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学会说汉语才后学写文章,这理应是想用汉文字来写文章的每个外民族作者的必经之路。然我却是先学会了写文章后才逐步学会说汉语的。这并非是我在危言耸听,凡熟识我的人都清楚这在我身上是个不争的事实。我也时常反思这种有悖于常理的怪事,却也未寻得个满意的答案,只是隐约觉得这似乎与我的天资和环境有关。

我天资愚钝,笨嘴拙舌在我们山寨里是出了名的。而我们彝族是个词汇最丰富,因而最注重和讲究说话技巧和语言表达的一个民族。自小人人都是说话的高手演讲的大师。孩提时代,同龄的伙伴们在婚丧嫁娶的各种重大场合里,都能谚语成串,妙语成珠地与人对话而受大人们的赞赏,唯我连最基本的问答也成问题而遭人鄙视,于是我因胆怯而设法躲避需要对话的各种场合。这状况在我身上恶性循环,结果造成我长大成人后就彻底地不会说话了。

于我耳濡目染的母语竟是如此,而对作为陌生的外民族语言的汉语就更不用说了。

参加工作到单位上时,我还听不懂说不来一句汉语。虽然我已是初中毕了业.然我所就读的初中是我们山寨试办的唯一的一个初中班。教我们的都是我们的本民族老师。我们的老师虽也是进过师校的，然他们进师校可不像眼下样用文化知识硬考进去的，而是仅以贫下中农子女这特殊的身份被当地政府推荐去的。这些老师在回寨教我们时，不知是没学来多少文化知识还是用语习惯，在课堂上，除了字的读音勉强用汉语外，字意和内容就用我们的本民族语言。因此，虽读了七八年的书，然课堂内外几乎全用我们本民族的语言而从未听见过一句完整和标准的汉语。故此,来到单位上时我还说不来听不懂一句汉语。

我虽憨蠢，然也并非是个纯粹的傻子,所以心里也难免有丁点儿的欲望和自尊的。刚进单位我就暗自思忖，在家乡我因不能很好地运用自己的母语表情达意而遭受了无尽的奚落，那么来到另一个完全陌生的语言环境后，我得在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学好用好这种崭新的汉语，免得再因不会说话而重遭他人歧视之苦。

刚到单位报到的第一天,开饭了,看到有人互唤着朝食堂走去,我便热情地招呼身边的同事:“你饭吃不去吗？”同事听后望着我好象如坠云雾，我又比划着重说了一遍，同事这才似有所悟，却掩嘴讥笑后点头说道：“好，好，我饭吃去，我饭吃去！”我们的对话即刻招来四周一片哄堂大笑。

我百思不解，自己一句热情的话语怎么就招来了众人的如此大笑？我尴尬不已食不甘味地回到宿舍独自思索。后来我才慢慢意识到我那话是按我们彝语的词序说出来的,而直译成汉语后就语义不通了,正确的说法该是“你不去吃饭吗？”。我这才惊觉原来我们彝语的语法与汉语的语法是相互颠倒的,一个彝语的主谓语句直译成汉语就成了动宾语句而辞不达意了。

找出同事们嘲笑我说汉语的原因后，我就无地自容而不敢冒然说汉语了。即使到了非说不可的地步，我也先把所要说的话写到纸上，按汉语法进行字词句的调整，直到按汉语法说得通顺为止。这样，为能通顺地说出汉语与人交流，我纸笔不离身，常拿在手上涂涂改改。

某日，我们公司办的企业小报编辑来我们单位组稿，让我羡慕不已地说着自己母语写着自己文字的汉族同事们却对此不屑一顾，唯我这个外族人却避开他人用一小块巴掌大涂改剩的废纸写上点乱七八糟的东西，悄悄交给了组稿已尴尬的老编辑。过月后，小报出版了，老编辑也真够开恩的，我交给他的那篇所谓的“文章”在报上除了我姓名的那三个字外就再已找不到我写的另一个字了。即使如此，我也兴奋和得意不已；从这以后我就开始不断地给老编辑投稿。

看到我成天埋头写写涂涂，同事们窃窃私语说我连汉语都还不会说的人还想写文章呢。但我为了像同事们样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仍是锲而不舍。久而久之，报上署着我姓名的文章里我所写的字词句在逐渐有所增加，我汉语的口头表达也能勉强应付一些日常用语了。我有些自鸣得意起来,对汉语先写后说的办法也觉有些累人了,便走了另一条捷径：向身边的汉族同事们学汉语。

可同事们的用语很是特别，张口就以古时圣贤《道德经》的作者自居，且常有意无意在听者母亲的头上加上太阳别名的那个单字。我把从同事那里学来的这种汉语写进文章里交给编辑，编辑却嫌脏，劝我别学用这样的汉语，学用其它文明一些的汉语。可我工作和生存的这个环境里除了说这种汉语的这些汉人外，那冷冰冰的发电机器是不会教我说一句汉语的。我只好又回到了先写后说的老办法上来。

一篇篇，一本本的纸张让我给写满了，我在上面不停地推敲调整，也弄不清自己所表达的意思是否符合了汉语的语法，便揣着畏畏缩缩进城求教于县里的一位汉族文人。可这位县里的汉族文人对此不屑一顾冷漠地回拒了我，我只好拿回来自己慢慢折腾。

十多年后，断断续续地在报刊上已发表了二三十万字的各类作品，汉语的口头表达能力也自觉有了很大的进展，我不免以文人自居了。于是，在生存的缝隙间便全醉心于说汉语和写文章这两件大事，对自己投去的稿子也就牵肠挂肚，很想知晓它的结局。

给某个刊物投去一个稿子已有了一些日子，该有个回音了，便打电话问收发室：“我有没有信？”对方却回答我：“你不是姓杨吗？如果不知道自己姓什么的话那就干脆跟着我姓吧！”说完，话筒里便传来了一阵开心的哈哈大笑。我尴尬在那里。

事后我慢慢回想才发觉自己又照着我们彝语的语序说出了这么一句汉语，再加我浓重的鼻音吞字不清地把“信”说成了“姓”而让听者误解了。我该是这样说的：“有没有我的信件？”。查觉出原因后我就难免汗颜了，一个以文人自居的我，竟说不好如此简单的一句汉语而让别人捡了我一个大便宜。

其实也难怪，工作是与冷冰冰的机器打交道，跟同事们又因性情不投而互不来往，在单位上根本没有说汉语的机会，生活中还是说我们彝语的时间多，虽明白汉语和彝语在语法上的相互颠倒，但说彝语的时间久了再说起汉语来时，就难免把彝语的语序带进汉语里而把话给说错的。有编辑说我稿子里语句不通就是这个原因。这是个至今让我很难迈过的坎，我们彝语是很丰富，很生动，很形象的一种语言，若按汉语法译成汉语就失掉了它原有的那种独特韵味，若照彝语序直译成汉语也会语句不通了，这是个顾此失彼的事儿。

进入不惑之年后的今天，虽已写出了一些作品，眼下正操作着两部长篇小说的出版和一部电视连续剧的开拍，作协早已给我发一个所谓的《作家证》，也该算是个三流的作家了。写文章倒是比刚进单位时是有些进步了，可我的汉语至今仍是说得很糟糕，特别是说急了的时候竟在不知不觉中用习惯了的我们彝语语序说出了汉语而辞不达意；我那轻易纠正不了的浓重鼻音更是刚一张嘴说汉语，就让听者听出了我是山上的“彝教”而叫我胆怯，更使我要说的汉语结结巴巴起来，所以我向来是乐于写而惧怕说的。

写，它有一个优势，黑字落在白纸后觉得不通顺了就翻来覆去地调整字词句的位置，直到通顺为止；而说呢，一出口就成了空气，说错了也就无法把它逮回来修正，即使再补说完整也无法抹去早已烙在听者脑里的那第一句错话了；只写不说又能把自己说汉语的那明显彝腔给遮掩起来。

然,人活在这世上是完全不能光写不说的，得时刻与他人交往及交流。而我在与汉人的交往中常因说不好汉语而闹出一些难堪之事；所以我暗下决心，为了能说上一口标准流利的汉语，在日后的生存缝隙间我得一如既往地多写些文章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