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中央民族政策方针的具体表述有无变化，观察西藏、新疆乃至最近其他一些民族地区（如凉山）的具体实践，或许必须承认，至少是在相当多的民族地区，民族政策正在由“多元一体”调整为“民族融合”。这一趋势的出现，的确与改革开放以来民族政策反文革“极左”、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自由度提高的客观形式有关。也就是说，近三十年来，少数民族的文化多元、文化本位性有了相当大的增强，但“多元一体”中“一体”取向的发展则在很大程度上落空。因为随着原有的“社会主义性”刚性原则的放弃，多元一体中的一体性，实际变得缺乏明确的内容、刚性的要求和自觉的推动性。但是，我以为现在民族政策实际的调整，主要原因不在于此，而在于受中国社会分化现实（所谓民族问题的激化，正是其重要表现之一）的刺激，一些人认为，前三十年，包括文革时期基本没有什么民族问题，原因就在于当时实行的民族融合（同化）的方针，大家只讲国家、党、领袖、社会主义、阶级、民族大团结等等，而不搞什么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其实这说客气点，是对历史误读；说得更准确点，更接近睁眼说瞎话。

比如说，文革时期不是没有民族问题，而是将“民族问题”无限上纲上线为分裂、反党问题。比如内蒙古地区所发生的“挖内人党”运动，就触目惊心，相当恐怖。同类运动，其他民族地区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再比如，对少数民族作家的批判，往往动不动就往民族分裂、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高度拔，将许多正常的民族色彩及些微情感的表达，都作为重大问题而大批特批。

再有，文革时候，表面上各民族的民众之间的矛盾冲突的确不大，但这与当时严格的人口流动，社会的高度平均化、同质化有直接的关系。

不管是前者的“极左”，还是后者的社会板结、非流动性，都给中国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问题，更不要说极大地伤害了不少少数民族。正是鉴于这些严重的问题，所以才有改革开放。而七八十年代之交民族政策的调整，民族文化的尊重，恰是“拨乱反正”、“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重要构成内容之一。尽管相关政策的调整，以及后续民族文化本位性的发展，存在着一定问题，应该反思，并认真思考如何在推进文化多元的同时，也切实推进国家的认同。但是过分夸大这方面的问题，美化文革时的“极左”政策，并以此而为理由，大规模地用运动式的方式推进民族融合，无疑是在开历史倒车。而且势必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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