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07-11-10
月球的周期是30天多一点儿,这是幼儿园小孩都知道的常识!
然而前几年云南社会科学界端出一个耸人听闻的“新发现”:即所谓的彝族 “十月太阳历。”
再于是,有人宣布彝族先民生活的那个年代,一年只有10个月,一个月有36天,令世人目瞪口呆!
一、月球的周期是36天吗?
月球存在了数十亿年,它有周期变化是正常的;地球自转周期发生变化也是完全正常的,所以,月球周期为36天并不是完全不可能。
但问题是:十月太阳历究竟诞生于什么年代?
有学者宣称十月太阳历是人类最古老的历法,比夏小正诞生的时代更早!(所谓夏小正,其实是商代才开始通用的历法,迄今不到4千年)。
十月太阳或许诞生于4千年以前(比尧舜更早),或许诞生于5千年前(比埃及美尼斯时代更早),但根据目前出土的文物、化石判断,新石器时代人类显然还没有这种历法!
太阳历中有一个季节被称为“铜季”,这个概念充分说明,该历法被发明出来时,人类的青铜文明已经开始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十月太阳历诞生的年代再早,也不可能早于1万年前!
根据牛顿力学进行的相关计算表明,月球在不到1万年的时间里,运转周期绝对不可能从36天变成30天!10万年也不具有这种可能性!
因此,所谓的十月历纯属子虚乌有!
那么所谓的彝族十月历究竟是怎么出笼的呢?
所谓十月太阳历,其实只是人类众多古代历法当中的一种!这种历法有一个基本特征,即完全以太阳的周期作为历法周期,无视月球周期的存在。
彝族太阳历的基本结构是:以12天(12属相)为一大周,三大周(即36天)为一个大节令(而不是月),五个大节令为一阴年,另五个大节令为一阳年,一个阴阳年(外加五天年关),为一大年!
彝族太阳历中的36天,是以太阳周期为依据划分出来的节令(或称半季、小季),根本不是所谓的“月”。
彝族太阳历对一年的十大节令,有明确的称谓,这十大节令依次为:雄土、雌土、雄铜(金)、雌铜、雄水、雌水、雄木、雌木、雄火、雌火。
根据中国传统文化对于阴阳五行的理解,这五个季节的形态描述如下:
每年盛夏初秋草木繁盛、果实成熟,大地给予人们最多的恩赐,谓之土盛!
每年秋后草木枯萎,落叶归土,大地一片金黄,谓之铜盛!
冬季白雪皑皑,谓之水盛!
春天万物复苏谓之木盛!
春末夏初天气渐渐炎热,谓之火盛!
在这里,“雄”应理解为兴起、缘起;“雌”应理解为成果,故雄为先,雌为后。例如盛夏果实开始成形,故谓之雄土(土兴);初秋果实成熟接近收获,故谓之雌土(土果),如此类推……。
这些节令及其称谓,皆与太阳周期有密切关系,而与月球周期没有任何关系!怎么能被称作十月历呢???
事实上,古代彝族先民从来没有使用过十月历!拉丁美洲古玛雅人也从来没有使用过十八月历!他们使用的这种历法,可以统称为太阳历,即完全以太阳周期为依据的历法!
十月历这种耸人听闻的说法出笼后,引起了严重的舆论误导!笔者前几年在云南民族村参观时,一位彝族村小姐公开对游客说:彝族十月历发明很早,那时月球转得比现在慢,所以一个月有36天。
呜呼!
二、 谁最早使用彝族太阳历?
究竟谁发明了彝族太阳历?谁最早使用彝族太阳历?笔者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是彝族的先民,但不可能是现在的彝族!
大多数专家认为,彝族太阳历诞生于4千年以前;而现代意义上的彝民族成形于公元7世纪(与南诏历史同步),迄今只有1300多年。在此之前,彝族是氐羌族群的一支(或若干支),称谓很多,这里无法一一细说!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统一纪年,这种历法显然已被明令禁止公开使用。
彝族同胞最大的功劳在于:替古人保存了这种两千年前就被停止使用的历法,直至今日,所以尽管这种历法最初不是彝民族仅有的,但我们今天命名它为彝族太阳历,依旧当之无愧!
彝族太阳历诞生,肯定是由一个远离大海的民族创造的,这个民族不知潮汐为何物,所以也就不需要关注月球的周期了。彝族先民甚至对女人的生理周期比对月球周期敏感,所以他们的第二代历法,是以女人的平均生理周期纪月(28天),这和严格意义上的“月”依旧是有区别的!
这些事实可以表明,彝族先民是一个生活在内陆深处的民族!
其次,从彝族太阳历的节令符号来推断,太阳历的发明者生活在北纬35度以北的中国北方内陆地区,即今天的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
依据一:彝族太阳历的十大节令中,铜季开始于秋后,这个季节是北方地区天气转冷,草木枯萎、落叶沙沙的季节,故称铜季(即后来人们常说的金秋);而这个季节,是云南全省最绿色的季节,植物枝繁叶茂,不可能出现太阳历中所说的“铜盛”。
依据二:从初冬开始,北方白雪皑皑,大地被冰雪覆盖,故而被称为水季;而这个时期,云南的雨季刚刚结束,降雨骤减,并且云南初冬季节是极少降雪的,所以云南人决不可能认为初冬是“水盛”季节!
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的东北部夏秋降雨量也很大,说冬季水盛似乎说服力不够!而我国西北地区长年干旱,惟冬季冰雪覆盖,所以,彝族太阳历最初产生于西北可能性最大!
依据三:到了初春,万物开始渐渐复苏,谓之木盛季节;而这个时候,云南由于春天缺水,恰好是树木枯黄的季节,云南的植物新绿来得比其他地方都晚!冬末春初自然不可能是云南的木季!
彝族太阳历不可能产生于沿海,也不可能产生于云南,它应该产生于亚细亚大陆的中部,相当于今天中国的西北地区和蒙古高原。
因此,彝族太阳历中出现与中原汉文化近似的概念(例如阴阳五行概念等),也就丝毫不足为怪了!
许多藏缅语民族的上古史均证明,由于战乱以及黄河上游生态恶化,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生活在黄河上游地区的氐羌民族开始了长达600年的大规模南迁,形成今天的藏族、缅族、彝族、白族、哈尼族等雏形。
这个时期,青藏高原东部复杂多变的气候,使原先的太阳历不再适用,再加上人口锐减,新的母性崇拜开始抬头,彝族先民不得不考虑用女人的生理周期来设计历法,形成彝族先民的第二代历法(俗称嫫嫫历)。
而彝族太阳历中的部分文化元素,后来被黄河上游其他民族兼容,成为阴阳学、道学的基础;也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以说,太阳历自从彝族祖先进入红土高原开始,就变成了历史文物,被少数文化人(毕摩)收藏并世代传承,直至今日。而对于更多的彝族民众来说,他们使用这种文化的机遇多半是在死后,死者的族人根据太阳历中的相关数据符号,制成模拟太阳历中观天方法的向天坟,于是,向天坟也就成了彝族同胞魂归故里的一种象征符号!
太阳历对于彝民族来说,是纯粹的历史遗产!彝民族替整个中华民族继承了上古前期的文化遗产,确实功不可没,他们理所当然是这笔知识财富的产权拥有者!
三、 彝族太阳历与元谋猿人有关吗?
元谋猿人距今170万年;元谋猿人距离彝族太阳历也是170万年,这两个数字大致不会有什么区别!
元谋猿人与彝族太阳历,估计不会有任何关系!
然而很长一段时间,某些学者以丰富的艺术想像力,把彝族太阳历和元谋猿人联系在一起,甚至有人说彝族是元谋猿人的后裔,他们开创了现代人类,实令人目瞪口呆!
元谋猿人和彝族太阳历的唯一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被发现于云南,于是都被归纳于云南文化的范畴,如此而已。
那么,元谋猿人后来到哪儿去了?依笔者之见,170万年的漫长岁月,元谋猿人无论去哪儿都有合理性,唯独留在云南楚雄的可能性最小!
根据人类学专家的相关统计:原始人类在一万年的时间里,所经历的平均迁徙距离在2000公里以上,依据这个平均速度,170万年前的元谋猿人即便要迁徙到月球上,时间也足够了!他们为什么要一成不变地留在云南滇北呢?
从元谋猿人到3万年前的新石器初期,时间间隔依旧是170万年!和元谋猿人距离今天的时间基本一样!在这漫长的170万年间,我们没有发现元谋猿人向新石器人类过度的中间形态:云南鲜少出土中石器和直立人时代的遗迹(即便偶有出土,也无法证明它们与元谋猿人的关系)!漫长的170万年基本上是文化空白!元谋猿人变成人类的可能性根本没有足够证据可以支持!至于元谋猿人变成彝族,那就更找不到任何证据了!
云南出土的新石器文化比较丰富,但这些文化与彝族有什么关系,我们仍看不出任何蛛丝马迹!
彝族太阳历诞生于青铜时代初期,而楚雄州出土的万家坝文明,是青铜时代后期的文明。然而万家坝遗迹恰好证明了:彝族太阳历和万家坝文明无关!当时生活在楚雄万家坝地区的,显然是另外一个民族!
许多年以来,元谋猿人与彝族与太阳历,成了一个解不开的史学谜团!
直到最近,中国最年轻的科学院院士张亚平先生,在分子生物学的水平系统,进行遗传多样性研究,对生物进化的格局、过程和机制进行模拟和探讨,通过对北京猿人、元谋猿人的基因取样,证实了北京猿人和元谋猿人,均与今天的人类存在基因鸿沟。
张亚平先生的成果有力地证明了,元谋猿人只可能是人类之伯,决不可能成为人类之父!于是,元谋猿人变彝族之类的荒唐说法,也就成了无稽之谈,令人贻笑大方!
张亚平先生的成果,还进一步证明了今天的人类同源于非洲,而不是古类人猿平行进化的结果。
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后,当年鼓吹元谋猿人变身彝族的学者们,便一个个都默不作声了!
其实,只要是稍有科学常识的人,不需要张亚平证明,自己也可以判断,元谋猿人变身彝族这种说法可笑到什么程度?
说这种学术笑话的人至少同时缺乏以下几方面的基本知识:
1、严重缺乏数学知识和数字概念:5千年和170万年的比对关系被模糊了!并且无视原始人类不断流动的基本事实和速度。
2、严重缺乏生物学常识,对于人类进化史的理解能力十分初级!
3、缺乏地理知识,对于人类早期活动的描述纯属臆测;对于气候与地域的关系认识模糊!
4、缺乏天文学常识,这还不仅仅是把36天称作“月”
这桩学术笑话不是偶然的,它再次向我们证实:云南社会科学界虽然整体学术水平是合格的,学术成果是丰富的;田野工作在国内也算做得非常扎实!但我们一部分社科学者(包括一部分知名学者)自然科学知识严重匮乏,遮障了他们的学术视野,这些问题,直接影响到我们今天的民族文化大省建设!
这样的错误,在前辈学者方国瑜、马曜、候方岳、江应梁、于乃义、徐嘉瑞等身上鲜有发生,在更前辈的周宗岳、陈荣昌、赵藩、袁嘉谷身上也鲜有发生,而今天的现代学者,应该比前人具有更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和现代意识,但他们恰好忽略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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