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瓦其依合在一次演出中用彝语演唱《不要怕》，赢得全场掌声。即使是彩排，他也要认真地唱完整首歌。 （受访者供图/图）

很多年里，凉山都是中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孤儿们的苦难故事构成了外人对那里最主要的想象。

从前的摇滚歌手，现在的彝族村官恩扎洛格经常教孩子们唱歌，希望他们有一天能通过音乐摆脱贫穷，改变命运。

在一代代的凉山年轻人眼中，音乐是一条自我救赎的通路，也是走出凉山的捷径。

37岁的摇滚歌手恩扎洛格，已经在阿尼村做了6年村支部副书记。

他皮肤黝黑，留着3毫米长短的寸头，圆脸，微胖，一说话就爱笑，憨憨的，但当他拿起自制的两根弦的月琴，随意弹上一曲，立即显现出另一番景象。他微佝着的身体、四下摇摆的脑袋，双眼半睁半闭之间，含混迷离的神情，专注于自己的琴声，像一个善泳之人沉迷于深潭的清澈和平静。

他曾在成都的夜色里跑了7年酒吧，在成都摇滚圈子里小有名气。但在家乡，他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村官。他有意识地教村里的孩子唱歌，指望他们有一天能通过音乐走出凉山。

很多年里，凉山都是中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毒品和艾滋病制造了大量孤儿，他们的苦难故事构成了外人对那里最主要的想象。今年8月，大凉山彝族孤儿木苦依五木的作文《泪》，成为最新的一则苦难故事。一句“饭做好，我去叫妈妈，妈妈已经死了”让无数人潸然泪下。

现实与梦想，其实充满了挣扎。

1 念经超度他家祖坟的灵魂 阿尼村在一座2600米的山上，属于一个叫“井叶特西”的乡，位于美姑县城向北十几公里之外。在绵延起伏的山岭之间，阿尼村小得像一粒芝麻。

时间过得如同静止。年轻男人们几乎都外出打工了，留下了孩子、渐入中年的妇女和老人，还有一些牛羊和鸡。几个带孩子的女人，几乎都是怀里抱着一个正在吃奶的，身边跟着几个四五岁到七八岁不等的。

17岁的德金古，身材苗条扎着马尾辫，早早去了东莞打工，这让她的目光与同伴不同，透露出一种明确而清晰的神色。再过两个月，就是彝族新年，她回来准备过年。“过完年，还是要出去打工的。”

“将来呢？”

她顿了顿，“最终还是要回到村里，结婚，生孩子。日子不就这样过吗？”

这里的女人结婚后，就用所有的时间带养孩子们，过完一生。

凉山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截至2014年，常住人口中，彝族人口为2226755人，占49.13%。据《凉山彝族自治州概况》，凉山是四川省扶贫攻坚重点地区之一。全州3733个行政村中，贫困村就有2561个，其中1187个列为全省重点贫困村。

回到美姑县，成为阿尼村的村官，对于恩扎洛格而言是个意外。2009年，他在成都唱歌跑酒吧的第7年，唯一的弟弟因为吸毒，死了。年老的母亲一下子无人照料，恩扎洛格不得不回家。在母亲和亲友的劝说下，他暂时放下摇滚，拿起《申论》，考了几次，终于考上了村官。

从数字上看，阿尼村共有787人，尚没有艾滋病患者，只有三个吸毒人员，另有三个孤儿。在整个美姑县，凡是小学四年级以上的孩子，都要接受艾滋病防治知识教育。

然而，恩扎洛格很快感到：这份工并不容易。有一次建村道，规划好的路线要从一户人家的祖坟过，那家人就来把路拦截了，然后村主任去协调，还被打了。恩扎洛格耐着性子去，聊了一天才发现，这户人家感到没有被尊重，赌了一口气。

最后的解决方法是：请个毕摩来，念经超度他家祖坟的灵魂，搞定。

毕摩是彝语音译，“毕”是“念经”之意，“摩”则是“有知识的长者”的意思，是一种专门替人礼赞、祈祷、祭祀的祭师。

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但他不打算再说了。“很多事儿，还得慢慢去改变，多说无益。”

村官恩扎洛格依然没有改变自己做一名摇滚歌手的梦想。 （刘炎迅/图）

2

唱歌是特别适合这个民族的一技之长 村里的小学上午9点半上课，下午3点多放学，之所以这样定时间，是因为家最远的孩子要走一个多小时的山路，中午带着土豆来吃。

凉山彝族地区基础教育发展滞后。连这个调查数据都是滞后的——到2000年底，“普九”地区人口仅占全州人口的29.4%，民族地区基本未实现“普九”。

恩扎洛格经常教孩子们唱歌，用他自己做的月琴。有时教一些流行歌曲，有时教他自己创作的歌，比如这首《巴普街》：“巴普街最富裕的是哪家？牧羊村里最穷的是哪家？有多少金钱也不会知足，那么有多少文化才能跟上你的脚步？”

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本人热爱音乐。他认为，唱歌是特别适合这个民族的一技之长。就像美国的黑人孩子，往往通过打篮球能迅速出人头地。

彝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在市场化时代，中国最早走出来的少数民族歌手“山鹰组合”，就出自凉山。

“千万支的火把照着你的脸，让我看清楚你的容颜。噢我最亲我最爱的大凉山……”那是1993年，三个身着民族服装的彝族小伙子红遍了大江南北。他们的专辑封面上印着五个字：走出大凉山。不少人是因为这盘磁带，才知道了彝族和凉山。

作为众多彝族文艺青年眼中的教父级人物，46岁的山鹰组合的灵魂人物“老鹰”吉克曲布已经剪去了及腰长发。如今他也回到凉山，在西昌创建了自己的音乐公司。

深目高鼻的吉克曲布出身毕摩世家，从4岁起就背经文，一直到12岁，后来在工厂里面做了七八年的工人，电工钳工挖矿装炮眼儿什么都会。

当年在矿上，因为孤独和对未来的迷茫，年轻的吉克曲布抱着断了一根弦的吉他，写了一首彝语歌《想妈妈》，这首歌后来被视为彝族地区第一首流行歌曲。私下里用录音机翻录，传播开来。翻录的人都赚了不少钱。

尽管如此，但年轻的吉克曲布也没有想过会以唱歌为生。市场化，离凉山太遥远了。那时，彝族只有一个出名的歌唱家曲比阿乌，她是中央民族歌舞团来大凉山招募时发现的，“这是被官方认可的，然后就去上各种晚会，代表一个彝族的形象。”山鹰组合的另一个成员瓦其依合说。

看到自己写的歌被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吉克曲布有了新的想法，或许可以出去闯闯，于是在1993年，他和瓦其依合等人组建了山鹰组合。这是中国第一个出名的少数民族音乐组合。带着彝族风味的旋律，铿锵的汉语加彝语的说唱，他们奇妙地火了，火得一塌糊涂。尽管他们很不习惯广东的生活，但这里当时是中国音乐的第一市场。

当时流行的一句话是：在凉山，每个司机都有两盘山鹰的磁带。从此以后，组合成了彝族歌手最常见的表演形式。

前几年以一曲优美的《不要怕》又火了一轮的瓦其依合是凉山昭觉县人，他的家在离西昌四十公里的一座山上，晚上看得见灯火辉煌的西昌城。“那个地方直到三四年前才通上电，（在时间上）离西昌起码有二十年的差距。”他对南方周末记者感叹。

他对这件事记得非常清楚：有一年冬天，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来凉山视察，去了他的家乡。进了一个农户的家，当时就流了泪，说我没有想到，在中国还有这样穷的地方。然后就从秘书那里拿了几千块钱给这个农户。

这一段都被随行的摄像机拍下来了，新闻没有播。

1993年，山鹰组合的第一张专辑《走出大凉山》封面。 （南方周末资料图）

3

你必须学会自己本民族的唱腔 在山鹰组合的影响下，大批凉山的青年希望通过音乐这条路，走出凉山。

1996年，另一个彝族音乐组合“彝人制造”也横空出世，通过北京的放大效应走红全国。两位主要成员是一对亲兄弟，曲比哈布和曲比哈日，都是美姑县人。更多的人指望：未必要走广州、北京那么远，至少能到成都、西昌，也是一种改变。这里有现代化的生活。

“当时太想唱歌成名了。”1983年出生的歌手阿甲尼古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尽管彝族民间传统，视那些痴迷唱歌的青年为“不务正业”甚至“二流子”，但真要唱出了名气，就会被众人尊重，“那种感觉太好了。”

在西昌上学时，阿甲尼古就模仿山鹰组合，将自己写的十几首歌，录制成磁带，在校园里也传唱一时，又一度拉着同学搞了个小乐队。

对于好不容易走出凉山，在社会上辛苦打拼的彝族青年，唱歌成名具有巨大的诱惑力。阿甲尼古说，他当时在一家旅游公司工作，带着游客爬山。有一次下雨，山上雾很大，他独自站在海拔3600米的山顶，等着一批客人，都是某机关领导。他独自等了很久，看着自己淹没在浓雾里，四周寂静无声，就突然流下眼泪，“觉得自己辛苦，心里累，没有方向。”

他后来和乐队一起，去广州的酒吧闯荡过，但几个月下来，他就感到“大城市太复杂，又不认识人，又没有钱，怎么混？就挺想家。”很快，他从广州回到了西昌。

爱唱歌的彝族青年，试图融入“外面的世界”总是困难重重。山鹰组合也曾如此。瓦其依合回忆：在广州，他们被经纪人说过很多次：吃饭别吧唧嘴，更别那么大声，这样才显得斯文，有涵养。

“这让我们一时不能适应，要知道在山里时，吃饭都是很响的，你要是不出声，父亲就会拿筷子敲头，骂道‘你吃个饭，你见不得人吗？像个娘们一样。’”

最终，山鹰组合在合约到期后离开了广州，在随后的三年里，他们游历云南贵州等地，去少数民族聚居区采风。那是他们最穷的三年，但也是最开心的。之后，他们又去了北京，开了自己的音乐公司，迅速成了彝族歌手在北京的聚会中心。

对于那些挣扎于音乐圈的彝族歌手们，想出头很难。如今在音乐圈里有些名气的“声音碎片”乐队主唱马玉龙也是彝族人，他比山鹰组合还早了一年去北京。不同的是，他是只身北漂。“当时和乐队排练时那一瞬间，是很幸福的，但在生活上，我就没办法真正融入。”他说。

山鹰组合到了北京后，马玉龙天天和他们混在一起。说彝语，聊凉山，做彝族的菜。很多年以后，他对瓦其依合说：“当时你们如果不来的话，我可能就抑郁，或者疯了。”

彝族女歌手吉克隽逸靠汉语和英文歌走红之后，给时尚杂志拍了一组大胆性感风格的照片，也在凉山地区惹起了很大争议。另外一个与此相对的现象是：很多男青年争着声称自己是她从前的男朋友。

最近两三年，吉克隽逸和莫西子诗等彝族歌手，陆续通过选秀脱颖而出。在吉克曲布看来，这让更多的凉山青年产生更大的幻觉，“太急功近利了。很多青年根本不会唱母语歌曲。我们小时候，就会唱四百多首彝族民谣。”

现在，他带徒弟时，必定告诉他们一个理念：“你必须学会彝语，学会自己本民族的唱腔。会唱汉语、英文歌曲的多了去了，还缺你一个？”

4

人活着，最重要的是要有奔头 恩扎洛格时常想起外面。

他时常说，有一天他还会带着自己的乐队杀回成都去。这番话常常被视为一种玩笑，没有人太当真。

“外面”有他的音乐，他的梦想，充满现代的诱惑。虽然这诱惑也会带来伤痛。他时常会想起被毒品害死的弟弟。

台湾女学者刘绍华曾在凉山扎根研究多年，写了《我的凉山兄弟——毒品、艾滋与流动青年》一书。她指出：在凉山彝族，有抽鸦片的传统。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海洛因流入凉山，迅速成为年轻人之间展现时尚与经济能力的指标，享受流行的海洛因，象征着购买力，而购买力的高低则反映出在都市里生存本领的能耐。

在成都，一次演出后，恩扎洛格跟着朋友“飞了一次叶子”——抽大麻，第二天醒来，感觉很不好，就像宿醉一样，头昏沉沉的，从此他再也不碰。而海洛因，他更是想都不敢想。2009年弟弟吸毒死了，这一下子改变了恩扎洛格的人生。他不得不回到美姑县侍奉母亲，暂别音乐。

但他毕竟是一个在成都混过7年摇滚圈的歌手。回了家也总想着重操旧业。除了教孩子们唱歌，他平时没事就弹琴吊嗓子。在西昌，他保留着一支名叫巴普街的乐队，偶尔有空，也会坐8个小时的山路车，去和乐手们练上一曲。在他看来，这是保存梦想的火种。“星星之火，随时可以燎原。”

回乡的日子过得缓慢，也少了大城市的压力，他感到安逸，但不适之感也随时迎面撞来。他和久别的同学、朋友相聚，酒过三巡，席间谈论最多的是“谁的局长是怎么当上的，县长是怎么当上的……”

这让他感到厌烦和无聊。他发现，自己的价值观正在被改变。

阿尼村山头，山风渐起，云雾散开之处，空气清明通透，可以看出去很远。恩扎洛格停顿了一下，说，“人活着，最重要的是要有奔头。”

彝族教授认为：贫穷因自然环境恶劣，非村民懒惰

大凉山腹地，在与贫穷抗争的人们远非外界一些人所想象的“不争气” 摄影/本报记者 郝羿

对于“最悲伤作文”引发的关注，彝族学者侯远高教授忧心的是，吵完了，各自散了，没有人真正关心能为改变凉山做点什么

“最悲伤的作文”事件的持续发酵，将大凉山再次置于公众显微镜下。对其贫困根源的探讨，在网上掀起观点混战，同情、谩骂、质疑者皆有。

一些貌似理性的声音认为，懒惰、毒品成为大凉山绕不开的两个致贫标签，由此也产生了“不值得同情”的观点。在当地从事公益服务的志愿者看来，大凉山真实的发展状况绝不是几个概念、标签或“惨不忍睹”的照片所能诠释。

彝族学者侯远高教授10年前暂别大学讲台，回到凉山尝试用教育和专业社会组织的帮扶，修补那些官方暂无力顾及到的社会裂痕；21岁彝族青年吉子吉色则希望通过读书，像30余年前侯远高那样走出去。

北京青年报记者走进大凉山，试图通过侯远高和吉子吉色各自为“进凉山”和“出凉山”所作的努力，展现一个不一定全面、但尽量真实的大凉山。

或许，“撕开”封闭的途径越多元，改变凉山的“内动力”才会越深厚。

话题刚一触及外界为凉山所贴标签，侯远高就像一头愤怒的狮子。乱蓬蓬的铅灰胡须，钢针似的竖立。在位于四川西昌的办公室里，他把眉头拧得很紧，烟一根接一根地点燃，屋内很快就烟雾缭绕，一次性纸杯里插满烟蒂。

那是8月初，“最悲伤作文”刚在网上引发新一轮对凉山问题的争论。

侯远高是中央民族大学西部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从凉山走出的为数不多的彝族知识分子，常年关注并研究凉山社会问题。

最近10年，他暂别大学讲台，有七八年时间扎在凉山，欲为解决凉山乡村社会问题探索一条出路。

彝族学者眼中的标签

地图上，金沙江在四川西南向北延伸，同大渡河汇合，勾勒出呈银杏叶状的大小凉山轮廓。因山险水急，凉山形成一个封闭、独立的地理单元。该地区是中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彝族人口220多万。

初入凉山的人，往往对当地的贫穷感到震惊。乡民世代生活在平均海拔2000米以上的高山，住着低矮、没窗户的土坯房，墙角堆放的土豆便是主粮， 很少吃肉。路边玩耍的孩子，多穿着脏兮兮的衣服，卫生状况堪忧。待到五六岁，他们便要照看两三个弟弟妹妹或参加田间劳作。通常，一个彝族家庭都有2到4个 孩子，多的有五六个。2014年，全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489元，而国家贫困县美姑、布拖等老凉山地区约为四五千元，仅为全国人均水平的一半。

“最悲伤作文”引发关注后，网上有声音将当地的贫穷归结于当地人的懒惰、固守恶习，认为扶贫反倒助长了乡民不劳而获的心态。大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

侯远高坐不住了，连夜写了反驳文章。受访时，他一再强调，贫困本身就是一个相对概念，改革开放30多年来，凉山也在发展，只是与内地差距越来越大。作为中国14个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之一，凉山只是国家发展不平衡的一个缩影。

侯远高是凉山美姑县人，1982年考入中央民族大学，主攻民族学与人类学。在他看来，凉山的贫穷有文化差异的因素，但更多是受恶劣的自然环境限制。很多村寨不通路、不通水，高山土壤贫瘠，而且只能种一季粮食。

据他观察，近几年，国家对凉山扶贫资金的投入大幅增长，但扶贫资金大部分用于“彝家新寨”等基础设施建设，大多数贫困户并没有获得扶贫专项资金，他们能够得到的农村低保、粮食补贴和退耕还林补贴等，能缓解贫困，但不足以实现脱贫致富的目标。

这位彝族学者还抱怨，政府和企业在凉山开发自然资源，却缺乏观照乡村发展。“比如为了修水电站，把河谷的乡民搬迁到山上去住，发的电输到东部去了，山上的农民还在点煤油灯。而且这些企业的注册地不在凉山，当地每年因此流失税收上百亿。”

“但无论如何，板子不能打到穷人的身上。”侯远高说，众多乡民生活在封闭隔绝的大山里，不能接受良好教育，何谈接受现代文明。

“新的衣服孩子穿上几天后又脏了，又不洗，新旧没有太大区别。”他认为，物资不应该成为外界对凉山真正的关注点。毒品、艾滋病等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是教育的缺失和文化的边缘化。

侯远高说，在凉山开展公益项目的机构有上百家，绝大部分都在做乡村教育、儿童救助、禁毒防艾、就业和创业培训等，为的是提高当地人的自我发展能 力，而非用金钱“养懒人”、“养穷人”。 这些公益机构最反感的，就是个别人在网上发布凉山惨不忍睹的照片，让网友看到后捐钱、捐物资。

对于网上指责凉山人“懒惰”的声音，越西县普雄镇宝石村党支部书记潘小伍很不屑。潘小伍所在的宝石村，1991名村民中，外出打工的有300多人。按一个家庭两名大人三个孩子的家庭结构推算，几乎每个家庭都有劳动力外出打工，且以青年男性为主。

“那些发表评论的网友，去山里看到过真正的彝族同胞吗？”公益组织索玛基金会理事长黄红斌常年在凉山贫困山区行走，所到之处，看到的都是老人妇幼全家在田间劳动，极为辛苦。

知识分子的乡村自救

侯远高用10年时间，探索修补凉山乡村社会裂痕的着力点。

禁毒与防艾，是凉山乡村建设绕不过去的议题。在凉山的乡村，公路两旁的民房砖墙上总是随处可见“远离毒品、预防艾滋”、“吸毒违法、贩毒有罪”之类的宣传标语。

早在2002年，一些彝族知识分子就意识到毒品、艾滋对于凉山的潜在威胁。那时因共用针具注射毒品而感染艾滋的仅数百个病例。侯远高等人向政府 递交调查研究报告，认为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艾滋病将使凉山陷入发展危机。十几年间，当地艾滋病例增至30000余例，大量家庭由此破碎，孩子成为孤儿。

2005年，侯远高连同其他彝族学者、官员、企业家创建了“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发展中心)，专注禁毒防艾教育和儿童救助。

据民政部门统计，2013年凉山州共有6727名孤儿，其中有257名还感染了艾滋病。另外还有19072名特殊困难儿童，后者多为失去父母依靠的孩子。凉山彝族习俗，丈夫去世后，妻子改嫁时不会带走孩子。

发展中心和教育部门合作，为这些特殊困难儿童提供长期综合救助。他们创办全寄宿制爱心班和爱心学校。爱心班设在乡村中小学里，配备生活教师和厨师，孩子的吃住都有人管。孩子每天能吃一次肉，一学期发两套衣服。

美姑县孤儿吉尔日呷今年12岁了，刚升入小学二年级。他的父亲吸毒，得艾滋病死了，母亲抛下他，离家出走。被“爱心班”接收前，吉尔日呷跟着叔叔在山上生活，没上学，小小年纪就背着个竹筐干农活。

生活老师小金发现，吉尔日呷刚来时内向极了，不会汉语，生活自理能力很差，鼻涕流下来都不会擦。今年8月北京青年报记者见到吉尔日呷时，他成了一个干净、爱笑又懂礼貌的小男孩，还在就读学校拿到了“最佳小雷锋”的奖状。

发展中心通过“一对一委托抚养和助学”的方式，解决经费来源问题。即一个城市家庭资助一个孩子，助学、生活费全算下来一年3000元，资助最少9年，确保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短期资助的不要。“爱心班”模式很快得到推广，其他NGO组织也参与进来。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凉山约有200个类似爱心班的救助平台，使近万名彝族孩子得到综合救助。

2010年，发展中心和美姑县政府合办了凉山第一所爱心学校，当时借用了乡村中学的闲置校舍。目前，900多个特殊困难儿童有了生活和教育保障。

侯远高有更大的野心，他计划在昭觉再建一所爱心学校，因为昭觉的特困儿童更多。万达集团曾于2012年宣布要捐款2500万元援建该校，遗憾的是，由于某些原因，至今仍未动工。“如果能建10所爱心学校，凉山大多数特困孩子的生活和教育问题就能够解决”。

为了让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孩子继续有书读，发展中心开辟异地入学的方式。就在今年8月，安徽马鞍山中加双语学校成立了两个凉山彝族特困学生班， 接纳118名爱心班毕业的学生到该校免费就读，直至高中毕业。 另有50多名初中毕业生到皖江职业教育中心学校和扬州天海职业学校接受3年的职业教育。

“我看网民现在要么骂政府，要么骂彝族，没有人在讨论应该怎么帮助这些孩子。这很不正常。”侯远高本人就是靠读书走出的大凉山，他深信教育的力量。

侯远高早期专注学术研究，他发现，上世纪90年代，凉山的封闭被外界打破后，年轻人从电视上看到外界的繁荣先进，纷纷去城市打工，可是教育水平 低下、语言不通，使他们就业受到排斥，逐渐沦为城市边缘。“只要彝族孩子有教育机会，在城市有平等的就业机会，能有尊严地在城市生活，他们就不会颓 废……”

政府以外的补漏尝试

侯远高乡村调查时曾遇到两个孤儿，由爷爷奶奶看护，每月补助金加起来1200元。但志愿者去的时候看到，他们住的土坯房几近倾塌，孩子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而且没读书。

侯远高有点生气，他质问老人：国家发给孤儿的补助呢？奶奶说，孩子姑姑拿去存起来了。他又追问：存起来干吗，怎么不读书？奶奶说：长大了给他们娶媳妇用。

作为乡村建设的探索，侯远高的团队尝试对凉山儿童立体救助。比如，他们在调查中发现，尽管政府足额发放救助金，但孤儿、特困儿童的生活往往并不能得到保证。对于监护人有没有履行抚养责任，目前政府并没有监督评估机制。

彝族孤儿木苦衣伍木的“最悲伤作文”引发关注时，志愿者也曾一再强调，孩子缺的不是钱，而是关爱。据悉，五姐弟每人每月孤儿补助有678元。

得知网友为妹妹捐款40多万元，木苦衣伍木大姐曾咨询，能否用部分捐款为弟弟盖一所房子。作为家庭的实际“监护人”，16岁的大姐自己还是一名未成年人，小学三年级便辍学了。在她有限的见识中，盖房子才是为弟弟妹妹作的务实打算。

很明显，乡村社会建设中还有政府的“手”伸不到的地方。侯远高认为，所有贫困乡村都需要配备专职的儿童社工人员。

民政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北师大儿童福利中心曾在凉山做试点，为试点村配备一个儿童福利主任，负责为全村儿童提供支持，效果很好。遗憾的是，试点项目做完后没有得到推广。

发展中心在小范围尝试延续这种试点。他们与昭觉县政府合作，在日哈乡建了一个乡村儿童社工站，配备专职社工，以乡村学校和幼儿园为平台，为儿童提供多样化的社会服务，确保全乡儿童的基本生活、教育、健康和安全都能够得到保障。

在昭觉，发展中心支持感染艾滋病的妇女成立了20个互助小组。在动员培训感染者接受抗病毒治疗的同时，支持她们发展家庭养殖业。想要养猪，就给她们发母猪、修猪圈。算下来，一头母猪一年可以增加几千块钱收入。

侯远高考虑的是，有了生计来源，感染者就不需要外出打工，可以在家安心接受治疗。不仅挽救了当事人的生命，还可避免感染者家庭的孩子成为孤儿。

发展中心还利用民族文化优势帮助禁毒防艾推广。在农村做防艾禁毒宣传，政府通常使用汉语，部分乡民接受时很费劲，发展中心开发七八种彝族培训教材，并用上彝族戏剧、彝族电视剧等多种方式帮政府推广。

政府购买服务的双赢

作为学者，侯远高的大部分精力却用在筹款上。每年发展中心至少需要募集五六百万元，他得四处化缘。

“最理想状态是政府购买我们提供的社会服务，给予一些资金支持。”作为当地最大公益组织和专业服务机构创办人，侯远高对地方政府最基本的期许是允许做事，其次希望给予支持和配合，“民间组织不怕政府管，就怕政府不管”。

2007年到2009年，发展中心曾经培训600多名农村彝族女孩到城市就业。志愿者用半年时间教她们汉语、城市生活知识和职业技能。细致到怎 么过马路，如何上公共厕所等基本常识。培训合格了，发展中心再为她们提供就业岗位，并跟进回访。但没有后续资金支持，项目结束以后没法继续做了。

“社会组织通过公益创新，探索出一些解决问题的办法。但要在更大范围推广，以产生整体效果，没有政府购买服务不行。但这种支持现在还很少。”侯远高不无遗憾地说。

侯远高说，近年来，在凉山开展项目的公益组织比较多，因为大的政策环境很好，凉山各级政府比较务实。但地方政府对支持公益活动还是有很多顾虑的，特别是对社会组织或志愿者为了筹款，频频在网络上宣传凉山落后的一面，“确实很恼火”。

如果政府能够通过购买服务，解决社会组织的资金问题，同时加强监管和指导，形成一种相互理解信任的良性互动与资源整合机制，情况就会完全不一样。

他强调，社会问题要依靠社会力量来解决，不是政府大包大揽能够解决的。像教育、医疗卫生、扶贫、救灾等公共服务领域都需要依靠公民社会发挥主体作用。

标签背后隐藏的发展

被问到凉山这些年是否也有变化，侯远高的语调会和缓很多，吸烟速度也慢了下来。

侯远高眼中的凉山，基本温饱已不是问题，没有人饿肚子，“凉山并不像网友‘视觉上’所看到的那么贫穷。”常年扎根凉山，他看到尽管乡村教育很 差，但彝族大学生数量在增长。此前看不到教育的希望，乡民宁愿让孩子去放羊，但现在只要条件稍好的农村家庭都把孩子送到县城读书，县城学校人数爆满。

一所乡村幼儿园，本来准备招40个，但报名的就来了80多个。去年起实行的“9+3”(九年义务教育+三年职业学校)政策很好，为考不上高中的孩子提供学习就业技能的机会。

政府民生工程在农村也起到明显作用。新农村合作医疗让乡民看得起病了，乡村约有四分之一家庭享受农村低保。农产品价格提高了，当地消费结构也在变化。

侯远高说，过去赶集能吃一碗面条或买个包子，乡民就很满足了。一到赶集的时候，乡村信用社挤满了取钱的人，买水果、蔬菜和肉回家给孩子吃的家庭 越来越多。而2007年前后伴随东部民工荒出现的彝族民工潮，驱动四五十万彝族人在外打工，占到了凉山彝族人口的四分之一。当来自大山的人们逐渐适应了城 市生活，有了合法稳定就业的机会，吸贩毒的人自然会越来越少……

侯远高的中学老师曾当过10年凉山州州长。他跟学生说过，凉山的贫困问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侯远高认为时间或许可以提前：“他那代人做了几十年，我们这代做几十年，我估计到下一代，应该就可以走出一条不以牺牲自然生态、民族文化和社会公平为代价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