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缘起

1世纪之盼

二十一世纪的钟声早已敲响，并且第一个十年即将过去。置身都市高楼大厦，车流与人流如川流不息，繁华气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繁荣景象尽显于眼前那片灯火辉煌的夜幕。面对眼前的繁荣，不禁想起荒凉的古文明遗址，沙漠中金字塔，丛林里的吴哥窟，迈锡尼……被一道道艰难险阻的路程隔开，尽显没落的景象。“古代文明的衰落的和荒凉，也以难以通达作为主要标志”。[1] P11脚底这同一片土地，千百年前也许还是一片荒凉，千百年之后或许沦为没落的所在。无常的命运，由流逝的时间主宰着。面对这永恒逝去的时间之河，一切都显得那么微弱与渺小。时间到底带来什么，又卷走了什么？如今再次来到时间的十字路口，不得不顿足并做一番观望。

把目光投向过去，尘埃早已落定，一切都定格在历史时空之中。重新回顾人类走过的昨天，实有一种“往事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感慨。过去的岁月太峥嵘，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有冗长而深沉的记忆，那切肤之痛的过去随着时间渐渐远去，日益模糊的的身影，再也不会激起记忆的涟漪。

昨天的脚步太沉重，人类拖着疲惫的身体来到现在，又将背负着重担继续前行，何处才是文明的尽头？昨天已经远去，明天还不确定。但是人对于未来又有着太多的憧憬与期待。把对昨日的感伤化作对于明朝的企盼，就这样，人类负重前行。伴着太多的不确定，时空又将人们引入什么样的生存境地？

那就把目光转向现在，注目一下日夜置身其中的环境，四周被喧嚣包裹着，面对车流与人流不禁有种迷失的感觉。每一次走在充溢人与车的大街上，都感慨于都市的繁华，夕照中原本应该沉寂，灯火阑珊却带来无尽的喧嚣。

时间的流里，世纪在交替。对于善感的国人，意味着新的迷茫与惆怅。“世纪交替是时间的转换，本来是自然现象，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但它在人们心理上会有一种反映，会产生一种紧迫感。历史是活动着的人创作的，人的活动会产生某种结果，所以世纪交替在文化上也会出现一些引人注目的现象。另外一方面，人们也往往以世纪为阶段来划分各种文化现象。”[2] P3本着这样一种心理，人们用特定的文化现象指代过去的世纪，中世纪的神学，紧跟而来的文艺复兴，在接下来的烂漫主义，殖民时代的探险风尚等等。世纪犹如一位善于装扮的姑娘，以不同的着装出现在历史中。

面对二十一世纪，民俗在企盼的目光中将迎来什么? 

2一种经历

在乡村社会想象城市里快捷的交通，总认为在城市一切可以畅快通行，可以用最少的时间到达目的地。这里的依据是城市里交通系统的基础设施远远优越于乡村，道路宽阔、平坦，以及四通八达。

然而在城市里，从市中心到郊区，乘坐公交车要花上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并且没有碰到堵塞的情况，若遇到，可能花上双倍的时间。有时很恼火，车总是走得那样慢，并且不时的急刹车，弄得人很不舒服，凭借现代交通工具，在乡村早已从一个地方到达另一个地方，而此时所乘坐的公交车仍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终于要到了，可是一个该死的红灯正好亮起，不得不停滞几十秒钟。而正是因为耽误于这一点小小的时间，买到回家的车票要晚半个或一个小时，原先的计划完全打乱，原本晚上就可以到家与亲人一起吃晚餐，而现实是不得不在途中孤单留宿一宿。

这时，乡村落后的设施与城市发达的设施完全起了对方的作用，注定上苍要嘲笑文明。对此，对于现代化的理解又是另外一个层面，设施的便利未必带来实际的畅快，反而背离了原先的既定目的，城市是现代化了，以具体的物质的形式展现在人面前，林立的高楼，笔直的道路，宽阔的广场，方便的超市，以及无需守候的自控系统。但是，人有没有跟上城市化的步伐，人现代化了没有？城市化固然是一种理想的趋势，可产生的问题为何总是不在预料之中？难道现代人不够聪慧？相比较而言，乡村可以称之为民俗世界，城市或市镇可以称之为现代社会。则由此推导出来的是：在民俗世界中可以畅行，在现代世界总要受到阻塞。 

3城市化

当下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主题是城市化，这就意味着许多人要从广大的乡村走到相对集中的城市，也就是历经从农民的身份到市民角色的转变。

中国的城市化应该在21世纪中叶完成（保守点的说要在21世纪完成），中国政府的一个既定目标是到2020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而21世纪前十年基本走完，而目前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是还很低，“中国目前的城市化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46%,低于世界49%的平均城市化率；如果要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78%的城市化率,还要提高30个百分点以上。实现这一目标,意味着还要4亿多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 [3] P20这就意味着未来十年是城市化的高潮。

可以确定的是，中国城市化历程将远远短于西方，其急剧程度也非西方所比拟。正如中国社会经济在二三十年中取得西方百年历史的成就。以此中国城市化有坚实的经济后盾。可从另外一方面说，中国的城市化也就失去了借鉴的对象，也就是说，这股急剧的浪潮中只能由中国自己掌舵，自己探索前行的分寸。

现代化社会，城市化无论如何也是一个重要的标准与参照。是一个国家文明富强程度的准绳之一。许多第三世界的国家都渴望通过城市化跻身发达国家的行列。确实，城市化带之而来的是一系列的现代文明成果，在城市里有成套的乡村世界享受不到的设施与福利。并且许多科技前沿成果也只能在城市中运行。

城市化是必然的趋势，“所有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无一例外走过的道路”， [3] P26许多事物都卷入这股势不可挡的浪潮中。具体到民俗学对象的民俗，在时代的激流中将产生什么变化？何以体现?这些变化又怎样作用于民俗学？民俗将被引入什么样的境地……一切问题都可以总体的归结为一个困惑：城市化中民俗的境遇。 

二、承传主体：农民到市民

城市化进程中，随着广大乡村人口流入城镇成为城市人口，则原先民俗承传的主体由农民变为市民，这是民俗在城市化中第一个境遇。民俗的分布必然随人而动。没有人类定居并从事生产实践活动的地区，显然没有民俗的存在，如南极。随人口大规模的流入城镇，民俗也随之进军城镇。民俗将面对着一个全新的主人，其承传主体历经农民到市民的变化。

承传一词，意指民俗从上一代人那儿继承下来并传递给下一代人，体现出三位一体的结构，这里显现的是继往开来的人类永恒主题。“民俗的传承性，是指民俗文化在时间上传衍的连续性，即历史的纵向延续性”，[4] P13显然易见，传承一词则意在民俗从这里传递给下一代，下一代从这里继承民俗，这里涉及的是两位一体的结构，缺失了上溯的源头。相对于承传而言，传承显得相形见绌。这是从字面意义上分析出来的结论。传承一词更多体现时间上的单线前进的意味，而承传，既有时间的流动，更有空间的纵横，显得更适合于体现民俗的特征，因此，可以用承传归结民俗的一大特征。

对于一种事物特征的概括，要具有高度的抽象性，以及严密的内在逻辑性，达到最高范畴哲学层面的把握。面对许多当前民俗特征的概括，并不令人满意，相反显得有点混乱，有些无奈。有的是将两个反义的词组合起来表示民俗相互背离的现象；有的是一级概括之下进行细化的二级甚至三级概括。与理性逻辑，与学科规范性都很不相符，这是待于从长计议的课题。在城市化进程中，民俗的承传主体将由农民替换为市民，是趋势之所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除非不进行城市化，但是这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

承传主体的变化，必然引发民俗的一些变化。可以明确变化但是我们不知道将产生什么变化，危机与风险就在于此。这也许可以算作民俗学科发展的一个悲情与迷雾深林。

既然最先不能从民俗本身入手，则入道之门可以在其承传主体的人身上探幽寻访。从农民到市民，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两大群体之间的差异性或许最能说明一些问题。

农民与市民，有着完全不同的生命本体结构，那可以凭借生命本体论为捷径，分析两个主体之间的差异，进而预测民俗从农民承传主体过度到市民承传主体时将要面临的问题。 

1自然本体

从地缘地域的角度，农民活动在广袤的乡村，从沿海到高原，平原到山地，他们始终处于城市的边缘并对城市形成包围势态。地缘上的边缘往往也是条件之差的所在，但与此同时的是，他们活动在高山丛林，湖泽原野，占据了优越的自然资源。地缘上的边缘化带之而来的是文化上的边缘化，广大乡村相对城镇处于落后的阶段，即更与传统状态接近。

地缘与文化上的边缘化，致使农民这个群体更多是与自然的接近与亲近，而这种对自然的亲近使农民的生命本体结构显现为以自然为硬核的自然本体之结构，即农民的生命本体论是自然本体。

自然本体以自然环境为地基，农民就在自然之大地上构建自己的生命。农民劳作在土地之上，他在自己的田地里耕种与收获，他的收成足以供给他的生命活动，自给自足，身体的疲惫在收成的喜悦中可以超脱。农民满意于他的生命，并乐意在田地中辛勤劳作。

这里体现出来一颗自由的心。无论生活的困苦，无论劳作的艰辛，农民显得自由。他自由耕种，自由管理，自由收获，并自由支配。只要有土地就够了，在土地上农民生产他们的人生。

农民的生命本体是种自然本体，自然本体的本质是自由。农民的生命本体是自由支配之下的自然本体。以往民俗一直是这一自由的自然本体中滋生、成长壮大、承传以及消亡。乡土中的民俗适应乡村主人农民。这里民俗对于人更多的是一种道德习惯上的规约。

自然本体是农民的生命本体结构，在这一本体主导之下，将农民的生命生产为以自由为主流的价值取向。自然本体中生存尽管显得有些艰苦，但是只要有一定量的土地生命就可以延续。农民在物质贫乏时却占有丰厚的自然资源，并以季节的变化为尺度从事生产活动。主体容易在物质生产中得到精神上的满足。而人一旦在精神上得到满足，心理上容易自由，知足常乐就是这个道理。这就是为什么农夫们日夜辛苦劳作，却满脸笑容。

农民主体的生命结构，已经延续了几千年，千年之积淀犹如厚实之大地，不断翻耕，总能生产出作物。田地边上有山，有小河流淌，有树林，有鸣鸟，一切显得安详，尽显淳朴之原野气息。自由成了自然本体的主旋律，自由充溢着乡土中国，成了民俗的本源。乡村中民俗主体的农民的生命活动是投射在大地上的，指向自然本身。农民因地制宜栖息于自然的怀抱，本着自由的心灵，农民与他四周的环境基本上处于协和的关系。历史一再证实只要农民安于土地，天下就太平。每一个动荡年代的到来，民俗必然充当必要的介质，鼓动农民为失去的土地征战，动乱结束，土地重归农民，农民再次安居于大地。

总而言之，文化上的荒漠之境却是民俗丰产之地。 

2社会本体

与农民相对的市民，无论地缘上还是文化上一直处于中心位置。中心地带往往是便利交通之所在，或在河流的交汇之处，或出于平坦的地形，道路四通八达，便于人和物的集散与周转。市民由于置身中心位置，受文化的影响，心智上比较开化。

市民往往由于地缘和文化的中心，在农民面前往往有种心理上的优越感，在市民眼中，农民往往是落后与愚钝的标志，乡村正是落后的大本营。城镇才是文明之所在，在文明气息中熏陶出来的市民才是社会的主流，并由他们主导一个社会或民族的精神走向。

市民出于中心位置，一直是社会的中流。与农民亲近自然相反，市民亲近社会。社会一直塑造着市民的生命，致使市民从内到外显现浓厚的社会气息，市民的生命本体随之体现为社会本体。

农民在乡村更多的是与土地打交道，在城镇中的市民则与人打交道，人们在与人的交往中获取生活资料，与土地不同，人是有意识的活动者，而非土地的静态，以这样的对象作为生命活动的展开形式，有时并非个人能力之所及，因此城镇中的市民往往集结成群体，为他们的共同利益奔波。

深深陷于社会的市民，没有农民式的诗意，他们虽然置身于中心，可是中心地区往往拥挤，限定的资源要由更多的人分享。这就意味着每一个市民必须睁大眼睛，在拥挤的空间中，嘈杂的人群里开展个体的生命活动。农民劳作时也许会哼上一曲，市民显然没有那个心情。他们必须面对现实保持清醒，人多的地方，竞争往往更激烈，与文化上的富有相反，市民的心灵缺乏灵动。

当农民为生活辛勤劳作时，市民也为他们的生存辗转奔波。也许是人与人之间，也许在城镇之间，也许是在乡村到城镇的路上。为了生活，农民在田地里劳作，市民在路上奔波，是两种不同的生命活动方式。

人们常说的灰色人生往往是针对市民而言的。市民在城镇里经营小本生意，显然缺乏生活的底气，更多的是现实之心把持着现实双眼。城镇中繁华景象之下流露冷漠的人情。暴力事件在城镇中的发生频率绝对大于乡村。由现实把持的人生，时刻清醒提高警惕。为了生计而在道路上辗转奔波，而危险就是潜伏在路上。奔波早已使人疲惫不堪，同时时刻面对即将来临的未知灾难又要保持清醒，总有种窒息的气息蔓延在身边，生活在城镇里的市民，显然没有农民那般轻松，生命多少体现出几分灰色色彩。

市民的生命本体论是社会本体，社会本体的核心在市民那里是现实。由现实左右市民的生活，由社会主导他们的生命，尽管有文化时刻调剂他们的内心世界，现实却总逼迫他们奋力争取生存的物质资料，财富在市民个体之间流转，最终集聚于一人身上，许多人只是在周转的过程中分一杯粥喝。

以社会本体为生命本体结构的市民，对物质的需求高于乡村的农民。他们处于中心，天生占据文化上的有利地势，自然而然的受到文化的滋润，他们显得对于来之不易的物质生存资料更感兴趣。这就促使市民以现实支配生命，并在路上辗转奔波时为了获取物质而乐此不彼，对物质的拥有填补路上危险的灾情。 

随城市化，民俗承传主体将由农民替换为市民，这种替换是必然。这两个主体有着完全不同的生命本体结构，自然与社会，一个更亲近人的本源，另一个更接近人的本质。这就意味着民俗随承传主体的生命本体取向而改变，由以往的自然本体转向将来的社会本体。

自然中显现的自由的内在精气，社会中流露的是现实之底色。民俗随承传主体的替换必然改变自身的精气，重新填充自我的生命底色。内在的改变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也许是几十年的历程。转换与衔接过程如果顺利，则民俗可以很快在另一个世界中繁衍生息。如果相反，则面临变异与异化的危险。尽管人们憧憬事物美好一面的出现，那是人心向往美好的企盼，可现实中总有着许多不确定的因素的参杂并起作用。有谁可以确切保证事物是既定目的，而一点也不背离人的本意的完美结局。

人生时刻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当灾难降临时人们应该如何应对，无论农民或市民，都必须对这个问题进行思索与实践。将城市化比作灾难也许不太恰当，但是城市化作为一股强大潮流在推动社会前进的同时，也带来一些负面的东西，环境恶化，资源短缺，人口压力，贫民现实，文明之人做好相应的准备了吗？相反，尤其在国内，往往问题出现并严重危害时才去应对。

何况这一进程由政府主导，而许多政府主角官员只是把城市化理解为高楼大厦的林立。城市化原本应该使人的生活更舒逸，然而现实在城镇中的市民往往感到不自在，污浊的河流，难闻的气息，拥挤的四周，频发的暴力……城市化应该是更加美好的生活，便捷的交通，方便的生活，愉悦的精神，可事实似乎见到的是与之相反的一面。

当民俗面对其新承传主体的市民，面对一副冷漠的面孔，那将会发生什么，又怎样去适应新主人？改变生命本体结构当然是一方面，从自由取向转变为现实取向成了必然。承传主体替换这种境遇中，民俗又如何发挥应有的作用？承传主体之间还存在一个过渡期，问题是这一段过渡期将很短暂，远远短于所必须的调适时间，精神将极度紧张。民俗从农民到市民，缅怀于昔日主人的温情时，伤感不免流溢而出。面对新主人，随陌生之感中又带有一丝恐惧。时间的短促，民俗只好既沉溺又调适。这之中极有可能发生变异，民俗在城市化的困境中改头换面，也暗中改变了本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新面目应对新主体。这种变化，如果是朝着人性的的方向，还算不错；如果背离文明，那将带来什么？正如人们满足一时的快感与黑猩猩乱交滋生出来的艾滋病，给多少人带来生理上的痛苦，造成多少家庭悲剧?又给社会带来多少阴影? 

三、生存空间：乡村到城镇

城市化中民俗的另外一个境遇是生存空间的切换，以往的存在环境是遍布广袤大地的乡村，可是在城市化历程中，民俗随人一道涌入城镇，具有浓厚时代氛围的城镇将成为民俗新的生存境地。

一般人们从一个熟悉的环境中到达另一个地方，面对全新的环境，强烈的陌生之感促使人沉溺昔日故园，并时不时与之对比，在对新环境的调适过程中也以之为蓝图，尽量将新环境建造成与之相似的场域。正如美国佛罗里达州，不同殖民者所占据之地被建造成具有其国家风情的城市。人们乐于在熟悉的氛围中展开生命活动，那是一种适切姿态而非新入角色怯场的表情。

乡村与城市，尽管出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协调，两者之间的差异日益缩小，过去许多只有在城镇中才能体验的生活今天可以足不出户的在乡村感受，并且两者的生活模式日渐趋同。但是差异依旧不可消除的存在。城镇里的市民与乡村中的农民，在同一天以不同的方式展开生命活动，日常生活存在特定的距离。乡村社会总体上要慢于城镇半拍，尽管都忙于生存之奋斗，农民显然比市民显得悠闲几分，这出于存在者在不同的生存空间中实践着不同的存在本体。

人在特定环境中的存在本体，可以通过分析存在者的精神方式来澄明。不同的生存空间在感官上给人不同的直观感受。按起源决定论的观点，事物的本质在最初起源时刻便已定格，后来发生的一切只不过是一定程度的调整校正。乡村与城镇从本体上来说是两种完全相反的存在环境，乡村接近自然本源，城镇趋向社会本质，体现为两种不同生存空间各自主导栖息于其中的存在者的精神方式。

精神方式，是人在历史实践活动中，出于生理心理以及环境与风俗等因素综合作用之下，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思维方式，并且一旦形成，便定居于活动在其中的人的意识里面，人在进行实践活动时总是习惯性加以运用。

乡村生存空间中农民，城镇生存空间里的市民，在本源论上进行区分其精神方式是一种有效的途径。乡村接近自然并以自然为本体的农民，是一种主体化的精神方式；城镇趋向社会并体现出社会本体的市民，其思精神方式是对象化的形式。

一般认为人类是在轴心期精神觉醒，其标志是人的思维方式从原始思维向文明理性思维的转变。原始思维本质在于对事物的直观本质之把握，以事物本身直接澄明的方式为人所把握。理性思维以逻辑与思辨为本质特征，以人的意识为中介，对外在事物进行抽象性质的把握。从轴心期衍生出的文明理性思维出于各种原因又踏上两条道路，一是主体化精神方式，一是对象化精神方式，这两种文明思维从此一直在文明历史中延续。

以学者们的观点，轴心期人的精神觉醒首先是死亡意识的产生。原始人类“与物浑然”、“物我一体”的原始心智在轴心期受到死亡意识的冲击，原始思维主导的永生信仰的堤岸逐渐坍塌，人们开始沉沦于死亡之阴影。为了应对对人类来说的第一次灾难，寻求精神与心理上的解脱，走出死亡意念的恐怖峡谷，人们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方式。也就是对死亡意识的解救行动中人类寻找到两种方式：一是以主体化的方式超越，一是对象化的形式解脱。 

1主体化精神方式

主体化，是个体在应对死亡意识时并未完全将自己与自然的血脉斩断，个体首先肯定作为对象的自然的主体性，人始终不愿意与自然分离，体现出来的是始终试图回归自然的怀抱，并在其中疗养受到文明伤害的心灵。而不是强烈的征服与改造自然的欲望。然而由于人的觉醒，处于死亡的恐惧，人与自然始终不可避免的形成对立关系，作为对象的自然是如此的强大，人在它面前显得宛如沙漠中的一粒细沙，大海中的一滴水珠。人感到无法从对象入手，转而将解决的途径设在人自身，形成主体化的精神方式。在人与自然的对立中，人把消除之箭刺向人本身，从内在的自我开始，来克服死亡意识。这种指向人自身的精神方式，克制自己的欲望，以压制人的本性为特征，因此，主体化精神方式显现为一种伦理图式。

民俗生存的广大乡村，一直与自然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主体化是人在与自然的对立中从自己入手以压制人的本能达到与自然的调解，人与自然因此仍处于一种和谐的状态。主体化的方式成了农民的精神方式，农民在主体化心智支配下，在自然母体亲切环抱中开展自己的生命活动。在这一生命实践活动的历史过程中，人对于四周的自然更多是出于一种适切的改造，非主人式的征服与支配，农民在死亡意识冲击之后以主体化精神方式与自然重归友好。

乡村中的实践是主体化的方式，乡村成了自然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它受惠于自然的同时又受制于自然，然而在数千年的调适中，乡村与自然成了一体，人到乡村就宛如回归自然，这就是中国人内心深处一直有个还乡梦的原因。

民俗产生于乡村，不可避免的牵制于自然，民俗在乡村的生存空间中，主要也是以主体化方式展开其外化活动，由此形成人们常说的民风淳朴之类的风气。在乡村中，民俗始终适切融入其中，人们面对“鸡鸣狗吠”时内心早已放下沉重的胆子，浑身感到的是种惬意。这里，民俗有着顽强的生命，主体化的生存空间中民俗自如的展开自己的存在活动，并以此自如规约农民的生命化实践。 

2对象化精神方式

城市无论如何，始终与自然保持一段距离，正是这一段距离，决定了城镇不能像乡村那样展开外化活动，与乡村的主体化相反，城镇里的市民的思维方式是对象化思维方式。

对象化，在人与自然的对立中，人完全切断与自然的联系，体现出来的是人强烈的征服、占有并支配自然的欲望，人绝对以主人的姿态进行对自然的改造活动。这种形式之下，自然依人的主观愿望被改造，各种自然环境在市民面前纷纷脱去本源之衣，套上市民缝制的新装，显现新容颜，

城镇里的市民，出于城镇本身的空间，与自然形成了特定的隔膜，并有了人完全可以征服与改造作为对象的自然观念的支配，人在开展生命活动时是一种对象化精神状态。对象化从某种层面讲就是完全断绝和自然的血脉，人始终出于清晰的现实需要，毫不留情在对象自然身上获取一切生存资料。城镇里楼房取代了树木，道路代替了河流，人则取代了其他动物，人为与自然相隔离。

城镇里的对象化形式，现实时刻逼迫市民睁大利益的双眼，穷尽个体的能力智力获得生存生活物质。市民为了生计奔波在道路上，而本身又与对象自然形成了敌对关系，有必要时刻清醒，保持理智，这典型的是一种理性图式。生存在乡村空间农民的主体化是伦理图式，在城镇里，市民对象化精神方式显现为理性图式，形成了对照。理性之对象化精神方式支配了市民的一切活动，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

依据以上所述，城镇的空间是对象化的空间，在这种空间中，民俗显示出世俗的外貌，市民之灰色人生尽显无遗。谁都把梦想指向外面的世界，又在在受伤之后逃向乡村隐逸，陶渊明的这种取舍，一直是人们的范式。这种归去的还乡主题，尽管体现对现实的无奈，尽是那般凄迷，却又如此引人注目。乡村的流泉，南山下的菊花，农夫的吆喝，无不感化着充满伤痕的心灵。

对象化是出于现实的目的，在这一理性图式支配之下的精神方式，主宰城镇空间。城镇的空间，尽显现代文明的气息，当夜幕降临，真正繁华的景象才开始，万家灯火妆点出梦幻般的人间，比白昼更显魅力。

许多悲喜人生却在城镇空间里尽情展演，豪宅豪车里面的丽人，街头拾垃圾的老人或小孩，早起晚息的小商贩，同一个活着的空间里，完全相反的人生；同样存在的生命，尽是背离的命运。

对象化的精神方式，驱使市民走向现实人生。这种思维之下市民在城镇空间里面展开生命实践活动，与对象的斗争中，人在一定程度上开始面对自己，也就开始异化自己。当市民开始异化时，一切不平等、不公正也就有了可以寄生的寄主。生活中的不平等、不公正，城镇比乡村明显体现。理性图式支配人生城镇，往往致使主体市民伤痕累累，不得不将生命投向以伦理图式主导人生的乡村，并在那里得到有效化疗。 

城市化，民俗生存空间由乡村迁徙到城镇，乡村与城镇的差异，很明显的体现于两主体之间。表面上多数人趋向文明色彩浓厚的城镇，这就意味着以往的主体化精神方式转变为对象化精神方式。尽管两者都属于理性思维，两者存在家族类似的关系，可归结到底仍是两种不同的精神方式，两种不同的文明图式，从一个转移到另外一个，必然对民俗产生一些影响。

民俗从乡村走到城镇，不仅是生存空间的切换，同时还面对精神方式的转型。主体化与对象化，也许只是一段不远的距离，可是路途中的艰险太多，当个体历尽苦难从一方走到另一方，难言的辛酸只有每个个体本身才自家体验。

伦理图式中尽显温情的乡村空间，民俗拥有鲜活的血源，有充足的血源补给。在乡村空间民俗始终有活力，与农民一道安居于自然本体之中。城镇空间中的伦理图式与之相反，市民不得不面对现实，现实难免有些残酷。这就是问题才根源。只能无奈的确定城市化民俗居临许多问题。这里民俗将面对世态炎凉，繁华景象之下的冷漠，民俗有待超脱。

城市化中民俗的境遇，随着生存空间的切换，不得不面对的是精神方式的改变，从自由的主体化到现实的对象化，从内到外的面临改变，这种境遇，民俗做好应对的准备没有？ 

三、表征意象：田园到公园

每一种事物，都可以用另一种存在物表征自己，这是对于人这个特殊物种而言，是一种特别的现象，也许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可以用企鹅象征南极，长城与黄河或长江指代中国，富士山则是日本的指示，似乎樱花也是日本的专利，恒河是印度的代言词，金字塔成了埃及的形象大使，科学与民主是美国的气质，烂漫是法国的风情，不过真正的故园应该是意大利，严谨是德国的性格，袋鼠指代澳洲。从植物到动物，风俗到历史，无一不为人所用。原本是自在之物，由于有了人，在于文化的介入，除了指示自身之外，多出指代他者的功能，可以称之自为的状态。具体而言，自在是内指的，指向事物本身；自为是外指的，指向外在他者。这种特殊机制在于人文的潜入。水火性质相反的两种物质，既可以指代自在状态的自然存在物，同时可以指代彝傣两个民族，彝族被称为火的民族，傣族是水的民族。

文化是个很大的概念，有着极强的包容性，可以把人类历史实践活动中的一切容纳进去。正如磁场一样，略带磁性的物质都是其引力场作用的对象，稍显人性之物也是文化指染的对象。强大的包容性致使人们对其本身认知上的分歧或偏差，只要是个文明人，从自身角度出发，都可以大言不惭的界定文化，风俗的、物质的、精神的、自然的、社会的，文化不外乎当代另一个“万物有灵论”。

在这样一种精神观念的引导之下，对于民俗的不同场域，人们也可以用一个具象来表征其存在本身。具体而言，在广大乡村的民俗，它的表征意象可以用“田园”来表示。与之相对的城镇里，民俗典型的象征之物为“公园”最好不过了。这样的表示，恰如其分又十分适切，将存在本身及其指代符码一起牵引到人的面前，而不是一种半遮半掩又半明半通的登场。 

1田园

田园，每一个农民都很熟悉，每一个市民也不会陌生。大凡在传统文化中，田园始终是一个重要的主题，牵动每一个时代的人的神经。可以断定，每一个国人心中都有一个田园在召唤。这种只在东方民族才有的精神气质，到底是什么？

“田园，田地和园圃，泛指农村”，乡村的广大田地，都容纳在田园之内。在静态层面，乡村的田地，稻作之田与旱耕之地，以及农家妇女一个主要活动场所的菜园，农舍，瓦房或茅庐，以及四周的自然之物，树林，高山，无一不滑进田园的口袋。这也是一种物质层面的能指。同时，田园牵涉动态层次，鸡鸣狗吠自然是在话下，而农民在田地里的劳作，多少世纪以来，一直是士大夫梦寐以求的生命实践方式。农民的每一个动作，在他们看来都是生命最本质的实践，是最接近人的本质的外化形式。山间欢畅的流河，林中自适的飞鸟，牧童的短笛，牛羊的叫声，儿童在河水中嬉戏等等动态之面，也是田园所涉的具体形式的所指。田园这一意象，是从精神层面来指代的符码。田园不仅是一个静止的所在，它更是个动态的场所。

乡村在人们心目中体现的是“田园意象”，田园的成了乡村世界的自然指代，只要提到它，自然将人的目光引向乡村，是一种本源意义上的本质显现。当人们言论乡村时，话题紧扣田园展开。乡村民俗的表征意象，因此可以说是田园意象。民俗本源于田园，这一点无可质疑，最初人类是自然本体的人，人在自然中畅游，并将文明的火种在自然界漫游时带到全世界。谁都不会否认人是从自然界走向文明场所的社会的。看一下今天动物的生存状态，人类最初也是一样与之类似的存在于自然。

地缘或文化上接近自然的乡村，田园成了无论人文角度还是自然层面的主宰。民俗在乡村，其面貌或本质随之体现为田园意象，乡村的民俗因而富有田园的色彩。农民们在大地上劳作时，他们所涉的一切或明或暗的投射向土地，生命延续所必须的食物是农民通过劳作直接从土地上获取而来，田地成了农民存在的本源。与劳作相关的一切，成了民俗必须反映的一个主要内容。劳作时的歌唱，经验总结的谚语，四时节气的把握，平时的欢愉，都投射向田地以及人投射向田地的那个过程。

在田园中的民俗，更多的是生命实践活动上的指引，尽管出于道德伦理规约的目的之所在，可它不失为乡村世界农民的“百科全书”，这一部历炼千年的千年的大辞典里面，农民能够查阅其所需的词条。因此乡村世界，一个谙熟于民俗的人总受到人的敬重。

田园世界之内，农民日复一日的开展生命实践活动，自然本体以自由为精质，农民尽管承受劳作的艰辛，可是心灵的自由祛除身体的劳累，农民满足在其田地之上的耕种与收获，在此，农夫们总是酌点小酒以显示其畅快的心灵。他是田园世界的主体，他在田园中自在存在，他的牛与狗总是顺着他的心意。农民的希望在于田地，在田地里，他总是能够魔幻般的实践生命。

对于民俗而言，田园成了其诗意的栖息。一方水土滋养一方风俗，自从踏入乡村田园那一刻起，民俗如影随形无处不在左右。到了傈僳族村寨姑娘们要和来客喝上一碗同心酒并不是她们非要如此，而是民俗潜移默化规劝之下她们自然而然要如此展现她们的生活，是她们尊敬来客的最佳形式。白族的生活中，吃生皮可谓是个独特的饮食风气，对于它的来历，还没有深入的描绘，可确实是一道很有特色的佳肴，并且只有在白族村落中，才能原滋原味的品尝得到。

田园意象一直由市民为体的士大夫所诠注，可是在现实中一直由农民所演绎。真正的田园在乡村，田园风光一直显现强大魅力。 

2公园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在中国，公园的前身显然是私家的花园，两者在现代汉语语境中可以等同。花园一般理解为种植花木以供游玩休息的场所，从这一解释层面，花园是闲情显现的地方。从发生学角度，公园是中国社会的产物而非西方的舶来品，传统文化中的花园，最早的可以追溯到《诗经·蒹葭》中所描绘的水中小丘。

它是中国式公园的最早形象。那个长满芦苇的水中小丘，本源上也是乡村中的自然，可是与村落又有一段距离，一段路程之后为自然河水所隔开。这里指代的是古代的一种风俗，男女在河边约会风尚。为何要在一个一般不会轻易受到打扰的水中小丘上相会，就是避人耳目，便于约会的顺利进行。这种原先为河水所隔开的原始公园，在文明演化进程中从乡村走到城镇，从自然居临社会，而隔绝状态却保留下来，其标志就是文明社会公园的那一堵高墙，阻止他人的视野，里面的人可以秘密行事。

《牡丹亭》记载的那个感人肺腑的故事就是发生在花园里，花园成了情感寄托之物，陆游最感人的词就是在沈园里面对于一段刻骨之情的了却。正是河水与墙，把外界隔开，在有限空间里任人畅叙幽情。传统文化中的花园，成了闺中之秀的禁地，有其深刻的文化内涵与现实基础，人们不希望女子过早的踏入情感的园地。作为青年人，谁都希望在公园里邂逅一段完美情缘。

公园意象（也可以说花园意象）是一种情感天地的意象，在人类历史一直困扰着人的一大因素就是情感。情感与现实之间，许多女子选择了情感，并以此留名历史。许多与之相关的公园/花园也成了人们向往之地，近于东陆园咫尺的莲花池就是一个说明。

公园从乡村自然走到城镇社会，并没有完全忘却其自然母亲，作为孝顺的女儿，她依母亲自然装扮自己，假山，树林，花圃，池水，是她童年时期的写照，只是到了近现代，才从西方引进那套具有时代气息的面孔，公园的“情感”本位才让位于“休闲”本位。昔日那个“情感天地”的本来面孔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现代“闲情”面容。

城市化历程中，公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市民们平素活动在狭小的生活与工作或学习空间，一有时间，便到公园中释放。而公园本身也是市民亲近自然本身最经济的捷径。因此城镇里的公园无时无刻不是热闹的所在。

公园在地缘上和文化上置身处在中心的城镇，城镇里市民的生命本体是社会本体，人是社会的裁决者，在人的诱导之下，公园填充上社会底纹，公园的本质以此体现为社会性。公园始终紧跟文明的每一个步伐，市民的时代人生，在公园可以略见一斑。 

城镇空间中民俗将以公园为表征意象，公园成为其最本质也是最主要的展示舞台，过客或看客，在公园中相遇，都扮演彼此的角色。乡村在城镇的四周，乡村围绕着城镇，田园包围着公园形成众星拱月的势态。当民俗从周围的田园涌入公园时，如四方之水汇入河流，形成的急流是否会泛滥成灾？

确定的一点，民俗在乡村以田园为表征意象，到城镇里则要置换为公园意象。进步固然好，然而文明之路每向前挺进一步，人就遗失些什么。一些后进民族有一种风俗：在他们走过的路上擦拭掉自己的脚印，不让他人对之施行巫术致使自己处于危险状态或受到伤害。

民俗从田园走到公园，出于本能，会清除道路上的足迹，同时也就切断了两者之间的联系。哲学中的一个话题就是人在文明中丢失了脚印，无法回归本源。对于民俗将要发生的这一无奈的举动，谁可以评判个是非与对错？ 

四、空间与时间：皆由生命而发

文明进程中。人类形成两种对宇宙的基本认知形式，即时间与空间。“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人类对宇宙的这种时空认知图式，很苍茫。人类执着于追求永恒，却把探索的热情投向外界，最引人的就是浩瀚宇宙，每一个古老民族都对之敏感。并在认识的深化过程越发对其感兴趣。

时间以纵向为尺，空间以横向为度。从二维平面到三维立体再到四维空间，似乎已经穷尽一切，而开启文明密码的钥匙依然没有寻找到。相对而言，扩展到整个宇宙，今天人类依然像微生物一般漂游在无知的大海里，在危机四伏的海洋中，谁也无法预知下一刻的命运。

对于时空，爱因斯坦以其天才智慧预言，当速度超过光速时时空可以停滞。天降霍金，指出时光可以回溯，似乎人类可以跳出时空流逝之滔天河水，免于消解生命个体的永恒灾难，然而那一步还有多远谁也不知道。

西方文明中著名的“斯芬克斯之谜”就在于人对时空的无奈。无论如何，一切都在特定时空中出现，又在特定时空里消亡。尼采早已高呼上帝死了，然而依然有许多人在《圣经》神光里猎取启示与寻求拯救，德国的烂漫主义之风一吹，整个世界“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民俗学就是在这一股春风中开花的。

事到如今，理性似乎已走到了尽头，人们开始沉溺于非理性之海，后现代主义热浪涌向文明的每一个角落，身体成了主角活跃在社会舞台中心，似乎人类专注的目光开始聚焦人自身，然而以“性”与“暴力”为代码的后现代主义，是否可以寻找到人在文明进程中丢失的脚印，一路高歌将人引回黄金时代的乐园，依然是个未知数。

一般的常理，人对时间与空间的感受，在乡村更多感受到的是空间的纵横，城镇最能体验的就是时间的流逝。也许只是最初的一念之差，便各自展开两中生命活动。并且谁都不能注解对方的错误。作为投射向外界的认知图式，从各自角度得出的是情理之中的内容。

城市化是文明必然经过的桥梁，过了这座桥，社会在更为广阔的天地中展演。问题的关键是民俗过这一座文明之桥时的境遇，能否顺利过关以及如何通过直接关系到后来的生存状况。

 

参考文献：
[1] 余秋雨.千年一叹[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年5月.
[2] 张公瑾.文化语言学发凡[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5.
[3] 王小鲁.中国城市化路径与城市规模的经济学分析[J].经济研究,2010,(10).
[4] 钟敬文.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