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姜先杰君都是学考古出身的同行，先后到凉山从事考古及研究工作。我1982年到凉山州博物馆工作，姜先杰君1990年到西昌市文管所工作，我比他早到凉山八年。凉山州博物馆与西昌市文管所同居西昌一城，两个单位相距也不远，加上两个单位经常有业务上的联系与合作，所以我和姜先杰君接触颇多，也常在一起探讨学术上的问题。

由于我们同在民族地区工作，自然会经常接触到民族历史文化和地方志方面的材料，所以在平时的摆谈中，凉山各个少数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也是我们常谈起的内容之一。我们认为，在凉山这个少数民族地区从事考古工作，是离不开少数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我们在从事田野考古工作时也常发现与少数民族有关的文物与遗迹。几年前我和姜先杰君在摆谈时提起常在凉山各县的地方志中阅读到有关各族土司的内容，而且内容十分丰富，很值得研究，但一直没有人系统地对凉山各族的土司进行过专题性的研究。我知道姜先杰君是一个很勤奋的人，他的文献工夫也较强，在凉山是一位最适合做这项研究的人选，便鼓动他来做这项工作，姜先杰君欣然接受了我的建议，走上了他近四年从事凉山土司研究之路，这就是《凉山土司研究》这本书的缘起。

我国西南地区从古至今都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是西南地区历史文化研究的三大支柱，西南学术界的几位泰斗冯汉骥、徐仲舒、蒙文通、任乃强等先生为西南地区开辟了三门学科的综合研究的道路，几位学术界前辈，如童恩正、李绍明、林向等先生又对这种研究方法有很大的发展与推动，直到今天，四川学术界的大多数学者仍然继承老先生们的优良传统从事西南地区的学术研究。因此，我们四川的考古学家和考古学者基本上都拥有较为踏实的历史学和民族学的知识，反之亦然，许多历史学家和民族学家对考古学也十分熟悉。所以在四川，考古学者从事历史学或民族学研究是十分常见的事。姜先杰君撰写的这本《凉山土司研究》就是考古学者从事民族学研究的一个范例，虽然他是以一个考古学者初涉民族学研究，但我认为他的这次尝试应该是成功的。

我在凉山工作了近30年，对凉山的民族学研究动态比较了解。因为凉山是我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所以对凉山彝族的研究自然成为凉山民族学研究的主题，这也是理之所致。纵观凉山民族学研究的历史，以前的重点主要放在对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的研究上，近年来的重点则转移到对凉山彝族在改革开放后的经济文化变化上，还有为配合旅游业的开发而对凉山彝族民风民俗、服饰饮食的研究。现在对凉山毕莫文化的研究也成为热门，有许多国际国内的学者对毕莫文化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但不用讳言，在其中也可以明显地看到为开发旅游业的冲动，这种过于重视旅游开发的冲动导致凉山民族学的研究出现了偏科的倾向。

另外，凉山还有藏、傈僳、蒙古、回族、纳西、苗、土家、布依、傣、白等几十个少数民族，对于他们历史文化的研究工作就做得更少，此外，对凉山民族历史文化的专题研究也开展得很不够，只有少数几位学者在坚持做这方面的工作，因此，凉山民族研究中的不足之处是显而易见的。

但在凉山还是有一些坐得冷板凳的研究者，不去赶那些热闹，坚持在孤独中做自己的学问，姜先杰君就是其中的一位。我认为，他的《凉山土司研究》至少从三个方面对上述不足进行了补充，第一，他的研究视野除了重点研究凉山彝族的历史文化外，还涉及到了凉山的藏族、傣族和摩梭人的历史与文化。第二，他对凉山土司的研究走到了凉山民族历史文化专题性研究的前列。第三，凉山土司制度是凉山民族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研究填补了凉山民族历史研究的一个空白。

我认为，凉山的民族历史文化研究就像是一幅气势宏大色彩丰富的图画，如果只是在某些部位浓墨重彩，而忽略了其它部位，这幅图画就很难称为完整，更不能称之为完美。姜先杰君为丰富这幅图画做出了自己的努力，是可敬可贺的事，我和他一样感到高兴。还希望他在学术研究上继续努力，取得更大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