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学者涌向中国石林，涌向“第三届国际彝学研讨会”大厅的时候，鲜花总是伴随着人们的笑脸，石林总是以开放的精神迎来送往。在石林首次举行这样的国际盛会，在彝族本土上对彝学作研讨，在中国民族学的历史上尚属首次。

一

2000年9月4日开幕式上，来自美国、德国、日本、法国、澳大利亚、芬兰、韩国、越南、波兰、中国等十几个国家的学者，胸前佩带着代表证落座后，相机的闪光灯，在会场闪动起来……主席台上，身着彝族服装的外宾斯蒂芬·郝瑞先生，是美国华盛顿大学人类学教授。1995年，在美国西雅图召开的“第一届国际彝学研讨会”就是由他发起的，并当选为主席。郝瑞介绍说，第一届国际彝学研讨会曾邀请了几个国家共20多位学者参加，从基金会捐款到组织会议、布置会场、到机场接待来宾都是他亲自动手去做的，当时只动用了两部车子以及他和他的一个研究生共两个工作人员。郝瑞风趣地说：“没想到，‘第三届国际彝学研讨会’拥有了近200名中外学者，出动了二十几辆车。几年前在美国，我只是丢下几颗小种子，今天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

郝瑞先生是在美国完成汉语专业学习的，后来到台湾深造，70年代初就到过中国。至今他记忆犹新的是：1988年，他赴四川攀枝花市盐边县作田野调查，批准他调查的时间仅限一周，调查地点规定在路边(因为没有写清是公路或是山路，他的调查实际上走得远了些)。那些年代对一个外国学者的行动，确实有些限制。我问郝瑞：中国让你最难忘的一件事是什么?郝瑞认真地讲：“那一段时间，有一种规定，搞调查的‘老外’，不允许住在农民家，我只好同中国的彝学学者马尔子(当年的向导)每天翻山越岭去作田野考察。天黑以后，回到攀枝花市郊外的一座天主教堂居住。极度的疲劳之后，还要自己烧火做饭。买不到肉吃，就炒各种各样的叶子菜和土豆充饥，夜里还要写论文。因为工作和生活十分艰难，身体出了问题，先是肠胃闹病，后又高烧不退，全靠教堂附近那位彝族老婆婆的照顾。因此我与彝族同胞结下了深深的感情，就有了说不完的故事……”

不久前，郝瑞先生从美国捐来一笔资金，在四川凉山开办了一所“希望小学”。郝瑞说，他到中国来的目的，是想帮助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他们的文化与教育。多年来，郝瑞曾先后写出了《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历史与文化》等多篇论文。郝瑞认为，他们的研究，在中国学术界与国际学术接轨中可以充当其桥梁，并利用各自的语言资源和学术环境，用各种文字与最新的理论和观点来讨论彝学问题；同时外国学者可以远观彝族社会，正如中国的那句成语所说的“旁观者清”……

采访尚未结束，郝瑞先生突然听到大厅门外有敲锣的声音，便站起身来说了声：“抱歉，我很喜欢这样的音乐。”就直奔迎宾晚会去了……

二

会议期间，中外学者到月湖村参观撒尼人纺线、织布、刺绣，随后又去了彝族的“密枝林”。在绿色的大圆场上，德国杜伊斯堡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托马斯·海贝勒教授，正牵着彝族同胞的手在跳舞呢。他一头金发，在云南红土高原秋阳的照射下，显得特别光亮。

然而，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托马斯先生还是《民族团结》杂志的一位老读者，1978年他就开始订阅这本刊物了。他操着一口标准的汉语说：“我是1975年第一次到中国的，在一家新闻媒体做外文翻译工作。80年代初，兴起一股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的风潮。我到北京图书馆查阅资料，对中国的彝族和佤族很感兴趣，就到国家民委找有关部门咨询。据说，四川凉山交通便利，彝学有不少书籍和资料，对我将来的研究有帮助；佤族因地理位置比较边远，来去不方便，加之佤山与外界交往甚少，对于外国学者来说，麻烦事多，随后我就去了凉山。”后来当托马斯得知我是佤族同胞，遗憾地说：“差一点、差一点点我就去了佤山。”

托马斯先生给我讲述了1997年“第二届国际彝学研讨会”在德国召开的情况。当选为“第二届国际彝学研讨会”主席的托马斯，邀请了一些国家的学者共50多人参加研讨。

我问托马斯，对中国最感兴趣的东西是什么?托马斯脱口而出：“苦荞粑粑!”(一个吃惯了西餐的老外，怎么会对中国的苦荞感兴趣的?)。托马斯告诉我，在凉山搞调查，老百姓很好客，杀鸡、宰羊招待他。光吃肉不消化易上火，因气候冷，蔬菜、水果缺乏，就只好多吃点苦荞粑粑来清火，这粑粑刚开始吃是苦的，就像他们搞彝学研究一样，往后就会感到甜了，托马斯真是三句话不离老本行。他说，1981年，他去四川凉山，到西昌机场来接他的一位中国年轻的驾驶员，看他头发长、胡子长，就笑问过他一句：“您老今年多大高寿了。”那时他才33岁呀，因长期奔波于民族地区，没有时间整理自己。

托马斯在1986年至1987年间，曾走访了四川、浙江、云南、甘肃四省区，对2000多户少数民族作了调查，写出了《中国个体经济的劳动市场在城市发展的作用》文章，发表在德国最大的一家报刊上。1993年至1994年，在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支持下，他对宁夏、江苏、河北、黑龙江、四川、贵州几个省区作了课题调查，出版了一部《中国农村城市化和社会的变迁》专著。2000年4月，托马斯先生向德国大众汽车基金会申请到20万马克的资金，将其中三分之二捐给了四川西昌凉山州民族研究所。

与托马斯一起观看“火把节”民俗表演及《阿诗玛》水幕电影时，托马斯很自豪地告诉我，他的妻子也是中国人，作为中国人女婿的他，为中国少数民族研究做一些事，是理所应当的。

三

会前，中央民族大学的彝族学者巴莫阿依和黄建明曾经对我说：中国人要做点事给外国人看看。在彝族之乡举办这样的会议，看我们够不够国际水平。

“第三届国际彝学研究会”分六个组讨论：有经济发展与教育论坛、语言文献论坛、历史文化论坛、社会变迁与民族关系论坛、文学与民俗文化论坛、传统信仰与宗教论坛。

在大会即将结束的篝火晚会上，借着火光，我问“第三届国际彝学研讨会”的主席——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陈理教授，这次大会有那些特点?他说：第一，从研讨会的组织形式上来讲有创新：这次大会由中央民族大学主办；石林县政府、云南教育出版社、云南省彝学会三家承办，采取高校、地方政府、出版界和民间学术团体多重联合、通力合作的形式，是一种创举。在这当中，石林县政府花费了很大精力，投入了不少资金，组织工作井井有条。现昆明市旅游局局长(原石林县县长)王光华，现石林县县委副书记、代县长赵德光，现石林县县委副书记王富昌等领导及工作人员做了大量工作；云南教育出版社也承担了部分任务。第二，会议活动的组织形式及会期活动内容的安排丰富新颖。第三，从会议规模和与会人员的情况来讲：会议规模大，与会人员来源类型多，参加的人数包括官员、记者等近200人；学者队伍中，有国际知名资深学者，有高校权威人士，有省、市、地州专业学者，也有初出茅庐的彝学新兵。第四，研讨的形式：“研讨＋讲评”是这次会议的主要形式，这次会议的学者，大都是首次参加国际会议，在一周紧张的会议中，发言的学者论文精炼，讲评的学者“画龙点睛”；串会是这次大会的又一特色。因论坛组多，考虑到学者们有广泛的学习兴趣，大会鼓励学者到别的论坛组参加自己感兴趣的课题研讨。这种灵活性，使学者最大限度地参与会议，分享信息。第五，自由、民主、坦诚是这次大会的会风，在联合主席和学术秘书的精心引导与组织下，学者们能够自由的阐述自己的学术观，能够坦诚地提出不同的观点和意见。第六，这次向大会提交的论文数量高达110篇，参加的人数之多，是前所未有的……

闭幕式上，国际大会发出倡议，下一次“第四届国际彝学研讨会”准备在法国举行，拟请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研究》的主编白诗薇女士组织工作。白诗薇女士在会上表示，愿意接受国际大会的委托，并祝愿彝学这棵参天大树，不久的将来能蔓延成长为一遍茂密的森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