所以，当我突然做出反常的举动去上学的时候，羊倌司和其他大人还认为我积肥去了，就是去割垫圈草了。

　　那天中午时分，我的父亲就找到学校来了。当他看到我在学校的时候，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还情不自己地念叨“我就说嘛”。杨老师就不给我父亲喘气的机会，没等他缓过劲来就直截了当地说，你还是让孩子上学了吧，在外地像邱忠文这样大的孩子都在学校里读书之类的。这一次，我父亲也没多说什么，依了杨老师和我，让我继续上学。或许，他已经知道自己在坚持也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以听话出名的儿子第一次不听他老人家的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