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也就是2015年，有点沉重；8月，一篇最悲伤的作文将凉山的贫困推到风口浪尖;9月后，刘绍华《我的凉山兄弟》一书开始在学术界被广泛阅读，把大家对彝族的形象推到了绝望;10月，施本植的“天敌说”更是将整个彝族人的生活搅得鸡犬不宁，掀起了不大也不小的风波。
　　贫困、毒品、环境是不是彝区目前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毫无疑问，是。这些问题不仅是部分彝区面临的问题，谁应该为一个民族的荣辱与前途辩护?——学者。学者是一个成熟的文明或者民族的象征与骄傲，他们是一个民族前进的眼睛。那么，我们有学者吗?

第一先来说说彝学
　　中央民族大学，曾经是中国彝学研究、教学和人才培养的中心，而现在，中央民族大学尽管有着潘蛟、胡素华、巫达等优秀的彝族教授，但没有彝学，更谈不上学科了，多数教授的真知灼见只能在酒后发声;西南民族大学，沙马拉毅教授用半生的时间接力并搭建了中国最强大的彝学学科，但团队建设与学科整合仍在摸索中;阿库乌雾胸怀大志，但其诗人气质几乎要将整个彝学学院改造为一个诗歌学院;云南，拥有多达四百多万的彝族人口，但至今没有一个官方、半官方的彝学研究平台，云南民族大学的彝学却已经死亡，蜕变成石林彝语学校，每年只有几个来自石林的学生，云南最古老、强大的少语系已经成为过去;西昌学院，尽管在坚守，但就业压力几乎要将彝学院转变为职业技术学院，难能可贵的是，他们还任性地为西南民族大学彝学院输送着优秀的教授。
贵州毕节学院最近加强了彝学院，但他们的重点是文献，似乎称为“经”学院更为恰当。红河学院尽管对讨伐“天敌”有功，但他们的彝学刚起步;楚雄，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华彝学派”随着刘尧汉先生的去世而日落西山;凉山民族研究所，巴马组合后继无人;名噪一时的“巴莫三人组”也只留下一枝独秀;贵州民族大学似乎对彝学并不太在意，尽管拥有不少彝族领导。　　

第二来说说彝学会
　　滇川黔桂都有各级彝学组织，他们每年都举行许多会议，做了许多事，热闹非凡，但严肃的学术讨论几乎很少举行，会员也多由退休老干部组成，某种意义上，这是打着学术名义的彝族退休干部组织，其和谐的意义大于求知，所以，彝学会更像是亲戚会。　　

不可否认，因为有了以上的学科、专业和组织，我们拥有大量的专家、教授，但他们似乎不是学者。学者，首先是一个群体，有着共同规范、价值和意识的学术群体，其来源并非只是专家、教授，博士或者高知;其次，学者有着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爱国热情、民族情感和历史意识似乎是学者的根本;其三，学者还是一群战士，为一个民族、国家甚至是人类的荣誉和前途热血沸腾的战士;第四，学者群体应该有着稳定、成熟的平台、组织和资金渠道，但我们似乎没有组织、没有平台更没有社会支持，如高昂等著名企业家的赞助几乎从不流向、支持严肃的学术研究。
　　当“悲伤的作文”、“凉山兄弟”、“森林的天敌”这样的他者表述出现时，尽管大家都在关注，但以专家系统为代表的“学者”们却不知行踪了，这是为什么?上半年，侯远高值得表扬，并不是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学生多、学识广，而是因为他敢于发声，至少外界还知道彝族有个敢说话的大学老师。这里的发声，并不指反驳，也并不指附和，而是指反思。于是，反思似乎成为一个学者的前提?那么，我们应该反思什么?
　　反思与提出的问题同时起步，在这篇小文中，反思肇始于“我们有没有学者”这个话题。
　　彝族历史上有治学的人，但没有学者，更没有学者群体，因为我们没有学术生活。毕摩是彝族历史上最为重要的知识分子，但由于彝文的阅读能力只被少数的毕摩世家和地方领袖掌握，这意味着彝文的服务对象只能是地方领袖和毕摩世家，于是，维护地方政权的合法性和保持毕摩世家的独特性变成彝文使用者们的首要职责，谱牒和便于传承的修辞问题成为了彝族文献的内容与追求，而与民族前途有关的政治、文化命题并非是毕摩的需要，毕摩也就成为了谱牒、仪式专家和诗人。

“德古”算另外一类知识分子，但他们的知识来源于实践。如果说毕摩是“学院派”的话，那德古就是“田野派”。相对于毕摩而言，德古更关心政治问题，也掌握更多与日常生活有关的法学实践和谈判技巧，他们之间有着广泛的思想交流与学习，但由于其知识的培养和积累完全来源于地方，再加上文字由毕摩垄断，其传承并未发展到著书立说的文献高度，因而也就失去了成长为普适性学者的机会。

　　实事求是的讲，德古群体的思想和理论水平以及其职业特征近乎于现代意义的学者了，但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当代彝族德古群体几乎被新政权消灭干净，一半是因为反对民主改革而被消灭，另外一半虽然对新政权的建设有功，但多数德古却没有逃过民主改革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的迫害，从这个意义上讲，新政权在彝区(特别是凉山)的建立和巩固得益于德古群体的灭绝。
　　于是，我们进入一个没有“德古”的时代。
　　新中国的成立为彝族和彝区培养了不少新型知识分子，一部分我们称为干部，一部分我们成为专家、教授，剩下的我们称为文化人，但我们依然没有学者。理由很简单，因为我们至今没有培养出反思问题的习惯，更不用说能力。
　　以上问题多半与凉山有关。而贫困、毒品、环境问题其实并不是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并不是凉山特有，而不是凉山特有的问题就不应该仅仅是凉山的问题;但，这些问题为什么成为凉山的标签呢?因为我们缺乏学者，缺乏规划民族未来的知识，缺乏挑战权威的勇气，缺乏发现问题的能力，缺乏面对官员和政府时的自信。于是，所有的学科只能是彝学，所有的成就只能是诗歌，我们的认识只能停留在符号、意义上，漠视历史、现实和未来之间的关联性，我们的学问完全为了和谐，所有知识只能变成谋生的手段，学问下沉为个人的知识。于是，我们的社会由别人描写，我们的前途由别人规划，而面对这些描写、规划时，我们没有能力自我辩解，目瞪口呆地由别人将标签贴在自己的身上。愤怒之余，偶尔由诗人骂几句脏话来解气。
　　凉山的现代化转型成不成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朝什么方向转?我们是要成为四川乃至西南的资源供应地或者是工业开发区，将资源贡献给国家乃至世界后领取扶贫金，或者是将资源和权利留给后代?我们是想成为未来的生态难民，或者是有尊严的公民?考虑此类问题是学者;一个母亲的死亡尽管悲伤，但一个民族的死亡更加悲伤。考虑此类问题的人是学者;竹核的确是毒品、艾滋病的重灾区，但是四川省、凉山州任由毒品泛滥的政府和官员应该为此负责，这是政府治理甚至是民族歧视的后果，考虑此类问题的人是学者。　　

贫困、毒品、环境问题的确是问题，但问题的根源在于制度。溪洛渡电站我们是不是应该有股份?挖点家门口的玛瑙我们为什么算偷采?资源补偿金如何通过税收来调剂?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多大的程度上可以成为我们保护南红玛瑙的武器?凉山州委常委彝族人的比率是不是应该比汉族高?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是学者，研究这些问题的人是学者，思考这些问题的人是学者，讨论这些问题的人同样是学者。彝区的贫困、毒品、环境是文化问题、历史问题，抑或是制度，甚至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剥削、压迫或者资源掠夺问题，思考此类问题的人是学者!
　　而我们似乎没有这样的群体!所以，彝族没有学者，而没有学者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别人的笔，书，甚至是侮辱!所以，我们应该感谢支教老师!而恰恰因为我们需要依靠这些“敏锐”而又刻薄的人，我们的彝学没有发展，我们的专家失声，我们的教授消失。
　　一句话，彝区现在面临的各种问题，除了制度原因之外，以学者为代表的精英群体的缺失是最致命的问题。如果此群体没有觉醒，不需要任何其他手段与武器，一两个施本植就可以灭掉一个民族，因为，一个民族的灭亡就始于历史意识的死亡，而历史意识却由以学者为代表的精英群体所承载与建构，而不是由唯利是图的当代官员所言说与附和!由此看来，彝族要成为一个有尊严的现代民族，我们要走很长很长的路来培养、塑造一个真正的学者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