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是中国国门洞开的时代，也是西方文化大规模涌入中国的时代。特别是一战结束后，西方国家视野进一步拓宽，中国西南这块古老而神秘的土地和在其土地上保留着古老的民俗传承，吸引了不少西方人的猎奇，纷纷把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纳入自己的视野，不少探险家、传教士、学者怀着各自不同的心态，深入大西南开展调查研究。在此背景下，彝族文化研究开始被纳入国际学术的视野，成为具有国际学术传统的学科，毕摩文化也开始受到关注，在语言学、民族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中，作为副业而混融其间。学术界对毕摩文化的研究，历经了开创阶段、停滞阶段、发展阶段。
    学术界对毕摩文化研究的开创之功，应首先归功于外国学者及西方传教士和探险家们，十九世纪中叶，他们开始相继踏入西南这块神秘的土地，对彝族的历史、宗教、风俗、语言、文字等进行考察、了解、研究，并纷纷著书立说，将彝族文化第一次较为系统地介绍给了世界。相继有一批有影响的学术著作问世，《华西的倮字》（1882年）、《倮倮及其韪书》（1882年）、《云南倮倮文研究》（1899年）《倮倮研究论文集》（1899年）。
    最早对西南少数民族宗教的考察，可追溯到元代游历西南的威尼斯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他在其著作《马可波罗行记》记述了游历建都州（今凉山彝族自治州）和云南等地的见闻，对沿途各民族的风情作了记述。十九世纪后半叶，随着鸦片战争的国门的进一步洞开，赴西南彝区旅行、探险的外国人逐渐增多。1860年，英国人布拉克斯顿（T·Blakiston）考察长江上游，写成了《扬子江五月考察记》，细详记述了所见之彝族、苗族的体质与风俗。1867年，法国人杜达尔·特拉格特、安邺德、拉波特、儒贝尔、托雷尔等，他们相继从越南进入云南、四川等地少数民族地区，其中特拉格特从元江河谷到大理，再转凉山会理，又到昭通、大关，取道宜宾，沿途考察和搜集了彝族地区的人文、自然、语言文字、宗教等方面的资料。1890年，法国亲王奥尔良深入彝区，到凉山和云南思茅、蒙自一带，搜集了一大批彝文手稿，赠送给巴黎东言语言学会图书馆。在这个时期，法国人保尔·博厄尔在云南曲靖、彝良一带旅行，将其收录的彝族词汇送交巴黎东方人学会，并于1899年在《对傈僳语言研究所作的贡献》一书中，对彝族语言文字做了专门论述。本世纪初规模最大的两支西方考察队，分别由法国殖民军的一等军医吕真达（也译作勒让达尔）与多龙少校率领，深入云、贵、川三省彝区，对彝族的族源、社会形态、经济状况、语言文字、生活习俗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他们还将大量的彝文典籍盗运回国。多龙探险队向导德·布里安（Guebriant）神父在1903年曾撰写《经过未知的中国·罗罗的国土》，记述了所见之大凉山彝族的情况。多龙《彝藏禁区行》，记述了1907年穿越大凉山禁区的过程，吕真达《建昌倮倮》《在云南和东京的崇山峻岭中》，记述了凉山彝族奴隶制度及其彝族风俗。法国人利埃达尔先生在云南路南、昭通彝区传教十余年，著有《阿西倮倮地区》《云南倮倮泼——华南的一个土著部族》等书，较详细地介绍了所见之彝族地区的情况。同期，法国另一个传教士马尔丹在四川彝区传教二十年，搜集了大量的彝族风情资料和毕摩典籍。对于以上成果，法国人亨利·科尔迪矣于1909年在他所主持的《道报》上发表题为《倮倮的现时形态问题》，概述了国处学者对彝族文化的学术研究情况与成果。然而这一时期毕摩文化的研究基本上混融于语言学、人类学之中，并没有专门的著述。
    在早期的彝族毕摩文化拓荒者中，汉名叫邓明德或邓保禄的法国人保禄·维亚尔（Paul Vial）最为杰出，这位将一生心血耗在彝族文化研究中并安息于彝区的先生，在彝区生活了30年，他努力向毕摩学习彝族语言文字，潜心于彝族社会历史与语言文字的调查研究，被罗香林先生称之为“西人研究倮倮问题之最早出者”，对毕摩文化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他把彝文典籍译为法文后，以彝法文对照的形式在法国公开出版，如《宇宙源流》，还著有《倮倮·历史·宗教·习俗·语言文字》等影响比较大的书和论文《彝族的历史与宗教》《倮倮人有宗教信仰吗》等，同时，他从香港铸回了彝文铅字，首创了用铅字印刷彝文的先例。到1940年时，法国驻昆明领事弗朗索瓦和法国驻思茅领事彭斯·汤策也相继到凉山考察，考察所见所闻成为西方旅行者的旅行日记和传教士的会务报告，成了记载西南少数民族宗教的重要资料。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彝学研究由国际研究转入国内学者开拓时代。由于第二战等国际风云变幻，国外学者研究彝族文化环境恶化，使国际彝学研究处于停滞局面，而我国正处于抗日战争时期，北方领土不断沦陷，北京、天津等地的高校纷纷南迁西南，形成学者云集大西南的格局，一批有志于民族文化研究的汉族学者自觉地将其研究视野调整到彝族文化领域，产生了以杨诚志、徐益棠、马学良等为代表的一批研究彝族文化的知名学者。他们深入克服种种困难，深入彝家山寨，调查研究，写出了一批有相当影响的专著和论文。
    国内彝族毕摩文化的拓荒者首推杨成志先生，其后有丁文江、袁家华、罗常培、傅懋绩、马学良、高华年、闻宥、李仕安等先生也不顾个人安危与艰险，深入彝区调查研究，著述颇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28年，著名民族学家杨成志先生受原中央研究院和广州中山大学的派遣，来到西南彝区从事民族调查。他化装成妇女深入彝寨，冒着被掳为娃子的危险，调查研究，收集了70余部彝文典籍，除自留数卷珍藏外，大部分交给了中山大学图书馆馆藏。所著《云南倮倮族的巫师及其经典》《中倮字典》、《中国西南民族中的罗罗族》、《罗文起源及其一般内容》等产生了较大影响，成为国人研究彝族文化的开山之祖。其中《云南倮倮族的巫师及其经典》，比较系统了对彝文典籍作了科学的分类与介绍，至今还为后人称道。同时，他将对典籍文化的田野考察与研究成果带到国外，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提高了彝族毕摩文化的知名度。
    1930年，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先生在地质调查工作之余，从事彝文典籍的整理研究工作，他与彝族毕摩罗文笔先生合作整理、翻译了部分毕摩经典，合成《一部被遗忘的彝文经典—爨文丛刻》，并于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在国内外产生了极大影响。马学良先生对该书作了很高的评价：“《爨文丛刻》是研究彝族历史、哲学、宗教、语言、文学的一部彝文巨著，全书连注音、释读、意译共约10万余字，可以说到现在为止，它仍是中处出版彝文典籍研究著作中唯一的一部巨著……编者丁文江先生，很多人只知道丁文江当时与李四光、翁文灏都是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但很少有人知道丁先生还是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的拓荒者……”另外在《边疆语文研究概况》一文中也说“丁氏功不可没，而罗文笔成可谓翻译倮经的开山祖”。
    马学良先生是这个时期调查最为深入、著述最丰、成就最为突出的学者，他在导师李方桂先生的带领下，于1940年春深入路南黑泥村调查撒尼彝语，写成毕业论文了《撒尼倮语语法》，从而也与彝族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马先生的研究领域虽然以语言学为主，却涵盖了彝族文化的方方面面，其中，对彝族毕摩文献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堪称杰出。这方面的主要论文与著述有《宣威河东营调查记》（1940年，与傅玉声合作）、《云南倮族（白彝）之神话》（1942）、《云南土民的神话》（1941）、《黑夷做斋礼俗及其与祖筒之关系》（1943）、《黑夷风俗之一——除祸祟》、《倮文祭经的种类述要》（1947年）、《倮族的巫师“呗耄”和“天书”》、《倮民的祭礼研究》等论文和著作的《倮文作斋经译注》、《倮文献药供牲经》等。同时，他在调查研究过程中，还收集2000多卷彝文典籍，并根据内容，分门别类，将这些典籍分为祭经、占律、谱牒、伦理、古诗歌、历史、神话及夷文翻译汉籍书等经书。
    在彝族毕摩文化研究方面，也有一批学者经过实地考察和钻研，发表了一些有见地的好著述。如陈宗祥先生的《凉山罗族系谱补》、《罗罗的宗教》、《西康傈僳水田民族之图腾制度》，雷伯伦的《罗罗人民风土志》，雷金流先生的《云南澄江罗罗的祖先崇拜》，张植初的《夷地剪影》，张鸿海的《宁属倮夷一瞥》黄万民《倮苏民族的神权思想》、《倮倮的职业问题》、《倮罗的禁忌》，庄学本先生《西康夷族调查报告》、《罗罗婚姻生育及其丧葬》，徐益棠先生的《凉山倮民之类政治的组织》、《雷波小凉山之罗民》，林惠祥先生《倮倮、标本图说》，芮逸夫先生的《西南少数民族虫兽偏旁命名考略》、《?人考》，李景汉先生的《凉山罗罗的氏族组织》，在这些著述中，代表者首推陶立逵的《大寨黑夷之宗族与图腾制》，杨成志先生的《独立罗罗》、《罗罗巫师·经典》，林耀华先生的《凉山夷家》等。
    总之，这个时期彝族毕摩文化的研究，虽然融化于人类学、语言学之中，没有形成独立的学科，然可谓他筚路蓝缕，开局不凡，硕果甚丰。
    1949年到1979年的三十年可谓是包括毕摩文化在内的彝族文化研究的徘徊期，其间由于国内政治等因素，总体上宗教学被视为伪科学，成了无人敢问津的领域，彝文被视为“奴隶主文字”，彝文典籍被视为“封建迷信书籍”，大多数研究者把主要精力放在彝族语言文字、历史研究方面，而毕摩文化这个“封建迷信”的禁区，毕竟是孤独、寂寞的，既使偶有人为之，也是为了配合其他研究的需要。徘徊期的主要成果，体现在彝族历史的研究和语言文字方面的研究，产生了方国瑜的《彝族史稿》，马长寿的《彝族古代史》，王叔武、王宏道等人编著的《彝族简史》等，语言文字方面的学者有罗常培、傅懋绩、马学良、陈士林等先生，以及美国的李桂芳。此类著述如陈士林先生的《试论彝文的起源、类型和造字法原则问题》、《训诂札记》。当然，解放后的三十年，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施学生先生为配合民间文学调查工作，翻译了大理的彝文典籍中的文学作品，贵州的罗文笔悄悄为《西南彝志》等典籍做注释与翻译工作，果其尼哈、余宏模、陈英、张乌谷、冯元蔚等一批彝族学者为彝文典籍的翻译整理和研究艰难跋涉。正如香港人类学家谢剑在《昆明东郊的撒梅族》一书中所言“过去三十年中，由于观点不同，大陆学者对彝族所作的调查，重点多着重阶级关系和历史演变，家族类型之分析，多属阙如……至今这一社会组织中的基本单元忽视了。”
    随着文革的结束，许多禁区被打破.与其他学科一样，彝族文化研究迎来了一个难得的发展时期。整个彝族文化研究出现了空前的热闹，相关高校中央民族学院、西南民族学院、贵州民族学院、云南民族学院都纷纷恢复或建立了相关的教学点，设置了彝语文专业或彝文古籍专业，培养了各类专门人才。川、滇、黔、贵四省区纷纷恢复和设立彝族文化研究机构，贵州毕节地区恢复了彝文翻译组，贵州威宁、赫章、大方，云南新平、峨山、江城等县也相继成立了彝文翻译组，云南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设立彝文古籍研究室，红河州也设立了彝文古籍研究室，四省区民族出版社设立了彝文编辑室。值得一提的是，以刘尧汉教授为举旗者的云南楚雄彝族文化学派的崛起，各地相关彝学研究会的相继成立都为毕摩文化的研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特别是在中日西南民俗考察团的建议下，1996年，被誉为“毕摩文化之乡”四川省凉山州美姑县还成立了中国第一个专题研究毕摩文化的研究机构——中国彝族毕摩文化研究中心，开展了卓有成效的调查研究，出刊了《彝族毕摩文化调查研究》，倍受学界关注。这些彝学教学、科研、出版机构、学术团体的建立与恢复，客观上为彝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保障。毕摩文化研究，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融入其间并逐步打破坚冰的。
    纵观新时间的毕摩文化研究，可谓耄老宝刀未老，新人不断涌现，学术成果丰硕。马学良、于锦绣、左玉堂、徐铭、何耀华、岭光电、陶学良、刘尧汉等一批老专家很快投入了研究。这些老学者，老当益壮，既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又有长期田野工作的实践，他们带领学生深入彝区，开展新的调查研究，很快便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写出了影响较大的论文和专著。如马学良《彝文经典和彝族的原始宗教》、《彝文和彝文经书》、《从一位地质学家的启示谈整理翻译彝文古籍》、《研究彝文古籍，发挥彝族文化》（1987年）等论文，对彝族毕摩文化的学术研究价值和具体的整理研究方法都作了比较系统的理论阐述。同时，与人合作译注出版了《劝善经》、《爨文丛刻》，编著出版了《云南彝族礼俗研究文集》、《彝族文化史》、《彝族原始宗教调查报告》（1988年）。其中以《彝族文化史》影响最大。岭光电、余宏模先生的《凉山彝族的宗教信仰》，陈英《试论彝文典籍的学术价值》，余宏模《彝族毕摩简论》，陶学良《试论彝族的贝玛及其他》，徐铭《毕摩文化论》、《凉山彝族的神鬼观念》，于锦绣彝族《<指路经>与“拜物教”——兼论原始宗教的定义、分类等问题》和《彝族原始宗教调查报告》（合作），汪宁生《彝族的羊骨卜——再论古代甲骨占卜习俗》等论文和陈久金、卢央、刘尧汉教授合著的《彝族天文学史》，刘尧汉《彝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文集》，刘尧汉 卢央《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太阳历》，卢央的《彝族星占学》，何耀华的《武定凤氏本末笺证》，左玉堂 陶学良主编的《毕摩文化论》……，这些论著，从不同的侧面与角度，对毕摩文化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彝学界都产生了较大影响。
    在老学者的带动下，彝学领域新人辈出，毕摩文化研究受到更多的人的关注。一批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彝族学者，承其师风，深入彝区开展毕摩文化调查研究，一批老彝文工作者，重操旧业，发挥余热，专心于毕摩典籍的翻译整理工作，出现了巴莫阿依、巴莫曲布嫫、王光荣、巴千日火、张纯德、朱崇先、朱文旭、黄建明、李世康、普学旺、马尔子、吉尔体日、摩瑟磁火、师有福、龙倮贵等一批有才华的本民族毕摩文化研究者。这个时期的主要成果有吉克·尔达·则伙口述的《我在神鬼之间》，云南楚雄民族文化研究所编的《彝族文化研究论集》，王光荣《通天人之际的彝巫“腊摩”》，李世康的《彝巫列传》，巴莫阿依的《彝族祖灵信仰研究》、《彝族信仰的世界》，巴莫曲布嫫的《鹰灵与诗魂》、《神图与鬼板——凉山彝族祝咒文学与宗教绘画考察》，张纯德《彝族古代毕摩绘画》，师有福主编的《彝族古籍研究文集》，朱文旭著《彝族文化研究论文集》，黄建明《彝族古籍文献概要》，王丽珠《彝族祖先崇拜研究》，朱崇先《彝族典籍文化研究》，曾明、罗曲、阿牛史日、吉朗伍野等《大凉山美姑民间艺术研究》、韦安多主编《凉山彝族民间艺术研究》等专著。个人论文也有新的丰收，如巴莫阿依的《试论毕摩文化阶层》、《中国彝族社会中的毕摩》。新时期毕摩文化的研究者，当推巴莫阿依、巴莫曲布嫫博士与摩瑟磁火先生，他们师承著名语言学家马学良先生麾下，承其师严谨的学风，克服诸多困难，经常深入彝家山寨，坚持与彝族山民同吃同住，对毕摩文化的田野工作做得尤深，其中巴莫姐妹被彝族老乡亲切地称为“巴莫鬼”。有一次，为了调查毕摩文化，到甘洛祭祖场所做田野，险些被疯狂的牛顶死。还有一次，她俩在美姑调查，当他们听说一位老毕摩有一本罕见的经书时，步行三天，终于见到了毕摩，那毕摩听说是巴莫姐妹，特地破例将经书交与她俩拍照，开了彝族毕摩经典不准女人看的先河。阿依的《祖灵信仰研究》以大量的田野资料结合毕摩经典，系统地研究了祖灵这个贯穿彝族山民生活始终的习题，是第一部系统研究彝族祖灵文化的书，得到了学界很高的评价。巴莫曲布嫫的《鹰灵与诗魂——彝族古代经籍诗学研究》以其严谨的学术态度，资料的翔实，构建了彝族经籍诗学的理论体系，受到学术界的推崇。这对哈佛学妹还在竭力推进彝学研究的国际化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这一时期毕摩典籍的翻译整理成绩斐然。贵州省民族研究所 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的《西南彝志》，王子尧等翻译的《彝族诗文论》、《论彝诗体例》、《论彝族诗歌》、《彝族金石图录》贵州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物始纪略》（三至七卷）、《彝族源流》， 郭九思、陶学良的《查姆》，朱琚元、张兴等翻译《赊 榷濮》，果其尼哈、岭福祥主编的《彝文<指路经>译集》、《夷?榷濮》、《六祖分支》，普学旺、梁红、罗希乌戈等翻译的《查诗拉书》，李八一昆等翻译的《尼苏夺节》，黄建明、罗希乌戈《普兹楠兹——彝族祭祀词》，黄建明、梁红译注翻译的《尼补木司》（彝族撒尼祭词调），魏明德主编、马尔子译审、嘎哈石者收集底本、 摩瑟磁火翻译、吉尔体日彝文书写并注音的《驱鬼经》等一大批毕摩典籍得以翻译出版。
    20世纪80年代以来，毕摩文化研究倍受国际上的重视，不少外国学者把毕摩文化研究纳入研究范围，深入西南彝区，开展调查研究。其中以西南中日民俗调查团的活动最具影响。日本筑波大学的佐野贤治先生以“纳西族·彝族与日本民俗宗教的比较民俗学之考察”为题，申请了1994至1996年日本文部省科学研究基金，在云南丽江、凉山美姑等地开展田野考察，形成了《西南中国纳西族·彝族的民俗文化——民俗宗教的比较研究》相继发表，调查团成员丸山宏撰写了《论纳西族东巴和彝族毕摩的仪礼传统——以送葬仪式为中心》《纳西族和彝族的超度亡灵仪礼》。此间，法国人魏明德先生与日本的樱井龙彦、樊秀丽、藤川信夫对毕摩文化的研究也受人注目。其中魏明德（Bennoit Vermander）先生多次深入凉山美姑等地，开展毕摩文化田野工作，写出了《彝族宗教传统与现况：美姑县1997调查》《凉山彝族宗教蜕变——今日凉山彝族宗教信仰与体难调查探析》《有关凉山地区彝放诺苏支系宗教的六项论题》等论文，受到学术界的好评。
纵观这个时期的彝学领域的毕摩文化研究，值得注意的有几个特点，一是毕摩文化研究作为彝族大文化的一个部分，虽然没有形成独特的学科研究，但学科建设的任务有了长足的进展；二是有关彝族毕摩文化的论文、专著不断问世，且质量较高；三是老中青三结合的学术队伍的形成，特别是一批受过高等教育、有良好的专业功底的青年彝族学者，致力于毕摩文化的研究，昭示着彝学研究将有一个新的春天；四是国际合作研究成为方向，而国际彝学学术会议为加强这种合作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