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彝族诗歌“说三道四”之二：为什么说彝族是个诗性的民族？ 

人们都说，彝族住在诗性的土地上，是个诗性的民族。的确，无论从文化生活层面的价值观念上，还是哲学层面的思维方式上，彝族都是个诗性弥漫的民族。特别是大凉山，假如你有机会去，而且走进彝族人民当中，熟悉他们的生活习性，你一定会深切感受到这一点。你会感觉到几乎每一个彝族人都是诗人！虽然不一定每一个彝族人都写诗。因此，我们可以说，彝族的民族性的核心是诗性。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提出问题：彝族人为什么如此富有“诗情”？它表现在那些地方？他们是怎麽表现的？我们就不一定能够明白准确地说出来。我们现在就尝试说一下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从神话学层面上说这个问题。一个民族的原始神话，是这个民族的原始先民以类比象征的原始思维和幻想形式关照和反映客观世界的产物。是这个民族关于宇宙创生、人类来历、动植物、自然现象、各方神灵和部落历史等的神奇故事。每个民族的神话都有其作为神话的共性，也有其不同于世界其他民族神话的个性。我们说彝族是个诗性的民族，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在彝族的原始神话中寻出些许蛛丝马迹，以证明彝族的诗性智慧优于或者说超过其他民族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我们只要考察一下世界各民族的原始神话，我们就会惊讶地发现，各民族的原始神话都无一例外地显示出飞腾的想象和丰富的题材。而且各民族的原始神话都大同小异地讲到宇宙创生、人类演变和洪水爆发等神话题材。然而，这又能证明我们彝族的诗性智慧就跟我们的原始神话没有关系了吗？答案也应该是否定的。神话学家告诉我们，一个民族的神话原型结构决定和规范了这个民族的文化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而且在其后来的政治、文学艺术和建筑艺术等各个方面循环表现出来。假如果真如此，那么我们彝族的诗性智慧，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受制”于我们的神话原型而无疑了。只是这样的“受制”并非彝族所独有而已。

问题似乎回到了原点：彝族人究竟为什么如此富有“诗情”？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得从彝族历史文化和居住环境的特殊性方面寻求答案。众所周知，由于地理环境的封闭性和沧桑苦难的历史，直到新中国成立，凉山大部分地区的彝族尚处在奴隶社会。落后的制度文化保留了与之相适应的精神文化，至少保留了较为完整的神话传说和宗教文化，而且其宗教思维形态也滞留在巫术思维向宗教神学思维的朦胧过渡时期。以苏尼为代表的巫术文化和以毕摩为代表的“毕摩文化”并行不悖。彝族谚语所谓“苏尼靠神灵附体方可跳神驱鬼，毕摩却引经据典依道行法事。”我们所说的巫术思维向神学思维朦胧过渡，可以说从这句谚语里已隐约地表现出来了。从中我们我们可以看出，在这句谚语出现之前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曾经拥有无上权力，既通神，亦御人的大祭师苏尼，在缓慢的历史脚步声中逐渐丧失了其神圣尊贵的地位，让位于主要以经典和神话传说为依据从事宗教活动的毕摩了。用彝族通俗的话讲，苏尼是能“看见”鬼的，而毕摩是不能看见鬼的。但是，不能看见鬼的毕摩，在彝族社会却反而逐渐取得了高过苏尼的宗教文化地位，这是耐人寻味的。我们知道，相对于苏尼，毕摩总给人以厚重的历史感和丰富蕴藉的文化感。可以说，在彝族历史中，毕摩阶层的出现，意味着初步的理性思维的萌芽，正是毕摩阶层，整理纷纭复杂、零零碎碎的原始神话和部落历史以及自然物象的规律，使之形成相对理性化的，同时也是全民共享的知识体系，从而将彝族文化从神秘兮兮的苏尼巫师一统天下的局面中解放出来。如果说苏尼完全依赖于神秘的直觉思维的话，那么毕摩则相对理智地对待原始社会留下的精神遗产了。我们目前无法确切考证毕摩阶层脱胎于何种阶层，但依据推理，我们似乎可以肯定地说，它的“前生”一定也是直接和“神鬼”打交道的。而在彝族社会的早期，在毕摩尚未出现之前，除了苏尼，也就没有什么阶层直接与神灵打交道了。因此，如果我们的推测不错，毕摩阶层是从苏尼阶层分化出来的，是世代相传的苏尼家族中，有些无缘“神灵附体”的子嗣，深浸于苏尼有关神神鬼鬼的家庭氛围，耳濡目染之下，早已习得作为一个苏尼应该具备的所有技能。然而，就像皇位只有一个，皇帝驾崩了只能选择其中一个皇子继承皇位一样，大苏尼死了，其神灵只“选中”一个小苏尼“附体言说”也是理所当然的了。这样，那些已完全具备苏尼资格而没有苏尼名分，不能行苏尼法事和权力的子嗣们，也就是被神灵抛弃的苏尼的儿子们，只好改弦易辙，埋头研究原始神话和传说了。然而，历史似乎注定这些不幸的人将会“因祸得福”：一个广阔而丰富多彩的神灵世界呈现在他们的研究视野中，那些开天辟地的上界英雄神灵，那些移江倒海的下界山神河神以及半人半神的部落英雄等等，无论从它们伟大的能耐、气魄和品格，还是它们缔造的丰功伟绩等各方面，都远非苏尼的神灵可比。在苏尼地位堕落的过程中，其附身的神灵也变得越来越小家子气，最终除了家神，连山神河神也鲜有听令于苏尼的了。与之相反，毕摩在研究整理原始神话的过程中，总结出了“道”（包括神道、自然之道和人道）且以经书的形式固定下来，试图依据“道”统御一切。毕摩就这样靠渊博的历史文化知识赢得了崇高的地位。所以我们可以说，毕摩来自于苏尼阶层，但它的出现却一定程度地解构和颠覆了苏尼文化，为彝民族理性神学思维的发展铺平了道路。毕摩文化的出现，是彝族宗教世俗化的第一次尝试，虽然不彻底，但毕竟使我们看到了理性（或曰人性）觉醒的思想火花。也就是说，毕摩文化开始隐含了凸显“人”在宇宙中地位的思想趋向。正是毕摩文化的这种“逆经叛道”的思想，最终导致了世俗政权与神权的分离，使“兹莫”这个代表最高世俗政权的阶层得以确立并且后来居上，越来越成为权力的中心，以致产生了集权的野心，连苏尼毕摩仅剩的一点宗教权力也不想给予了。这一点历史事实，我们可以从一个民间传说中明显地看出来。这个故事说的是有个“兹莫”夫人的玉石手镯不见了。兹莫便召集所有的苏尼毕摩来，命令他们寻找，并且预谋：如果找不出来就借此杀掉他们。结果虽然被一个毕摩找出来了，但其间太富有偶然性和戏剧性，因而令人啼笑皆非。苏尼毕摩的命虽然保住了，但很明显，其处境已是今非昔比，只好乖乖听命于世俗政权了。毕摩阶层倾力奋斗的结果，权力却旁落兹莫阶层，真可谓“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了，这也许是毕摩阶层所始料未及的吧？作为文化思想上的革命者，毕摩阶层曾一度获得“兹莫来了，毕摩无须起身迎接”的回报，但是随着世俗权力的进一步集中和宗教本身神秘感的趋于淡化，这种特殊的礼遇也逐渐流于形式了。

我们敞开话题讲了苏尼毕摩的历史，似乎在跑野马，离题有些远了，而且稍有耽于想象的嫌疑，赶紧打住。其实，我们想说明的仅仅是，（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