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为了支持国家水电建设而整体移民搬迁的苗寨，在搬迁后的20多载岁月里，依然执著地坚守着本民族的文化习俗。这种坚守，使这个贫瘠的村庄在物欲横流的世界中依然充满欢乐。然而，面对越来越猛烈的现代化冲击，在民族文化的重构中，如何在矛盾中抉择，不仅是摆在高锦人面前的现实问题，也是民族村寨在当下面临的历史命题。

农历二月十五(3月19日)是贵州省黔西县林泉镇高锦村苗族同胞一年一度的跳花节，当天，来自金沙、织金、仁怀等地的苗族同胞，与高锦的两千多村民一起，身着节日盛装，载歌载舞，共庆这个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盛大节日。芦笙悠扬，舞步曼妙——从远去的化屋基到现如今的高锦家园，这里的苗族同胞并没有因为家园的变迁而遗忘自己的苗族节日。

20多年前，因响应国家建设贵州省东风水电站的政策，黔西县大关区化屋乡全体村民搬迁到了本县林泉镇高锦村。20多年过去了，这个黔西县最大的移民村，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唯一不变的，是至今仍保留着的苗族风俗习惯。

是什么样的力量，让高锦的苗族同胞如此执著地坚守?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他们在现代化的大潮中秉承祖先遗存的传统?是什么样的信念，让他们虽然生活贫困，却依然能乐观地面对未来?

亘古未变的苗族跳花

高锦村位于黔西县城郊不远处，3元钱的公交车即可到达。这个拥有700多户2568人的寨子，在初春的阳光下，看不出与其他小村庄有什么不同。低矮的平房，与贵州大多数城郊接合部的村子极为相似。只是妇女和小孩子身穿的苗族服饰，告诉来访的客人，这里是一个苗族同胞聚居的寨子。

农历二月十五这天，杨远早早来到高锦小学的操场上，摆上各式各样的苗族服饰、小挎包以及各种小饰品，借助跳花节的平台，推销她的民族服饰和工艺品。这里的苗族同胞身着典型的西部苗族服饰，其工艺精湛，花纹美丽大方，引人注目。

过往的跳花节大多选择在花坡上，今年则选择在了高锦小学的操场上。据村支书杨熙介绍，这样做是为了下一步把苗族跳花节打造成黔西的一个民族品牌节日，用跳花节搭建起一个多元的平台，吸引更多的外来游客参与。

跳花节是高锦人一年一度最为隆重且充满和谐气氛的节日，据高锦村小学校长杨琼介绍，到跳花节的时候，孩子们都不上课了，穿上最美丽的服装去参加庆祝活动。

据苗族村支书杨国祥介绍，跳花节的意义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也是最主要的，苗族同胞借此悼念民族英雄和祖先，同时也寄寓了对曾经养育过苗族先民的故土的思念，因此他们将那些英雄的胜败日期定为苗族的盛大纪念日，之后各地按具体情况用跳花节来作纪念日;二是祈祷来年丰收;三是互相沟通了解;四是互相认识，寻友择偶等。

从化屋基到高锦，生存的家园变了，但作为苗族同胞精神寄托的跳花节一直未变。当现代化的潮流不断冲击着民族传统文化之时，历经家园搬迁的高锦人的跳花活动非但未减弱，反而参与的人越来越多，当地汉族、彝族等其他民族也加入了赶花场。这个独具魅力的苗族节日，正散发出勃勃生机。

远去的化屋基

高锦苗族同胞在搬迁之前，祖祖辈辈一直居住在风景如画的化屋苗寨的化屋基。

化屋苗寨位于黔西县新仁苗族乡东南面，处于百里乌江画廊鸭池河大峡谷、东风湖北岸，属二水(鸭甸河、六圭河)交汇，地处黔西、织金(织金县有“天下第一洞”织金洞)、清镇三县市交界的三岔河畔，素有“鸡鸣三县”之称，是当时贵州省最具代表的苗族村寨之一。

化屋的地理环境非常奇特，造就了丰富多样的自然景观。“岩间背水撑腰肢，落叶山风面面吹。石路参差行缓步，含梳鬓鬓半边垂。”这是丁杨斌先生见到化屋苗寨的妇女们于清晨薄雾和夕阳西下时分，在蜿蜒的石梯路上，三三两两，背水绩麻，谈笑风生、潇洒自如的景象时的激情赋诗。

“这些都是老化屋人永远的记忆。”杨国祥说。这个10多岁就随众乡亲一起搬到高锦的苗族汉子，和很多同胞一样，对化屋苗寨有着深深的眷恋。如今，化屋仍居住着部分苗族群众。

果戈里说过：“建筑同时还是世界的年鉴，当歌曲和传说已缄默的时候，它还在说话。”同样，湮没在东风库区下的化屋苗寨，有着太多的历史记忆。那些虽破旧的茅草房建筑，却是苗族西部方言族群的历史建筑，承载着一个民族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的智慧，对于现在大力提倡的生态文明建设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坚守中的抉择

“高锦苗寨之所以能在搬迁后依然较好地保存着他们的传统文化，比如语言、服饰、民风民俗等，是因为他们进行的是一个文化社区的整体搬迁，而且，这个周期也只是20多年，绝大多数的化屋人仍然健在，并未出现文化传承的断档。”贵州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贵州民族学院教授龙耀宏说。

20多年依然坚守着苗族的传统文化，并且有生生不息之景象，这是如今的高锦人虽然贫穷但积极乐观的重要原因。

跳花节上的精彩表演，昭示着这个群体在他们生活的文化场域里，自觉地传承着苗族的优秀文化。跳花节散场后，三三两两的妇女们，每人手中提着一个小酒瓶，见到熟人，就给对方劝酒。微醉的妇女，在“五色衣服”的晚霞映照下，显得如此的静谧与和谐。

民俗专家高玉玲认为，人的社会属性使每个人一生下来就处在某个社会群体中，沐浴在一定的文化氛围里，毫无选择地承袭这种文化，又把这种文化传递给后代。民族传统文化一经形成，便能产生不可估量的聚合力，把该民族的全体成员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民族文化的产生和演变都是在该民族全体成员参与的情况下完成的。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是民族文化的载体，从出生到死亡都受着大众创造的、为大家所认同和共同遵守并且已成定势的风俗习惯的熏陶和约束。”高玉玲说，在一个民族里，社会成员的社会化过程，实际上就是该民族文化的一种集体传承过程。

随着高锦村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尤其是市场经济大潮的影响，当地人对市场的依赖性增强，传统手工产品受到了冲击，因此现代苗族人的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变化。

高锦苗族妇女杨远所卖的西部苗族服饰，大多为印染，很少再看到传统的蜡染。她说，蜡染太费时，比如一条7米长的裙子，如果是蜡染，一个月还弄不好，但是印染用机器几分钟就可以搞定。因此，这样的传统工艺，正面临着冲击。

民族传统文化之所以能世世代代流传下来，传统的文化传承机制之所以能有效运转，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传统文化是在一种相对封闭的环境下世代相传。当高锦的寨门大开，外界的文化气息扑面而来，处于无意识状态下传承本民族文化的高锦人，该如何面对?

一方面是承载着精神生活的传统文化，一方面是追求现代化生活的物质现实需求，高锦人该如何抉择?一如高锦的为数众多的贵州村庄该如何面对?

“中华民族最深的根不在城市，在农村!”正如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先生所说，如果一个民族的农村文化没有了，那么文化的根就基本上没有了。

如同高锦这样的民族文化村落，如何在现代化的潮流中留住它的“根”，值得每一个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