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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轫于1918年的中国歌谣运动，由于一大批开拓者的披荆斩棘，奔走呼号，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度过了二十个春秋，终于在布满顽石和经济的荒原上，开出了一条依稀可见的小径，结束了它的步履艰难的草创时期。
战争改变了一切，一切为了战争。“七•七”事变之后，由于国民党实行不抵抗主义，使形势急转直下，先是平津失守，华北沦陷，继而把战火烧到了南京、武汉、长沙，接着粤西告急，全中国被投入了战争的深渊。
在这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中国的知识界，包括从事民间文学的人士，发生了大分化。有的卖身求荣，当了汉奸；有的不堪做亡国奴的鲸鱼，逃亡到了大后方；有的投笔从戎，上了打击侵略者的前线；有的毅然奔赴延安。尽管战乱不已，生活颠沛流离，仍然有一大批热爱中华本土文化、中国民族传统的民间文学家、作家、文化工作者，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坚持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开拓的道路，进行民间文学的搜集、出版、调查、研究以及推广事业，并且做出了足以彪炳青史的可喜成就。当我们认真地研究了这段时期的材料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1937—1949年，无论是调查搜集还是学术研究，都堪称是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史上一个辉煌的时代。
抗战时期搜集工作概貌
大革命失败后，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之下，散布于各地的民间文学报刊就陆续停刊了。抗战爆发后，复刊一年零三个月的北大歌谣研究会主办的《歌谣》周刊，也在出版三卷十三期之后于1937年6月底停刊了，沦陷区的许多学者、文化人纷纷逃亡到南方，平津成了文化空白。也游学多年从事民间文学搜集研究的人士，上了前线，无暇再顾旧日的行当。传统民间文学的搜集工作，不大可能再像前一时期那样活跃，相对处于消歇阶段。但是，不少爱国文化人士（包括民间文学专门家）为了对付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奴化教育，利用其他书刊不易出版的环境，纷纷将手头上已经掌握的民间文学作品编辑出版，以此向中国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进行民族精神、民族传统和中国民族文化的教育。这些琳琅满目的民间文学出版物以乡土教材的面目流传于世，不仅能在读者中唤起爱国家、爱家乡的强烈感情，起了思想教化的特殊作用，而且为民间文艺学这门年轻的学科积累了资料。
沦陷后的北平和孤岛时期的上海，出版了不少民间文学的普及读物。如北平的民间社、曲园出版社，上海的正气书局、国光书局、儿童书局、大方书局，等等，出版了不晒这类图书，它们的攻击是不能抹杀的。这些朴素而又充满机智和趣味的民间作品，给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人民群众以正义、乡情的启迪与生活的鼓舞。
从民间文艺学的角度来考察，特别值得提出来加以注意的是方明整理、上海元新书局出版的《民间故事集》和作家王统照编、上海儿童书局出版的《山东民间故事》这两本书。这两本书分别出版于1937年的3月和8月。其中所收录的民间故事，都是由搜集者直接从民间搜集记录而来，首次公开发表的，而不是像有些集子那样从现成的选集中转载过来的。《民间故事集》中的27篇民间故事的搜集者是曾宪敏、林秀容等多人，可能是某地中小学的教员。根据受义所撰序言来看，方明所以选编这部民间故事集子，是为了向儿童提供一部上好的读物。“根据我们的思想，情感，想象能力和兴趣”选辑出来的“好食品”，能够“领导我们从幻想到真实，从迷信到真理，从个人的享乐主义到大众的集团里去 ；让我们往创造、革命的路上走。” [1]在这本故事集中，收录的大部分是社会生活故事，如两兄弟型故事《小狗耕地》、《继母》、《呆女婿》、《可恨的嫂嫂》等，这类故事具有明显的道德指向和训诫意义。也有相当比例的幻想故事，如《牛郎和织女》、《凝翠晓钟》、《聚宝盆》、《姑姑鸟》等，以其瑰丽诡谲的幻想和曲折迷离的情节折射着俗凡的人生。在这些故事中，有些是其他毗邻地区或省份也有的故事，起码其骨干情节（母题）是相同或大同小异的，也有充满浓郁地方特色的（如《皮狐子娘》）。
《山东民间故事》的编者王统照先生是文学研究会的发起者之一，又是当代著名的文学家。他的长篇小说《山雨》问世以后，遭到国民党反动派书报审查机构的查禁，人身安全也面临危险，遂于1935年出游欧洲。1936年回国后由上海回山东诸城老家住了半个月，他的在当地当小学校长的侄子王志坚呈给他一部民间故事集给他过目，后他带回上海，挑选其中28篇编为一册，由陈伯吹主持的儿童书局出版。如果说方明在编选时只是重视了作为儿童精神食品的价值的一面，作为作家兼学者的王统照在他编的集子里，则不仅第一次向读者战线了胶东几个县的民间故事，而且触及了民间故事学的一些普遍问题，具有一定的学术性和科学性。这28篇故事是由小学生们从他们父母兄弟中间记录下来的，没有知识分子的那种加工和曲意文饰。因此，从这些作品中透露着普通老百姓的朴素的民风和对世事的见解，乍看起来，也许会觉得那不过是些幼稚糊涂的观念，只要稍加深究，就会发现其中所包含的真理。
广州中山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民俗学会顾颉刚、钟敬文、容肇祖等民俗学家创办《民俗》杂志和民俗传习班，在南方接过北京大学风俗调查会与歌谣研究会的传统。但到1933年6月13日出版第123期之后就休刊了。事隔三年，由杨成志先生主持复刊，1936您9月15日出版了复刊号（1卷期）。复刊后的《民俗》一改前期《民俗》的风格，一般不再发表民间作品，偏重发表学术研究成果和调查报告。抗战爆发后，中山大学迁至粤北坪石，研究所组织了广东北江瑶人考察和乳源瑶人考察，其调查报告发表在《民俗》第1卷第3期（1938年？）和第2卷第1——2期合刊（1943年5月）上。这两个考察是民族考察，对瑶人的民俗文艺较少注意，因而没有民间作品发表出来，实在是一桩憾事。复刊后的《民俗》第1卷第4期（1942年3月）发表了梁瓯第的《西康的民歌》，第2卷第3—4期合刊（1943年12月）发表了张嵌坡的《岭南的客家民歌》。仅此而已。曾经在中大和杭州主办民俗期刊的钟敬文，抗战爆发后不久，就到前线去做宣传工作，撰写报告文学，后来又转到学校执教，没有机会再重新检起他曾执着迷恋过的民间文化了。他自己在一篇文章里说：“抗日战争时期，前期因为主要在广东前方从事救亡工作，写了许多报告文学、抒情诗及带火药味的文艺短论，关于民间文学艺术的论文，记得只写过《民间艺术探究的新开展》。后期在粤北中山大学教书，也年年讲授民间文学课，但是，很少写作关于民间文学的论文。” [2]
抗战期间，民间文学搜集与研究的中心，转移到了西南——大后方。平津陷落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迁到了长沙，组成了临时大学。不久，长沙又面临敌机轰炸，复又迁到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上海的大夏大学醛到了贵阳。中央研究院迁到了昆明，后又到了四川南溪的李庄。由于时局的变化，西南四省——云、贵、川、湘集中了一大批文人学者，加上当地的文化界人士，形成了雄厚的学术力量。他们从文艺学、民俗学、语言学、社会学等不同角度，对当地的若干民族的民间文学进行了有组织、有计划的调查与搜集。西南地区的民间文学调查与搜集，较之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所进行的个人的搜集来，不仅范围有了较大的开拓，而且学术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这种在调查的基础上的搜集，以其卓著的成就，揭开了中国现代民间文学运动史上崭新的一页。
较早进行这类民俗文学调查的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民族学家凌纯声和芮逸夫。1938年出版的史语所的期刊《人类学集刊》第1卷第1期公布了他们1933年5—8月在湘西的凤凰、乾城、永绥三县边境地区对苗人进行民族调查时所得的几个洪水神话。 [3]1947年又出版了《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一书。该书上册为调查报告，下册为民间文学作品。凌、芮二人把澳门在详细调查采录的故事分为四类，即：第一类——神话；第二类——传说；第三类——寓言；第四了；第四类——趣事。其实这第三、四类就是一般所说的民间故事。这些故事，其中一部分是他们在详细亲听苗人讲述随时就下来的；一部分是他们的苗族助手乾城的石启贵、凤凰的吴文祥和吴良佐从当地苗族讲故事人记录下来的。他们说，早记录这些故事时，严格地遵循着民俗学和语言学的科学要求，为了读者读得顺，他们只在文字上略加修正，绝未改动原来的意义。
在长沙立足未久的临时大学，一方面由于敌机的威胁，一方面为了更大的计划和使命，于1938年春天决定迁址昆明。一路乘火车赴广州，转香港，经海防由滇越铁路去昆明。一路则由二百人组成“湘黔滇旅行团”，徒步向昆明进发。大家不虚此一行，加入步行团上午教授和学生，分别成立了各种沿途考察的组织，民间歌谣组就是其中之一。闻一多先生是参加步行团的四位教授之一，他担任民间歌谣组的指导，而且沿途对少数民族的习俗、语言、服装、山歌、民谣、民间传说亲作调查。当时跟随闻一多采风的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马学良回忆说：“每到一处山寨，他顾不得安排住处，也顾不得旅途的疲劳，一到宿营地就带着我们几个年轻人走家串户，采风问俗。他在破旧的村舍里和老乡们促膝长谈，谁也看不出他是中外著名的教授和学者。他兴味十足地观看少数民族青年男女的舞蹈，并从中考证《楚辞》与当地民俗的关系。他喜欢去茶馆酒楼闲坐，听素不相识的老乡论古道今，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他亲自指导同行的原南开大学学生刘兆吉沿途搜集民歌民谣，到昆明后整理成《西南采风录》，并亲自为之作序。” [4]
从长沙至昆明三千三百华里，路经大小城池三十余座，村镇不计其数，旅行团走了68天。刘兆吉在闻先生指导下沿途采风，采得各地区、各民族民间歌谣二千多首。他每到一地，在田畔、牧场、茶馆、街头，向遇到的农夫、儿童们搜集，沿途访问中小学、民众教育馆、教育局和其他文化机关，并请他们代为搜集，从街头、墙垣、庙宇墙壁上的涂写中搜集，并且搜集当地印行的各种歌谣印本和抄本。这本《西南采风录》中所录的歌谣，不仅有在三千多里广袤地区都有流行的情歌（七言四句式），而且也有即席编唱的“抗战歌谣”和“民怨”歌谣，强烈地反映出民心的背向，虽然没有什么技巧，却可以作为民众敌忾的见证。朱自清也为此书作了序，他高度评价了刘兆吉的采风成果：“他以一个人的力量来作采风的工作，可以说是前无古人。” [5] 朱自清指出了他采风的特点是：与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初期北大歌谣研究会的前辈们不同，那时一方面行文到各省教育厅，请求帮助，另一方面提倡私人采集，这些人的采集，大概是请各自乡里的老人和孩子，由于是同乡，不存在语言和习惯的隔膜。而刘兆吉的采风，却是在外乡、外民族，遇到的问题和困难更多。但他同时搜集了湘、黔、滇一部分地区的民歌，不仅对认识民歌的源流与变迁，而且对认识社会风尚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由上海迁至贵阳的大夏大学的社会学家们，对民间文学的搜集与研究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该校于1938年春设立了“社会经济调查室”，旨在调查与研究西南少数民族的社会与经济，一年以后又改名为“社会研究部”，把重点转向了社会状况和民俗材料的调查与研究上。由社会学家吴泽霖主持的这一机构，曾先后到安顺、定番、炉山、下江、都匀、八寨、三合、荔波、都江、榕江、永从、黎平以及广西的三江、融县等调查社会状况和民俗资料，并主编《社会研究》（以《贵州日报》副刊形式发行）期刊，出版“贵州苗夷研究丛刊”：《贵州苗夷歌谣》、《贵州苗夷社会研究》、《贵州苗夷影荟》等著作。吴泽霖调查记录了贵州花苗的兄妹婚神话、大花苗的古歌《洪水滔天歌》、八寨黑苗的洪水遗民神话以及炉山等地的短裙黑苗的洪水神话。 [6] 陈国钧到下江一带深山中的生苗（少与外界交往的一支苗族）进行社会与民俗调查，用国际音标记录了三则生苗的人祖神话，其中有一则是诗体的，长达488行，是演唱时记录的。据作者说，这三则生苗的人祖神话，是最为普遍的三则，“散布于生苗区的每个角落”，内容结构虽然有些出入，但却都是从同一个“母胎”衍化出来的。而这个“母胎”就是：“古时候曾经有一次洪水泛滥，世上人类全被淹死，只有两个兄妹躲免过。后来洪水退却，这对兄妹不得已结成夫妻，他们生了一个瓜形儿子，气极把这瓜儿用刀切成碎块，撒在四处，这些碎块即变成各种人了。” [7]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对贵州各民族各地区歌谣的搜集成绩尤为突出，仅陈国钧一人就搜集到几千首歌谣，涵盖黑苗、花苗、红苗、白苗、生苗、花衣苗、水西苗、仲家、水家、侗族等，他从中选择出一千首编成《贵州苗夷歌谣》厚厚的一册。 [8] 其他人员，如吴泽霖、杨汉先、张少微、李植人在搜集歌谣方面也各自有所贡献。 [9]
对西南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进行调查，搜集了大量材料，对我国民间文学事业贡献殊多的，还有当时也迁到昆明、1940年后又迁到川南南溪县李庄的中央研究院的一批学者。原为杭州艺专的学生，后成为中央博物馆研究人员的李霖灿，1939年也在抗战促成的大迁徙中来到了昆明，抱着绘画的目的去了丽江的玉龙山，被纳西族（当时译名通用么些族）东巴经里的民间故事所吸引，改变了终身的事业。他在纳西人和才的帮助下，搜集了几十个东巴故事．其中包括几个创世神话。《敦和庶的故事》是关于人类始祖某莉敦孜的神话，曲折地反映着人类早期的氏族斗争的情景。全国解放后搜集翻译的《董述战争》或《黑白之战》，与此是同一神话的异译。《洪水故事》是人类在洪水之后再传的神话。这些纳西族（么些族）的传说故事的搜集与翻译，大大推动了对纳西族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社会的认识与研究。可惜的是，这些材料在二十年之后才在台湾发表。 [10]
与季霖灿搜集纳西族传说故事的时间相近，1940年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芮逸夫与傅斯年的研究生胡庆钧从临时所址李庄出发赴川南之叙永县鸦雀苗居住地进行婚丧礼俗田野调查，搜集到仪式歌多首，对于研究鸦雀苗的礼俗和口头文学有相当价值。可惜的也是拖了二十年才与读者见面。 [11] 当时也在李庄的，还有先是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的马学良，由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与北大文科研究所合并，他也是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人员了。他长期在云南彝族地区进行彝语学习和彝族民族调查，与彝胞朝夕相处，搜集了大量彝族的民俗、信仰以及神话、传说和故事。他所搜集的神话、传说和故事，如《洪水》、《八卦》、《山神》等都发表在方国瑜等人创办的《西南边疆》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边政公论》等期刊上。由于他是语言学家，又在西南联大大迁徙中跟随闻一多采过风，他所搜集的彝族口头文学，都是从讲述者口中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的。他崇尚马林诺夫斯基的学说，反对平面地搜集，主张立体地搜集研究，所以他搜集口头文学又同搜集研究彝族的宗教、信仰、民俗结合起来。
上海之江大学史学教授徐松石从1927年起到1940年间数次到广西桂北、左右江流域、黔西、黔中、黔南、广东粤江流域旅行调查风土人情，研究粤江流域人民史和泰族、僮族、粤族源流，便中也注意搜集少数民族的神话传说。他搜集到的桂北苍梧一带流行的《竹王的故事》以及手抄歌本《盘皇书》（忻城县瑶人）和苗民谱本，具有相当高的民俗学和历史学价值。 [12]
西南地区当时还有一些对民间文学感兴趣的外地来的文化人和当地的文化人，对民间文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各自的贡献。首先应提及的是诗人光未然。1939年1月他率抗敌演剧第三队由晋西抗日游击区赴延安；3月间写了著名组诗《黄河大合唱》，经洗星海谱曲后广为流传，成为抗日军民的一支号角。皖南事变后，被迫从重庆流亡缅甸；1942年回到云南，在路南县一所中学里教书。他根据彝族青年学生毕荣亮提供的讲述，记录、写定了彝族支系阿细人的民间长篇叙事诗《阿细的先鸡》，于1944年2月由李公朴主持的昆明北门出版社出版。（“先鸡”是阿细语，即“歌”的意思。全国解放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将其收入“民间文学丛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时，改为《阿细人的歌》。）光未然是诗人，为了把这部民间叙事长诗翻译、写定，曾经研究彝语语法，在“发音人”（讲唱者）的帮助下，搜集神话传说和社会生活方面的其他口传材料。他说，他在写定时，是忠实于原作的，只是在某些不连贯的地方，才作某些修补。这一点，他在解放后为新版本所写作的序言中作了交代。
当时也在西南过着流亡生活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语音乐律实验室的语言学家袁家骅，参加路南县政府编修县志的工作，在路南读到光未然整理的《阿细的先鸡》北门版后，就想找到“先鸡”的原文。他找到了光未然记录整理《先鸡》的“发音人”毕荣亮，用国际音标再次记录了这部叙事诗，这就是1951年由中国科学院印行的《阿细民歌及其语言》。袁家骅在他的国际音标记音、阿细语——汉语对泽、汉语意译本的第一章里写道：“光未然先生写定的汉译，给我们介绍了这部长诗的内容，但是他凭歌者的解释，对于“原文”难以兼顾，所以译文在润饰上有卓越的功绩，而于原文的真相和细节也许不能完全传达。歌词并不大固定，歌者所凭的是记忆和兴会，所以光译和我的记录并不能完全符合，更不可能句句符合。” [13] 这种情况在民间口头作品说来是极其正常的，由于歌词是不固定的，有些地方甚至由歌者即席编唱，多有增删。况且光未然搜集记录于1942年，写定于1943年，袁家骅记录于1945年下半年，他们的共同的“发音人”（讲唱者）毕荣亮已经由一个中学生变为一个24岁的成熟青年，他接触了汉人的新思潮，有着较为广泛的社交，尽管同是出自他一人之口，自然会有所变异的。全国解放后的1958年，中国作家协会昆明分会和昆明师范学院1955级的部分学生，组织了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红河调查队，在弥勒县又搜集记录了一种《阿细的先基》的新的异文，主要的“发音人”（讲唱者）是盲歌手潘正兴。 [14] 新异文当然与光未然的写定本是不同的两种文本。光未然在1952年底为《阿细人的歌》新版所撰序言中说：“《阿细人的歌》是一部活的口头文学，在实际演唱的场合，往往要随着演唱的环境和对象发生若干变化，添加若干灵巧的诗句，并在一唱一和的互相酬答中发挥若干新的创造。毕荣亮君告诉我，如果让他回到自己的山村，找到适当的对唱的对象，他可以连唱四天四夜也唱不完。” [15] 这是行家的话，自有真理在。《阿细人的歌》今后也还可能有新异文被记录写定。光未然和袁家华的劳动为我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品的科学记录和写定打下了基础，做出了贡献。
从大西北的兰州，辗转来到重庆的张亚雄，是一名新闻记者。他把他十年来在作新闻工作的同时，从牧童、脚?、小工、车夫、雇农、学生、排字工友以及各阶层的文化人和朋友中间搜集起来，珍藏在贴身之处的一部《花儿选》的原稿，带到重庆，于1940年由青年书店出版。花儿是西北广大地区流行的民间文艺形式，但此前并没有人去搜集记录过，《花儿选》的出版使我国出版史上有了“第一部”。该书是搜集者由手头积累的二千首花儿中挑选出来，共计六百首，实属洋洋大观！这部民歌集的特点是，在每首花儿的后面附有注释，对于读者对花儿及其社会民俗背景的理解，是极为有益的。
抗战期间，西南地区有一些期刊，如昆明出版的《西南边疆》，成都出版的《康导月刊》和《风土什志》等，都比较注重发表民间文学作品和理论研究，对于西南地区形成我国民间文学运动的中心地位，起过一定的作用。《西南边疆》是方国瑜等人于1938年10月创办的，以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的那些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为后盾，陆续发表了一些云、贵、川的民俗、神话论文和民间作品，除了上文提到的马学良外，楚图南的《中国西南民族神话之研究》长文，白寿彝的《关于咸同滇乱之弹词及小说》，都是在这家期刊上发表的。《康导月刊》是西康省的刊物， 1938年9月25日创刊，几乎每期都有西康和西藏两省藏族的民俗、民间故事和民歌披露于版面。王铭琛用五言译的《康藏情歌》就是在该刊分期连载的。陈宗祥译的藏族伟大史诗《格萨王传》序幕之一、序幕之二，发表在该刊第6卷第9·10期合刊上（1947年1月出版）。[16]《风土什志》创刊于1943年9月30日，发行人樊凤林，编辑有谢扬清、雷肇唐、萧远煜、裴君牧、杨正?，其宗旨在于弘扬西南地区的乡土民俗文化，团结了四川的一批作者，其中包括作家李劾人。该刊是一本32开的杂志，文章篇幅不能太长，因此常常发表一些各地的民俗随笔、民间故事和民歌，趣味性较强，是一份大众读物。但也发表过像《格萨王传》这样价值很高、篇幅不算很短的作品的片断。
抗战时期各地的文艺刊物，一般很少发表民间文学作品，间或也能看到一些，主要是抗战歌谣，能够配合抗日，鼓动人民抗战的。如1938年5月在武汉创刊的《抗战文艺》，1940年在成都出版的《战时文艺》等，大致都是这种情况。究其原因，这大概是因为办文艺刊物的作家们，对民间文学不熟悉，同时战局的发展又要求文艺期刊予以配合，以鼓舞军民的士气，因此发掘民间文学遗产的工作，就自然而然地被排除在自己的范围之外了。还应当指出，某些中国作家脱离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看不起他们所创造的民间文艺，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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