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彝文古籍记载有最古老的文化内涵，是蕴藏中华远古文明的另一宝库。但因各地彝族早期就习惯按自己所操方音口语，混用同音字、多形字写作或抄誊，形成各地“书不同文”。严重地障碍了民族语言文字的交流与传承。因而必须对彝文古籍进行“深层次研究”。在确切落实其记载内容的条件下，将滇、川、黔、桂超方言通用彝文，代换原书中同音混用字或多形混用字，这样在各地彝文古籍中实现 “书同文”。对这一重大事业，要高瞻远瞩，克服自私保守，与时俱进。在实现“书同文”之后，原同音字、多形字混用的彝文本，与换上超方言通彝文的新本，长期并存，以备研究。

关键词：彝文古籍;深层次研究;书同文

彝文古籍是蕴藏中华远古文明的一个宝库。彝、汉文古籍对远古时期人、事、时、地、物的记载， 有相同、相通、相互关联之处，而最古老、最原始的文化内涵，却留存于彝文古籍记载中。若要探索中华八千年以至万年的文明史，不光是从汉文古籍记载和地下出土文物对照考察，还得从彝文古籍记载中提出有力佐证。

然而，彝文古籍自千百年来在民间辗转传抄， 而各地彝族学者，习惯按自己所操方音口语混用同音字、多形字写作或抄誊，形成各地的“书不同文”。又各按自己的方音口语释读文意，各说其是。即使记载内容相同的词句，往往作出不同的理解。有的传说变异，以讹传讹，又笔之于书，形成真假不分，精粗莫辨。由于上述情况和问题的存在，彝文古籍必须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还原民族历史文化的本来面目。尤其是“书同文”的问题必须解决。若其老是“各用各的字，各读各的书”，“你的书我看不懂，我的书你读不通”，后世学者无从适从，学谁的书，用谁的字都不可靠。这样下去，各地彝文及其用以记载的古籍终将走向消亡。只有用一套超方言通用彝文把它记录下来，让各地族人和从事彝学研究的各民族专家学者，都一致研习这套“固定字形字义各按方音念读”的超方言通用彝文和用之记载的彝文古籍，然后能使之从空间上推向国内外，从时间上永世流传。

滇川黔桂彝文协作组汇集各地彝语文专家学者共同整理的超方言通用彝文，已编辑出版《彝文字典》。同时收集各地彝文古籍中不同用字编成《彝文字集》出版，作字库保存。超方言通用《彝文字典》多功能，适应面广，不仅可以表达彝语各方言、土语区的语言，即使一些彝语支民族的语言， 都可以表述。而对研究彝学各科，尤为人所必备; 特别是对各地彝文古籍进行深层次研究实现“书同文”，更是手不离卷的工具书。在超方言通用彝文编成字典出版的基础上，应该马不停蹄地开展深层次研究彝文古籍实现“书同文”的迫切任务， 即将各地彝文古籍原本，细致校刊，深入研究，在切实弄清其记载内容、逐字落实其本义的条件下， 将超方言通用彝文正体字，代换原书中同音混用、多形混用字，让“大家读得通，看得懂”;这样在各地彝文古籍中实现“书同文”。若是已就同音字、多形字混用的旧书翻译出版的彝文古籍译本，也要作必要的校刊、修订，换上超方言的彝文，再版应世。换上的超方言通用彝文，必须逐字对译，而后有句译，以便研习。在换上超方言通用彝文之后，同音字、多形字混用的彝文原本长期保存，以备研究。而与超方言通用《彝文字典》同时编辑的《彝文字集》以及各地按方音口语用字编辑出版的彝文字典，长期并传，以备研究。

对彝文古籍进行深层次研究实现“书同文”， 是一项与时俱进的工作，它对于深入开发民族历史文化，振奋民族精神，加强和巩固各民族大团结，维护祖国大统一具有重要意义，一定要克成其功。特提出如下建议:

1、必须高瞻远瞩。深层次研究彝文古籍实现 “书同文”，不仅是从全彝族人着想，更要从整个中华民族的高度看。彝、汉文古籍同样有关于天、地、人“三皇”和东、南、西、北、中的青、红、白、黑、黄“五帝”的传说记载。这些想象人物的活动地点，当在云贵高原，活动时间当是万年以前，说明他们不光是哪个民族的祖先，而是整个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族人民的祖先。作为彝、汉文书祖而用彝文可破译的刻划文字，我国南方出土的比北方出土的早得多;特别是昆明金宝山出土有距今一万二千年的陶器刻符。这些情况说明:整个中华民族的远古先民，最早活动在云贵高原，而后分布到黄土高原。我们知道:古夷人部族不仅是彝族和彝语支各族的先民，更要看到他们是构成华夏即汉族前身的重要部分。不仅如此，更要看到彝文古籍记载中的希慕遮、希堵左、道孟尼、策耿纪那些远古时期的传说人物，跟汉文古籍相应记载传说中的天皇、地皇、人皇和玉皇大帝，都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远古先民。彝、汉文古籍同样记载有天、地、人形成的“元气论”以及阴阳、五行、天干、地支、八卦、河图、洛书的理论和古天文、历算的创始;同样记载有“三才文化”和“五色文化”。而其最原始、最古老的文化内涵，却留存在彝文古籍记载中。彝文古籍的学术研究价值，主要在于它可以从八千年以至万年前的中华远古文明提供佐证。再说，彝文及其用之以记载的彝文古籍，一定要走“超方言、通用于广大彝族地区”的道路。超方言通用彝文的特点，在于“固定字形、字义各按方音念读”，即在文字的“形、音、义”三要素中， 以“形、义”为主而以“音”为辅，尽管时间、空间变化引起语音变化，而字形、字义是固定不变的，故能完全发挥文字的功能，在不同的方言、土语区能实现“书同文”。若是以“音”为主，即以音用字，读音一变，字形、字义就随之改变，就失掉文字的作用。所以我们对“深层次研究彝文古籍实现书同文”这件大事，一定要“站得高、看得远”，从广大彝区考虑，从国内以至国外发展前途考虑，若其仅就某一方言区的方音口语定字、用字，在滇川黔桂广大彝区不能超方言，不能通用，就不能在各地彝文古籍中实现“书同文”。我们得就此反复深思。

2、要克服自私保守。从事彝文古籍翻译研究的专家学者，责无旁贷地要把彝文及其用以记载的彝文古籍传下去，要不断地带出接班人。但要传彝文，得传超方言通用的这一套;要传古籍，得传换用超方言通用彝文本。那就得解放思想，开拓创新，研习超方言通用彝文，投入深层次研究彝文古籍实现“书同文”这一重大工作任务。若老是固执已见，认为“我掌握的这套彝文才好，够我用这辈子了”，不管后人用什么，怎样用。这样作，上有愧于祖先，下有愧于后人。彝族毕摩在数千年内把彝文和彝文古籍保存传授下来，是巨大的历史功勋，但有较普遍的自私保守，知识封闭。有的毕摩，故意增添彝文笔画，颠倒彝书章节，认为“我的字只有我认得，我的书只有我懂得”，教徒弟是 “教一路留一路”。这是封建意识作怪。在万事改革开放、与时俱进、推陈出新的今天，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那些消极因素应该彻底摒弃了。

3、自觉纠正错误。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对彝文古籍研究也是这样。由于各地彝文古籍中常按方音口语混用同音字、多形字，又各按方音口语去释读。有的词语，尽管各地表述语意相同，往往得出不同的概念。但是，确切的概念只有一个，不能各说其是，更不能“我说了算”。要共同研究，相与剖析，得出确切的理解。发现自己有错误理解，要自觉纠正。彝文古籍中有“娄姆密拟”一词，彝族人传说是“天上”。而《安顺府志》引彝书说:孟哲(希慕遮)“自旄牛徼外入居邛之卤”， 说是从川西北进入邛海边。按毕大读音，“密拟” 意为“牦牛”，我也认为“类姆密拟”是“牦牛徼外”。而在深层次研究彝文古籍当中，发现希慕遮在传说中是人类开始出现的第一个，即从猿人进化为智人的第一个，那么，希慕遮的出现，不在牦牛徼外，而应该在元谋人的故乡。类姆密拟不是牦牛徼外，也不是“天上”，而是云贵高原上的某一地方。我在编滇川黔桂《彝文字典》中，曾把“类姆密拟”说是“牦牛缴外”，在此申明是误解。以后要作纠正。

4、在工作实践中逐步完善。滇川黔桂超方言彝文，是1992 —1996 年间，汇集彝语六大方言区的专家学者共同整理，而后编辑出版《彝文字典》的。这部字典选编了二千六百多个超方言通用彝文正体字，有表述古语的字，也有表述现代语的字，有各方言区共用的字，也有表述某一方言区特有词语的字。不仅每个词头都在“固定形字义”的条件下，标注各方言、土语音点的读音，只要熟悉拼读彝语的国际音标，国内各民族和国外专家学者，即在例词例句中，都标注读音，都可研习使用。这是一部多功能、适应面广的彝文字典。只因彝文是手抄排印的，有些字变形，现已将全部正体字规范形体，输入计算机软件，准备将部首检字表用电脑打字，作为字典的附本继续发行。这套超方言彝文及其用以编纂的彝文字典，主要成绩应该肯定，但不是百分之百的就完善了。要在今后具体应用中纠正错落，补充遗漏。笔者曾将过去翻译出版的《宇宙人文论》作修订，换上超方言通用彝文，在这本书中，不够用的字有两个。再不断翻译、整理其他诸卷古籍，可能还发现不够用的字。不够用，就在《彝文字集》中选取补充，经过一段时期，再将《彝文字典》修订，纠错补遗，使之更加完善。

对彝文进行深层次研究实现“书同文”这一重大事业，需要的人力、财力、物力不少，吁请政府有关部门给予支持。各民族专家学者、仁人志士共同努力，为弘扬民族历史文化、振奋民族精神、加强巩固各民族大团结、维护祖国大统一、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