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不夸张地说，一部罗婺部的家族史，包容了大半部武定地方的文明史。其深厚的民族文化积淀，让当代民族学家们心驰神往，竞相探访。其中不乏一些在民族学、民族史学界名声显赫的人物：马学良、杨(昆)、张传玺、田汝康、何耀华、尤中,刘尧汉……是他们，以深厚的学养和学术的真诚，为罗要文化的发掘和研究留下了丰硕的成果.
　 在马学良先生之后，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张传玺先生，于1958年12月。受云南省民族调查组的委托，率"武定、禄劝彝族调查组"一行10人进入武定万德原慕连土署开展社会调查，历时两个月，写出调查报告《武定县万德区万宗铺村彝族社会历史调查》收入"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公开发表。武定万德彝区丰厚的历史文化积存一直牵动着张教授，1983年3月，张教授千里迢迢从北京赶到武定，二下万德，对他"长期思考、研究的某些问题或资料进行一次复查，亦颇有收"。1995年，张传玺教授将他集半生心血的研究成果、洋洋五万多字的《云南彝族慕连土司史迹补正》在《燕京学报》(一九九五年新一期)专刊发表，其内容涵盖"慕连土司那氏世谱"、"慕连土司疆域与治所"、"万德《慕连土署平面图》复绘"、"兰启裔群墓神道碑"、"上、下十三村反土司斗争及其遗迹"五个方面，是人们了解武定慕连那氏土司三百七十余年历史的学术著作。张传空教授还以一个痴迷于武定彝族历史的学者身份，向有关领导建议将万德那氏土司衙门恢复原貌，建成文化旅游重点项目，其拳拳之心，感人至深。
　　我们不会忘记所有对武定彝族文化研究有过卓越贡献的每一个学术赤子，何耀华先生就是其中的翘楚。　
　　早在1963年，何耀华先生师从著名中国少数民族历史专家方国瑜教授，攻读中国少数民族专业研究生时，方教授就布置何先生校注檀萃著作的《武定凤氏本末》，在查阅了明清以来数部云南省志、20多部有关县志的基础上，经过半年多伏案面壁的苦苦钻研，终于写出了校注初稿。之后20余年的学术生涯中，何耀华先生始终关注有关武定凤氏的史料，经过不断的补充修订，终于在1986年向读者奉献出26万字的《武定凤氏本末笺注》。这是一部考据严谨、旁征博引、去伪取真的学术著作，它广泛采摭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等诸学科的材料及田野调查资料，对南宋淳熙至清朝乾隆末朗六百年间以罗委部为代表的云南彝族历史进行了史、论结合的阐述和考释，是一部信息容量很大、别具特色的学术专著，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作为钟情武定彝族文化的一位严谨学者，同时长期担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的何耀华先生，以他广博的学术视野，完成笺注《武定凤氏本末》的科研工作后，意犹未尽地写道："在彝族历史的研究上，四川大、小凉山的彝族、贵州水西地区的彝族、云南武定地区的彝族具有同等重要的典型意义。如果说四川大小凉山和贵州水西地区的彝族研究，过去曾取得了可喜的成果，那末，对武定地区彝族的研究则还很不够，或者说才刚刚的开始……
　　尤中先生在《西南民族史》中有言：”土司制度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要少数民族中旧有的政治、经济结构永远保持不变。在推行土司制度之初，维护少数民族中旧有的政治、经济结构不变，是为了避免由于不适当的强加而引起带民族性的反抗。土司制度拉住了少数民族中的贵族分子，将封建王朝的统治在西南少数民族中稳固下来，然后创造条件，最终实行改土归流，废弃土司制度。（转自彝人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