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塔甸村自然历史社会概况

1、自然历史概况

塔甸，属彝语地名，原称“塔甸卡莫”。“塔”意为“松树”，“甸”为“平地、坝子”，“卡莫”为“大寨”，即“松树多的大村庄”。塔甸村属塔甸镇塔甸村委会行政村，海拔1790米，离县城52公里，距镇政府1公里，坐东朝西，呈条状聚落。镇里的介绍资料说唐代建村，但没有可靠的证据。历史文献中首次提到塔甸，是在元朝。“元宪宗六年（1256年），设?峨千户，辖怕念、俄爽、塔甸、洒冲甸4个百户所”。[1]按照以上资料，塔甸村有近751年的历史。在村西南有最高峰老虎山，村中心地带有龙潭泉水，村南是小草海[1]。村里以鲁、李、施、普、方五姓先居，其他姓后扩居。黄、王、文、张等小姓根据其口述资料均说祖籍江西，村南约1公里外有他们的公共墓地，称之为“江西坟”。由于人数较少，加上长期与当地彝族通婚被逐渐彝化，现在均认为自己是彝族。塔甸镇内有着丰富的优质无烟煤资源，附近约有塔甸煤矿等大小6个无烟煤矿（窑），出产优质的无烟煤，除了供给塔甸水泥厂外，还销到昆明、玉溪、思茅等地。附近山上，有着天然的露天石灰岩矿资源，当地建房、铺路所需石料基本上都是取自附近山里。作为一种重要的水泥生产原料，水泥厂是目前石灰岩最大的取用者。

 2、社会文化背景

全村分5个村民小组，共有334户，1300人，其中男660人，女640人；彝族1142人，汉族152人，拉祜族10人，哈尼族6人。全村有耕地1611亩，其中田66亩，地1545亩。林地特产有野生干巴菌、鸡土从、羊干菌等，以种烤烟、包谷、油菜等经济作物为主。村中有塔甸水泥厂、建筑公司等企业，镇办初级中学、中心小学、幼儿园各1所，有教职工264人，学生578人。现已通电、通公路、通电话、通自来水，配套可接收中央和地方40多台套数字电视信号。化念—富良棚公路，塔甸—大西公路穿境而过，每天有一趟往返于村里和县城的中巴车，交通便利。塔甸镇中学（初中）、塔甸中心小学、村卫生所等行政事业单位设在村里，村委会下辖村落的中小学生都要到这里来上学，包括街子村的汉族。由于村里建有年产28万吨的水泥厂、编织袋厂、空心砖厂等集体和私人企业，具有一定的工业经济基础。村里建有塔甸镇农贸市场，是全镇商业交流中心。塔甸村不论从人口、村落规模来说，还是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程度来说在整个塔甸镇都居于核心地位。近十年来，村里近三分之一的人家盖起了二到三层的新式钢筋混泥土洋楼，事实上镇政府所在的街子村反而显得冷清许多，而塔甸村则热闹活跃得多。塔甸镇包括附近的大龙潭乡和岔河乡等乡镇小村寨很多人心目中，塔甸俨然是一个“农村里的城市”[2]。

 

二 村落现代经济的发展

（一）水稻种植历史的终结

1、大春：烤烟的商业种植

一是缺水的自然原因，二是政府指令大规模进行烟草种植的原因，而且事实上烟草种植显得更加有利可图，最终导致村里的坝心高产水田变为旱田，而位于fa21]i21ne55的大部分水田由于路途遥远和坡陡箐深，最后由于20年前爆发的一场特大洪水冲毁了不少人家的水田而被直接放弃耕种，塔甸村种稻的历史就这样结束了。也是从那时起，塔甸村以前那种形式上自给自足但实质上很难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方式也结束了。大春一季主要种植烤烟和包谷。烤烟属于纯商业种植，只有很少的一部分留作男人吸水烟筒的烟丝料，其余全部用来出售给烟草公司获得钱款，用当地人的话说就是“种烟换钱”。由于烟草实行国家专卖，具有指令和计划的性质，但烟农和烟草公司之间却是一种商业的行为。当然，对于烟农来讲，烟草的价格很大程度上不受市场行情而受国家宏观调控的影响，他们不用自己去面对变化莫测的市场，交售行情相对比较稳定，所以村民对烟草的种植积极性很高。烤烟商业种植的年平均家庭毛收入约在5000－7000元左右，每亩大概在1000－1500元左右。2005年塔甸村烤烟生产总面积为1507亩，总产为220200公斤。[2]按照当年收购平均单价每斤10.1元来计算，塔甸村2005年烤烟总共毛收入为2224020元。人均烤烟毛收入大概为1791元。

2、小春：油菜的商业种植

小春一季主要粮食作物为大麦和少部分小麦，基本上全是用来养猪的，人们只在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时用少部分小麦面做包子、面鱼之类的面食。经济作物则为油菜。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前实行由乡粮管所计划收购，收购的标准和价格限得很死。乡粮管所撤销后，打破了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体制，包谷、油菜、小麦等作物的价格和供给很大程度上直接受市场的调控，价格有了大幅提高，加上县委县政府扶持发展的“一桶油”经济，以“蜜恋”菜籽加工企业为龙头，积极发动农民加强油菜的种植，所以人们种植油菜的积极性高了起来。每年油菜收成以后，大部分卖给菜籽代收点直接获得钱款，少部分按照一年烹饪菜肴所需换作菜油供家庭日常生活消费。2005年塔甸村油菜总种植面积为1318亩，总产为95700公斤。[3]按油菜籽平均收购价3.5元每公斤来计算，2005年塔甸村油菜种植总毛收入为334950元，人均油菜种植毛收入大概为257.66元。

（二）水泥厂的兴建

   1、民族现代企业的浮沉

塔甸水泥厂座落在塔甸村小草海边，是镇属集体企业，一九八四年一月塔甸乡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通过创办水泥厂的提案，县政府随即批准了建厂报告。一九八七年五月年设计能力为2万吨的塔甸水泥厂建成投产，生产的水泥以良好的质量和合理的价格深受用户欢迎。一九九二年二月扩建了两条生产线，使老厂的年生产能力达到10万吨。一九九三年水泥建材市场需量急增，厂里贷款3000万元投资建成年产18万吨的新厂生产线。全厂设计总产量为28万吨／年，在职职工750人。所生产的“立峨牌”水泥畅销昆明、楚雄、玉溪、思茅、景洪等各地，被国家农业部认定为“国家中型一档乡镇企业”，曾一度成为玉溪市乡镇企业的一面旗帜。但在生产规模扩大的同时，由于新厂的建设主要靠各金融部门的贷款，且当时的贷款利率较高，企业负债也相应增大，特别是一九九七年后水泥行业逐步走入低谷，需求锐减，价格大幅下迭，加之企业在管理、经营机制等方面还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环境，形成了企业效益差、企业负债大。

为了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和塔甸镇党委政府在多方调研的情况下，决定对水泥厂的生产经营权实行对外承包。现确定了新的承包业主，实施第二轮承包，签订了为期10年的《承包经营合同》。安置塔甸农村剩余劳力200余人进厂就业，由于安置了71名残疾职工，被国家民政主管部门认定为“社会福利企业”，核发了《社会福利企业证书》。[8]二OOO二年，遵照国家有关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塔甸水泥厂年产10万吨的老厂生产线被强制淘汰拆除，年产量递减为18万吨，承包金递减了100万元，只能用200万元来完成国家的税金和按比例偿还各种债权债务并改造环保设施。

2、标准“农民工”的出现

    在水泥厂建厂前，塔甸村人全是脸朝黄土背朝天往土里刨食的典型农民。1985年水泥厂建成投产后，有效吸收了当地的农民进厂务工，据1992年进厂工作、后来当任水泥厂主管生产的副厂长、现仍被新一轮承包业主聘用为生产副厂长的Lixiongshan先生说，“在1996年以前，水泥厂比较红火。当时提供了近750多个用工岗位，他们中95％都是塔甸村和临近村落的彝族，本村（塔甸村）的占了256个左右。”他接着说，“那时候，光五队[9]一年从厂里带回去的工资收入就有近60万元左右。”这种劳动力就地转移的“打工经济”具有很强的优势，可以反哺农业生产。虽然实行三班倒的工作制度，但是由于厂子就在家门口，没听说有哪一家将田地撂荒的情况，所以当时在村里一度出现青壮年主要在厂里上班，而家里的老人和小孩则在田地里干活的现象。由于“天时地利人和”诸方条件，厂里上班的职工经常采用换班的方式回家帮助干农活，这种情况非常普遍。厂里发现后认为职工回家干农活影响厂里的工作，伴有安全隐患，但没办法制止得了。所以，这些人没有完全脱离农业生产，同时又在现代企业里上班拿工资，是标准的“农民工”。一个月600－800元的工资对于这些农民工来说已经是最好的“待遇”了。到了1997年后厂子效益不好减员到最后实行对外租赁后，大多数农民工又回到自己的田地里恢复了百分之百的农民身份，一样十分老练地下地干活。但不论怎么说，塔甸村大多数人是亲身经历了现代企业管理和实践，在村落民族工业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大大的一步。

（三）大型农贸市场的兴建

在塔甸农贸市场兴建之前，街子[12]是在乡镇府所在地。街子村[13]是一个典型的汉族村，离塔甸村有近1.5公里。在街上做买卖的基本上都是该村的汉族，他们有做买卖的历史，据说他们的先民迁居在这个地方时就是“挑着但担来做生意，来这儿落脚的，‘挑着小担担，做点小叮当’”。[14]塔甸村的彝族基本上没有做生意的，没有多少商业意识。

1、全新商贸空间的建成

镇政府为了将塔甸村和政府、街子村、水泥厂等有机连接起来进行整体连片经济发展，规划将在塔甸村和街子村中间，即在塔甸中学近北面离塔甸村半公里左右的地方兴建大型农贸市场。1997年该市场建成后，占地十亩左右，共有120多个固定摊位和数十个个体门面。由于市场上空配有塑料有机瓦，塔甸镇从此改变了以前日晒雨淋的赶街生活。同时以公司形式对市场内的摊贩和经营户进行统一监督和管理，实现买卖的公开公平。农贸市场这个商贸空间的建成，大大促进了塔甸村和附近村落的商贸活动，进一步强化了塔甸村人的现代商贸意识。自从农贸市场建成后，政府就将街子迁到了该市场，而老街的汉族人觉得这让他们损失了商机和市场，他们对此忿忿不平。据农贸市场管理公司华兴公司员工Huangaiqiong说，“刚开始的时候，街上人闹过几次，不来农贸市场赶街，照样在老街摆摊做生意，但是最后被镇里压了下去”。现在农贸市场里的各种经营户较多，但大多数只是在街天营业，平时关门不做生意。街天最多的经营户是摆摊型[15]经营户。他们当中最多的是卖猪肉、小菜（蔬菜）、服装等日用百货品的。由于塔甸农贸市场是塔甸镇中心集贸市场，加上镇内附近的一些单位如塔甸煤矿、水泥厂、中学和小学单位的购买能力较大。即使是普通的农民由于数量庞大也有一定的购买量，所以农贸市场内的集贸交易比较活跃。有人说塔甸市场的价格比县城还高，但交易还是照样年复一年地进行着。

2、买菜吃的农民

塔甸村自从水稻种植的历史被终结了以后，必须通过商业种、养殖来获利然后购买大米等生活用品。“自给”的方式被改变了，“自足”的方式随之也发生改变。购买主食大米的风气一开，伴随着水泥厂带来经济效益，大多数人开始了“卖和买”的生产生活方式，不论是售卖烤烟、油菜和生猪，还是给水泥厂出卖劳力和智力，获得经济收入再购买一切生产生活必需品。由于便利的商业活动，村里人基本上已经适应了这样的卖买生产生活方式，对于他们来说，没有农贸市场的日子简直无法想象。夸张的是，虽然村里人都是道地的农民，但却是“买菜吃”的农民。以前每年杀一、两只年猪就可以吃上一年，现在虽然生猪养殖技术大大提高，出栏时间缩短了，但大多数人家基本上每个街天都要购买新鲜的猪肉，特别是农忙需要换工的时候，也是人们互相宴请、家里伙食最好的时候。新鲜猪肉、活鸡、禽蛋类是村里人的荤菜主要购买品，也是家庭生活支出最大的一块。象土豆、西红柿等当地不产的蔬菜也是他们购买的主要品种。随着村民的买菜范围越来越大，象自己菜园里种植的韭菜、葱、白菜、青菜、辣椒等也因一时接不上茬而需要购买。由于市场意识的增强，就连以前山里极多的山菌、野菜、以及山梨果（野山楂）等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捡拾、采摘到了，因为有人专门捡菌、采野果出售给倒菌贩子。

（四）经济变迁给塔甸带来了什么

1、村落城市化

由于经济的发展，在各级政府的支持下，特别是水泥厂对当地村落社区公益事业的无偿投入，塔甸村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上解决了高压电力、水泥道路交通、移动通讯、自来水饮水、有线电视（现为数字电视）等基础设施建设，加上当地是塔甸村委会所在村，也是塔甸镇经济、文教等中心，办有中学（初中，每个年级2个班，共六个班）、小学（完小，每个年级2个班，共12个班）、幼儿园（小、中、大三班）。村委会设有村卫生所，另外还有两个私人诊所，而农贸市场上还有三个私人诊所兼药店，1公里外的镇里还有镇卫生院。镇里设有农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人民保险公司分公司等金融服务机构，信用社还在农贸市场设有代办点。村里现有水泥厂、私人建筑公司、空心砖厂、一、二组老年协会加水站等企业实体。有一家小型百货超市、六家杂货铺、一家饭馆、一家烧烤店及卡拉OK酒吧、两家理发店等。由于有便利的水泥、石料等建筑材料，加上经济收入的增加，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村里就陆续建起了二、三层的钢筋混泥土的小洋楼，现在从村外看，几乎有超过一半的人家建有或部分建有这种小洋楼。传统的青灰色瓦楼房和贴有白色瓷砖的小洋楼交织在一起，交相辉映，传统和现代连接在了同一片天空下。

2、社会分工的多元并存

    水泥厂建厂前，塔甸村人人都是农民，农业种植是他们主要的也是唯一的生计方式。水泥厂吸收了近六百多人充当工人，从事从生产车间、办公室到营销部门的各种岗位工作，成为了标准的“农民工”。目前，村里仍有近百人在新承包业主经营下的水泥厂务工。水泥厂红火时，很多人家淘到了“第一桶金”，于是进行了其他的投资。如有购买货车跑货运的，跑短途的有两家，跑长途的六家。还有开建筑公司的、办空心砖厂的、开百货超市、杂货铺的、开餐馆的。有人甚至在村里做豆腐卖、做早点、榨米线、替人杀猪、理发、磨面等等。当然也有人什么也不做，一直靠种地过日子的。总之，村里人的社会分工越来越多样化，越来越细化了。过去集体生产劳动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生产生活动单位越来越是以家庭[17]、个人为特征了。

3、农民身份的依然存在

由于有着买米吃的生活压力，现在的水泥厂不景气不说，用工数量锐减，而且是外地人在承包经营和管理，在心理上认同感没有以前本村人经营管理时强了，所以烤烟种植是大都数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烤烟收入占了几乎家庭年总收入的三分之二以上。所以，无论社会分工如何细化，但是村里大多数家庭的主要生产还是围绕着烤烟展开的。即使是那些做各种各样买卖的，其承包的几十亩土地也会想方设法进行栽种，有时候就直接雇工[18]进行耕种，工时按天数加计件的方式算。无论怎样城市化和社会分工如何细化，村里现在没有哪一家脱离了土地，脱离了劳动生产，他们依然是依靠土地的农民，一直保持着强烈的土地意识和农业根本。

4、经济社会与传统文化

从以上的调查我们可以看出，塔甸村经济的变迁和发展使当地传统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村落越来越朝着城市化方向发展，而且远没有停止的迹象。虽然身为农民身份，但他们具有现代工业的理念、商业的意识。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具有鲜明的家庭和个体独立性。同时，国家的政治、民主、现代教育以及科学技术等理念和实践已经深入到当地的实际生活中，整个村落事实上已经变为一个法理社会。以前的集体、公有等历史和概念已经成为了模糊的记忆。按照格尔茨在《仪式的变化与社会的变迁：一个爪哇的实例》中的观点，断裂的传统文化直接催发了社会的分裂，而社会的剧烈变迁反过来导致了对传统的直接侵害，曾经强有力的民间传统消失了，个人之间的道德约束也就削弱了（当然，格尔茨的语境是政治意识形态化的，而我在此给出的语境是经济变迁化的，但两者都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实际变迁）。格尔茨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爪哇葬礼仪式分裂了，而不是相反地整合和稳定了当地卡姆彭社会。格尔茨以此推翻了传统功能主义进行静止平面分析后得出宗教（仪式）对社会具有整合和稳定功能的定论。[19]塔甸村的经济变迁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变化，那么作为其传统文化核心的宗教（仪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该村经济社会变迁与仪式生活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作为国家权力执行者的当地政府在这其中又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