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概述

凉山彝人在宁蒗的活动迹象最早可以追溯到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永北府志》记载：“乾隆三十五年，降永北府为永北直隶厅，属迤西道。永宁、蒗渠仍属永北直隶厅。同年，永北镇改为营，永宁设八耳勺、黄腊老、竹地三台卡，每台有收兵十名；蒗渠设战河、倮罗关、辣子沟三台卡，每台有战守兵十二名。”[①]

此文中的“倮罗”二字是宁蒗汉人、摩梭、普米等民族对凉山彝人的称呼，据说是贬称，所以宁蒗彝人经常为这样的称呼与其他民族拔刀相见，至今亦然。由此看来，当时的凉山彝人已经在倮罗关一带活动，故此卡称为倮罗关。民国时期，倮罗关几乎无人敢过，彝人已经完全控制了宁蒗的南部，但乾隆年间清政府还在此地设卡驻军，故见当时无后来成为“彝患”的麻烦，这又说明凉山彝人乾隆年间在宁蒗的势力很小。

 咸丰七年（1857年），宁蒗沙力坪回族杨茂德率回民响应大理回民起义，清政府利用民族矛盾，调集彝、汉、摩梭三族武装力量，对回民起义进行镇压，彝族头人阿鲁基足被推举为三族武装总指挥，与清军将领蒋宗汉一道镇压回民义军。后来阿鲁基足分别被云南、四川两地封为“千长”，号称“双千长”。此后，阿鲁氏又从摩梭土司手里租来大片土地，又将自己的主子黑彝补余肯布家迁到沙力坪，加上与强悍的姻亲金古家族联手，宁蒗南部势力最大的彝族补余集团基本形成。此后，四川大凉山彝族大量迁入蒗渠土司领地，到1910年前后，形成补余、瓦张、热柯、罗洪、罗木五大政治势力，土司势力日渐消弱[②]。

据宁蒗县志记载：“鸦片最初于民国初年开始在宁蒗种植，后来发展到全县山区大量种植，年种万余亩，产烟10余万两，闻名全省。”[③]在宁蒗种植的鸦片分为冬烟和春烟。冬烟于每年秋后播种，第二年农历三、四月收获。冬烟只适应在土地肥沃，气温较高的地方种植，需要精耕细作。播种前先把土块熏黑，然打碎并追肥，腊月锄草，产量较高。春烟于每年农历三、四月播种，多种在毁林开荒地，熏土块，捣碎整平，不需要追肥就可以下种。一般不施肥，不锄草，还可以跟荞麦或燕麦套种，七、八月收获，产量和价格低于冬烟。

凉山彝人居住的地方当时地广人稀，有大量的荒地适合春烟的种植。所以，彝人大量开荒种烟。后来发展到用鸦片换来大量的枪支武装自己，然后从周围的汉区抢掠大量汉人入彝区种植鸦片，形成名副其实的奴隶社会。当时，彝区已经发展到了只用鸦片和白银做货币的地步，据原宁蒗彝族自治县人大主任金古五斤老人回忆，“在国民党时期，鸦片和白银是彝区通行的货币。当时人们主要用鸦片来跟永北商人做买卖。1两鸦片可以换1件小布或1把铜壶；1钱鸦片可以换5—8个鸡蛋、半斤茶、1斤酒、2斤糖、1斤辣椒或5斤生姜”。还据他说，“彝区的鸦片主要销往永北，有专门收鸦片的人，也有彝人自己组织人员到永北卖鸦片的。一般汉人进入彝区必须请保人，就是让一家彝人担保他的安全，保人一般是黑彝但厉害的白彝照样可以做保人。不过多数彝人还是喜欢自己到永北买烟，一是利润高，二是顺便可以做点买卖。”

另外，宁蒗的县志有这么一小节来专门记载彝区鸦片的查禁问题，从这些记载中，我们也可以从官方的角度来了解彝区鸦片的部分情况。

清末民国初，宁蒗开始种植鸦片烟。但范围不广，吸食者也不多，后来国民政府下令禁种，但不执行，种植面积便逐步扩大。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云南省将宁蒗划为“展种区”，并公开号召大量种烟，结果发展更快，县内成人吸食鸦片者占10％—20％[④]。凉山还用鸦片来换取枪支（鸦片烟50—60两换一支步枪），扩大自己的武装力量。自大量种植鸦片烟以来，凉山的枪支大量增加。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秋，宁蒗设置局始执行禁烟……，但效果不明显。至民国三十二年……，凉山大部分彝族仍大量违种，劝其铲除，毫无效果，调派官军铲烟，遭到彝族武装抵抗。民国二十九年，国民党滇黔绥靖公署工兵营长和汝良、副营长杨铭，率二、五、六连武装进入宁蒗，……又遭武力抵抗。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营长杨铭又带领四个连的武装，进宁蒗铲烟，遭到彝族千余人武装伏击，官兵损失惨重……。1958年，成立禁烟委员会，各公社随之成立禁烟领导小组……，鸦片基本灭绝。……1980年，部分麻风病人及偏僻地区还有少量偷种，对偷种者，公安部门及时进行教育，令其铲除，并给予治安罚款处理……。[⑤]

从上面的资料中可以看出，宁蒗的鸦片最先可能是私人种植，到了1937年是云南省政府支持下开始大面积种植，其范围是全县公开的，并是“展种”区，这说明当时的云南政府是把鸦片作经济植物来经营。彝人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大量种植鸦片，后来则一发不可收拾，他们将大量的土地用于鸦片种植，还新垦大量的土地种植鸦片，其结果，鸦片种植几乎成为彝人社会的经济支柱，鸦片还被彝人用作货币，除鸦片和白银外，彝人根本不认其他的货币形式。可见，鸦片种植对彝人的生活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

二 鸦片与彝人生活

鸦片进入凉山以前的彝人社会是不是奴隶社会有许多讨论的空间。民国以后，由于宁蒗彝人种植鸦片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同时大量枪支流入彝区，再加上民国政府的民族歧视政策，彝人对周边的汉人和其他民族展开了近半个世纪的抢夺。随着彝族奴隶主势力的强盛，宁蒗大部分汉族被迫远迁他乡，留居者较少。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宁蒗设治局呈省民政厅的报告称：“除永宁未统计外，民国初年，八耳勺尚有汉民一千零八户，现仅有一百余户；二坪厂前有四十余户，现已经无人居住；南面战河前有汉民二百余户，现仅有三十余户，其余户受彝匪之害，迁徙流离……”[⑥]。

尽管这些数字有夸大其词之嫌，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宁蒗彝人在民国时期的确处于奴隶制的高速发展期，鸦片经济刺激了宁蒗奴隶制的表面繁荣，彝区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彝人不可能在内部获得奴隶，因此他们采用了掠夺人口的办法来谋求发展。到1956年宁蒗解放时，全县共解放家奴9102人，分居奴17154人，共26256人，占当时彝族人口（58587人）的45％，可以断定的是这26256人中至少有50％是被抢来的其他民族，也就是说在解放时，至少有五分之一的彝族人口是其他从民族抢来的，这些人后来全部成为彝族[⑦]。

今天看来，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的形成跟鸦片种植有某种内在的联系，因为，鸦片并不是彝区传统种植的植物或者使用的药物之一，而是外来的，从这个意义上，凉山彝人也深受殖民主义的影响。某种意义上，是西方发动的对中国的鸦片战争改造了凉山社会，彝族人选择奴隶制的是西方在中国的殖民政策的一个部分。

彝语对植物的分类是比较细致的，但对于鸦片，彝人通用汉语音译，这说明鸦片的确是后来之物。鸦片进入彝区之后不仅仅改变了彝人的社会组织，也改变了彝人的社会生活。

首先，鸦片成为彝人社会的常见药品。鸦片在消炎和止痛方面立竿见影的效果丰富了彝人的医学知识。别说是50年前，今天的凉山彝人多数还在国家的医疗福利之外，鸦片可以止痛，可以消炎，所以彝人将鸦片当作疗效神奇的药物来看待。不管大人、小孩，只要生病，人们就会让他们复用少量的鸦片，对于婴儿则在他们身上吐鸦片烟雾来帮助治疗。直到今天，彝人还希望病重的老人能吸上两口，因为他们不希望自己的老人受疼痛之苦，这样的心理一直延续到今天。这就是我们在访谈后来海洛因的吸食者的时候，多数人承认是因为自己身体不好而沾上毒品的原因，我们还可以找到许多母亲因为自己的孩子生病而让他们吸食海洛因，结果全家人都成为瘾君子的悲剧。

其次，由于鸦片的种植而使许多彝人在短期内成为暴发富的历史在彝人社会里影响很深。多数彝人希望在一夜之内暴发，哪怕用自己的生命来换取。这就为海洛因进入彝区铺平了道路，据我们调查，宁蒗家族贩毒在2002至2007年内突然暴发，有些家族集资进入毒品市场，部分人负责运输，部分人负责销售，已经形成了家族集体贩毒的态势。今天，宁蒗已经成为国际毒品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年有大量的毒品从金三角进入宁蒗，然后转入凉山，再从凉山进入成都、西安等大城市，也有一部分进入新疆，而彝族毒贩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三 讨论

凉山彝族的毒品问题，有着很深刻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鸦片的种植使彝人相信人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聚敛财富来改变自己的生活；鸦片同时还有着包治百病的神奇效用，对于因贫穷而不能到医院看病的彝人，用少量的鸦片或者海洛因来治病所花费的成本更底，效益也最大。

1990年以后，金三角进入了许多彝人的视野。开始，大家吸食来自金三角的鸦片，可能是为了治病，也可能是为了享受。后来，多数人是为了发财致富，他们以贩养吸，这些人有大量的妇女儿童参与其中。2000年以后，许多人开始参与大宗的贩卖，并且也充分利用自己的家族组织来传递毒品。而这些问题又给彝族人带来了许多新问题。一方面，毒品吸食给彝人带来了艾滋病，艾滋病患者需要关怀，而在彝族社会里，多数的艾滋病人又是毒品吸食甚至是贩卖者，这又是政府的打击对象，结果，凉山的艾滋病问题呈现出一种奇怪的悖论。另外一方面，彝人内部也陷入道德危机甚至是混乱，彝人不谴责甚至是羡慕因贩卖毒品而发财的人，但不希望自己的亲人受到毒品的危害或者政府的打击。有些人试图用家族的力量来反对毒品吸食，这是自救；而有些人则用家族的力量来贩毒，这是谋求发展，也是一种自救。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彝人对于毒品问题的多元态度，我们很难说这是彝人自己的文化传统，也很难说这是社会变迁给彝人带来的问题。不过，可以明确的是，彝人开始思考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将影响彝人看待当今世界的方式和态度，任何一种选择，将会暗示着凉山彝人全面接触全球化时的价值取向和他们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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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转引自《宁蒗彝族自治县县志》P13页，云南民族出版社，1993年12月。
[②] 参见《宁蒗彝族自治县县志》P13页，云南民族出版社，1993年12月。
[③]  参见《宁蒗彝族自治县县志》P311页，云南民族出版社，1993年12月。
[④] 县内指当时的宁蒗县左，还不包括彝区，彝区当时统称为凉山。笔者注。
[⑤] 参见《宁蒗彝族自治县县志》P508页，云南民族出版社，1993年12月。
[⑥] 参见《宁蒗彝族自治县县志》P13页，云南民族出版社，1993年12月。
[⑦] ＊笔者正在全面展开关于这一部分人及其后裔的研究，有兴趣者可以欢迎交流。
  数字见《宁蒗彝族自治县县志》P299页，云南民族出版社，1993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