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绝对超脱的人（如果有的话）是无需写诗的，因为他们的精神境界已经全然超越了灵与肉、理想与现实、有限与无限、此界与彼岸等等诸多二元对立关系，他们已经无需在“诗与哲学之间自找苦吃”（哥德语）。成佛的释迦牟尼认为佛之境界“妙不可言”，一般众生绝无可能领会而几欲进入涅×的传说以及中国第一哲人老聃悠闲地骑着青牛西出阳关的本意，当然，一方面说明了东方哲人对语言或言语的否定与摈弃之传统，所谓“智者不言，言者不智”是也；另一方面，其实也说明他们的精神已经达到与物混同，无需汲汲言说的超然境界。

与此同时，至于我们一般平凡而世俗的芸芸众生，都是懵懵懂懂、糊里糊涂，“未经审视”便匆匆过完了一生。这样的人自然也不会产生诗歌，因为他们离“物”太近，或者说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这应该说便是冯友兰先生所说的人生之“自然境界”，是“不知不识”却未能顺应“帝”之则的境界；只有我们的诗人夹在其中，一面呢，不断向往和体验似乎触手可及的“彼岸世界”的神圣和美妙，一面却被喧嚣的世俗的声音所裹挟或淹没。诗人们就这样，像只吊桶不停地在“此界与彼岸”之间徘徊、挣扎，既不能超脱世俗性，又不甘与之同流合污。因此，诗人们文化认同意义上的精神不断被分裂，灵魂不断被撕扯似乎就是不可避免的了。然而，即便如此，真的诗人，正因为他们触及或感悟到了“彼岸”的神圣性，捕捉到了世界与人类存在意义的最高价值，他们，正如海德格尔评论荷尔德林诗歌时所说的，便应天命之所召，及其所能，将他们所捕捉到的“最高价值”公之于他们的同胞或民众。在西方，特别是德国浪漫派看来，这个最高价值就是证实神性（上帝）的存在以及人性远离兽性无限接近神性的可能性。当上帝已被宣布死亡之后，人类生存意义上的价值真空除了由诗性填补，别无它法。所以，荷尔德林才说人类“诗意地栖居在地球上。”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以为东西方诗学，至少在接受层面上，开始了历史性的互渗与对接的可能：用审美主义态度超然对待现实人生的寻求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