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下山进城到编辑部领奖，着实让我煞费了一番苦心。

我必须把自己精心包装一下。听说眼下的城里包装十分重要，就是当官坐的小车，如果档次不够的话，有些大门是进不去的。

我不愿在进城领奖的阔路上受阻，更不忍让“文人”、“作家”这个形像在我身上受损。所以，虽我因终年火烤烟熏而黝黑的肌肤是无法叫它变色了，父母给的五短身材也不能把它拉长增大，但至少得让自己整洁大方点。

我拿出了自己那套得意的出门服装：一件灰色旧西服，一条黑新裤，一双脚后跟有些磨歪了的皮鞋，洗净后消皱拉伸。再买来香皂，彻彻底底地把全身擦洗了数十遍，特别让那头惯有叛逆精神的头发规矩些。过后，找来镜子一瞧：嘿，还是不孬嘛！和往日判若两人，我都欣赏和羡慕自己了。于是，就雄赳赳气昂昂地出发了。

一路颠簸，一路呕吐，到编辑部大门时早已精疲力竭了。但看到神秘的编辑部大门，我又兴奋了。用眼泪清涕揩了个脸，再吐点口水抹在头发上，权当别人用的那种抹丝，强制调皮的头发听话地倒向一边，要它给主人增添点气质。一切称心如意，自我感觉良好后，才准备走进编辑部大门。

然正要跨进大门，就被门卫拦住了，问我是哪个包工队的。我愕然，自己什么时候竟成包工队的了？愣了一阵后我才忽然想起，刚才来编辑部的路上，确有一些农村来的包工队。看来门卫是理所当然地把我当成他们中的一员了。

我忽然悲哀自己临出门前的那番心血。我如实告诉门卫我不是包工队的，是来领奖的。门卫很认真地查看了我的身份证后，从他的眼神上我看得出，就因他刚才仅把我怀疑为包工队员，在责备自己警惕性不高呢。他威严地警告我，如果不赶快走开的话，他就报警了。还没容我回过神来，就连推带搡把我轰了出来。

在回家的路上，我惋惜那只作为奖品的“金笔”。我还从未有过一只象样的笔呢，本想领回这只笔后就好好大干一番的，可-----

同时，我又不由忆起了另一件旧事：在老家耍完年休假回单位途经市里，我要顺便到杂志社领取自己的一点稿费。

杂志社在某个机关大楼。这机关大楼的门我是进出过几回的。那时，门卫也未曾留意过我。可这回，却被挡住了。

全服武装的门卫对我指手画脚，吼声如雷。幸好，从高山进城时，我双耳一贯嗡嗡作响，要失灵很长一阵子的。没听清门卫在骂些什么，只隐约捕捉到一两句“这又不是什么修理铺，你往里面拱什么”之类的话。我寻思暗想门卫是根据我的外貌把我当成一名修理工了。我承认自己是有些脏了，一个多月在山上帮着家人栽洋芋种荞子，没有空闲时间也没有多余的水洗澡洗脸，更没有洗换服装就如此污垢满面地上了路，的确是够邋遢的了，人家把我只当修理工看待都算是抬举我了。

但望着门卫对我的那个凶劲，我也不免生起气来：你龟儿子，狗弄出来的，狗眼看人低，以貌取人。你娃娃不知道，老子虽然脏是脏了点，黑是黑了点，丑是丑了点，可老子还是个写小说的彝族呢，如果你娃娃生存在我那样的环境里，肯定比我操得孬，说不定还会去偷鸡摸狗；让老子换在你那样的位置上的话，保证比你娃娃提劲，你歪个铲铲！

然这些脏话也只是在心里说，是千万不能让它出口的。文人作家嘛，那不管是城里的汉人还是山上的彝族，都该有个涵养和气质。

门卫最终要强行赶我走，我一再给他讲，我是来领取稿费的。门卫就嘲讽我在撒弥天大谎。我就说出了自己作品的标题。门卫却半信半疑：

“那你就是红果那个杨-----”

“我就是红果那个杨-----”我难免有些矜持了。

门卫立即道歉说误会了，他没有想到会是我，他说他看过我一些小说，说还写得不错。随即把我捧进了他的值班室，递来茶杯。我毫不客气地把茶水一口气喝得干干净净，一点茶母子都没有留给他。过后，他就把我送上了楼----

懵懵懂懂错爱上文学后，断断续续搞了十多年，个中乐苦一言难尽。它让我失去了很多，也获得过不少。

我的最高学历是初中，所以没有太多的同学，仅有从我们格萨拉出来的那十多二十个。我们这二十来个同学初中毕业后都各奔前程，他们大都获得了辉煌的前景：从政的爬上了各级官位，经商的聚敛了大小财富，个个都飞黄腾达了，似乎也只有我仍在“无产阶级”的这个位置上原地踏步。

在我年少无知的时候，我确是羡慕和嫉妒这些同学。可随着阅历的增加和学识的积累，我愈来愈发觉，各位同学的这种获得都是以丧失自己的人格和尊严为代价的。他们对自己的上司摇尾乞怜，对下层人士就龇牙裂嘴。我发现，他们身上的人性已逐步消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狗性。在他们辉煌的表面下，显露出来的是一种空虚和颓废：他们大多时间在酒宴上喝得忘乎所以，麻将桌上打得晕头转向。我看见，他们肥胖的身躯上，已开始挂上了各种沉甸甸的疑难怪病。我更窥视出了他们晚景的凄凉：退位后的失落甚至于病榻上的孤独。结果，我却满意起自己来。

文学虽还未带给我物质的享受，却早已充实了我的精神生活。我没有官场同学那种尔虞我诈的煎熬，也没有商界同学那些见利忘义的纷争，我躲藏在一个僻静的角落里，醉心于自己的文学创作，让所见所闻所感痛快淋漓地付之笔端，见之报刊，使往日单位汉人同事对我“烂彝教”“倮杆子”之类叫我伤心的称呼，在逐渐减少，换成了另一种尊称。我不仅保全了自己的人格和尊严，更保住了自己民族的族格和尊严。

当然，物质的窘困也曾让我无数次作出过这样的决定：完成此作后就不再搞文学了，得另寻生机。可这个决定最终仍是行动不起来。究其原因，我认为自己的故乡是文学创作的矿藏，说不定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就藏匿其间呢。而我这人又是本事不大却野心不小，笨拙的头脑里时常冒出些过分的想象，这种想象又不时幻成一些画面：到那些飞黄腾达的同学日落西山时，我就挖出了那个追寻已久的东西，奉献给全世界的人民。于是，就对文学舍弃不下了。

这不，刚喂完猪，我又坐在火塘边上借助松明火光，匆匆写就了这篇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