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具有稳固性和民族性。斯宾塞·韦尔斯在《出非洲记》中指出——“随着国家主义在欧洲的兴起，语言成为创造国家一统的工具。政府通过一种语言代替另一种语言形成一统的国家文化……英语的发展，是以牺牲凯尔特语为前提。”随着人类社会生活的发展，尤其是近现代以来，社会分工日趋精细和各种社会关系的日趋复杂，作为劳动成果的语言，一步步走上被同化和变异之路。可以这么说，语言成于交流，也败于交流。人类的文明程度越高，语言的民族性就越低。当山坡上的彝人赶着牛羊下到城镇交易的时候，其母语的厚墙无可回避地受到了剥离。但是，或者可以这么说，在新文化运动之前，汉语进入彝族语言系统仅仅是个别现象。当大大小小的彝族知识分子开始吟唱“关关雎鸠，在河之舟，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开始琢磨“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彝族文化的磐石就无可避免地开始松动。一方面，我们为远赴日本的余达父能用汉语熟练地写出“求师过海参新理，愍国回帆想大同”这样的诗句感到兴奋，另一方面，我们为一唱三叹的彝族三段诗不再产生“有月亮的晚上，走路不要打火把，打火把月亮会伤心的”这样直逼心灵的作品感到羞惭和焦虑。各种社会力量的博弈，彝族语言文化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发展到了最后的临界点。当人们陶醉于距今六千至五千年的半坡刻画符号，距今四千六百年至四千三百年的巴蜀图文，距今三千五百年至三千二百年的殷周甲骨文的时候，远在八千多年前，彝族先祖已经掌握了成熟的古彝文字。用古彝文破译包括甲骨文在内的各种天书符号的传闻，不时见诸报端。贵州民族学院夜郎文化研究所曾经公布他们如何解读关岭“红崖天书”。
        现在对于文字出现的权威说法，完全取决于出土文物的实证。这种学术上无处不在的眼见为实，是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许多人类已经认同的文化现象，并没有所谓人证物证的。再说，难道我们没有翻出夜郎王印，夜郎王国就不存在吗？毕竟人类永远无法也不会把地球刨个底朝天。
       从许多具有悠久历史的语言文字被冷落一旁，而年仅六百岁的英文能够挟先天的拼写和读音严重脱节的病体风行于世这一怪现状，可以得出诸多与达尔文先生相左的结论。自从远居他国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在中国大地风生水起，其拉枯摧朽的力量一夜之间将盘踞中华大地的封建文化推下神座，同样具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彝族文化受到规训和惩罚，那自然是难免的了。新文化运动使得汉民族的语言文字包括英文在内的他国语言文字加速了彝族语言文字的分崩离析和衰落。本来就曲高和寡的彝族文字终于退回到缺边少页的经书，客观来说，是历史的必然，同时也是彝族文字穿行于历史风云所必须付出的代价。目前近千万满族人，能说满语者如今不足百人，不久的站起来，最后一批会说满语的老人死去，满语将彻底死亡。当然，它的书面语言还继续存在，但没有了代际的传承，它只是一个无意义的空壳。满族人已经为我们敲响了世纪警钟：失去母语，意味着在自我认知上被放逐。

 有好事者统计，互联网上的信息流，英文占百分之九十七，法文占百分之二，中文还好，占了千分之几，算是保了气节。由此看出，彝族语言文字的问题，迫在眉睫。彝族文字的衰落，不在于新文化运动，不在于文化大革命，不在于全球化，而在于它天生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而在于新老彝文的人为分裂。用外部的多样性掩盖内部的支离破碎，以牺牲彝族文化的人性和神性为代价，这不仅是耻辱而是犯罪。如果文字统一不了，仍然是各自为阵，各种版本的彝汉字典，彝英字典、编码系统出现得越多，我们越是容易迷失，容易自我崩溃。某种程度而言，我们相当于在黑暗中远征。我们越是努力，对彝族文化的毁坏就越大。所以，彝族语言文化，最为迫切之处在于，其一，扎根于自身；其二，充分向其它文化渗透并敞开。

  曾经一度灭绝的希伯来文，在埃利泽·本·耶胡达几个知识分子不懈努力之下得以恢复。为什么不呢？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