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林撒尼人是彝族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历史和文化具有突出的地方民族特点，在音乐、舞蹈、文学等方面更是在世界文化中享有盛誉，但其社会文化中存在的悲剧文学丛现象却没有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本文从石林彝族的社会历史发展背景出发，对石林撒尼人悲剧文学丛的产生和功能进行了初步的分析，指出了悲剧文学表达出来的悲剧精神在撒尼文化中的重要意义。 

一、《阿诗玛》与准《阿诗玛》：石林的悲剧文学丛现象 

走进石林彝族民间文化的殿堂，我们可以发现许许多多瑰丽的文化珍宝。不用去一一检视，当对民间文学一项内容就足以让人惊叹不已。而民间文学中仅叙事长诗一项，翻译出版的就有《阿诗玛》、《逃到甜蜜的地方》、《美丽的彩虹》、《牧羊人史郎若》、《竹叶长青》等多部，而且都是与男女青年的婚姻问题为中心，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其中，《阿诗玛》最有代表性，学术界评价最高，同时也是知名度最高的叙事长诗。

如果我们对自己或者说对彝族文化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阿诗玛》的有那样强的文学性，是什么使《阿诗玛》成为世界文学的经典？除开后期著名汉语言文学家的加工整理外，我看最主要的是石林彝族社会中存在着一个悲剧文学丛现象。因为当我们遨游在石林彝族民间文学的海洋中的时候，特别是在欣赏和品味《阿诗玛》这一悲剧文学作品的时候，我们还会惊奇地发现，在彝族社会中还存在着许多类似《阿诗玛》的准《阿诗玛》文学作品，他们的情节、语言风格等都与《阿诗玛》相近或相似。我想，正是因为彝族人对以《阿诗玛》为代表的悲剧文学的偏爱，加之世代的加工提炼，才创造出如此优美的文学样式和文学作品。

根据这一逻辑，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作为悲剧的《阿诗玛》与准《阿诗玛》悲剧的关系，是众多准《阿诗玛》悲剧的创作为《阿诗玛》悲剧的提炼和升华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同时提炼和升华了的《阿诗玛》又激发彝族人民创造出更多的准《阿诗玛》悲剧作品。在这种互动关系的作用下，在一个小小的地方和一个小小的民族群体中出现数量那么多、质量那么高的悲剧文学文本，这种文化现象是非常奇特珍贵的，所以我将其称之为撒尼悲剧文学丛现象。 

二、自然与社会的绞杀：悲剧类型及其产生 

石林彝族社会的悲剧文学作品，按照文学体裁来划分，既有叙事长诗、也有传说故事。从悲剧产生的原因上分，有来自自然的原因，也有社会的因素。但总的说来社会带来的悲剧相对较多一些，也更具有批判性一些，所以我们将重点对这一因素作深入分析。

石林彝族社会在汉代便被纳入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集权体制中，中央王朝在这里实行羁縻之制，任用地方民族头人署理地方事务，到明朝成化十四年（公元1477年）实行“改土设流”，由中央选派外地官员前来治理。与此同时，石林彝族社会中存在上千年的领主经济逐渐被新兴的地主经济所取代。但是，旧时的土司后裔仍然在圭山地区保留有领地，尽管这时的土司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领主，但封建领主制度仍然得到较多的保留，以至于到二十世纪上半叶石林民间仍然称其为“土司”。在领主制时期和改土设流以后由旧领主转变过来的新地主的势力范围内，这些土司和头人俨然还是彝族社会的统治者，对他们管辖区域内的依附居民仍然按传统行使着生杀予夺的权利，尽管这为封建王朝的法律所禁止。在这样的情况下，等级社会的历史整个就是一部血泪史。等级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极少数人对大多数人的掠夺和欺压，尤其是对婚姻关系的强制缔结，造成了一桩又一桩数不尽的爱情悲剧。

 《阿诗玛》中热布巴拉家强迫阿诗玛与阿支结婚，导致了阿诗玛的悲剧。在《竹叶长青》中，美丽的姑娘诗娘与勤劳能干的伙子刀娃痴心相爱，土司皂劳却从中作梗，强迫诗娘与其丑陋的儿子海莫结婚，诗娘誓死不从，先后遭到皂劳家活埋、蛇精下毒、推下井等的折磨，后来在龙女的帮助下，战胜了蛇精，但仍然不能够在村里落脚，最后诗娘和刀娃双双变成知了，在青青竹林歌唱爱情，诅咒世道。《美丽的彩虹》也说的是沙那和美丽的若资姑娘相恋，狠心的土司木格看上了若资，他诬陷沙那及沙那的母亲是会给村里带来灾难的“都斯玛”，将他们驱逐出村，并不准沙那再与若资往来。后来他派人偷偷将沙那吓唬野猪的沙葫芦换掉，使他在去与若资会面的路上被野猪咬伤致死。木格还说“都斯玛”死了不能土埋，要用火葬，伤心的若资抛出首饰引开看守人，纵身跳入燃烧的火堆，同沙那一起在熊熊火焰中化为一道美丽的彩虹。沙那和若资死了，但他们永远活在彝族人民的心上，撒尼姑娘将美丽的彩虹做成漂亮的包头，永远怀念为忠贞爱情献身的沙那和若资。

在彝族社会中，除了对等级社会存在的阶级压迫带来的悲剧外，同时也有社会文化传统引发的婚姻悲剧。在传统的彝族社会中，尤其是彝族撒尼人家庭中，男女青年之间的恋爱是自由的，但结婚仍然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如同经典的民歌中吟唱的那样，男方娶妻除要行“吃小酒”、“吃大酒”等程序，同时还需要有给女方家送上粮食、清酒、布帛、耕牛等聘礼，这对于生产环境恶劣收入菲薄的彝族人家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负担。著名的叙事长诗《逃到甜蜜的地方》，说的就是一对恋爱的男女，因为没有钱物说媒行聘，便相约逃婚的故事。据说，今居住在邱北普者黑风景区一带的彝族撒尼人，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过去从陆良、路南等地逃婚过去的，至今还保留着传统彝族撒尼人服饰和生活习俗。《牧羊人史郎若》控诉的是聪明能干的牧羊人史郎若和他父母的悲剧。他的祖父祖母同时去世，按照彝族习俗买黄牛十头，山羊30只，念经念了七昼夜，喝酒喝了九十坛，歉下了无法偿还的债务，最后为逃避债务只得逃出故乡。到了史郎若这代又早早丧母，被阿爸娶的后妈逼到山上放羊多年不准回家。后与逃婚出来的姑娘舒日玛相识相爱，到美丽的圭山生活，并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创制了金竹笛和羊乳饼的制作方法，靠自己的勤劳智慧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若者娜》说的则是一个酋长的女儿与一个勇敢但出身贫穷的猎人相爱，父亲粗暴地拒绝了这桩婚事，女儿和猎人又采用逃婚的办法反抗，却被酋长按习惯法下令用箭双双射死。不能成夫妻的一对青年，死后化为两朵彩云，相依相伴，慢慢飘向远方。

这样的故事、诗歌还有很多很多，有的逃婚失败被双双处死，有的一方被处死后另一方殉情，最后又化成云烟、化成星星，等等。我们从这些悲剧中可以看到，造成这些悲剧的原因，除了社会文化的方面外，自然的贫瘠、生活条件的恶劣，也是悲剧生产的重要方面。而《彩虹和星星的来历》就是这一方面的典型代表。说的是古老的时候，有一个独儿子和一个独姑娘相恋，每天做完活这个独儿子不吃饭就去与邻村的姑娘相会。妈妈理解儿子的心情，便炒了些包谷米花给他带上，不止是让儿子充饥，更重要的是在紧要时用来护身。因为过去山林茂密野兽很多，经常有野猪、豹子等猛兽伤人的事发生。当地的彝族人发明一个方法，当这些凶猛的野兽冲出来伤人时，只要撒下香喷喷的玉米花，就可以安全的走开。一天伙子又要去相会，但家里没有玉米花了，母亲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炒了些燕麦米花给他带上，路上遇到一只饥饿的野猪向他冲过来，他赶紧撒了燕麦花，但由于颗粒太小野猪吃不着，便被野猪把肚子咬了一个大口子。他用套头布裹好伤口，坚持着去找心爱的姑娘，在姑娘的怀里断了气。在火化伙子的尸体时，伤心的姑娘趁人不注意时跳进了熊熊烈火，以身殉情。人们没有办法，就将烧死的姑娘和伙子分开各在一方烧，但两股火烟还是自然地相交在一起，到天空变成一道美丽的彩虹。而当火烧完后，火堆里跳出一对大白鹅，人们以为是神的赐予而不知是他们的化身，便抓来杀了吃。拔下的鹅毛被一阵旋风吹上天，便成了满天明亮的星星。

无论是自然或者是社会文化传统带来的悲剧，石林彝族悲剧文学都表现出一个比较一致的倾向，即多以男女青年的婚姻悲剧作为控诉的证据。其结局虽然有喜有悲、悲多喜少，但悲剧的结局都采用戏剧的手法来表现，表达出石林彝族人民坚韧不拔、积极向上的乐观主义精神。 

三、警示与教化：悲剧文学丛的功能 

石林彝族悲剧文学丛的产生和存在，从功能性的角度分析，有且一定应当有其特有的文化功能，我将其归纳为警示和教化两个方面。换言之，彝族先民之所以创造出这样丰富的带有悲剧性质的叙事长诗和民间传说，就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些事例警醒和教育族人，要充分尊重年轻人的选择，而且年轻人也有权利选择他们自己的生活，生活的意义不一定在于享受优厚的物质生活，而在于能够与相知相爱的人白头偕老，开开心心地生活。

正像有的研究者指出的那样，悲剧总是由悲剧意识和悲剧精神两方面构成的。石林彝族文学中的悲剧既不同于中国汉族古代神话中的悲剧，也与古希腊悲剧有着某些差异。中国汉族古代神话中的悲剧，一方面由于受到先秦时期知识分子思想学说的影响而呈现出零碎性、分散性和不系统性的特征，没有进入到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发展潮流中去。不仅如此，汉族文化中的悲剧基本上都是建立在人与宇宙、自然、世界的分离和对立的观念上，悲哀成了中国所有文化的底色，尽管在另一方面也建立了相应的乐感文化，但乐感是建立在对激情和悲剧精神的抑制的基础上。石林彝族的悲剧文学没有大量引用古代神话，但巧妙地应用了某些神话的素材，使叙事话语在体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的同时，也溢现出某些积极的浪漫主义色彩，达到水乳交融的地步，使诗歌和传说都放发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另外一个方面，尽管石林彝族文学中的悲剧不像古希腊的悲剧多表现为戏剧，而是叙事长诗和传说，但他们都有相同的过程和结局——无论是古希腊还是彝族的悲剧，都是在节庆典礼上表演传唱的，在给观众和听者提供娱乐和艺术享受的同时，发挥其蕴涵的警示教育作用。正因为如此，从彝族悲剧文学作品中，我们能够非常清晰而准确地领会到彝族人民具有正视人类生活苦难的勇气，能够从这些苦难中体验出彝族人民的主体性地位，以及不屈不挠、乐观向上的悲剧力量和悲剧精神。参加彝族人民的各种集体活动，无论是红白喜事还是文体盛会，都能够看到和听到他们在咏唱或讲述这些文学艺术作品。在任何的场合下，讲述或吟诵的人都是那样严肃庄重，或老或少的听众都是那样的屏气静声，那样的侧耳聆听。他们从不会对悲剧人物的失败幸灾乐祸，相反，他们同情他们的失败，同情他们的苦难，希望人们有朝一日能够完全摆脱来自自然和社会各种异己力量的绞杀，获得自己完全的自由。

或许正是在这些悲剧文学的熏陶下，石林彝族人民的现代生活才没有或大大减少了叙事长诗和民间传说中那些不人道不合理的东西，彝族的青年男女才真正拥有了自由恋爱和自由婚姻，过上了美好的幸福生活。以至于给外人留下了彝族人夫妻和睦，相亲相爱，白头偕老，罕有夫妻反目现象的美好印象。从这个方面说，石林彝族撒尼人的悲剧文学丛现象，为撒尼人社会中浓厚的以自由婚姻为代表的自由精神，找到了最具有说服力的解释，同时也为文学人类学关于民族文化中悲剧文学的功能性研究提供了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