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09-10-31

普学旺向记者展示少数民族古籍 记者 谭江华 摄

傣族慢轮制陶技艺传承人玉勐在制作陶器 赵耀鑫 供图

少数民族乐器多种多样、形态各异 赵耀鑫 供图

傣族贝叶经 赵耀鑫 供图

长期以来的悉心保护,成就了云南今天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 记者 刘建华 摄
“每次看着这些少数民族古籍文献,我都会想起那个彝族毕摩(祭司)施文科。”面对抢救出来的数以千计黄褐色民族古籍,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以下简称“古籍办”)主任普学旺感慨万分。1988年3月,71岁高龄的施文科带着徒弟参与了彝族创世史诗《阿黑西尼摩》的翻译,这才使《阿黑西尼摩》得以完整地收录在《中国彝族毕摩经典》里。
截至目前,云南已抢救少数民族古籍3万余册,口传古籍一万多种,并已出版彝族、傣族、纳西族、回族、哈尼族、白族、苗族、瑶族等民族古籍65部。如今,那些大小不一的贝叶经、东巴古籍、彝族毕摩古籍等各民族文献资料,在省民委的努力下,终于得以重聚到同一个刚建立好的资料库里,等候更多人来揭开它们鲜为人知的神秘面纱。
保护 彝族古籍首传外姓人
父亲翻阅彝文古籍的场景永远刻在李自强的脑海中,而更让他不能忘记的是在自己这一代人手中流失的古籍文本。“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它的价值。” 李自强是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平甸乡的一个普通农民,他的父亲是彝族毕摩,存有上百册彝文古籍。几年前,父亲去世后,家人把全部彝文古籍搬出门外堆放在屋檐下,不久便散失殆尽。
普学旺得知这个故事时,抑制不住地心痛。尔后,这个故事也成了多个新闻媒体呼吁抢救古籍文献的开场白。令人高兴的是,投入1000万元的《彝族毕摩经典译注》今年年底完成翻译,并已出版40卷,正在编辑的还有20卷。
“更多古籍的成功抢救,得感谢那些愿意奉献的本民族人。”普学旺至今仍记得很早以前他们来到著名毕摩施文科家中的情景:“他正坐在火塘边的一个草墩上吸着老草烟,我们用彝语讲明来意后,他走进卧室,抬出一个黑漆漆的竹篾箱子,拿出54部彝文古籍,让我们翻看。”这些古籍上记载的就是彝族创世史诗《阿黑西尼摩》。《阿黑西尼摩》是一部奇特的创世史诗,文中所提出的天地万物由一母所生的创世观在彝族史诗中可谓独树一帜。
刚开始,施文科说:“这些古籍是我们施家的祖辈所传,一般不能传给外姓人。”但1988年3月,古籍办的一番热忱打动了老人,71岁高龄的施文科带上古籍,与徒弟李亮文来到了昆明参与《阿黑西尼摩》的翻译工作。
然而,让普学旺担心的是,因彝族支系繁多,各支系中流传的彝文古籍相互有差异,甲支系看不懂乙支系的古籍。并且,彝族古籍大多数散存于民间,征集、抢救、整理工作严重滞后,这样,随着毕摩的去世,不少彝文古籍事实上已名存实亡。
抢救 18年心血换回东巴古籍
据介绍,云南省的少数民族古籍有少数民族文字文献古籍、口传古籍、用汉文记录并涉及少数民族先民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内容的鲜为人知的文献和碑刻3大类。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少数民族文字文献古籍有13余万册(卷),少数民族口碑古籍约有4万余种。
而那套闻名于世的《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100卷,是12位东巴(纳西族的东巴教“祭司”,也是“智者”,可谓“能歌善舞,多才多艺”,要懂得并且能进行复杂的祭祀仪式,还要能熟练认识、诵读、书写复杂的东巴象形文字)18年心血的结晶,曾荣获国家图书奖,并在国内外产生广泛的影响,东巴古籍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世界记忆遗产”桂冠。和彝族古籍尚未完成出版相对比,普学旺赞叹的是和万宝当初的“无情”决定:我们纳西族文化现在最要紧的是东巴经的翻译、识读,而不是研究写论文,所有人员都要全力投入到翻译工作中去。“他这样做的结果,终于让纳西东巴古籍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于2003年列入世界遗产,率先于全国各少数民族古籍。”
1983年,兼任东巴文化研究所所长的和万宝为组织翻译,召集了60位东巴开座谈会,经大家推荐留下12位东巴参加东巴文化研究所的翻译工作。他们在灰暗的房子里,手捧一本本发黄陈旧的东巴经典,一页页地整理,一字字地翻译,青灯黄卷,含辛茹苦,一干就是几十年,硬是把濒临失传的东巴古籍抢救整理了下来。
可岁月无情,如“国宝”一样的东巴文“翻译家”相继去世,到2001年,只留下81岁的大东巴和即贵。随后,他赶上了国家组织实施的《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纳西族卷》编写工作,这是全国的示范卷。为了编好这本重要的示范卷,81岁的和即贵跟随七八个年轻学者上北京,负责识读北京有关部门收藏的东巴经。遗憾的是,翻译完这些东巴文后,尚未等到《纳西族卷》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隆重首发式,和即贵就于2002年去世。
■ 业内心声
保护古籍需要培养新人
在普学旺看来,和这些跨越时空的古籍接触就得和时间赛跑。跑慢了,这根接力棒就会脱手,古籍也就无情地消失了。他说,一批东巴古籍虽已得到抢救,但至今仍散存于民间或全国各地图书馆等有关部门的其他东巴古籍,则因多数东巴现已去世,无人能读懂而变成了“天书”,从而造成少数民族古籍的间接流失。
“文化是无价的,这就需要经费,也需要培养下一代新人来完成古籍的收集、整理工作。”普学旺告诉记者,目前东巴文化研究所培养了两三个小东巴,他们从13岁开始,只学东巴文,现在已经二十七八岁了。
除了纳西族,楚雄彝族自治州民委也办过毕摩培训班,培养了一批新毕摩。“但更多的民族在保护传承上需要做更多的工作。”24日上午,普学旺带记者进入古籍办创建的少数民族资料库房里,看到成卷的各民族古籍已全部摆放好。“目前,我们只能先尽可能多地将古籍收集回来保护,更多的翻译和研究需要经费和时间去做。”普学旺认为,云南少数民族古籍文献流失的严重性主要体现在民族文字文献古籍原件的流失、精通古籍的人才的流失、无文字民族的口碑古籍自然流失3个方面。
“我国的很多少数民族没有本民族文字,其历史文化主要积淀在该民族的口传文化遗产中。从某种意义上说,民族口传文化遗产是这些民族的历史记忆,表现着一个民族的精神品格和心理特质,反映这个民族追求的理想和价值取向,是各民族历史和社会的‘百科全书’。”普学旺说,基于这样的认识,古籍办从2002年开始组织100余位专家编撰《云南民族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总目提要》,内容涵盖了云南26个民族长期流传于民间的两万余种口传文化遗产,是针对无文字民族口传古籍自然流失的抢救保护。
■ 新闻链接
云南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
“开民族学博物馆的先河”是我国老一辈的民族学家吴泽霖教授生前给云南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的赠言。1981年10月,经过两代人的努力,创始者把少数民族在形成、发展历程中留下的珍贵文物,一件件精心考证、汇集,并开始对外开放。目前,博物馆里藏品达3万件以上,内容涉及面宽,丰富多姿,不少为罕见之珍品,具有极大的学术价值。
我国首个布朗族生态博物馆
2006年1月23日,全国首个布朗族生态博物馆在云南西双版纳勐海县西定乡章朗村举行了隆重的落成开放仪式。馆区面积180多公顷,在这块相对封闭的土地上,不仅有郁郁葱葱的龙山古森林、仙人洞、仙女坟、白水河瀑布等景观,还留存有1400多年的古老村寨、目前国内最大的布朗族古佛寺、上百年的古茶园以及象顶塔、护城壕沟、景桑古城等遗址。
热带雨林民族文化博物馆
坐落在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内,是一个集科普教育、科学研究和文物保存等功能为一体的专业性博物馆,也是中国第一个和唯一一个系统介绍热带雨林及其居住在该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的博物馆。该馆展示了热带雨林的重要性以及生活在热带雨林中的民族对森林的利用,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热带雨林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资源库、基因库和知识库。
为乡土大师命名非遗民间艺术:在传承中华丽转身
再过一年,59岁的赵耀鑫就要从省文化馆退休。让他最放心不下的是3批民族民间艺人命名行动。这一开创性的工作,让众多隐藏于民间的优秀民族艺人和他们的手艺变成宝贝并蜚声国内外。但这些“国宝”级人物同样躲不过时间的流逝,据目前掌握的数据,离开人世的艺人已有65个。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地道的乡间老艺人对荣誉并不热情,我们的命名除了尊重,更希望他们的艺术能永久地传承下去。”在第二批命名的人员中,赵耀鑫印象最为深刻的要数自己推荐的、至今都是民间艺人中年龄最大的——百岁老人龙琼琳。“她的民歌唱得相当好,上世纪60年代,还到北京给毛主席、周总理唱过歌呢!”
一个愿望
不能让岁月淹没民间技艺
“当时正好在广播里听到(麻栗坡)县委宣传部给龙琼琳做92岁大寿,听说了她的经历,就联系了当地政府逐步申报她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赵耀鑫说,他记得很清楚,龙琼琳嗓子特别好,综合素质高,能即兴创作。“如何让龙琼琳这些民族文化艺人的‘创作’不消失?”赵耀鑫唯一能想到的,就是以命名的方式将创作传承下来。
赵耀鑫所在的这个部门,是国内目前惟一以保护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为主要工作的地方性机构,共发起3次非物质文化遗产命名活动,命名了668位民族民间艺人,分布在全省的16个州市,涉及白族、彝族、哈尼族、傣族、藏族等24个民族。命名时,他们当中年龄最大的93岁,年龄最小的18岁。当中包括了很多民间工艺的能工巧匠,民族艺术的代表性人物,民俗礼仪、宗教活动的主持者和民族民间文化典籍、资料的保存者。
三次调查
少数民族艺术震惊国内外
“命名工作极大地提升了这些民族民间艺人的社会地位和民族自豪感,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带来了不可估量的积极影响。”据赵耀鑫介绍,这项工作始于1979年,当时调查的对象只限于傣族民间美术艺人一项。他和同伴们历时7个多月,走遍傣族居住的3个坝子,获得了70多件傣族壁画稿,“这些作品令众多艺术家激动万分。”于是,之后,一次更大规模的、历时3年的大型调查于1980年再次展开。1983年,调查成果“云南民族民间美术展览”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展出,轰动美术界。1987年,第一届中国艺术节在北京举办,云南和湖北分别代表“多民族文化”和“荆楚文化”进京展示,云南25个少数民族近万件民间美术作品再次震惊国内艺术界。
文化部自1984年组织搜集、整理的民间歌曲、故事、谚语、歌谣、戏曲音乐等十大文学艺术集成里,没有民间美术,云南省1997年开展的民族民间美术艺人调查正好为弥补这一空白提供了资料。1997年和1999年的两次调查,经过培训的云南省2000多名工作人员跋山涉水、走村串寨,在全省60多个县调查了近两万名民间艺人,最终使461位艺人获得命名。这样的调查和命名不但在中国史无前例,也使很多名不见经传的优秀民族艺人和他们的手艺蜚声国内外。
最终梦想
让更多人保护民间艺术
这3次大规模的调查,使文化部门掌握了云南民族民间美术、音乐、舞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状态,为如何保护和传承民间文化制订计划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同时,调查中记录的艺人的师承时间、学习过程、使用工具、场所、程序等要求和禁忌,更为专家的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2000年5月,在云南省出台的我国第一部专门保护民族民间文化的地方性法规《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中,文化传承人、文化之乡、文化保护区的命名写入条例,使这项命名活动获得了法律的保障。与此同时,调查的成果还被社会各界广泛应用和保护,使得这些艺人有的走进大学校园,成为客座教授;有的频频到国外展示技艺,传播本民族文化,如双柏跳老虎笙跳到日本的苗自有;而更多的则带动起一方旅游和一方经济。
在赵耀鑫看来,调查命名,不仅使民间艺人获得鼓励和信心,也使众多参与这项工作的人看到一个充满原创和想像力的艺术世界。保护本土文化不再是专家的观点,越来越多的人热衷于这项工作。有的人在这项工作中逐渐成为专家,面对技艺这种易毁的无形文化,“不仅要民间艺人在传承民间艺术中,执著地保持着民族本性,政府、专家、乃至全社会都应该是民间艺术的‘守护神’”。而云南省在这方面一直都在不懈努力着。记者 谭江华 实习生 吕磊 (春城晚报)
真情讲述
博物馆:做民族文化的守护者
在绵绵不断的雨帘中,昨日,记者来到云南民族博物馆,看着被雨水滋润的馆区,陈旧的各族历史文物越发显得新鲜。馆长谢沫华指引着记者细细品味了博物馆里深藏的“秘密花园”,揭开一个个鲜为人知的故事,也慢慢清晰了博物馆在心中的轮廓——
与其他五彩斑斓的民族服饰和各族珍贵古籍相比,看着一片片沉睡在民族民间瓦当展里的瓦当,它们稍显普通了些,可雕刻得形态各异的图案花纹,又不禁让人啧啧称赞。云南民族博物馆第二任馆长谢沫华说得不错,在这里,每一件藏品背后都有耐人寻味的故事,这300多片瓦当也不例外——前些年,谢沫华听人说通海县有位老人手上有些年代久远的瓦当,立即辗转打听到老人住处。当这位80多岁高龄的老人听说自己收藏的瓦当要送往博物馆时,心里非常高兴,当即便同意捐献。可就在瓦当抵达博物馆门口时,老人却出于某种压力反悔了,谢沫华二话没说,按照老人的意思将瓦当拉回当地。一两年过去了,谢沫华一直无法忘记当年老人无奈的眼神。老人去世后,把瓦当捐给博物馆是他的临终心愿,这才有了博物馆民族民间瓦当展,人们才可以驻足瓦当之间。
用谢沫华的话来说,一个博物馆不在乎有多么华丽的外表,震撼人的永远是深藏其中的“宝”,这也是一个博物馆的精髓所在。经过10年筹建,云南民族博物馆在1995年正式落成开放。目前,馆内珍藏具有一定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的民族文物4万余套(件),其中民族服饰类文物为中国门类最齐全;基本陈列有:《民族文字古籍》、《民族服饰与制作工艺》、《民族民间美术》、《民族乐器》、《传统生产生活技术》、《民族民间面具》、《民族民间瓦当》、《奇石珍宝》等,常年向观众开放。同时,创造性地在馆区开辟了30余个各类动态演示作坊和艺术家工作室;开馆10余年来接待了国内外观众500余万人次。云南民族博物馆是目前中国最大的民族类博物馆,国家一级博物馆。不过,谢沫华心底一直还有个愿望,那就是希望云南民族博物馆收藏到更多的民族文物精品,与全世界的观众共同分享,成为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力的民族文化的重要专业机构。(记者 宋金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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