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彝族的语言与文字

1、彝族的语言 

 彝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同属于这个语系的还有栗粟语、纳西语、哈尼语、拉祜语、白语、怒语、嘎卓语、土家语和基诺语。故，说彝语的人，在国外的缅甸、泰国和越南也有分布。“彝语”又称“纳苏”、“乃苏”、“聂苏”、“诺苏”“尼苏”等。“苏”为彝音，意为“语言”。“倮倮”或“倮倮语”是外族对彝族的蔑称，意为“无知”或“野蛮”。故，彝族很讨厌外族有如此称呼。彝族地理分布很广，单云南就已分布到80多个县市，方言土语混杂，内部语言、语法和词汇多有差异，整体而言，彝语可以分成六大方言——北部方言、东部方言、南部方言、西部方言、东南部方言、中部方言，以及25种土语

彝语的六大方言之间既有一定的差别，又有一定的共性。从语言方面来看，辅音有清浊的对立，元音一般分松紧；韵母主要有单元音构成，鼻韵母和塞音韵尾罕见；声调一般是3—4个。从词汇上看，固有词多，借词少；单音节以及单音词跟上构成复合词多，多音节词以及在单音节词上构成的复合词多，多音节的单纯词少；四字格的连绵词较为丰富。从语法上看，次序和助词是彝语语法的主要手段，屈折形式是其辅助手段。彝语的基本语序是主语＋宾语＋谓语，如“吃饭”，直译为：“饭吃”；“给我称一斤苹果”，直译为：“一斤苹果称我来”。而数量词和形容词的修饰语一般位于中心词之后；有较丰富的量词、动词、形容词重叠之后则表示疑问；有一部分动词有自动和使动的区别。由于社会历史和地理上的原因，各地彝语的使用情况不尽相同，但整体而言，聚居在山区和半山区的彝族大部分只会说彝语；而聚居在平坝地区的彝族大多是既懂彝语又懂汉语，有的年轻人甚至被汉族同化，不会说彝语；散居在山区和河谷地带的彝族，除了彝语外，还兼通其他邻近的少数民族语言。

2、彝族的文字

  世界上有很多古老的文字，如中国的甲骨文、金文；苏美尔与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古埃及的圣书文字以及中美洲的马亚文字等等，但遗憾的是这些古文字现在没有人再用了，除了那些从甲骨文和金文演变而来的大篆、小篆、隶书、楷书、行书和草书外，其他一切的古老文字都已成为古董。而彝文却不一样，它是至今还有人能书其形、诵其音、释其意，并源远流长，具有极强生命力的古老文字，千百年来一直在彝族地区使用。明清以来在汉文史籍中有“爨文”、“爨字”、“韪书”、“倮文”和“罗罗文”等不同称谓，彝族先辈们曾用这种文字写下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及大批珍贵的金石铭文，内容涉及历史、宗教、天文历法、文学艺术、哲学和医药等等。

古代的彝文开始创制于原始母系氏族社会，这有大量的古彝文记载，：“哎哺传十代，哎哺好女根……心里想知识，口里讲知识；快速写知识，连写在锦上，锦上花朗朗，书卷好比日生辉。”（彝经《彝族源流》1—4卷）又有：“哎哺传十代，心里想知识，口里讲知识，动手写下来。”（见《西南夷志》3—4卷）这里的“哎哺”即为原始母系氏族社会的偶婚时代，即此时就以创制了彝族文字；到哎哺第十代，有女明君“娄师颖”、“卧师颖”等圣贤不仅想知识、讲知识，而且还能写知识。值得注意的是，到了哎哺第十代，她们不是在创制文字，而是能熟练的掌握、运用了。“知识神，哎哺举奢哲，深思后发言，不停地讲述；智慧神，恒颖阿买妮，不停地书写。九十卷贤文，流传在世间。”（彝经《物始纪略·文字产生》）在彝经《勒俄特依》所中记载的是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的时期，在那段时间里，他们已经拥有了彝族经卷，当濮伙的三子之母去世时，书中记载道：“请来了毕摩，请来了毕徒，身背作祭具，手拿花皮经。”[1]彝经《裴妥梅妮——苏颇》是彝文典籍中的巨著之一，记载了古代彝族的历史、哲学、宗教、医药、历法等等。其中在历史方面，记载了世居塌波阿尔山（今元江境内）的母系35代，即从者罗摸嫫——施默查，父系25代，妮塌王进入落沮业（今东川）后，笃阿慕（第十四代王）的谱系有248代。……共计308代——其中母系35代，父系273代。据彝经《苏颇·梅亥苦苏》记载：“唐支用彝经，兴了祭祖礼。亡魂能超度，死神可驱逐。古礼今不详，额氏驾崩时，侯荣来念经。”据彝经史料记载，唐支是进入父系社会后的首领，额代即额阿蛮，为父系第38代人，其后传271代。按25年为一代计，应在7000年左右；按30年为一代计（308代×30年），应在9240年左右。从上推之，彝文至少距今9000年左右就有了。总之，彝文是广大彝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发展实践过程中，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初创到完善这样慢慢的约定俗成地发展起来的。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彝族文字已经形成了自己完整的体系，成为表意文字体系中的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字。它的独特造字法、结构系统和结构方式，不仅说明了它是我国比较成熟古老的民族文字，更能说明彝族在历史上曾经有过文化兴盛的时期。

彝文起始于古代彝族先民为生产生活需要而创造的象形图画符号，并在后来的运用过程的当中不断臻于完善。彝经《尼苏夺节》，译为《彝族创世纪》，流传于云南彝区，记载了彝族古事的彝经，包括采药、冶炼、音乐、歌舞、婚姻、文字、伦理等有关专题论述。其中提到文字时说：“一起来赏花，两眼仔细看，画笔手中拿。一千五金花，朵朵逗人爱。一朵一个样，照样描下来。三千金银花，变成三千字。写在竹片上，变成六本书。”即当时文字是照着形象描或画来表达其意思的。彝经《彝族源流》也提到：“眼看手来写”，从眼看到手写便是描绘或画图的过程。关于彝族文字的创制有许多传说，而既然是传说就不是历史，所以在此不再赘述。

二、彝族的文化及其没落

1、彝族的文化

 彝族文化主要体现出来的特点在于具有社会性和群众性，如很多地方的彝文用来钟铭刻碑，现存有不少金石铭文，云南禄劝的《镌字崖》；[1]贵州大方县安氏土司彝汉对照的《千岁衢碑记》，镌于嘉靖丙午年（1546年）；在贵州大方县发现的明代铜钟，钟面铸有彝汉两种文字，铸于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这是迄今发现的彝族历史文物中惟一大型的钟铭实物；贵州大方县《水西大渡河建石桥碑记》，刻有彝汉两种文字，共有彝文1900个，石桥建于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桥碑记述了明代以前水西彝族统治家族的历史和建桥经过，以及落成后的效用。还有《妥阿哲纪功碑》、[2]《拦龙桥碑记》、《长寿桥碑记》、《何家桥碑》、《祖源碑》等等。

彝族同时拥有大量彝文文献典籍，一般有石刻、木刻、刺绣文、羊皮卷、手抄书卷等几种。 内容涉及民间神话、创世史诗、民间长诗、民间故事、宗教祭祀书、戏剧文学、药物典籍、其他还有祈祷祝福类、历史专著、天文律历类、军事战争类、地理类、伦理道德类、农牧生产类、工艺类、哲学类、译著类等。

彝文早就在政府文告中得到使用，在云南省石屏县龙武区法乌乡撒白租村，彝族老人普保有收藏一张乾隆五年（1740年）间用木板刻印的彝汉文布告，名为：《清乾隆五年彝汉文布告》，共有彝文400余字，汉文900字，这是一件彝汉两种文字同版的官方文告。此外彝文比较普遍运用的是各类墓碑，这类墓碑在笔者的老家比比皆是。有些彝文经书被国家博物馆、地方学术机构和图书馆及台湾、香港等地，以及法国、英国、美国和日本等有关部门收藏；有些还散落在民间， 不久前仅禄劝县一老人，一次就献出301册彝文古籍，其中大部分是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年间用毛笔写的，有一部分是木刻印本。[3] 这些宝贵的资料对于我国研究彝族古代社会政治、经济和历史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

2、日渐没落的彝族文化

彝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彝族人民与其他各族人民一道，共同开发了祖国的西南地区，创造了悠久的历史和光辉灿烂的文化，对促进祖国的统一和发展繁荣，曾做出过重大的贡献。然而自18世纪以来，彝族成了边缘化的群体，其文化在历史的沉寂当中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最终走向了没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外国传教士的因素

著名彝族学研究专家马学良先生1947在云南武定、禄劝彝族地区看到了一种非常可怕的情况：

外国传教士在边区传教，可谓无隙不入，只要有人烟的村落附近，必有一座堂皇的教堂。他们每到一区，先学会土语，与土民亲近，再用柔化政策或重金收买他们的经书，全部焚化，他们知道要想使教义深入土人脑中，非先消灭他们的固有文化不可；固有文字的经书消灭后，西洋教士们又创造一种拼音符号来让教徒拼读圣经，并且当地百姓信教的人很多，更让人担心的是，在苗族或者彝族聚居区，若问起他们的文字来，都把Pollard Script (清末英国传教士柏格理[S.Pollard]所创的一种拼读圣经符号，传教士先在教堂学习这种拼音符号，便可教土民拼读圣经)为其固有的文字，这样的结果是彝民渐忘其固有文化，可谓数典忘祖。[1]

这个假期笔者在老家收集到的一些手稿也如此记载：

过了不久，他们有三人传到撒老坞以后，大家所有信主的人，把灵牌菩萨所有拜鬼的一切东西，[2]一概收来烧掉，所有信主的人，大家都很喜欢学诗歌、听福音。我那时是7岁，见他们收每家拜鬼的菩萨装在篮箩里，抬到我家房后山神树下，生起火来烧菩萨。不信耶稣以前，非常敬菩萨（阿铺），年关过节，时时都要供他拜他，封成小包，挂在中堂的墙上。当烧那天，大家把它当作拜鬼的东西，恨它、贱它，并烧之为快。 [3]

外国传教士的这一举动在他们自己的日记里也有记载：

 昨晚，有一家人拉倒了他们的神像，我们烧毁了它们。邰先生（邰慕廉）烧掉了他（那一家主人）所有的神像——纸像、木像、牌位和卷轴（彝族经卷）。看到神像燃烧起来，我们每一位都兴高采烈，但群众却非常惊讶（为烧掉这些东西而惊讶——笔者注）。这位父亲有一个五岁的女儿，他没有给她缠足。看到这个小生命免除了残废之苦，这是令人欣慰。[4]

群众为什么惊讶？因为在彝族文化里，彝族的经书可以说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命根，他们的生活、习俗、祭祀崇拜，生老病死都离不开这些经书，现在突然被这些高鼻子、蓝眼睛的外来人烧了，不感到惊讶才怪。

5月10日，访问了一位彝族经师……他告诉我，在古昔，他们有一部能够呼风唤雨的圣书，但是，于穆斯林造反时这部书失落了，至今没有找到。他认为没有天国，所有人都走向地狱。人们只有在圣书重返人间时得救。[5]

我们再来看看外国传教士眼中的中国彝族经卷是出于什么样的地位：

在西南少数民族中，唯独彝族有一种文字性语言和文学作品；但数量不多的书籍实际上为经师和医者所垄断；它是一种奇特的象形文字；存在于汉族语言区域之中。彝族人声称，西藏人就是他们种族的一部分。或许，我们在这里遇到的是全世界最古老民族中的一支。[6]

“在不断从巫师的存货中收集到相当数量的诺苏文字书籍之后，我终于得到了一份论事物起源的文献”[7]

我们所要说明的是这些传教士是否真的不知道这些彝族经卷是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宝贵？未必！请看下文：

关于首先发现罗罗（对彝族的另一种轻蔑的称呼，下同——笔者注）文，要算Grabouillet神父为第一人。他于1873年在云南得到罗罗的手抄经典后，即邮寄给Cordier做文章发表。在1877年英人Baber旅行云南时，据说所谓的罗罗经，也由Grabouillet手上转让；或说是由酋长所赠。他把经文带到英国，由Lacouperie于1881年在皇家亚细亚学会报（Journ.R.As Soc,Vol.XIV Part I）发表，对于罗罗文提出他的见解，以为罗罗文的字数不满四十个，是拼音制，文字由各字组成，抄录在丝绸上面的。经过十年后，至1891年，他在通报发表一篇比较确实的文章，题为：‘中国与亚细亚的非中国文字’（The Non—Chinese writing of China and central Asia）。对罗罗、苗子、仲家、摩苏、摆夷等部族的文字作了简略的介绍。他称罗罗文为爨文，并说起文字的数目至少有450个以上。[8]

由此可见，传教士是知道这些东西是宝贝的。

当传教士在云南活动期间，国外至少有以下这些报刊杂志发表过关于研究彝族经典的文章：
1、皇家亚细亚学会华北分会学报（Journalok the North China Branoh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
2、中国评论（China Review）
3、通报（Toang Pa’o）
4、法国远东学院年报（Balletin de L′Ecole Fvancaise D′Extreme－Orient）
5、印度支那评论（Revue tndo－chine）
6、殖民地评论（Revue Coloniale）
7、人类志（Bibliotheque Anthropos）
8、天主教会杂志（Mission Cathoilque）
9、地理学会学报(Bulletin de La societe Geographique)
10、皇家地理学会学报（Jouraal of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11、商业转机报（Return of Trade）
12、皇家人类学学院杂志（Journal of Royal Antnropological znatitute）
13、人类学会学报（Bulletin de la societe D′Anthropologie）
14、殖民地年报(Annal Colonial)
15、历史的和记述的地理学报（Bulletin de Geographie Ltisorique de Descriptive）
16、民族志评论（Revue D′Ethnographie）

在以上的16种刊物中，主要以通报、法国远东学院学报、印度支那评论和天主教会四种杂志刊登的最多。[9]

（2）、战乱、巫师的腐败及汉文化的影响

许多彝族经书是被毁于战乱：

武定倮族文化，多荟萃于土司所在地；且凤氏历代兴学，鼎盛时期，土著中有博学之呗耄十数人，现存倮经善本，多为此时写本，凤氏又虑写本历代传抄，难免有误，因鸠工雕版，印刷，流传民间。凤氏之后裔，皆精通倮经，且辟藏书楼，网罗倮经与汉籍，蔚为大观，为屡经变乱，历代文物，付之一炬！ [10]

我们到了土著，听到这种消息，深有来时恨迟之感，检视现有藏书，仅余一点残疾不免怅惘于坏。后悉民间善流传土著中藏书，尤其在土著中做过呗耄的家中藏书善多，因此类呗耄告还老乡时，即携带土著中之经典以还；并悉离土著二十余里，有土司营盘（即撒营盘——笔者注）一座，先人虑有变乱，因将经书雕版及一部分珍本经典，移置其中，方免于难，谛听之余，因驰马至营盘（撒营盘）寻视，仅余倮文雕版数十方，至于经典多被盗窃，或被守卫士兵，取作燃料，惟有昔年土司作战之野猪皮战甲数袭，则犹完好。因检得一袭携归；仍感不满，乃与安氏筹商，如何将民间藏经收回研究，因决议召集呗耄大会。 [11]

许多彝族经书的流失是缘于巫师的腐败：其一，巫师必须学习经书，并且诵背，方能胜任彝族祭司，而一般的普通彝民很少有通晓彝文经书者。因此，由于巫师的职业化，使很多人没有读阅经书的机会，大多数巫师对经书也不求甚解，只是凭记忆念诵；其二，巫师在传授给自己的徒弟时，只注重传授各种祭祀的做法，至于经文的内容，却不甚看重；其三，有的经书流传是缘于世代传抄，辗转抄袭，不免出现遗漏错误，乃至妄自篡改，以讹传讹，使经书失去本来的面目。如此，经书如何不流失？[12]

许多彝族经书的流失是缘于汉文化的影响：一般在交通比较发达的地区，彝族都会与汉族交往，为了方便，他们必须得学习汉文；并且由于时代的越来越开放，他们不仅学习汉文，还设立了汉语学校。“倮区很多人觉得读汉书与汉人接触较为方便，因此渐弃其固有文字，而争习汉文，学倮文的人愈少，则应用愈微。所以，除了那些想吃羊腿的巫师肯学习倮文外，其他的人，很少有兴趣来研习自己的本位文化。”[13]

所以，事实上，彝族文化的没落，从彝族经书被焚烧的事上只能体现出一面，因为还有诸多其它的因素。只是所有这一切的因素对于今天的我们是一个很好的前车之鉴，尤其是西方传教士，他们以基督教价值观的角度，以西方文化为普世文化，以基督教传统文化作为否定、取代其他一切非基督教文化传统的西方宗教文化至上的理念，这是一种本质的错误。如此通过政治、经济等手段来强行使彝族同胞接受西方宗教文化，实质上是把整个的彝族文化推向了边缘化，失去了属于自己的主流文化以及与西方宗教文化交流的语言。从我们自身而言：根植于中国文化传统的任务，是今天教会的首要任务，也是神学思想建设的文化任务。只有如此，我们才能与今天中国社会中的其他文化群体进行交流；也只有如此，我们这个群体才是一个真正有积极社会作用的基督教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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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列：《民族想象与学术选择——彝族研究现代学术的建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23页。
[2] 黑彝族的灵牌即为先祖的家谱或祖辈，这里的“灵牌菩萨”就是黑彝族自己先祖的家谱、姓名辈分、祖传经书以及祖传名贵首饰、器具等。——笔者注。
[3] 1946—1952年撒老坞（上罗婺）总堂第六任会长、西南神学院语文教师李发献手稿：《撒老坞教会始末》，第3—4页。
[4] 埃利奥特.肯德尔：《柏格理日记》，东人达译，贵州毕节：贵州毕节民宗局编稿并出版，1991年8月，第76，53，213—214页。
[5] 同上，第32页。
[6] 同上，第86页。
[7] [英]柏格理等：《在未知的中国》，东人达、东旻译，云南：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1月，第344页。
[8] 戴佩丽、朱文旭等主编：《彝文文献研究》，第3页。
[9] 同上，第11—12页。
[10] 同上，第42页。
[11] 同上，第42页。
[12] 参：李列：《民族想象与学术选择——彝族研究现代学术的建立》，第322页。
[13] 参：戴佩丽、朱文旭等主编：《彝文文献研究》，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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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著名的《禄劝镌字崖》位于禄劝县法宜村边高达数丈的峭壁上，《禄劝镌字崖》又名《凤诏碑》，记述了明代凤氏知府的家族史，还追溯到彝族先民开发滇池地区的情况。《禄劝镌字崖》为彝族凤阿雏、凤来玉二人所刻，史料价值很高，也是较早的彝文碑。
[2]《妥阿哲纪功碑》原被弃置于贵州大方县响水区青山彝族乡的一河边，因年代久远，仅剩金碑左下不一截，共彝文174个。妥阿哲：蜀汉时人，彝族六祖部慕齐齐的后裔。参：沙玛.加甲：《彝族人物录》，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页。
[3] 见戴佩丽、朱文旭等主编：《彝文文献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1993年，第84页。
[1]《勒俄特依》里所记载的濮伙三子时代，已跨入父系氏族社会，据彝经介绍，濮伙三子距今140多代，按25或30年为一代计，距今3500—4200年，当推夏末商初，即在夏商之时就已兴彝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