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穿青人中间化形态成因分析
第三节穿青人在夹缝中的两难选择
一、与少数民族的隔阂的产生
“土人”和“熟苗”在一定程度上汉化之后，便形成了居于汉人官府和当地未汉化少数民族之间的边缘化人群。他们因为有着双重的文化背境，在汉人政权与“生苗”发生冲突时往往依违其间，以求自保；但是却又往往受到两方面的攻击，处境十分尴尬和危险。清初大臣杨名时向皇帝的奏折中的一番话道出了他们这种遭遇：“御夷之道，贵在羁糜，未有怨毒猜嫌而能长久宁贴者。贵州境内多与苗疆相接，生苗在南，汉人在北，而熟苗居中，受雇直为汉人佣，相安已久。生苗所居深山密警，有熟苗为之限，常声内地兵威以慑之，故亦周敢窥伺。自议开拓苗疆，生苗界上常屯官兵，干戈相寻，而生苗始不安其所。至熟苗无事则供力役，用兵则为乡导，军民待之若奴隶，生苗疾之若寇仇。官兵胜，则生苗乘间抄杀以泄忿；官兵败，又或屠戮以冒功。由是熟苗怨恨，反结生苗为乱。如台拱本在化外，有司迎合要功，辄谓苗民献地。上官不察，竟议驻师。遂使生苗煽乱，屡陷官兵，蹂踊内地；间有就抚熟苗，又为武臣残杀，卖其妻女。是以贼志益坚，人怀必死。为今日计，惟有弃苗疆而不取，撤重兵还驻内地，要害筑城，律民有可依，兵有可守。来则御之，去则舍之。明悬赏格，有能擒首恶及率众归顺者，给与土官世袭，分管其地。更加意抚绥熟苗，使勿为生苗所劫掠，官兵所侵陵，庶有俯首向化之日。不然，臣恐兵端不能逮息也。”（《清史稿.杨名时传》）
“熟苗”被汉人政权利用去消灭“生苗”的事情时有发生，《明史．贵州土司传》记载：“弘治二年(1489)，苗贼七千人攻围杨安堡，都指挥刘英统兵规之，为所困。命镇巡官往援，乃得出。五年(1492)，命镇远侯顾溥率官兵八万人，巡抚邓廷增提督军务，太监江德监诸军，往征之。七年(1494)，诸军分道进剿，令熟苗诈降于贼，诱令入寇，伏兵擒之，直捣其巢，凡破一百十余寨，以捷闻。于是开置都匀府及独山、麻哈二州。”在穿青人的家谱中，也有很多这种不甚光彩的事情的记录，如《重新调查报告》援引李姓家谱载：“已亥大明永乐一十七年，有三寨虎场苗头不服王化，钦命抚部李大人剿灭，由是悬书象魏，无论军民有能识地理者，选作乡导。我祖揭榜入衙道：民与苗头原有相知之雅，伊之生辰系六月初六日，只须如此如此，便能成功。密议己定，至期惟担药酒于前，以为献寿之敬，却暗伏精兵于后，以为剿灭之需。我祖于是供备寿酒，酌以大斗，凡属苗类，普敬无遗。不一时酒性迷心，伏兵四起，将三寨苗族斩尽无存。”杨姓家谱记载此事却说：“国雄之子杨启宣，于大清圣祖康熙年间在贵州三寨虎场平反有功，贵州院宪李大人封为平寇大将军。”虽则时间人物地点都可能对不上号，但是封建官府借助“熟苗”之手剿灭“生苗”的事情决不会是个别现象。据织金县以那镇杨保寨穿青老人杨凤周等十一人口述历史:传说贵州原是黑羊大箐，人人都不要这个地方，后来杨、张、王、李四姓才来开发，杨国模与张正雄、王国统、李代龙大家来修贵阳城，四人互为老表，当时贵阳附近苗人多反对建修城池，苗首有牛角甚灵，吹时各地出现苗兵，不可抵御，杨国模便与张正雄商量，大家假意去与苗人结为把兄弟，并叫张拜苗首为干爹。张正雄在苗寨中出入，并与苗首有接触，因知他的牛角样式及收藏的地方，于是私下回来与杨国模商议，另造一只假牛角，然后趁苗首不防，张正雄便把假牛角换得了真牛角。后来张杨等姓强迫苗人允许修建贵阳城，苗首将牛角一吹，意在集中人马，但所持牛角是假的，已经失灵不能集中人马，张姓人马于是云集，苗首各处叫喊均是张姓人马，于是不得已苗人允许修城池，张、杨等姓建立了贵阳城。李代龙、张正雄等人与苗首“有相知之雅”，在苗人对汉人交战，备加警惕汉人之时，他们可轻易取得苗人的信任，这只能说明，李、张等人都是苗人知根知底的“自己人”，他们的根子，极有可能就是苗人。
关于“神角”的故事，在这一地区流传十分广泛。彝族也有“益那神角”的故事，说的是鄂靡进攻益那，益那地方被占领，君长局阿邪遇害，阿邪妻玛依鲁带子女邪直隆与迷喜露避难于洛甸地方。后来邪宜隆练就了复仇本领，经历千难万险，得到《恒投骂孜数》和天上的神角，调动了天兵，报了父仇，恢复了益那。但是好景不长，鄂靡奸细用黄金铸的牛角骗走了迷喜露手中的神角，《恒投骂孜数》调不动天兵，天兵天将全化为石头，益那归于灭亡，最终谱成了一曲悲歌。同时还有“乌撒神角”、“阿哲神角”、“播勒神角”的故事，除主人公各异外，情节都基本相同。（阿洛兴德，阿候布谷译著《益那悲歌》（彝汉文对照），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毕节地区民族宗教事务局编，贵州民族出版社1997年）故事发生的时代约在明末清初，正是吴三桂征剿水西的时候。吴三桂当时是以清朝廷的名义来进行征剿活动的，而穿青人的家谱传说中为了表示对中央王朝的向化之意，竟不惜让他们的祖先们充当奸细的角色，充当了中央王朝“以夷制夷”的工具，这也就注定了他们不可能再回归到“少数民族”的序列当中。
这里顺带说一下受到“熟苗”坑害的苗人。贵州省六枝特区的梭戛乡是著名的“长角苗”乡，“长角苗”因其妇女头饰插有长长的木角而得名。关于“长角苗”的起源，梭戛乡流传一个“龙角的故事”：清初，水西苗王的公子到吴王(吴三桂)的都城去读书，与吴王公主恋爱，被吴王杀了。苗王发兵复仇，不敌，退回苗疆。吴王率兵进攻，苗王率四十八寨人马一起抵抗，使吴王每每失利。吴王派人侦察，得知苗王有一只龙角，一有敌情，苗王吹响龙角，四十八寨都能听到，就会即刻发兵进来救援，于是，吴王派人带了一只假龙角混进苗寨，偷换出真龙角，再次兵进苗疆。龙角吹不响，四十八寨没有发兵救援，苗王战死，族人四处逃散。一部分人躲到织金、郎岱交界的深山警林之中，被称为“箐苗”。他们为苗王举行了盛大的葬礼，把弓、弩反插在脑后，誓为苗王报仇。后来，木制牛角状“长角”取代了弓、弩。经过２００多年代代相传，就成了今天的长角苗。传说虽不能据为信史，但却也反映了部分的事实。而今天清镇的苗族与穿青并无战争冲突的历史记忆，或许是当时受害的苗族己经逃到远处，现在三寨虎场的苗族则是后来迁来的。
二、与汉族的族际排斥现象
明万历年间，贵州巡抚江东之向朝廷察报说，水西土司手下的几个“目把”（头人）如陈恩、王嘉酞等与水西土司安疆臣相处极好，为安出谋划策抵制“改土归流”，经常奔走于黔西、大定、毕节一线为安氏土司联络。陈恩、王嘉酞等人都是今天穿青人所承认的祖先。陈恩，字槐亭，传为陈友谅三弟陈友德六世孙。陈氏家族历代在贵州宣慰使司内担任要职，陈恩曾接连辅佐安国亨及其两子安疆臣、安尧臣和孙子安位理政，长达三四十年。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去世，葬于今大方县六龙乡母鸡山，墓碑正中竖向楷书阴刻“罗甸国更直总理两班慕魁扯事无为道人槐亭陈公府君墓”。播州土司杨应龙反明之时，曾向安氏求助。其时安疆臣年仅十七，大权为陈恩所把握。当时明朝廷的监军杨寅秋记载道：“汉把陈恩对安疆臣言，如今总督李化龙要动天下兵马征播，见调我家出兵三万守贵州，如何不击？只好延缓看事势，若官兵输，便可帮助；如官兵胜，我们亦难搭救(杨应龙)，今只好言应之，未可绝也。”（明杨寅秋《杨兵宪集．又上总督》）因此对播州杨氏与朝廷的战争持观望态度。而当水西方面看到杨应龙不是明朝廷的对手，行将失败的时候，便加入了征讨杨应龙的行列。即便此时，水西的态度也是依违其间的，李化龙在征播州时与大臣将领们的书信往来中多次指出陈恩、王嘉酞等私通播州，并因此而警告水西土司安疆臣：“……乃近日营中塘报纷纷骇听，有云尔家占住后山，不许别营攻打，有官兵及土司兵到，多被擒杀；有云官兵打囤，尔兵反呐喊为贼助势；有云尔兵不时上囤与贼往来。此等事，想是尔目把不知事者所为，料尔兄弟不知，然坏尔家事不小。”（明李化龙《平播全书．谕宣慰安疆臣》)
当明廷平定播州之乱后，作为回报，水西安氏亦获得了鸭池河以东原属水东的六百里地，安氏从此坐大起来。当时贵州巡抚江东之在他的《瑞阳阿集.黔中疏草》之《清治本疏》中说道，当他万历二十四年(1596)以右金都御史巡抚贵州的时候，水西土司安疆臣自恃安家助朝廷出兵平乱有功，向他请求恢复原属安家的贵竹司之地。江东之以“贵竹司改新贵县，隆庆二年(1568)初议，六年(1572)属贵阳府，往碟具在，会典可证”为由加以拒绝，并认为安疆臣之举都系陈恩等人教唆，“疆臣年幼不知，且身羁采木，其狡猾闪烁如此，非安疆臣之能，陈恩教之也。”“陈恩、王嘉酞等初谋，以为幼主安静则彼享其富，吾辈何利？于是倡恢复之言，以顺适其欲。”因此对陈恩等人极为痛恨。《黔中疏草》之《乞圣断立后疏》说：“安少庆(疆臣)有霜益矣，有盐仓矣，有乌撒府矣，土地日广，兵甲日多，土彝之贿交势合者日益盛。”所谓“土彝之贿交”，就是指陈恩、王嘉鱿等穿青先人与彝族土司勾结在一起，彝族土司出钱出兵，这些被称作“汉把”的“土人”出谋划策，共同谋划抵制明王朝的统治。对于这种关系，江东之甚感不安。
清朝咸同年间苗族陶新春起义的时候，大定府的张油客和谢三火炮，从嘉禾里带领一支起义军前来汇合，悦服里的卢会聪等人后来也加入进来。清罗文彬、王秉恩《平黔纪略》卷七记载：“咸丰十年秋七月，大定植首张油客及谢三火炮等集府东百里之乾河沟，掠至红杉箐，团众捕剿多杀伤，署大定知府鲁经芳败之地尾坡，张油客等逸。”卷八载：“咸丰十一年秋八月初九日，署大定知府陈涛，击土目安中和于高家店失利。官军遂溃回，张油客因之旋率镇匪略嘉禾，涛遣军团功龙遇荣率练五百并团众击之，匪据大亚口，山洞颇险邃，妇女粮畜皆在其中，筑墙穴孔发枪，军多伤，涛诱出之，败之。”在陶新春失败后，张油客等人最后也被抓获并处极刑，卷十四记载：“袁开第以土目沙云等捕斩植匪张油客、张抓手于嘉禾里梅子洞。悦服里植匪卢会聪复聚党图报复，马应锉旋遣土目安吉宣捕斩之。”（《贵州古籍集粹．平黔纪略》，贵州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点校，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张油客和卢会聪是穿青人张姓和卢姓承认的祖先，而谢三火炮也不象是汉人的名字，鉴于当时的起义队伍基本上是以民族为单位划分的，所以这支起义军的民族成份可能不是纯汉人的。旧史志在判定这支队伍是否汉人的问题上出现了不一致的记载，清光绪《平远州续志．地理志》作者便因为他们反对封建政府而斥他们为“穿青夷民”，而《平黔纪略》之《例言》却说：“黔贼名目最夥，以苗、教为两大宗，仲与杠与棵罗次之……苗、仲、回杀戮惨酷，实由积怨。教与杠皆汉民，意主剽略而已。”认为龙植即是汉人。旧史志对这部分人民族属性判断的不一致，正好这说明这部分人具有双重的文化特性。
当地还有一种宗族问题民族化的倾向。在金沙滩(山西省怀仁县境)，杨家将被潘仁美出卖，两家因此结仇的故事本来与当地居住的潘杨两姓扯不上太大的关系，只不过碰巧在传说当中的老祖宗跟对方有仇，于是乎不相往来不说，而且连年械斗。而杨潘之仇的传说到了穿青、穿兰杂居的地方，又成了新的斗争理由，当地传说杨家为杨六郎之后，而潘家为潘仁美之后。双方均认为杨家是少数民族，而潘家则是汉人，斗争之激烈程度丝毫不逊于金沙滩之潘杨两家，而且还上升到了周围整个穿青与穿兰之间的矛盾。民国时期，果勇乡杨保寨杨家和果勇村潘家因口角而纠纷。潘家人先骂杨家人“猴子”，杨家人回骂潘家人“野狗精”，由口角上升为械斗。穿青张、王、李诸姓帮杨家，而汉人之熊、徐诸姓相助潘家。甚至在建国之后很长时间，距今十二三年前这种矛盾仍有反复之势，果勇村穿青杨光勋建房，奠基于潘家祖坟前三四十丈，潘家认为这将影响潘家的龙脉风水，便加以阻止。杨家认为潘家的说法是强词夺理，便联合张、王诸姓，诡称杨家人，约三百人，聚集在一起对潘家示威恫吓，声称如潘家动手则予以还击。各人带三天粮食集中于杨家屋基周围，至晚则分散休息，粮食吃完则由家人送来，一直持续到帮助杨家将房子建好。
而当地一些原是少数民族的人向汉族的转变之后的做法，更激起了其他少数民族对汉族的不满和敌视情绪。织金县板桥乡多吉的汉族熊家，其祖源出熊家场，本为苗族。多吉熊家一世祖夫妻从清光绪年间到多吉为汉族周大户家为长工，为其牧牛。后发迹，便因周家佃户的身份自承为汉族。自认汉族之后，为了取得周围汉族及少数民族群众的承认，在自我标榜汉族上面自然大做文章。除过汉族年节服汉人衣冠修族谱以攀附汉人以外，在言语和行为之上又极力表示对少数民族的蔑视，与穿青张家的关系尤其不睦，两家曾多次械斗，还打死过人。虽然这样，知道熊家底细的人还是有句谚语：“洋芋本是苕，熊家本是苗”。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登记民族成份时熊家报了汉族，但到今天，却又想回归苗族了，究其原因，自不待言。
三、作为汉化人群的尴尬地位
在贵州省民间有这样一句俗语：“城头客家（指汉族）、田头仲家（布依族旧称）、山头苗家（指苗族）”、“高山瑶，矮山苗，平地汉，壮侗住山槽”。而“熟苗”处于汉人和未开化的“生苗”之间，也是两者的一个缓冲地带，因此居住于汉人居住的平原与苗瑶居住的高山之间，进一步则为汉，退一步则为苗。所谓的“仲家”、“土人”，也应当只是汉化人群的统称，并不一定含有特定民族称谓的意味。
吴文藻教授认为，“边疆民族系指国内僻居边地或邻近边地的各种少数民族或浅化民族而言。有全民族聚居于一个区域，别无他族混杂其间而自成一个政治单位者，有全族聚居于一个区域，虽有他族杂居其间，仍不失为该区内最大多数的民族；又有许多零星小族散布于各边省荒僻之区；复有若干混合民族—即中华民族所赖以构成者—分布于幅员辽广的边远省区以内，其涵化程度，介乎纯内地与纯边地人之间，能通两种语言，过惯边缘文化生活。如来自各族而被国族化的边地人，及去自各省而被土著化的内地人是。”这些人被文化人类学或社会学称为边缘人。“边缘人因受文化交流的冲击，性情尤为活跃，在沟通边地与内地的民情上，在融洽民族的感情上，尤处于重要的地位。”（吴文藻《边政学发凡》，南京边政学会边政公论社编《边政公论》（第１卷）》，1942年）从穿青及其先人“土人”、“里民”来看，在明清中央政府开拓边疆的时候，他们确乎起到过此种作用，但由此也引发了他们的中间化心理，使得他们始终如面糊中的疙瘩一样，不能完全有效地融入到主流社会当中。
1955年《调查报告》认为，“从当地少数民族对穿青的称呼看，也是没有例外的被看成是汉人中的一部分”，“当地各少数民族并不称他们作‘穿青’，而是在称汉人的名称前加一个形容词，如‘白汉人’、‘穷汉人’、‘大脚汉人’、‘篙枝杆汉人’、‘吃荞子的汉人’、‘穿大袖子的汉人’、‘当里民的汉人’等。”而《重新调查报告》的说法是，周围各少数民族对汉族、穿青以及其他一些民族的称呼都冠以一个共同的词“褒”、“沙”、“撒”、“戛”，本意是“后来的人”、“外来的人”、“另一种人”或“客人”的意思，所以他们称汉人为“客家”。这共同的词后来带有“汉”的意思，甚至成了对汉族的简称。但是冠以这个共同的词的民族并不是汉族，不能译解为“汉人中的一部分”或“有一些特点的汉人”。如彝族称汉族为“撒普”，称穿青为“撒娄米”，称布依族为“撒土”，称回族为“撒刺”，是表示这几种人的汉化程度，不能译解成穿青是“当里民的汉人”、布依族是“白汉人’，、回族是“黑汉人”。有的还带有贬意，比如称布依为“撒土”，是说他是“汉人的管家”，称回族为“撒刺”，是说他是“汉人的侦探”，这是从他们与汉族的历史关系来称呼的。又如苗族称汉人为“撒米亚”，称穿青为“撒格娄”，有时还称讫佬族为“撒克”、称苗族(歪梳)为“蒙撒”，同样是说这几种人“像汉人”，不能译解成“汉人中的一部分”或“有一些特点的汉人”；有的称呼亦有贬意，比如称汉人为“撒米亚”，是说他“心不好”；称讫佬为“撒克”，是说他是“汉人的帮工”；称苗族(歪梳)为“蒙撒”，是说他“象汉人”；称穿青为“撒格娄”，同样是说他“象汉人”，表示他们的汉化程度。彝族称穿青的“撒娄米”，直译是“里民子”；苗族称穿青的“撒格娄”，直译是“三把头”或“白蒜人”。总之，各少数民族并不认为穿青是“汉人中的一部分”或是“有一些特点的汉人”。两份报告的分歧实际上也正好说明了这个人群的边缘化、中间化的处境和特征。
在明末安邦彦之乱的时候，也有部分穿青先人对彝族土司的压迫深感受不满，这部分穿青人应当是处于彝族统治外围的，他们盼望中央王朝来解救自己。1955年《调查报告》援引他们有的家谱中说道：“天启元年，安酋作叛，贵州人民尽绝，存剩一千人买(马)。贼将民寨身住扎，日唤老人谈话，夜唤十七八岁之女子凌辱。四里人民寒心，杀牛祭天，杀马祭地，伙成一把，分为四万九千把兵，杀援贵州。”这说明在王三善、朱燮元平定安邦彦之乱的时候，有部分穿青人先民是站在了明王朝一边的。安邦彦失败后，一方面鸭池河以东的地区脱离了水西的管辖，把“傍河可屯之地不下二千顷”授予了军队，另一方面明朝的势力深入水西腹地，在现大方、黔西、织金三处筑城。原住的地方来了大批军队移民，把傍河的土地都占了，使他们不能在这地方再发展了。这就使他们对明政府的希望变成了失望，只好进入农业生产条件较差的地方去从事垦荒。这样，这部分人既没有享受到来自于汉官府的庇护与照顾，又受到苗、彝等族的敌视，他们的中间化形态实际上就成为了相对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双重边缘化形态，其处境也可以说是很悲惨的。
至于离开屯卫哨所去和“土人”杂居的原屯军，脱离卫所即意味着脱离与中央政权的关系，在“民族身份”上则意味着不再是汉人。虽则他们仍然出于习惯地保留了当时的汉文化特质，而且还将此种文化在汉化人群中广泛传播，但与主流社会长期隔绝的结果，使得他们被新的主流文化所遗忘，最多只能被新的“汉族”承认为是“老汉人”。于是他们只能在西南一隅回味祖先“征伐”的荣光和想象远方“故乡”的繁华。当新的汉移民来到贵州的时候，他们的后裔或其他自称汉人后裔的人们也出于对“故乡来人”的好感，与之其同出资出劳修建过江西会馆、湖广会馆等纪念性建筑，并且一起抵制和反抗过彝族农奴主的农奴经济和制度，建立了新的街场，但是他们却再也无法回到汉人社会当中，因为主流文化在不知不觉中早已离他们远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