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召开的云南省彝族古籍工作会议精神，1989年4月下旬，由玉溪地区民委同志带领，有彝族古籍研究者及其有关人员参加，组成彝文古籍普查组，对新平县的彝文古籍作了第一批普查。
    普查组本着“救人、救书、救科学”的精神，重点普查了磨盘山梭克村公所的黑泥村，昌沅村公所的鱼都莫村和采竹得拉可村，迤阻山海外村公所的矣说村，以及鲁魁山丕且莫办事处的期都得村。在3个山4个村公所(办事处)5个村的普查中，拜访了李加荣、李兴、何汝文、方文顺、杨德光、杨德林、张定一共7位彝族毕摩，登记了他们现存的彝文古籍书目共219部。其中，历史(祭祖史)古籍49部、占卜古籍39部、宗教古籍19部、哲学古籍18部、文学古籍27部、礼俗古籍52部、天文古籍8部、医学古籍5部、经目类古籍2部。同时，还普查登记了清代彝文地契7张、婚喜迎送礼单9张、彝文水规和村规碑石各1块、访明了彝文墓碑22块、彝文迁徙定居1块、拍照和登记了嘉庆(1976年)铸毕摩 铜铃(法器)1个、咸丰(1851年)铸毕摩铜铃(法器)1个、毕摩号(法器)1只、毕磨刀(法器)1把。计以上古籍、契单、碑石、法器共编目造册登记了230部(件)。 

二
    此次普查，对于卷帙浩繁的新平县彝文古籍，只是荞粑粑才动了一个边。
    自唐代云南以彝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地方政权南诏解体以来，一直到清代，漫长的历史时期里，新平县大多数时间是实行土司制，或者是实行土流兼治。南诏于公元902年亡国后，公元937年段思平建立大理国政权时，在大理国建置的威楚(楚雄)府下，设马龙部于新平漠沙马龙河，以土制的方式管辖着迤阻山。这种制度一直存在到明朝弘治八年即1945年，将马龙他朗甸长官司改土归流建置新化州时止。鲁魁山和磨盘山在那段历史时期里，虽然辖属于�峨(峨山)县，但�峨县长期对这些边远山区实行土流兼治的政策。1915年朝廷在镇压磨盘山和鲁魁山普应春彝族农民起义的基础上，建立了新平县。其后，至1665年裁新化州并八新平县时，改土归流才算初完成。但是，彝族土司的势力仍然比较雄厚。在裁州入县建置流官县衙门的同时，不得不建盖土衙门，请鲁魁山的土司杨宗周(原名勒昂)来当土县丞，流官衙门和土司衙门共同当堂执事，实行土流兼治。这种制度一直保存到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时才终止。
    据彝文古籍记载，在明末清初的历史时期里，从建水、石屏、新平到无江，曾经形成一个繁盛的南部方言区彝族文化圈。在那个时代的很长时间里，新平的行政建置隶属于临安(建水)府。临安府在推进朝廷改土归流政策的同时，对鲁魁山、磨盘山、迤阻山等这些边远山区，采起了校为缓冲的政策，尊重当地土司及民族头人，尊重民族文化和民族习俗。由此，南部方言区的彝族文化得以发展。从南部方言区彝文古籍普查情况来看，许多卷帙浩繁的彝文古籍，正是那个时期形成的。当时彝文在这个文化圈内是统一通行的文字，它不仅是毕摩们在祭祀场上的经典用文，而且渗透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也是彝民们互相通信、记事载物、写礼单、写契约的日常应用文字，乃至水规碑、村规碑、迁徙定居碑、暮碑等都是用彝文铸造成。许多毕摩还有彝文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民间文学作品，至今还在民间广为流传。
    为了顺应这种形势，临安知府还曾举办彝文学校，培养彝族知识人才。在府治设的科举“乡员”考试中，设有汉文和彝文考试 ，汉文“乡员”，彝文考“毕摩”，即土制文人。如新近发掘的元江三马头彝古籍《色尾处�》水墨印刷版○1的制作者，后清彝族知识分子何四八甲毕摩，就曾经历过这两种考试。那时，还铸造了不少毕摩铜铃，凡中举者颁发铜铃加封毕摩，使毕摩成为有地位的彝族知识分子。继后，新平县的鲁魁山和磨盘山，也举办了类似的彝文学校加封毕摩。但是，在推行改土归流的时代，朝廷是不会容许少数民族文化无限制地发展的。为了对付日益强盛的彝族文化势力，临安府在推行怀柔政策的同时，对铸造毕摩铜铃作了限制，即要待一个皇帝驾崩后，才能加铸一个毕摩铜铃。这样，彝族知识分子发展受到了抑制。但是，彝族文化仍然在压抑中不断发展。这次普查登目的这批彝文古籍，正是那个时期形成的彝文古籍的一部分或传抄本。
    此次我们普查的这批彝族古籍，仅只是丰富的新平彝文古籍蕴藏的一角。据1984年7月在峨山召开的玉溪地区彝文
工作座谈会摸底，曾了解到80多个毕摩或藏书目约800多部。 

三
    许多不了解内情的人，把这些彝族古籍当作封建迷信的糟粕嗤之以鼻。其实不然。
    马克思说：神话具有“永久的魅力”○1。我们的确承认，好些彝文古籍巫史不分。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或许这正是它的奥秘所在。彝族为了使自己的历史、天文、哲学、工艺、礼俗、文学等等具有神话般的永久魅力，流传下去，将它涂上神话的色彩，包藏在祭奠、祭祀等典籍中。我们应当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给这些古籍以应有的学术地位，加以尊重，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使之为研究彝族史和彝族学服务，为其它学科的比较研究服务。
    这次我们普查登目的这些彝族古籍，无疑是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的。
    称做彝族古籍宏篇巨著的《们查》和《吾查》，通常译作《正史篇》和《副史篇》，虽是祭奠用文，但是以祭祖史的形式，记载了彝族的历史、哲学、天文、礼俗、故事、医药、农技等。文字优美，内容浩繁。它可以同国外的《天方夜谭》及国内的《格萨尔王传》媲美。我们从它的初步研究中，可以发现如下粗略线索1.它记述了古代彝族奴隶社会中，按等级制度规定的祭奠礼仪。奴隶社会的状况，我国史书记载只有个轮廓。凉山彝族奴隶制揭示后，激发了多少调查研究者的热情，用它的研究来了解和填补对奴隶社会的研究。其实，对彝文古籍《们查》和《吾查》的研究，也可以起到这种了解和填补的作用。它分为黑、白、青、红4种，每种公、母2本，共8部。上述4色，分别代表着黑彝（奴隶主）、白彝（奴隶主或自由民）、青彝（自由民）、红彝（奴隶）4种等级，即类似原凉山彝族中奴隶主、曲诺、甲西、阿加4个奴隶社会等级。通过4个等级不同的祭奠经典，反映出了祭奠的阶级属性和阶级内容。奴隶社会解体后，在农奴社会和封建社会里，上述4色又分别代表着当时彝族社会的4个等级，即只（王子或土司头人）、埋（臣子或者管家）、毕（毕摩或教师）、采（工匠或自由民）。并且，随着社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和人身权利的进一步解放，只用白《们查》和白《吾查》，亦可通用于上述4个等级的祭奠。通过研究祭奠的等级制度，我们可以了解到彝族古代的阶级社会及其历史发展。2.通过祭祖史的记载，我们可以了解到彝族的迁�路线、名人传略和神话传说。3.祭祖史记述了彝族古代的哲学思想。4.祭祖史记述了彝族多神崇拜的宗教思想和祭典礼义。5.祭祖史记述了彝族的伦理道德。6.祭祖史记述了彝族冶炼、织布、煮盐以及种植等工农艺。7.祭祖史记述了古代彝族巫医结合的治病方法，等等。《们查》、《吾查》的研究，无疑对于彝学的研究及其它学科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现存学术界对它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没有组织一定的力量来翻译和研究《们查》、《吾查》，这不能不说是彝族古籍乃至彝学研究的一大缺憾！
    此次查登目的彝族哲学方面的古籍，以彝族特有的五言韵文，用格言般的文学语言，记载了彝族古代的哲学思想。除了在《们查》、《吾查》上有浩繁的论述外，其它不少典籍均有涉及。这些古籍记载认为，万物的产生是以“气”为基础，“色”为表现形式，“清、浊”二气是事物产生的基础，“阴、阳”是外部条件，“青、红”二色是事物的外在表现形式。从其间，我们不难看到许多闪烁着朴素唯物主义光辉的思想。这种宇宙观没有“上帝的第一次推动”，这是难能可贵的。南部方言区这些彝文古籍的记载，同《西南彝志》的记载是一泳相承的。《西南彝志》彝文原名《哎哺啥额》，意为“影形与清浊二气”。书内以不少的篇幅，记述了清浊二气是事物产生的基础这样一种彝族古代哲学思想○1。这也说明了，云、贵、川、桂4省区彝族在历史上文化的统一性，以及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民族凝聚力。
    在涉及西南历史的汉文献中，绝少有彝医存在的文字记载。元朝李京所撰《云南志略》附录《诸夷风俗》中，记述“罗罗，即乌蛮也。有疾不识医药，唯用巫，号曰‘大溪波’。以鸡骨上凶吉，酋长左右，斯须不可缺，事无巨细皆决之”。嘉庆师范《滇系》概述云南各地彝族时，也沿用“病无医药，用夷巫禳之”的记述。说明了彝族医药不被外界所了解或者被历史否定的地位。其实不然。我们在新平县彝文古籍普查中，以及南部方言区石屏、元江等县的彝文古籍普查中，发现并登目的彝文古籍医书，老五斗申姐妹巴所撰的彝文医书，昌沅李兴所收藏的两部彝文医书；元江洼垤罗垤村李春荣收藏的彝文医书，元江三马头人白由山所收藏的彝文医书；以及石屏县彝文古籍普查中所发掘的三部彝文医书等等。这些医药书籍统称“聂苏诺期”，它从彝族早期迷信色彩浓重的占卜古籍“诺呢书”即看病书中脱颖而出，成为千百年来彝族同疾病作斗争的结晶。这些成文医药古籍，较少有迷信的成分，而是以记载防治疾病的实践经验、病因病症、验症治疗效果等为主。所列述的药物，也都是一些从治病经验中积累起来的实实在在的客观物质。应该说，彝族医药是彝族古代唯物主义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彝医体系在疾病归类上，：“咪西豪”即“同邪染疾”，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极具发掘研究价值。同样，彝族针灸也独具特色，其灸针为“枚针”，保留着我国古代从砭针进入针灸初期那种古老的三棱针特色，而且在实施针灸中必须放血，它对于风湿病、神经痛、扭伤和脱臼等广疾具有特佳疗效。还有，彝族居住山区、半山区，再加上喜善射猎，其所能采撷到的中草药，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动植物用药谱包括动物腺体分泌物香类和植物寄生类等极广。通过对它的发掘研究，可以补充汉文医药文献中的许多空缺。
    在此次登目的古籍中，有不少是占星测星相的古籍，它们都是作为祭祀古籍记载的。这些古籍乍看迷信色彩浓重，其实包藏着天文科学。以测星、占星座推凶吉的形成，经过长年累月并世代相传地对日月、星座、星相的观测，发展起了彝族天文学以及曾经使用的十月太阳历法。以后，随着中华民族文化的融合，彝族启用太阴历中，又形成了独具彝族特色的历算书，即《青红书》，它以青、红、黄、白、黑5种配地支，周而复始地演算历法。现今的许多古籍在记述成书年代时，都是用这种方法记载的。其间的科学道理以及同彝族古代关于青、红2色是事物的外在表现形式的哲学思想的关系，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发展。
    《阿诗玛》的翻译开创了发掘翻译整理彝族民间文学的先河，蜚名世界。尔后，民族民间文学工作者又先后翻译整理了《梅葛》、《查姆》、《力芝与索布》、《木叶与薇荷》等等许多彝族民间文学作品。但是，这不表明彝族民间文学翻译整理工作者的源泉已经枯竭。恰恰相反，从这次彝族古籍普查看，成文记载的彝族民间文学宝库仍然具有丰富的底蕴，许多脍炙人口的爱情故事和气势磅礴的神话故事，需要我们继续去发掘和翻译整理。
    现存的彝文古籍中，礼俗方面的典籍特多，从婚丧礼俗、酿酒礼俗到其它生产生活习俗礼俗。这无疑是研究民族学、民俗学的重要资料；同时，对研究和比较研究邻近的其它学科，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勿庸赘言，从以上所列述的诸方面，足够说明了这些彝族古籍的学术分量和研究价值，以及抢救、翻译、整理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