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彝文翻译家王继超老师的专著《彝文文献翻译与彝族文化研究》与读者见面了，这是著者几十年翻译生涯的阶段性经验的结晶和基于翻译研究彝族历史文化的学术成果。全书共计30万字，分为彝史探微、文化寻踪、经典评介、译著序跋、人与自然5个部分，收入了此前作者在彝文文献翻译与彝族文化研究各方面的文章50篇。
从《彝文文献翻译与彝族文化研究》中，我们读到的不仅仅是收集在这部著作中的研究文章。据《贵州民族报》的最新报道：“现在他整理收藏了彝文古籍1300余册，登记了3500余册，编目2500册。整理翻译100余部，3000多万字；公开出版的有50多部，2000余万字。他作为学术带头人，整理翻译公开出版成果26部、58卷、676.9万字。”这其中由他主译的国家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重点项目《彝族源流》前后跨越七、八、九三个五年计划，历时整整十年，共有7集27卷240余万字。除了译文与注释以外，他为这部彝族文献巨著所写的前言、后记和各卷的说明介绍文字就有3万字，这实际上就是关于《彝族源流》的最早的研究成果，许多的读者和研究家就是通过这些文字和翻译开始了对《彝族源流》的引用和研究。这个方面的成果他以“译著序跋”的形式收入这本专著中的一共有：《彝族源流》前言和各卷说明、《物始纪略》各集的前言、《彝文金石图录》前言、《益那悲歌》前言、《彝族美术》的前言及解说、《彝族源流》散文读本序等18篇。这些序跋型的研究成果，作为最初始的对彝文典籍的介绍和研究，无论后来的学者的研究如何的深入细致，都还要依赖这些文章和译著，它的原创的地位无法取代。虽然有一个学者在自己的论文中通过更换前述译著里的一些专有名称和刷新一些词汇的办法，弄出一些佶屈聱牙貌似原译的的“译文”，企图显示这是自己的翻译，其实只要一看时间的先后顺序就可以揭开其“神秘”的面纱。没有深厚的古彝文功底，翻译是谈不上的，要想写一篇简明扼要的介绍文章也绝不可能。所以，严谨的研究家在引用王继超老师的翻译成果时，都很认真地注明了出处。
由于有深厚的占彝文功底可资凭据和众多的翻译成果作为基础，他的这部专著中“经典评介”部分的10篇文章，质量之高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其中的《贵州彝文文献木刻版珍藏孤本〈摩史苏〉》一文发表后获得了毕节地区行署的征文奖；《〈阿诗玛〉中的若干典故考释》一文获得了“阿诗玛国际学术研讨会”优秀论文奖（不分等次）。一般而言，研究性质的论文在学术上获得奖励者屡见不鲜，也是必然，但是作为经典评介考释一类的文章，要想获得肯定都很困难，能够在国际学术会议上获奖则更加不易。可见，一个专家学者的学术功力的深厚，虽然也见诸大部头的著作，但他的每一篇文章都会掩盖不住学术底蕴的光辉。这就好比读钱钟书的《谈艺录》、《管锥编》中的文章，无论是长是短都体现了作者的精深见解和广博考据，这比现在的一些称为专著的著作更能让人获得教益。
在收入“文化寻踪”部分的10篇文章中，《彝族古代“蔺”政权探析》是最早关于彝族古代政权结构形式方面的研究论文，作者从“蔺”的历史沿革、称“蔺”的地域、“蔺”的政权机构设置、“蔺”的宗法制本质四个方面进行研究，认为“在古代彝族政权中，‘蔺’是最具生命力、历史形态保持最好、历史时期最长的一类”。此前的彝学研究中还没有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这篇文章当属首启之作。关于彝族古乌撒部“向天坟———向星墓”的两篇调查研究文章，最早是和刘尧汉教授一起于1985年进行调查研究古代彝族历法时取得的成果，刘尧汉教授等据此调查与其它材料提出了彝族有十分科学的十月历法的著名论断，一时轰动海内外。从“向天坟”的概念到“向星墓”概念的发展，体现了作者对这一学术概念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层次提炼，使之更符合彝族宗教信仰和科学追求的历史实际。《威宁赫章部分彝族“能彝”调查》是有关这个方面的最早的调查研究文章。
在“彝史探微”中收入的8篇论文，多数都是根据所翻译的彝文史籍持据立论，而且这些史料都是在文章中第一次使用出来，为其它的论文所无，因此立论新颖，考据新鲜，往往发前人所未发，言他人所未言，在彝史研究领域每每有独到的见解。《彝族族源初探———兼论彝族文字的历史作用》一文发表于《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后旋即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复印中心全文转载，该文运用大量彝文古文献、彝族文字、现在的许多彝族风俗习惯以及汉文文献相互参证，对彝族的族源问题、黑白问题提出了最新的观点，与此前史学家们形成的一些结论相对应形成了新的一说，把彝族族源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在“人与自然”部分的4篇文章中，他采用了目前国际学术界通行的田野调查方法，通过对黔西北乌蒙山区的贵州最高峰韭菜坪、洛布大石林和彝族工艺剪纸等的实地考察，提出了如何在旅游大区切入民族文化等的问题。
通过深入开掘彝文典籍的宝藏，王继超老师既奉献给了社会数以千万计的彝文翻译文献，还经过深入的钻研捧出了30多万字的调查研究和理论文章，这么巨大的劳动量和独到的学术成果，远远超出了常人的想象。这正是一个忠诚于民族古籍事业的专家无怨无悔的追求和奉献，也正是他为什么会连续两次被评为全国民族进步先进个人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