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关于大凉山的影像与文字，总会想起二十多年前在那里经历的点点滴滴，那时候的山，那时候的水，那时候的姑娘，那时候的少年，还有那孜孜不倦打消我要去支援“老少边穷”地区念头的彝族大哥以及他能喝一箱啤酒的弟弟。

那时候，我看到大凉山的不是贫困，是彪悍、淳朴、是查尔瓦上那黑色的、高贵的头颅，没有妥协，自由帅气。两百年前，清朝为了镇抚彝族，长期在大凉山推行汉人移民和“改土归汉”政策，才有了汉族与彝族的混居。即便如此，彝族依然在土司和黑彝的管理下，成为堪称奇迹的强盛的民族。彝族的强盛近有殊死拼搏的红军经过此地也要与小叶丹结盟，远有自负有余的石达开两次率领太平军从云南入大凉山均被彝族武装与清军联手击败，最终全军覆没大渡河。

彝族尚武，以彪悍著称，彝族有巫术而无宗教，从每年火把节的节目中皆能看到这个民族与其他民族不一样的存在方式。大凉山安顿着约二百万彝族人口，是中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地。一个民族的存在，大多是以武力为基础，在武力的下面保持这个民族兴衰成败的缘由是文化，如果文化不能依附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之中，向四周展开，去影响这些人的吃喝拉撒、婚丧嫁娶以及约束作奸犯科者，来解决社会生活中的纷争，那么这个群体面临的就是肉体尚存而民族已尽。

时至今日，因为现代文明的种种规则冲击，大凉山的一切都在变化，乡规民约已经毁掉，黑彝头人或是为官，或是经商，或是移居西昌、成都和北京，剩下的男人女人中有人吸食毒品，罹患艾滋，旧文化溃不成军，新规则扶不上墙。落日黄昏时节，站到山头上的不再是那个巍峨的彝族男人的身影，在眺望远处的群山，而是依稀可见的童影在盼望父母的归来。时至今日，大凉山已经成为公益组织重点关注的地区之一，他们使用一种现代的姿势试图来帮助这里进步，改变这里儿童的教育与生存状况，然而没有文化做依托的任何帮助，在进步的同时，也在加速消灭过去的一切，而鲜有持续的生机。

彝人勇敢、安分、热情，莫不循规蹈矩。黑彝朋友带我去山寨里玩，假如路上遇到家里“过去”的“娃子”，对方一定会低头站在小道边让我们先走，路边挂满果实的梨树，即便成熟落地也无人拿取。假如你看见远处，有调皮的小孩在用石头、树枝之类的工具敲打树上的果实，对他们友好地喊叫一声，孩子们定会怀抱果实追赶而来，直到把果实塞到你的手中或者扔进前行的车里，然后心满意足地停下来，向你招手说再见。那时，也有做农调的大学生在山里迷路了，只要看到有人家，不管是否认识，均可谋得一顿饱餐，然后让老彝胞把自己送回驻地。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大凉山还保持着一种淳朴的习惯，每年的火把节照例是地方的一件大事，政府无需像现在一样把这节日当成一个旅游产品打扮，全然是依靠古朴的规则，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各种竞技，以及男人与女人的约会。

生活总是随着文化而行，彝族火把节除了竞技，也有男人与女人的约会。这约会是男人与女人的智慧竞技，而不是西方情人节某男与某女相互取悦。照例男人与女人会各自成群结对，撑着黄色的油纸伞，游走在火把的周围。女人会在腰间别上一块手绢，如有男人中意这个女人，便可取夺女人这手绢，如果女人也中意这男人大多就会顺水推舟，让出手绢。其间，也有同行的女伴会故意为难这男人，便会牵扯着这女人躲开，或是把这女人藏在女伴堆里，让男人拿不到女人的手绢。被为难的男人，可以抢夺而不能强夺，大多数男人会和这群女人对歌，赢得女人的认可，拿下女人腰上的手绢，也就拿下了“男欢女爱”的一夜。

大凉山过去的统治者是土司、黑彝头人。彝族的“土司制度”并非是奴隶社会遗留，而是自宋以后，汉文化暗弱，朝廷为控制大凉山地区，通过笼络黑彝族实施的“以土官治土民”的边区政策的制度化呈现。向上，土司也要接受朝廷命官的管理，这应该算作是中国最早的“一国两制”。土司是一个地方的行政首脑，再往下是黑彝头人，头人管着白彝和锅庄娃子。白彝虽是自由身，自己种田自己吃，每年也要向黑彝提供5至20天的劳役，以及白酒一坛、燕麦炒面和荞面各一袋的“进贡”，余下留由自家享用。锅庄娃子其实也有自己独立的财产，每年除了给黑彝头人提供更多的劳役以及“进贡”之外，娃子死后没有子嗣，其财产就归头人所有。正常年份，白彝和娃子都能各依本分担负自己的徭役，与土司、黑彝相安无事。如遇灾荒年份，倘有土司、头人不淑，不能减少“进贡”和劳役，就会有娃子成群结队跑到命官的衙门高喊“拆掉锅庄打高灶，不穿彝服穿汉装；不睡羊耳笆笆睡木床”，这就是朝廷最乐见的“土民”自愿归顺“改土归流”，自然就是准了。回去后，娃子们就家家户户在门上像汉族一样挂上姓氏，表示已经“改汉归流”，不再是黑彝家的娃子而是汉族。

黑就是黑，白就是白，一切事务以尊重古礼为荣，即便是“以土官治土民”和“改土归流”在大凉山本是土司与命官对立的两面，大家依然会尊重这样的习惯，无论是娃子改为“汉族”，还是受不了命官的苛捐杂税又改为“娃子”，土司、命官和娃子都会以一淳朴习惯来维持这样的规则。“一国两制”的“以土官治土民”政策解决了民族矛盾的同时，也让土司有了大批可以集中支配的土地，让鸦片种植成为大凉山主要的经济农作物。大凉山彝族种植鸦片的习俗，清朝的命官没有根除过，民国的军阀也没有根除过。1938年，国民党西昌专员王旭东命令所有彝胞铲除鸦片，一些地方铲除了，一些地方没有铲除，最后铲除了鸦片的彝胞觉得自己被“选择性执法”还专门到西昌要求王旭东赔偿损失，事情闹得沸沸扬扬，大家遵循的还是古礼、古法。

有着百余年种植鸦片的传统，又如何保证自己远离毒品，彝族自然也有自己控制吸毒的古礼古法、乡规民约。照例，如有彝人吸食鸦片，头人或族长会派人将其捆绑起来，罚其家里杀牛一头，邀请附近山寨的族人前来分食，继而鞭打以示惩戒，巫师施法帮其驱魔，家人控制助其戒毒。这样，对于很多彝人来说，虽然种植鸦片，从小也知道这货不能单独吸食，只能必要时用于疗伤治病。

不过，按照现代社会的治理结构来看，这些古礼古法、乡规民约都是有悖“法制的精神”，表面上看自然是进步，却在向好的方向走的时候，呈现出向下的趋势。就彝人吸毒而言，现在的做法是抓到戒毒所强行戒毒，想法出来的彝人为了逃避头人或家族的惩罚，大多就远走他乡，而把老婆孩子留在了山里。离开男人，一些拖儿带女的女人就会想办法改嫁找生活，而这些女人改嫁不能带走自己的孩子。同样，也因为大凉山种植鸦片的传统，在外打工的彝族也比其它地方的人更容易接受毒品或者参与贩毒，继而被传染上艾滋或传播艾滋。

倘若回首我走过的路，大凉山是我年轻气盛的拐点，也是公益梦想的起点，而直到现在我却不曾再去过那里，但那是我熟悉的地方，我还有很多朋友在那里工作，生活，在那里生儿育女繁衍后代，而我也还一直沉浸在当年的梦想里。那时，游走在山谷与寨子间的时候，听到的是女人们热情优美的歌声，寨子里传出的是杀鸡宰羊的喧嚣和佗佗肉与彝族酸菜熬出的香味。

过去的大凉山不缺少帅气勇敢的男人与温柔耐劳的妇女，在我看来，若要把大凉山从吸毒与艾滋的噩梦中解脱出来，除了政府与公益组织的努力，那些离开大凉山去做官、经商的彝族朋友，我们能否停下匆忙的脚步，一起给大凉山一些关怀。大凉山吸毒与艾滋的后面其实有现代文明未曾树立与传统文化已经衰败的缘由，一个民族需要重建内在的文化核心，显然是作为外人的公益组织做不来的事情，这些改变需要的是民族内部自发的、持续的文化再造，去重建这群人、这个民族内在的自信，而不仅仅是针对小孩上学或者是某种技术培训。彝族人说藏族、汉族、彝族是一个妈妈的三个孩子，大凉山面临的困境，需要更多人关注的目光与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