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集血缘祖先祭祖和人文祖先祭祖为一体的彝族六祖文化活动，具有文化和经济的双重诉求，是彝族对当下现代化、全球化的一种保护性反应，是一种族群文化构建行为。六祖文化活动可以凝聚人心，整合社会，对彝族地区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积极作用。 

 

阿普笃慕是滇、川、黔、桂四省区彝族共同尊奉的祖先，其生活的时代，约在春秋时期。据《洪水泛滥》等古彝文典籍记载，阿普笃慕为避洪水，率其部民，迁到洛尼山一带发展，之后其六个儿子分别率领部众，向四方迁徙，开疆拓土，繁衍生息。可以说古代六祖的迁徙和分布大体形成了现今彝族的分布格局。

祖先崇拜是中国民众传统宗教意识和社会生活的核心，时下，祭祖活动不只是汉族独有，在祖国西南的部分彝族中也得到了复兴，如火如荼。彝族谱牒文化是彝族历史文化中的活化石，对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作用，常被一些著名学者采信。如史家方国瑜先生在《彝族史稿》中指出：“现在我们得到的彝文记录，只是贵州水西安家的谱系，但从这一家的情况，可以知道彝族来源的方向”。[1] 

一、当前彝区的祭祖活动

在彝族传统文化中，祖先崇拜反映的是祖先与后代之间客观存在的血缘关系，彝族相信通过善待祖灵，时时祭奉祖灵，就可获得祖灵的庇佑，祖先崇拜在彝族诸崇拜中居于中心地位，是彝族传统文化中具有稳定性、共同性的部分。

随着时代的发展，当前的彝族祭祖，可以分为血缘祖先祭祖和人文祖先祭祖两类，两者并无截然对立，而是并行不悖，互为交织、融合。血缘祖先祭祖，是传统的彝族祭祖方式，它基于严格的可厘清的血缘关系，依照代代相传的父子连名谱系来确定祖先，进行祭拜。人文祖先祭祖则是建立在文化认同基础上，而非血缘谱系关系的祭祖，只要在心理和文化上认同、接受，主观认定历史文化中的某一位人物为先祖，都可对其进行祭拜。

对阿普笃慕及六祖的认同和祭拜是彝族社会的一项传统，目前各地彝区跟六祖有关的祭祖活动（包括探根寻祖、修纂家谱、祭祖等活动）简单罗列如下：

1、中国彝族祖先（阿普笃慕）文化节。2009年11月底，云南省玉溪市峨山彝族自治县举办了首届中国彝族祖先（阿普笃慕）文化节暨第二届中国彝族花鼓舞艺术节。峨山县投资900多万元修建了“阿普笃慕文化公园”，园内塑有阿普笃慕及其六子的巨大铜像。

2、昭通彝族六祖分支文化广场。该景区位于昭通市昭阳区，投资上亿元。工程于2009年8月14日启动。彝族祖先阿普笃慕及六个儿子的圆雕塑像为景区主体雕塑，将打造以彝族六祖分支祭祖圣地为中心的彝族文化休闲旅游度假区。

3、南诏土主庙。位于云南省大理州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历史上，六祖中的武、乍两部后裔向西扩展至滇西，南诏以来，道、佛、儒教和彝族的祖先崇拜合流，形成了独特的土主信仰，遗留下了众多的土主庙。2002年始，巍山县启动了南诏土主庙维修扩建工程，2007年3月26日，南诏土主庙举行了开光祭祖活动。南诏土主庙号称“中华彝族祖庙”，是“全球彝族同胞寻根祭祖的圣地”。自2007年，巍山已经成功举办了四届大型的“彝族祭祖节”。

4、官方和学者推动的彝族谱牒修编活动。经四省区彝学会和彝文古籍整理部门协商，一致同意搜集、整理、修编和出版《中国彝族谱牒》系列丛书。据笔者获悉，多个省区已经完成了这一工作。

5、彝族村寨和普通民众的血缘祖先祭祖活动，这种祭祖很普遍，但以大小凉山为突出。在大小凉山，一些大家支人口多达数万，很多家支都自费修编了本家支的族谱，如川滇边界的《金古忍族谱》、《莫俄俄尼惹古族谱》，凉山的多数家谱，脉络清晰，可上溯至六祖时期。云南红河州红河县的张姓彝族也重修了家谱，并修缮了家族墓地。 

二、经济与文化的双重诉求

美国学者沃勒斯坦认为，不同国家、民族的历史，总是相互联系形成一定的“世界性体系”，“世界体系”具有“中心——半边缘——边缘”发展结构。中心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占有优势，边缘国家不得不以出口自然资源和初级产品为主，且受控于中心国家。在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体系中的非中心国家中，少数民族又往往处于边缘，其变迁和发展显然比汉族的更加剧烈和艰难。

“祖先文化”可以转变成“祖先经济”。少数民族文化是相对于主流社会而言的“他者”文化，具有差异性和独特性，拥有观赏、体验的潜质，具有消费对象的可能性。当下民族地区的旅游经济活动，“分别在文化和经济维度上表征了民族文化的双重属性，更在动态格局中凸现了政府、民间组织和企业在保护与开发民族文化中的互动与冲突。”[2]近年来，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民族地区十分重视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彝族地区具有丰富独特的自然资源和文化旅游资源，在政府主导的地方旅游经济开发中，彝族文化的开发是一个重要方面。

多数彝族地区为山区，生存环境恶劣，生态脆弱，经济欠发达，人们的生活水平、居住条件、卫生条件等还有待改进，和汉族地区相比，社会发展较为缓慢。在民族地区，现代与传统并不成二元对立。民族村寨中的村民，即文化的主体和文化持有者，他们身上既有历史和传统的体现，也有现实的诉求反映，脱贫致富、奔小康是他们的普遍想法。

政府的发展理念和民间的现实诉求不谋而合，共同推动了“祖先经济”的发展。当前各地彝族的祭祖活动，属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模式，但由此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是显著的。如巍山县提出了“旅游兴县”的目标，重点开发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和彝族文化资源，自2007年举办的中华彝族祭祖节活动，吸引来了大量的游客，有效地促进了巍山旅游经济的发展。据统计，2010年，巍山县共接待游客64.72万人次，同比增长32.44％，实现旅游社会总收入4.59亿元，同比增长38.67％。（[1]）对巍山这样一个国家重点扶持的民族贫困县而言，成效是大的。又如峨山县，以突出彝文化、发展生态游为重点，倾力打造“中国彝族花鼓舞之乡”和中国第一个生态彝族自治县品牌，打造新的旅游经济增长点。

在一些彝区，“祖先文化”招揽游客，民族文化齐上台展演，共同服务于地方旅游经济的发展，旅游经济发展反哺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开发并行的局面正在初现。事实上，兼顾文化和经济两个诉求，正是当前彝区社会转型中传统和现代整合的体现。虽然地方政府的初衷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但显然，国家权力与民间文化的互动中，民间文化也同样利用国家权力，达到了自身的“经济搭台，文化唱戏”的目的，促进了地方文化旅游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变。政府主导、民间参与、市场化运作三者相辅相成，互相推动，各取所需，各得其所。 

三、族群文化的构建

我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但由于历代封建王朝的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对少数民族一概以“蛮夷”视之，少数民族在地理和文化上都处于边缘，是落后的“他者”，在主流文化中历来被忽略。

在历史上，彝族人民长期受到中央封建政府大汉族主义的歧视和压迫。直到近代，这种歧视和压迫仍然存在。如国民党反动政府把历来公认的许多民族都说成是汉族的宗支，实行赤裸裸的大汉族主义，目的是在“压迫和消灭国内的少数民族[3]”。在1934年，国民党政府派出边区考察团入凉山调研，寻求“制夷”策略，还有人主张“以武力消灭罗罗”，认为彝人为“生性残暴”的“劣等民族”，“应该加以消灭”。[4]在强大的压力面前，彝族的文化自卑感甚为强烈，为了避免遭受歧视和压迫，很多人纷纷隐姓埋名，自言为汉族。语言学家马学良1939年在云南调查发现，宣威彝族“已全操汉语，以说夷语为可耻的事”[5]。解放前，各地彝族在文化、经济和社会发展上极端不平衡，有的已处在封建地主经济，然而大小凉山地区还处于落后的奴隶制阶段，这种内部失衡导致了彝族的族群意识和文化认同多处于隐性状态。此外，受地理和社会环境的制约，各地彝族较少来往，互相不熟悉，基于共同文化特征基础上的民族认同始终没有能形成。

解放后，在尊重绝大多数人民意愿的基础上，将历朝历代对彝族的杂乱蔑称如“夷”、“罗罗”、“倮倮”、“裸裸”、“猓猓”等称谓统一更改为具有吉祥色彩的“彝”，从此，彝族人民翻身做主。但是，解放后至文革期间，由于受左的错误政策的破坏，彝族毕摩被批斗，彝文被焚毁，彝族歌舞、风俗、仪式被禁止，传统彝族文化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元气大伤，改革开放后，才得到了少许复苏。总之，随着现代社会主义国家的构建和成长，在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的新型民族关系下，彝族的民族文化和认同意识也随之需要修复、整合。

彝族文化的发展，经历了从“他者叙述”到“自我建构”的转变。这种转型是在政府主导，知识分子参与，地方势力辅助，民族精英倡导的共同努力下实现的，是在意识形态、学术自觉、民族自为的同构下形成的。[6]

彝族是一个较大的族群。随着社会的变迁和文化的涵化，过去曾经被我们认为是民族标志的一些东西正在逐渐流失，民族的外在表征日渐模糊。彝语和彝文濒临消亡，传统的彝族服饰、民居等普遍消失。很多人悲观的认为，彝族正在加速汉化。事实上，民族的外在标志消失并不等于民族消亡。族群作为一个文化意义的概念，是一种构建在认同基础上的人们共同体，“族群意识”是最基本的族群构成要素。族群认同是人们思想里面的认同，它以文化认同为基础。

六祖文化以一种超越狭隘的方言土语、地域、支系的全局视野，建构起一种共同文化认同。民族的独特历史、史诗、神话、传说凝聚着集体记忆，是民族的“文化基因”，在维持族群认同方面具有一定的作用。对人文始祖的敬祭活动有助于增强彝民族的文化认同和族群构建。阿普笃慕及六祖，首先以“彝族始祖”的身份存在，成为一种符号，具有了象征性。六祖往往和彝族古代史联系在一起，能够生动地再现彝族先民的辉煌历史和灿烂文明，体现民族的独特思维与价值观，甚至能够描绘出一个基于共同的语言、血缘、政治、经济利益和文化精神的“想象的社会”，构建和强化了边缘族群自我的身份和文化认同。文化认同是形成“自我”的过程，基于认同而产生的文化自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将一个群体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联系起来。

因此，当前彝族地区的各种祭祖文化活动，是族群文化构建的一部分，是在现代国家及全球化的背景下发生的，与民族文化保护意识的兴起密不可分。在全球化和主流文化的冲击下，少数民族作为地理、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边缘群体，其社会文化变迁程度较为剧烈，如何保持民族性和自身的主体意识，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在全球化背景及外部压力下，边缘群体会寻求和强化自我身份认同和构建，在主流世界中寻求本民族的话语权，以抗拒或适应全球化和强势文化,作为一种应对。

自从2008年拉萨“3.14”事件、2009年的乌鲁木齐“7.5”事件以来，有些报刊上冒出一种“淡化民族论”的观点。这种论调不符合中国民族实际，也不符合党中央、国务院的精神[7]。这种观点夸大其辞地认为少数民族文化认同意识的强化不利于国家的稳定。事实上，民族意识觉醒是人类在满足人们物质层次的生存需要的基础上，萌发的较高层次的精神需求，是某种程度上的自我实现，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高层次状态。[8] 在公民社会，文化多元，保护少数，是一个基本的准则和理念。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华民族是包括56个民族的高一层次认同的民族实体，体现为多元一体的格局，在中华民族的统一体之中存在着多层次的多元格局。各民族既有低层次的认同，又有较高层次的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及情感，不同层次的认同可以并存不悖，进而形成中华民族多语言、多文化的整体。[9] 

四、凝聚人心和整合社会

民族的历史记忆是一种“集体无意识”，在彝族民众中潜移默化地代代相传，根深蒂固。在滇、川、黔彝区农村，祖先崇拜和祭祖仪式构成了彝族民众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彝族祖先崇拜的目的不是死者获得益处，而是使活着的人从实践这些仪式中得到某种人生的体悟。以阿普笃慕及其六子为核心和内容的各种文化活动，一定程度上可以凝聚人心，加强民族团结，起到社会整合作用。

当前，传统的民族村落正处于剧烈变迁阶段，彝区社会的同质性减弱，异质性增强，整合力和凝聚力明显下降。今天，全球已经深深地卷入了不平等的世界体系中。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状况是“复兴、衰退和变异三种现象并存”，但是总体而言，“衰退是深层的”[10]。“解体和脱节构成了现代化的一个基本部分”，在现代化过程的初期阶段，“造成了大量的社会解体和全然悲惨的现象”。[11]改革开放后的近三十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变迁，多数彝族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负面影响也是明显的，社会凝聚力迅速下降，传统社会结构解体、宗族式微、社会分层，人们往往趋利而为。目前，许多村落里，能将村民们聚集和组织起来的手段已经越来越少了。过去很多彝族村寨，只要村里一有动静，人们热心地自发聚集；而现在，用大喇叭喊都喊不动。传统社会，是一种“机械团结”，“机械团结不仅无法像有机团结那样把人民紧密地结合起来，而且随着社会的不断进化，它自身的纽带也不断松驰下来。”[12]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背景下，彝区如何从机械团结转向有机团结，社会如何增强凝聚力和整合力，是当前和谐社会建设中面临的一个问题。

传统的彝族聚居地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所有的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都是习惯成俗的，并代代相传。随着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以及现代外来文化的冲击，彝族传统文化正在萎缩、消亡。年轻一代纷纷远离传统及走出彝区，也导致了语言、信仰、仪式、习俗、歌舞等彝族传统文化在基层彝区的式微，有相当一部分最能体现民族特征的文化正大量流失，甚至濒临断代消亡。开展彝族六祖文化活动，是彝族古老历史文化遗产的传承形式，是彝区文化建设的一个方面。各地的祖先崇拜文化活动往往形成“祖先搭台、文化表演、经济唱戏”的互动局面，客观上促进了彝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传统的优秀文化对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很有帮助，敬祖祭祖活动可以强化集体的价值观，加强道德伦理教化。如人们知道，祖先可以暗中与后代沟通互感，可以惠泽于后代。后代的所作所为不能有违或有辱祖先，更不能使家族蒙羞，祖先和个体荣辱与共、休戚相关，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作为祖先的后裔，必须尊老爱幼、诚恳勤劳、努力耕耘，不偷盗，遵纪守法，使家道兴旺、福禄满堂、四季平安。自己或家庭的成功也是对祖先最大的尊敬和安慰，祖先会更加“满意”，更加庇佑后世子孙。祖先崇拜使彝族社会保持着共同的集体价值观，增强了凝聚力，使社会有序、稳定的发展。

新时期的祖先崇拜可以强化和发扬彝族尊老爱幼的美好风尚。彝族的祖先崇拜意识强烈，尊老、敬老、爱老成为一种社会规范和习俗。彝人不仅尊崇已经过世的祖先，对在世的长辈也极尽孝道。在传统的彝区，不敬老、不养老的现象很少见，即便有，不孝之人也承受不起社会舆论的压力。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实行，老龄化社会即将到来，会给社会带来压力和形成不和谐因素。随着大量的年轻人进城打工，彝家村寨也面临人口老、中、青比例失衡的危险，老人被弃养的现象在一些地方频繁发生。由于特殊国情，社会保障制度在农村地区还十分薄弱，因而发扬尊老敬老的传统风尚具有重要的意义。

“团结”在社会学上叫“整合”,社会团结或社会整合的意思,是将社会系统内的不同结构、要素结合为一个统一、协调的整体，它可以有效防止社会的失范、解体和冲突。每一个社会都有适应一定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传统文化，每一个社会都有其整合机制。植根于千年传统历史文化的彝族祭祖文化活动，无疑可以加强彝族地区的传统伦理教化，发挥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协助创造安定团结的社会，是民族地区社会控制的一种有效辅助手段。 

五、结语

彝族六祖文化，已从传统的血缘祖先祭祖上升到了人文祖先祭祖，从单纯的祭祖信仰成为了广泛的人文活动。在这过程中，封闭性被打破，宗教性减弱，开放性、文化性和社会性得到增强。人文祖先祭祖可以超越狭隘的血缘和地缘边界，调节和整合社会关系，体现了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开发彝族六祖文化，具有促进民族文化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双重作用，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我们要站在科学和人文的立场来认识彝族的祭祖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创造性的继承彝族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中，实现彝族社会和彝族文化的平稳转型。在笔者的调研中，深感有的地方对祭祖文化的认识还有误区。如峨山县的中国彝族祖先（阿普笃慕）文化节举办后，县有关部门认为祭祖文化活动涉及到“宗教信仰”，话题“敏感”，因而没有印制和发行本次文化节的VCD。与地方政府的谨慎相反，民间自己拍摄制作的多种纪念光盘虽然“清晰度差”、“拍得不好”，却广为流行，深受广大彝民喜欢。([2])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共同缔造了辉煌的中华文化。文化是民族最直接的外在特征，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主要依据，因此，民族要生存、发展，就必须要保持和发扬本民族的优秀文化。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不论民族大小，都有自己丰富、独特的民族文化。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化相对主义日益深入人心，它提倡文化没有优劣高低之分，所有的文化都是平等的，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同志进一步提出了“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原则。这不仅是出于对我国社会生活各领域、阶层、利益、思想等多样性的现实认知，而且也是对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国情的深刻把握。

我国的现代化离不开各少数民族的现代化，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生境脆弱，具有不可再生性。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固然带来了文明的进步，但是也毁灭了文明的多样性。作为现代多民族国家，在新时期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符合“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理念，有利于各民族间的了解和交流，有利于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和谐国家。 

 

参考文献：
[1]方国瑜：彝族史稿[M]，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13
[2]何明：当下民族文化保护与开发的复调逻辑[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1):58
[3]费孝通: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8：158
[4]李列:民族想象与学术选择——彝族研究现代学术的建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06
[5]马学良：宣威东营调查记，原载《西南边疆》第8期，1940年
[6]王菊：从“他者叙述”到“自我建构”[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9：2
[7]郭大烈：少数民族决不只是“文化符号”——评“淡化”民族论[J],云南民族,2009(2): 77～79
[8]覃德清.欧骆族裔——壮侗语民族的族群记忆与人文重建[J].广西民族研究，2005(3):88
[9]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34~36
[10]王希恩.论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状及其走向[J].民族研究,2000 (6):8
[11] (以)S.N.艾森斯塔德.现代化：抗拒与变迁，张旅平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23
[12] (法)埃米尔.涂尔干著.渠东译.社会分工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113
([1])数据来源：大理日报旅游周刊2011年2月19日星期六B3版
([2])数据内容来源于笔者2010年12月初在峨山的一次田野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