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美姑县是闻名的“毕摩之乡”，这里有7个毕摩派别，200余种宗教仪式。在这块彝族人占总人口98%的土地上，近8000名毕摩依然活跃在大凉山中，虽然这里毕术保存完好，但变化也不可避免。
　　
　　做生意的毕摩
　　
　　当我和曲比达戈商量出发时间的时候，他的衣兜里响起了流行的网络歌曲，“你是我的玫瑰、你是我的花”。他掏出手机，弹开机盖，屏幕上赫然出现一个美女，他用彝语接听电话，我半句也听不懂，但能看出他似乎有一些麻烦。
　　
　　41岁的曲比达戈是曲比家支第62代毕摩传人。7岁学毕，17岁出师，他已带出20余位毕徒，是美姑县毕摩文化研究中心特聘的20个毕摩专家之一。他除了能主持各类大型仪式外，还在自己家里办了彝文学校，利用寒暑假教村里的孩子学习彝文，用这种形式来传承彝文化。
　　美姑县所在的大凉山核心区，是我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直到1956年，这里还处于自治、封闭的奴隶社会形态，彝族传统保留完好，而其中的核心就是毕摩文化。毕摩作为彝族人的祭司，不但为族人主持祭奠，编造典籍，医治疾病，还担任黑彝奴隶主的家庭老师（1956年民主改革前），是彝族奴隶社会五个等级中最受尊重的人。
　　今天，汹涌而来的商品经济和外来文化几乎席卷了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大凉山也不例外，曲比达戈除了作毕、种地，还搞建筑、修路、充当民工经纪人。美姑街上大部分彝族人都还裹着羊毛编织的察尔瓦，彝味浓厚，而曲比达戈穿皮鞋、中长风衣，只是头上裹的毛巾还和旁边的彝族人一样。他曾远足西昌、雷波、昭觉、仁寿等地游毕，还去过北京。
　　
　　“外面的世界对你有影响吗？”我问。
　　“互不影响，各是各的。”
　　“假如做生意和行毕有冲突时怎么办？”
　　“当毕摩肯定是作毕第一，” 曲比达戈声音浑厚动听，“假如有毕约，就算能挣一两万的生意都要推掉。”
　　曲比达戈家住县城东面的合姑洛乡，与县城之间隔着阿尔阶觉大山。我很想随他看看作毕以及他的家庭彝文学校，恰巧第二天下午他要回老家那边作毕，我们约定次日早上7点从县城出发。
　　早上7点我拨打他的手机，语言障碍之下，我大致知道早上走不了，他正在处理民工工资问题。当时是岁末年初，他介绍到北京的工人们回到老家，工资也已由北京方面汇到他的账号，由他统一下发，但人员明细表却没发过来。他劝我别跟他上山了，那是一个几小时的小型仪式，走那么远不值，后天他来接我去看他叔叔家的送灵仪式，多个毕摩一同作毕，那才有意思。在我坚持之下，他说下午1点给我电话再定。但我一直没接到他的电话，打给他，不是无法接通就是关机，直到我离开美姑都再没见到他。
　　毕摩的职责是为人民祛病消灾，不在乎获取经济利益多少，更不会主动索取报酬。尽管作毕可能只有一只鸡、一张羊皮、一个羊头的报酬，但他不能拒绝主人的邀约。道理是这样，但难免身不由己，我想，比如那天的仪式就被耽误或延期了。当然我很理解他，深入到美姑乡村，这里仍然比较贫穷，致富是必要且重要的。
　　
　　曲比达戈有两个儿子，曾经白天读书，晚上学毕，后来转到县城读书，学毕的时候已经很少了。书本知识学多了会不会和毕摩思想发生冲突？“一定的。书读多了一定区别于传统毕摩，不可能像我一样去作毕。”曲比达戈说。相比之下，他更希望孩子们念大学，到城里去工作，至于毕摩传承，“有哥哥的儿子当毕摩就行了。”他不假思考地回答。
　　
　　刘库的送灵法事
　　
　　没能看到曲比达戈作毕，但我却辗转熟悉了他的叔叔刘库方格。刘库是美姑县自来水厂工人，正要为去世的父母和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举行送灵仪式。
　　送灵是最隆重、最复杂、规格最高的毕摩仪式。彝谚说：“汉人有钱买田土，彝人有钱做尼姆（即送灵仪式）。”而我也经常听到彝族老百姓说：“天下有两件最大的事：一件是国家的人大常委选举，一件是送祖灵。”这些都体现了送灵在彝族人生命中的重要地位。在彝族的传统意识中，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结束，而是以另一种形式的继续，送灵正是将亡灵送归祖地的仪式。假如不送祖灵，“阿妈的灵魂不能附在灵竹上，还在高山深箐中游荡，找不到归祖的路。”送灵仪式多在冬天举行，因为一年的劳作之后，有足够的时间和财力。
　　
　　我和刘库沿县城东面的大山而上，走在大凉山主峰黄茅埂（海拔3961米）的西缘，约一小时后，看见在最后的山峰下面有一片山间缓丘形成的坝子，这里就是刘库的老家：巴普乡塔千村。
　　毕摩这一古老文化能在美姑保存完好与它的地理环境也有很大的关系。美姑地处大凉山腹心，四周被峨边彝族自治县、马边彝族自治县、雷波、昭觉、越西、甘洛等紧紧包围，境内山高谷深，天然屏障隔绝了外界，阻断了交流，使美姑成为一个文化孤岛。解放前人贩子还喜欢将从汉区掳掠的娃子卖到这里，除了这里有蓄奴的传统外，还因为娃子到了这里便再难逃脱。
　　送灵仪式是从家里的火塘边开始的，第二天转移到户外，第三天晚上又回到家里的火塘边。刘库进城工作三十多年，老家的祖屋已经不存，于是在祖屋原址搭了个简易的棚子代表祖屋，逝者的灵魂从这里出发，回归祖地。
　　傍晚时分，毕摩一行五人出现在村口，为首的老毕摩曲比吉日披着披风式的黑色察尔瓦，手持神扇，头戴黑色神笠，显得神秘威严，颇引人注目。随他作毕的是他的两个儿子和两个孙子，都是老毕摩的徒弟。他们都是刘库家的亲戚，这样可以少花些钱。
　　第一天的仪式从傍晚时分开始，毕摩们扎制草鬼，将小猪血滴到草鬼上面以引诱鬼魂附身。毕摩念《驱鬼经》，主人与毕摩各抓住草鬼的一端，毕摩用刀子割断草绳，象征生者与鬼怪脱离关系。众人则将小猪放到篝火上烧去毛发，开膛破肚，砍成小块入锅，很快就做成了彝族特有的坨坨肉，加上玉米粑粑、荞面粑粑，盛出来放在地上，大家围成一圈分享，这就是当天的晚餐。三天之间我吃到了用鸡、猪、羊做成的各种坨坨肉。 
   
　　整个夜晚，毕摩不停地念经，或众人合诵或轮流独诵，抑扬顿挫，苍凉有韵，音乐般动听，让我想起闻名的“山鹰”、“彝人制造”等乐队。这些来自凉山的彝人组合，有的成员就出生于毕摩世家，他们的音乐才华一定和环境的熏陶有关。
　　
　　深夜，在毕摩的诵经声中下起了雪，大凉山的冬夜越来越冷，我对听不懂的没完没了的诵经也渐觉乏味，睡觉去了。按规矩，在行毕的三天两夜里，主人和毕摩都需通宵达旦，不能睡觉。毕摩们虽然栖身棚中，但地上只铺了薄薄的干草，棚子没有四壁，棚内不能烤火，并不比露天暖和多少，不光熬夜还得受冻，做毕摩是件辛劳的差事。
　　仪式中最震撼人心的“报牲”场面出现在第三天，所谓“报牲”是将猪和羊打死后敬献给亡灵骑用、引路，一路享用。刘库家的祭牲不多，我在典补乡看到的另一场仪式，送走4代22位亡灵，来的子女亲戚也多，展示的祭牲有15头猪、8头羊，排成一线指向南方云南昭通一带，那是河水流去的方向，在彝族人的集体记忆里，也是祖先迁徙来的方向。
　　
　　布列和底惹达铁
　　
　　布列是我在刘库家的送灵仪式上熟悉的小毕摩，今年14岁，他跟随爸爸、爷爷一起前来作毕。布列是个可爱的孩子，可惜的是他会说的汉语实在有限，我们的交流并不顺畅。他总问我：“你肚子痛不痛？”我很纳闷：“你是在问我‘你肚子饿不饿’吧？”他不好意思地笑了。他担心我吃不惯当地的饭菜。
　　身为毕摩世家的大儿子，当毕摩对布列来说是一出生就注定的事情——毕摩就是这样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做毕摩需要四方游毕，而像送灵这样的毕摩仪式一做就是三天三夜，和上学有冲突，所以布列从来没有上过学。作毕到深夜时，爷爷和爸爸还在忙碌，而布列已经倒在松针里睡着了。“学毕不是那么严格，我们行毕时将他带上，慢慢就会了。”布列的爷爷曲比吉日说。
　　

    毕摩文化的确切历史已难以考证，但从毕摩们口授心传的家支谱系来推算，已经有大约两千年的历史。毕摩文化的传承来自于大凉山彝族人强烈的文化自我认同感。他们没有通常形式的宗教信仰，南诏国时，佛教曾经由“蜀身毒道”传入彝区，在与美姑相邻的昭觉留下神秘的博什瓦黑岩画，但彝族并不接受，将岩画之地视为鬼魂出没的不祥山谷，并打鸡、狗来祭献给它们以祈求平安；解放前曾有西方传教士来昭觉传教，他们在中国很多地方播下了基督教或天主教的种子，但在昭觉却遭到彝族驱逐，福音始终未能在此萦绕。
　　
　　文革中毕摩文化被视为封建迷信，经书被毁、作毕被禁。直到80年代末期，毕摩文化才被确认为彝族传统文化的主体。文革期间，彝族人私下静静作毕，如今，虽然部分珍贵经书失传，但毕摩文化却因此得以延续。对照庄学本先生拍摄于上世纪30年代的图片，和我现场所见画面一脉相承，仪式依然散发着古老纯正的气息。
　　彝族毕摩世代家传，传男不传女，对老年毕摩来说，作毕、传承是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假如断代，那罪过不亚于汉族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而我在拉马乡美女峰下见到的老毕摩底惹达铁，可谓对此身体力行。
　　一走近老毕摩家，三条狗汪汪大叫起来，非常热闹，但如此重兵把守之下的家里却是极其简陋。地面凹凸不平，左侧用木栅栏隔出空间，关着一匹马、一头牛、十多只羊、几头猪，依然是解放前人畜混居的局面。
　　在牲畜圈顶上用木头隔出一层阁楼，堆放着杂草，那里是老毕摩的睡处，天天要借着梯子爬上爬下。“我嘛，身体还硬梆梆的！”底惹达铁笑着说。他今年68岁，彝族人崇拜飞鹰，他有一双飞鹰般锐利的眼睛以及鹰钩般的鼻子，是远近闻名的大毕摩。
　　老毕摩家的贫困和多次婚姻的折腾有关。他先后娶过4个老婆，第一次婚姻是解放前的娃娃亲，老婆是花30锭银子娶来的毕摩女儿，两人十分恩爱，但老婆不幸在31岁时去世，给他留下了两个女儿。此后的两任妻子因为生不了儿子，都以离婚告终。第4个也就是现在的老婆今年37岁，先是给他生了个女儿，然后在他64岁那年给他生了个儿子。“我没有儿子急得要命，假如还不生儿子，我只好再娶。”老毕摩说，一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
　　火塘上的锅里有剩下的食物，底惹达铁的老婆燃起火，一家人就围着火塘吃肉喝汤。老毕摩将儿子抱在怀中，儿子点亮了老毕摩的余生，但生命无常，因此儿子才4岁，底惹达铁已经开始教他背诵经书。“我已经把全部知识传授给徒弟，假如我不在了，将来可以让徒弟再传给我儿子”。底惹达铁抚摩着他精美古旧的神扇和签筒，“这是父亲传下来的，我还要传给儿子。”传承是他经常挂在口头和心头的大事。
　　
　　我原以为狠心休掉两个老婆的老毕摩一定古怪刁钻，交往下来才发现他非常宽厚，而一旦静下来，他就陷入到自己化解不开的忧伤和孤独中。一生为他人消灾解难，自己却经历坎坷，离婚对他来说完全是不得已的事。看不出他和现在的老婆之间有30岁的年龄差距，这和他年轻的心态有关——他是一位对新鲜事物有强烈好奇心和接受能力的毕摩：看见我穿的徒步鞋，他说这鞋好，游毕时翻山越岭穿它，他打听了价钱；看见我的SIGG水壶，他说这个好，游毕时用来装酒，也打听了价钱，预备半个月后到西昌作毕时买一个。
　　
　　看见一场治病法事
　　
　　除了送祖灵，治病更是毕摩的主要业务。非常巧，我到底惹达铁家时，他正要出门为人治病。吃完简单的午饭，底惹达铁开始洗脚、洗脸，换上干净的察尔瓦和裙子般的大裤脚，“做毕摩得干净。”他说。他从几个古旧的竹篓中取出数卷经书，将经书、法器放入牛皮包，就上路了。送灵仪式需要多位毕摩共同完成，但治病他一人就能完成，他常像这样独自走在路上。
　　病人住在离他家30公里之外的牛牛坝，这里过去是有名的奴隶和鸦片市场。如今，这里虽然只有短短的两条小街，房舍低矮，却也是美姑除县城以外最热闹的乡镇。病人底莫依娜今年40岁，在镇上做生意，挣钱后盖起了一幢两层的小楼房，依靠出租房子和经营裁缝铺，日子本应过得不错，但多年前得了心脏病后就每况愈下。她在成都最有名的华西医院住院数月，病情依旧，只好请来毕摩“干迷信”。彝族人说汉语时喜欢用“干”，比如说“干饭”就是吃饭，“干路”就是走路，是一个含义很广的动词。文革中毕摩作法被定性为“封建迷信”，现在虽然解禁，但却找不到汉语相对应的说法，而“干迷信”的借用或许多多少少意识到其中有不科学的成分。

   
　　“我相信医生，也相信毕摩，”底莫依娜的话中透着无奈，“峨边、西昌去过，成都的华西医院我也去过了，花了七八万块钱了，吃了三年药，他们（医生）干不了，就只有干迷信了！”她弟弟是医生，但同样无能为力。据她说底惹达铁治病很神，尤其擅治风湿病，曾为她治好过病，还为昭觉县的干部治好过在大医院治不了的病，名声远扬。
　　底莫依娜脸色蜡黄，身体瘦弱，情绪非常低落。底惹达铁取出经书，一页页地翻看，在羊胛骨上燃香占卜，算出底莫依娜可以活到74岁，大家都松了口气。“他算命凶（厉害）得很。”底莫依娜说。
　　治病仪式从第一天下午开始，第二天中午结束，第二天下午到第三天凌晨底惹达铁又为底莫依娜做了求子仪式——生活在高海拔的彝族人可以生三胎，底莫依娜现在有两个女儿，还想再要个儿子。深夜时，我在毕摩旁边的沙发上睡去，他的诵经声整夜在我梦中萦绕，主人作为病人也一直陪伴。第三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仪式已经结束，毕摩和主人正相谈甚欢，虽然折腾了三天两夜，但底莫依娜看上去心情很好，笑脸满面，心中不由为她祈祷早日如愿。
　　针对不同病种，毕摩有不同的“治疗”方式，有的治疗有医药道理，比如熏蒸治疗法，采摘各种树叶和草药煮在锅里，在锅上架起大蒸笼，让病人光着身子坐在蒸笼里，毕摩念《避沸水经》，火不停地烧，药水保持沸腾，药力以蒸汽形式作用于人体，从而达到治疗效果。但那天的治疗没有使用任何药物，在我看来完全是精神治疗，在毕摩的引导下，“干迷信”能带给人心理安慰，缓解精神的压力，这大概是病人有时能康复的主要原因。
　　解放前还处于奴隶社会形态的大凉山没有任何医疗条件，人们只能依靠毕摩作法来对抗生老病死。如今在偏远乡村，“病了干迷信（找毕摩治病），治不好再上医院”还是通用的程序，而城里人和接触过外面世界的年轻人正好相反，“先上医院，治不好（或没钱了）再干迷信”是新的程序。
　　
　　2006年的圣诞夜，我再次来到美姑，在偏僻的典补乡参加一个送灵仪式，彝族小伙子阿侯也从城里赶回来参加。“现在城里人有的不再信毕，”阿侯说，“有的虽还作毕，但那已经是慰藉祖先的形式，和乡村的信仰完全不一样了。”
　　在神枝缭绕的烟雾中，地上摆满了祭牲，这些都是远古时代的氛围。随着夜的来临，四周的手机里响起了此起彼伏的圣诞短信，但我并不觉得怪诞，和着毕摩们抑扬顿挫的诵经声，倒是分外祥和。
　　责任编辑/杨浪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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