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工作的第一年，就遇上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件大事，当时的公社革委会改为乡政府。而且，各个大队也改为村，将以村为单位进行人民代表的选举，以便召开乡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乡长、副乡长。我所在的乡叫坝上乡，乡政府安排我挂勾崎峰村，由一位本地苗族干部带我熟悉村、社干部和地形。

崎峰村顾名思义，就是村民散居在陡峭、高耸的大山上，由五个村民小组组成。其中，座落在山顶的两个组全是少数民族，大概有二三十户苗族，三四户彝族。整个村，除了住在海拔1800多米的山顶、地名叫鸡婆头的少数民族村民组人家户相对集中外，其余三个组的汉族农户反而东一家西一家，左一户右一户，很分散。从一个组到另一个组，要爬个把小时的山坡，或走个把小时的山路，全是山草、荆丛、小树覆盖着的真正的羊肠小道，没有人带路，生人根本就找不到路走。

到崎峰村，从乡政府出门50来米就开始爬坡。坡度至少70度，弯来拐去的小路，其实就是走的人多些，脚迹多些的地方，没有真正有人工挖掘或铺有石板之类的痕迹。晴天路干，黄豆大的沙石粒踩在脚下，让人往下滑，走一步退半步。那时年轻，体质好，走到崎崎村一组，一公里路远的地方，也是气喘吁吁，就是冷天，也会累出一身热汗。之后，爬坡到二组，再到鸡婆头的三四组，又下坡到五组。在山上绕来绕去，先后到五个村民组长家谈完选举事宜，一天就完了，很多时候，回到乡政府天就黑尽了。

那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刚改革开放没几年，土地联产承包到户了。由于该村土地贫瘠，山民们还不富裕，应该说，有部分山民温饱了，有部分山民还未温饱。但山民们都很纯朴、厚道，待人热情、诚恳，对我们乡干部特别友好，对乡政府特别信任。我第一次到崎峰村，一天就吃了十八个鸡蛋。早晨出发到一组，在一户农户家小憩，主人煮了六个荷包蛋给我作早餐。荷包蛋就是把水烧开后，把鸡蛋磕破到开水里煮到八成熟，然后再放白糖装进碗里。哪时吃起来就是世上最好的美味了，也是山民们待贵客的方式。到二组村支书家，又吃了六个。下午到达鸡婆头一户少数民族家时，该户还是这样煮鸡蛋，遗憾的是，他家没有白糖，放的是盐巴，我只好吃蛋不喝汤。奇怪的是，每户人家给我煮的都是六个蛋，就象都知道我能吃爱吃一样。二十多年后，我还常常想起那一天的十八个蛋。

我在山民家中住的第一夜，是在崎崎村五组。那时，村民小组开会都是在晚上，白天农民们要劳动，耕种庄稼，所以，开会只能在晚上。那是三月份的一天，天下着大雨，我下午到达组长家时，组长全家外出劳动，还未回来。我一身湿透，鞋上全是黄泥巴，就到一户山民家中等候组长回来。这户山民家中有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在家看屋，煮饭。我和他拉家常，说着说着就说成了亲戚。他姓桑，我母亲也姓桑，因此喊他一声老辈子（外公辈）。在他家吃过晚饭（苞谷饭酸菜汤），就一齐到组长家开会。二三十人坐在组长家的一间十多平方的屋里，既拥挤，叶子烟、煤烟又熏得人头发晕，我把开会的目的说完，大家便开始推荐乡人大代表候选人。推荐完候选人，已是晚上12点过了。雨是越下越大。此地距乡政府远，路我又不熟悉，且全是掩藏在树林中的小道山上树木茂密，沿途又无人家户，我不敢贸然下山。散会后，山民们或打着火把，或打着手电或提着马灯（一种煤油灯）陆续回去了。但没有人叫我去他家住，包括村民组长也没有留我住下的意思。人快散尽了，组长家开始和煤炭粑封火，我正着难，那位桑姓老人说，到我家去住吧。于是，我水一脚泥一脚和桑姓老人一道去他家。住房透着风，床下是煤灰和鸡住的地方。铺盖上的汗渍厚厚一层，盖在身上，一点也感觉不到温暖。我和老人共住一铺。虽然整晚我都因冷风吹而未睡着，但那位桑姓老人给我的感动，一直流淌在我的心中。

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在很多大小饭店吃过饭，尝过很多种所谓的名菜、名小吃，但味道没有山民家的糖水蛋给我的记忆深；住过很多宾馆，各种卧具一应俱全，但能温暖我心的，只有在崎峰村的那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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