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学是对对彝族及其社会历史和传统文化以及现实生活进行综合性研究的一门独立学科。它作为研究彝族及其文化的科学，对彝族及其文化进行全方位的研究，不仅研究彝族的各种文化现象，而且研究彝族文化的发展规律，更要研究彝族文化产生的自然条件，即彝族的生存环境，以及发展前景。它的研究范围包括：彝族的语言文字、文学艺术、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天文历法、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以及彝族地区现代化建设等各个方面。彝学既是一门国际性的独立学科，又是中国学（中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它与汉学、蒙古学、藏学、满学、苗学等共同形成中国学（中华学）。如果客观地考察彝族文化的学术研究历史和面对彝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的现实。既可以把彝学看作一门古老的学问，也能将其视为一个新兴的学科。因为彝族有着善于追根溯源，重视历史文化的传统。历代彝族文人、史家、经师无不关注彝族的历史文化。他们分别对彝族的政治、经济、伦理道德、宗教信仰、哲学思想、天文历法、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进行自观性本体研究，并有大量的著述成果问世，为我们保留了丰富的文化典籍——彝经，其间所蕴涵的彝族社会历史和传统文化本身就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加之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许多文人、史圣，从不同角度对彝族及其历史文化进行探讨，并予以精辟阐述和系统全面的介绍。例如：早在汉代的司马迁在《史记》中，以《西南夷列传》为篇名，大量记载和论述了彝族先民在汉代和汉代以前的生产生活状况和有关历史文化面貌；晋人常璩的《华阳国志》也用诸多篇章论述了彝族的历史文化；唐代樊绰的《蛮书》则是对彝族先民建立的南诏国的地理、风俗、民族分布和政治、经济等情况进行全面调查考证之后的著作。其后，西南地区的历代学人和史家及方志纂修者更加重视载录彝族各方面的文史资料。特别是近现代的西方和国内专家学者纷纷涉足彝族文化研究。由此可见，彝学作为研究和探讨彝族历史文化，从不同角度认识了解彝族的一门传统学问，可谓源远流长。从这个意义上说，彝学确实是一门古老的学问。那么，又为何把彝学视为一门新兴学科呢？作为科学意义上的一门独立学科，不仅要有研究对象和有人对其进行学术研究，而且要形成一支强大的专业研究队伍，还要建立专门的组织机构和学术研究部门，更需要系统的理论学说。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方面都要形成完整的科学体系，并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能够持续发展和不断开拓与创新。以此论之，虽然各个学科从不同的角度对彝族及其社会历史和传统文化进行科学研究的时间比较早。但是长期以来，许多研究者各有侧重，各取所需，极少进行综合考察和系统研究。加之各学科之间缺乏沟通和合作，没有形成研究队伍，也没有建立起专门的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更没有产生研究彝族及其社会历史与传统文化的系统完整的理论学说。直到20世纪80年代，一大批彝族和其他民族的新老知识分子纷纷加入到彝族文化学术研究的行列，诸多彝族文化研究机构的相继建立和学术团体的不断诞生，多种彝族文化学术刊物的创办，以及大批彝学论著的出版问世，使彝学在各学科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独立完整的学科体系。也就是说，彝学是在数千年彝族文化积累与一百多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彝族历史文化进行科学研究的基础上，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倡导继承人类文明成果，振兴民族文化、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的大好形势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

二
    任何一门民族学科的产生，都有其独特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彝学亦莫能例外。彝学正是在源远流长的彝族历史和博大精深的彝族文化基础之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彝族是我国民族大家庭中具有悠久历史的古老民族，也是祖国西南地区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彝族现有人口 7792300人，主要分布在云、贵、川、桂四个省区。彝族居住地区横跨云贵高原和横断山区向东延伸部分，自然环境复杂多样，既有崇山峻岭，又有宽广的山间河谷坝子；还有众多的江河湖泊。光热条件优越，气候冬暖夏热，属亚热带立体气候，从高山到河谷，分布着寒带、温带、亚热带气候，有的河谷四季炎热，而有的高山却终年积雪，有“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之说。适宜各种农作物生长，在园艺农业方面有极大的发展前景。原始森林广阔，有团花、滇金丝猴、大熊猫等珍稀野生动植物和鹿茸、麝香、熊胆、茯苓、三七等名贵中药材。有众多的草山、草坡和草坪，草场面积较为宽广，畜牧条件甚佳。彝族地区农耕畜牧并重的历史悠久，发展畜牧业有很大潜力。流经川滇彝族地区的金沙江及其支流，蕴藏着巨大的水利资源。彝族地区是我国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的主要产区，铜、铁、铝、锰、锡、铅、锌等数十种金属的储藏量在全国名列前茅。攀西地区是矿藏的“聚宝盆”，红河州的个旧市为“锡都”，黔西的六盘水市为“煤城”。这里地质结构复杂多样，在地下蕴藏着丰富的矿物，地面则呈现出石林、土林、瀑布、溶洞等众多天斧神工的自然奇观，成为“矿产王国”与观光游览的奇妙世界。

    彝族地区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既对人类的进化发展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也为人类的长期生存和各种文明的创建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这块古老神奇的土地，曾是古生物的乐园和古人类的摇篮。1亿多年前的禄丰恐龙及众多的古脊椎动物和1000多万年前的腊玛古猿就在这里栖息，170万年前的元谋人也在这里生活。仅楚雄彝族自治州境内，考古工作者已在元谋盆地发掘了下棋柳、大能禹、骂龙村、新村等八处旧石器文化遗址和大那乌中石器文化遗址，与此同时，在元谋及禄丰、南华、大姚、姚安、牟定、永仁、武定等地发现众多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及新石器时代的石棺墓葬群。这众多不同时代的文化遗存，反映了史前人类的进化发展过程。有史以来，诸多的古氏族部落在此活动，如百濮系统和氐羌系统以及百越系统的一些氏族部落曾在这里互相接触、融合、分化，除了形成当今西南地区的诸多少数民族之外，很大一部分先后融人汉族之中。由此可见，彝族居住的西南地区是亚洲人类的重要发祥地，又是古代多元文化的聚散地和分合点。它作为多重文化的积淀区，是我们探索人类奥秘和中国古代文明的圣地。彝族为西南地区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分布极广的民族。在如此生态环境和人类文化气息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彝族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彝族多种社会形态长期并存的特殊历史发展进程，为彝学研究提供了独具特色的社会历史背景。彝族是西南土著部落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与南下的古羌人以及周边其它部落和外来人群不断融合而形成的民族共同体。约在四五千年以前，分布在陕、甘、青一带的古羌人就开始南下。到了西汉，羌人的一支昆明与西南地区的土著部落融合，形成彝族先民——西南夷，其后不断有外来人群加入到这一民族共同体。据新发现的彝族古籍《夜郎史传》记载，西汉时候的夜郎国由彝族先民建立。汉至六朝，云南东部、贵州西部、四川南部，分布着被称为叟人的彝族先民，并建立了诸多地方王国。如：川西南的“邛都”，滇东北的“涝浸”、“靡摩”、“自杞”，滇池地区的“滇”等地方王国。彝族形成民族共同体之后，活动范围大体保持在我国的云、贵、川、桂四省区，并有一部分跨国分布于与中国比邻的印度支那各国。各地彝族都有始祖“笃慕”的传说，据传世较完整的水西安氏谱系计算，从“笃慕”至清康熙初年的安胜祖已经历了85代，约可上溯至战国前期。“笃慕”所生六子分别成为彝族六大部落各部的祖先。史称“六祖”。六祖的后裔从发祥地“滋兹普乌”（今昭通一带）向外迁徙，繁衍成各地彝族。彝族历史较早地出现游牧部落与定居农业部落的分化，产生了兹（君）、莫（臣）、毕（师）、革（匠）、卓（民）五种社会分工，并逐渐形成五个等级的分化。其中兹、莫、毕成为统治者，革、卓沦为被统治者。彝文著作则有“六祖”畜牧部落征服濮人农业部落的记载。东汉至魏晋时期，各地彝族先民中分化出一批叟帅、夷王，在征服当地诸多土著部落的基础上，已基本完成从原始部落向奴隶占有制的过渡。到了唐代彝族先民在西南地区的势力日益强大，约8世纪30年代，彝族 “蒙舍部落”首领皮罗阁建立了以彝族为主体，包括白族、纳西族等在内的南诏奴隶制政权，统治中心在今云南西部大理白族自治州一带，统治范围达到今云南东部、贵州西部与四川南部。南诏不断向唐王朝称臣纳贡，有10个王受到中央政权的委任和册封，曾两度和唐皇廷议婚，并且缔结了舅甥关系，立誓“子子孙孙永为唐臣”。南诏统一时期，云南各少数民族人民与中原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友好关系，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唐天复二年（902年），南诏覆灭。两宋时期，大理段氏政权，在彝族地区依靠部落首领统治其属民，号称东方三十七部，段氏与之会盟史称三十七部会盟。而四川的戎（宜宾）、沪（沪县）、黎（汉源）三州的彝族先民，则处在宋王朝与大理政权之间，出现了强大部落，部落统治者史称“鬼主”。贵州彝族建立的罗施鬼国和罗甸国在宋代也是较强大的地方政权。元代（1253年）蒙古骑兵自四川分三道进攻云南，彝族地区出现比较松散的反蒙古联合，并有“罗罗”的统一族称。元朝在彝族地区实行土司制度。1263—1278年，相继在今云南的开远、武定、楚雄、大姚、建水、昭通、东川；四川的越西、西昌、屏山；贵州的大方、威宁等地设立彝族土司。根据彝族部落酋长的领地和管辖范围，册封宣慰司、宣抚使、土官总管府、土官知府等官衔。元代的近百年间，由于战争与自然灾害频繁，彝族地区的社会生产从繁荣转向日趋凋零。明代的276年间，地跨云、贵、川三省的水西（大方）、乌撒（威宁）、乌蒙（昭通）、芒布（镇雄）、东川（会泽）、永宁（叙永）、马湖（屏山）、建昌（西昌）等地各彝族土司（兹莫）连成一片，相互支援，保持着基本上相同的奴隶制度，与低下的社会生产力相适应。各彝族地区基本上可以划分为土司及黑骨、白骨与家奴3个等级。在上述等级关系的基础上，明代水西、建昌、乌蒙等地彝族的土司制度仍然属于奴隶制性质。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在彝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土司、土目以及奴隶主势力受到沉重的打击，部分地区由此逐步向封建制过渡。总的说来彝族的社会发展极不平衡，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彝族分别处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如云南、贵州的广大彝区与全国的社会发展基本一致，在彝族上层集团内部开始产生资本主义萌芽，而四川大凉山和云南小凉山的彝族处在奴隶制阶段，云南红河南岸地区和滇东北部分地区的彝族处于封建领主制阶段，很少的一部分彝族地区还处在原始社会阶段。

    新中国建立以后，彝族地区分别跨越了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与全国各民族一道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彝族地区相继解放。1949年10月在云南执政的彝族上层宣布云南和平解放。1950年12月成立西昌专区各族人民联合政府。1952年10月凉山彝族自治州成立。川滇大、小凉山和滇南部分彝族聚居区的解放和民主改革都采取和平协商的和缓办法。即：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采用尊重和使用彝文，废除国民党政府和军阀强加于各族人民的各种苛捐杂税，取缔和更改那些封锁、限制和侮辱彝族人民的碑记和地名，妥善安置彝族土司、家支头人等上层人士，帮助调解冤家纠纷，发放各种救济物资，组织民族参观团到内地开阔眼界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办法。彝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和土地改革的时间跨度比较长。云南内地彝族和贵州广西的全部彝族地区于1952年至1954年初，进行了土地改革。云南红河自治州的石屏、河口与红河南岸4县，以及思茅专区的江城自治县等边疆地区于1954年底至1956年初进行了和平协商土地改革。在四门省大小凉山地区、西昌专区和云南省宁蒗彝族聚居地区，于1956—1958年进行了奴隶制地区的民主改革。解放后在彝族地区大力推行民族区域自治。1951年 5月成立峨山彝族自治县，1954年 5月成立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1954年 11月成立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1956年9月成立宁蒗彝族自治县，1956年12月路南彝族自治县，1957年11月成立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1958年4月成立楚雄彝族自治州。1979年12月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成立，1980年11月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元江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同时成立，1983年峨边彝族自治县、马边彝族自治县成立，1985年11月禄劝彝族民族自治县成立，1985年12月普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景东彝族自治县、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成立，1990年5月镇源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成立。彝族干部在自治州、自治县的政府、人大、政协等任主要领导职务，云、贵、川三省都有彝族干部担任省级领导。各级重大会议都有彝族代表参加会议。彝族地区逐步建立了一支适应现代化建设的干部队伍，实现了彝族人民当家作主和参政议政以及区域自治，使彝族地区的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语言文字的应用和文化教育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50年代初，中央派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四工作队，对云、贵、川、桂四省区的彝语文进行了全面的调查研究。1974年四川省建立了四川凉山彝文规范工作组，对原彝文进行科学的整理和规范，制定了《彝文规范试行方案》。1980年，国务院正式批准这个《彝文规范方案》在彝语北部方言区推广使用。80年代初，凉山州委和州政府大力推行规范彝文的工作。自治机关在执行公务中坚持使用彝语文；彝族聚居区普遍推行“双语”教学体制，使彝语文教学正规化；狠抓了彝族农村的彝文扫盲工作，使75％以上的彝族青壮年农民认识了彝文；编译出版中小学校使用的各种彝文教材、课本和科普、政治读物；配合彝文推广和使用，编印了《彝汉词汇》；中央民族学院和西南民族学院开办了彝文班、彝文文献班；成立了四川省彝文学校；创办了《凉山日报》、《凉山文学》的彝文版；编著了《彝汉词典》、《汉彝词典》、《彝文检字法》等工具书；编译各种彝文农村读物及科普书籍，如《农业生产通俗读物》、《农村生产技术培训教材》、《凉山畜牧业科普丛书》等20余种。90年代，通过计算机处理彝族文字信息的工作取得重大突破，发明了彝文计算机输人法，与汉字、西文统一编码，共用字库，实现了输入、储存、显示、混合排印等多种功能。云南省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指导工作委员会1982年决定彝语北部方言区的彝族可用凉山规范彝文外，其他五个方言区则在原有彝文的基础上，规范一种以表意为主的彝文方案。同时成立了云南省彝文规范工作领导小组，并从各地借调20多名专业人员开展彝文规范工作。目前还成立四省区彝文协作领导小组，研究彝文统一事宜。1983年，成立了川、滇、黔、桂四省区彝文古籍整理出版协作组，负责四省区彝文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各有关部门先后编辑了《北京现存历史文献的部分书目》、《贵州彝文古籍目录》等书目文献；翻译整理了《勒俄特依》、《阿细的先基》、《梅葛》、《查姆》四大史诗和《阿诗玛》、《妈妈的女儿》、《我的么表妹》、《逃到甜蜜的地方》四大叙事、抒情诗，以及《彝文（指路经）译集》、《彝文文献译丛》、《爨文丛刻》（增订本）、《西南彝志》、《彝族源流》等百科全书。近年还翻译整理了文艺理论著作《彝族诗文论》和历史书《夜郎史传》等一大批珍贵的古籍文献。特别是编纂出版了古籍翻译、整理工具书《彝汉简明词典》、《彝文简明字典》、《彝文字典》、《彝文经籍文化辞典》等。其中一些古籍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贵州省毕节地区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在彝文古籍整理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 

    彝族地区的文化体育机构进一步建立健全，凉山州、楚雄州、红河州成立了以彝族为主体的民族歌舞团，成长起来了一批艺术工作者，给社会奉献了大量的精神食粮。凉山州体委挖掘整理出彝族式摔跤“格”，建立了“格”训练基地。“格”已被列为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比赛项目。凉山州民族电影公司用彝语翻译了大量汉语片。国内一些电影公司与彝族地区政府合作，拍摄了反映彝族生活的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阿诗玛》、《春香夫人》、《大凉山传奇》、《彝海结盟》等。凉山歌舞团整理出彝族民间舞蹈，“达体舞”已经成为凉山州和其他彝族地区群众娱乐、健身项目，受到其民族广泛欢迎。许多传统节日赋予了新的内容，凉山州和楚雄州都把彝族传统节日“火把节”列为本州的主要节日，每年在火把节期间，组织大型的文娱与经贸结合的节庆活动。凉山州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把火把节举办成“国际火把节”。利用民族传统节日的文化魅力，吸引了国内外大量游客和投资考察者，，实现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目的。从而，既促进了民族传统节日的改革创新，又推动了彝族地区精神文明建设的步伐，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和文化振兴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彝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灿烂辉煌的民族文化，为彝学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内容和有别与其它学科的研究对象。在彝族诸多文化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彝族的天文历法。在长期从事畜牧与农耕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彝族先民积极探索宇宙奥秘，注重对天象与季节变化的观察，力求系统全面地掌握自然规律，并善于对已知的各种知识进行认真的分析和总结。因此，积累了丰富的天文学知识，并创立了本民族的历法系统，形成独具特色的天文学体系和历算方法。彝族曾经使用过两套具有典型意义的历法系统，即：“十月太阳历”和“十八月太阳历”。前者将一年分为10个月，一月为36天，年末剩余的五至六天作“过年日”。过年日通常为五天，每隔三至四年增加一日为六日。平均每年为365．2422日，与太阳回归年接近。“十月太阳历”以十二属相纪日（各地十二生肖的畜兽有所不同），一月为3个属相周，一年正好30个属相周，一年又分为五季，每季两个月，双月为雌，单月为雄。此历法以太阳运动定冬夏，以北斗星的斗柄指向定寒暑。后者把一年分为18个月，每月20天，全年360天，年末剩余的五天作过年日。18个月的名称顺序是：吹风月、鸟鸣月、萌芽月、开花月、结果月、天朝月、虫出月、雨水月、生草月、鸟窝月、河涨月、虫鸣月、天晴月、无虫月、草枯月、叶落月、霜临月、过节月。一月20天的名称顺序是：开天日、辟地日、男子开天日、女子辟地日、天黑日、天红日、天紫日、火烧天日、水冷日、洪水日、葫芦日、伏秦皇帝日、伏益姐妹日、寻觅人日、野蜂日、蜜蜂日、出人日、天窄日、地宽日、地缩日。近代大部分彝族地区使用汉族的农历，传统的火把节逐渐固定在农历六月二十四日举行。“星回节”即“彝族新年”的日期，从农历十月至正月很不统一，这是彝族传统历法受到农历影响而产生的变异。然而，在部分彝族地区至今还使用上述历法。在著名的彝文典籍《西南彝志》和《宇宙人文论》两书中用大量篇幅论述彝族天文历法；近年还发现用彝文编著的古代天文学典籍。民间观测季节变化，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以山头为坐标，定点察看太阳升起时的南北移动位置，当太阳达到最南点为冬至，太阳达到最北点为夏至。另一种是观测北斗星的运行，傍晚星斗初现时，斗柄上指为大暑，此时过火把节；斗柄下指为大寒，此时过星回节，即十月年。另有“三石法”、“墙洞法”等。彝族还有“物候定农”的传统，故彝谚云：“听见布谷叫，应该种地了；听见蝉儿鸣，该锄二道草；听见金针叫，开镰收割好；听见乌鸦叫，天寒地冻了。”彝文典籍《西南彝志》记载：“树木开花时，就叫春三月；树木花谢时，就叫夏三月；树果成熟时，就叫秋三月；树叶枯降时，就叫冬三月”。彝族划分时段也很有特点，有的将一天分为十一个时段：鸡叫时、天微明时、天大亮时、放牲口时、日当顶时、太阳偏西时、收牧时、黄昏时、人睡时、深夜时。也有的把一天分为八个时段：早晨、上午、中午、下午、傍晚、黄昏、半夜、鸡叫时。彝族的二十八星宿占法也别具一格，其星座也有特殊的名称。如：鹦鹉头、鹦鹉翅、鹦鹉腰、鹦鹉尾、熊胸、熊背、公熊神、母熊神等。总而言之，彝族的天文历法体系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独树一帜。

    彝族的传统节日作为民俗事象，即是展示和延续彝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形式，又是外界认识了解彝族文化和体验彝族民间生活的窗口。总的说来彝族的传统节日大致可分为若干大类：第一类为生产性节日，如剪羊毛节、采药节、颂牛节、拉麻节、插秧节等；第二类为社交娱乐节，如赛歌会、情人节、姑娘节、赛马节、赛装节、赶花节、开新街、拜姑爷节、斗牛节等；第三类为纪念性节日，如插花节、服装节、二月八、三月会等；第四类为庆贺性节日，如彝历年、老年节、尝新节、新米节、新麦节等；第五类为祭年巨性节日。如火把节、密枝节、祭公节、跳公节、七月十四等。在众多传统节日中，彝历年（彝族新年）和火把节最隆重。

    彝族的人生礼仪，内涵丰富、形式多样，颇有民族文化特色。在众多的彝族人生礼仪中最主要的有：吉祥神秘的诞生礼、庄严肃穆的成年礼、热烈多彩的婚礼、隆重繁复的丧葬礼等。报生礼——彝族在婴儿降生后，第三天要祭祖祖灵、宴请亲族、为婴儿剃胎发和佩带手银，在第五日、第七日或第九日要行命名礼。彝族男子命名，实行父子联名制，这已有悠久的历史，每个氏族都有世代相传的父子联名谱，如贵州水西安氏的父子联名达一百多代。又如滇南彝文典籍中载有300多代的父子联名谱。成年礼——彝族的成年礼主要有“换裙子”与“换裤子”两种礼仪。女子的“换裙子”仪式在15至17岁之间举行；男子的“换裤子”仪式一般在9岁、11岁或13岁时举行。特别是彝族的婚姻礼仪，形式繁复，内涵丰富。解放前彝族以“一夫一妻制”为主，多行“同族内婚”、“等级内婚”、“氏族外婚”、“姑舅表优先婚”、“姨表不婚”。旧时婚俗形式有“抢婚”、“配婚”、“服务婚”、“交换婚”、“转房”、“入赘”、“逃婚”等。婚前社交虽有“公房”、“夜会”、“歌场”、“节日”等众多场所和机会，但必须遵循一定的礼节。如滇东南一带“公房”活动，只限不同宗族的未婚青年参加，同宗族的青年男女忌讳同时在一个公房里对歌，婚前礼有“确定婚龄”、“取兆合婚”、“定亲行聘”、“择定婚期”等；正婚礼有“背新娘”、“泼水”、“抹花脸”、“抢马鞍”、“对歌”、“哭嫁”、“婚宴”、“搭青棚”、“赐新娘名”等；婚后礼有“回门”、“坐家”等。丧葬礼仪更是彝族诸多礼仪中，程序最多、内容最为丰富。概言之，彝族的葬式有“树葬”、“陶器葬”、“岩葬”、“水葬”、 “火葬”、“土葬”等；丧礼程序为：放含口银，净尸理遗容、穿寿衣、入棺。此后，举行一系列隆重的吊丧和祭奠活动，如家人亲友吊丧哭唱、供物献牲以及举行献药、献酒、献饭、献水、献茶、招魂、指路、开路等多种仪式。每项仪式都要念诵古彝文经书，各项祭仪完毕，须恭请祭师和舅家分别砍倒祭棚前面的两棵青松，才能出殡。葬后要举行安灵仪式，即制作死者灵牌，安放在正房堂屋高墙祭台上供奉。 

    彝族社会活动和日常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禁忌，如：忌食灵掌类和猫、狗、马、水牛、虎、豹、豺、狼、鹰、乌鸦、喜鹊、麻雀、蛙、蛇等一些飞禽走兽及爬行动物；忌讳女人跨越男人衣物；忌讳女客人上楼；忌讳女人抓摸男人头上的天菩萨；忌讳地位低下的人触摸主人的头；忌讳跨越火塘和锅桩；忌讳人的影子被他人踩踏等等。诸多独特的禁忌，是研究彝族古代图腾崇拜、生活习惯、伦理道德观念的重要内容之一。

    彝族信奉的传统宗教是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多神教，属于原始宗教的范畴。这种宗教观念认为万物有灵，灵魂不灭，世上的万事万物都受神灵的主宰，人的一切活动具受神力的支配。因此，只有虔诚地信仰和把奉各种神灵，才能安居乐业。在各种活动中难免冲撞和触犯某些神灵，也时常会遭受一些鬼怪的伤害和纠缠。这就需要祈祷神灵保佑和宽恕及驱赶鬼怪、解除冤孽。于是出现了一系列宗教法事以及祭祖仪式和各种占卜与巫术活动。彝族过去主持和从事宗教活动的人，分别称之为“呗髦”或“毕摩”与“纳尼”或“苏里”。前者掌握彝文宗教经典，主持各种重要的宗教祭把活动，有特制的服装和法器，是彝族的宗教领袖，肩负宣扬和传播彝族传统文化的重任。古代多为世袭制，父子相传，有严密的等级观念。后来其社会地位逐渐低落，家学外传、收徒授业之风日盛。后者如同北方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的“撒满”，类似于汉族的“端公”、“师娘”。从事巫术活动，不需要专门学习。认为原来作“纳尼”的人死后，纳尼神灵可以随时附在某人身上，使其疯癫发狂，处于精神病状态，充当纳尼神灵的代言人。在纳尼神灵附体时，家人愿意让他作“纳尼”，可以举行拜师仪式。病愈后，需要作法时，举行请神仪式，纳尼神灵就会降临，助其作法。如果不愿意作“纳尼”，可以举行祭祖仪式，请纳尼神灵离开病人，另找继承人。“纳尼”虽为人们所需要，但社会地位并不高。在彝族宗教观念中，祖先崇拜为首要。超度祖先亡灵，使其化为家神保佑全家平安，继而举行氏族公祭，把家中供奉数代的祖灵移至氏族饲堂——祖先岩洞，意即让祖灵与本氏族其他祖灵共同升迁为氏族保护神。这一观念反映了彝族祖先崇拜中的近祖崇拜与远祖崇拜两种形式及其目的和意义。在彝族灵魂观念中，有“三魂说”和“两魂说”。前者认为：人有三个魂，一称“寅益”主聪明才智；二称“焦益”主运动行走；三称“受益”主躯体容貌。人死后“受益”守坟莹，“寅益”居家堂，“焦益”赴祖先发祥地。后者认为：人有两个魂，男人和女人的灵魂也有区别。男人的灵魂：一个叫“衣那”，附于人体保佑健康；另一个叫“曲谢”，跟随人左右保佑成功发财，被视为男人的财神。女人的第一个灵魂与男人相同，也叫“衣那”；第二个则叫“格非”，跟随人左右，保佑生育，被视为女人的生育神。在彝族传统宗教的思想体系中，虽然保留了较多的原始成分，但是也渗透了一些佛教、道教等的思想内容，也不可能不受到彝族社会变迁等诸因素的影响。因此，彝族传统宗教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其间已注入了许多人为的迷信成分。故有研究者将其称之为准宗教。虽然，自唐朝以来，部分彝族开始接受佛教和道教；西方基督教传入中国后，有些彝族又去信仰基督教。但是，彝族传统宗教始终在本民族中占主导地位。

    彝族文学在彝族文化中所占的比重极大。彝族不仅拥有许许多多口头流传的民间文学作品，而且保存着大批文学典籍。彝族文学大体上可分为三大类，即：用老彝文写成和用汉文写成的书面文学及用口耳相传的民间文学。这三类文学作品中，民间文学最引人注目。因为，彝族民间文学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浓郁的乡土气息，与彝族人民的生活紧密相连，深深地植根于彝族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是认识和研究彝族历史、文化以及风俗习惯、心理状态的宝贵材料。彝族民间文学，内容丰富、体裁多样、形式齐备，包括神话、传说、歌谣、史诗、叙事诗、谚语、格言、寓言、童话等等。无论是用文字记录下来的，还是口头流传下来的，都深受彝族人民欢迎。彝族不仅拥有丰富多彩的文艺作品，而且有自己独立完整的文艺理论体系，全面系统地归纳和总结出创作原则和具体方法，这方面的论著有《彝族诗律论》、《彝族诗文论》J论历史和诗歌的写法》等。

    彝族的青铜器、漆器和金银首饰以及针织、刺绣、编织等手工艺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彝族地区出土的古代青铜器，其铸造技术和制作工艺已达到很高的水平。现实生活中尚存的饰物及服装刺绣品也十分精致美观，其工艺之高，深受国内外朋友的赞誉。彝族的雕刻、剪纸、绘画等工艺美术也很有特色，有许多古代作品存世。又有一批新人继承彝族传统工艺美术，制作出精美的工艺品和创作更多的美术作品装点现实生活。

    彝族人民能歌善舞，各种歌舞常有音乐伴奏。古代村社设有固定的歌舞场所，彝语称“巴交”（歌场）。举行各种集会、庆典，大多以歌舞助兴，就是在丧礼上，也要载歌载舞。彝族地区的《南诏奉圣乐》（夷中歌曲），早在唐代就到中原表演。彝族民歌种类颇多，大致可分为叙事歌、情歌、苦歌、劳动歌、儿歌、风俗歌、婚礼歌、丧礼歌、宗教祭祖歌等。乐器有：牛角胡琴、四胡、巴乌、马布、葫芦签、大三弦、铜鼓、克谢觉黑、笛老挪、彝萧、非里、口弦、叶笛、布里拉、克拉蒙等。乐曲有：独奏曲、合奏曲、舞曲等。彝族舞蹈既可分为歌舞和乐舞，也可合二为一。彝族歌舞，又称“打歌”或“踏歌”，历史十分悠久，可上溯至唐代以前，尚有南诏时代的踏歌图和诸多地方志的记载为证。这一传统的民族歌舞至今广泛流行各地彝族地区，只是其名称因地而异，分别被称之为“打跳”、“左脚舞”、“跳歌”、“跳芦签”、“阿乖乐”、“锅桩舞”等。除此之外，还有“四弦舞”、“乐作舞”、“朵洛荷舞”等乐舞和各种“仪式舞”。

    彝族服饰因地而异，因支系有别，多姿多彩、鲜艳夺目，富有古朴的文化韵味。彝族的传统服饰，男女有显著区别。男人头饰多蓄发椎髻于头顶，彝音读作“字尔”或“字木”，译作“天菩萨”或“指天刺”。多用黑色布缠头，并以头帕顶端裹成一尖锥状，置于头帕左端，彝音读作“卓贴”，译称“英雄譬”。男子耳饰多在左耳佩带大耳环，其质料依贫富而定。女子蓄发以后，梳成单辫垂于脑后，并缠绕在头上；出嫁时梳成双辫。头上饰物则因地而异，以及年龄长幼和婚前婚后有别。如云南彝族地区小女孩多戴鹦鹉帽，青年女子戴三节帽或鸡冠帽，老年妇女多以黑色头帕缠头。女子耳饰左右都佩带耳环或耳坠，式样各异。男女都可戴手锡和戒指，质料有金、银、铜、象牙、玉石等。男子上衣大襟右袄，下着大裤脚或小裤脚长裤。女子上衣大襟右衽，领口周围饰以金、银、珠宝等饰物，并在胸部、背部和衣襟等边缘以刺绣补花为饰。大部分彝族地区妇女多系围腰，以银链作围腰链，在围腰的中间刺绣各种精美图案，围腰带上也刺绣花鸟图案。下穿百格裙或镶边裤，常在裤腿外侧中央刺绣精美图案。在凉山区有披披毡和羊皮御寒的习惯。 

    彝族饮食的传统习俗，蕴涵着独特的文化气息。彝族的饮食用具别具一格，木钵、皮碗、竹饭盒、鹰爪酒杯、牛角酒杯等很有特色。彝族的主食以大米和玉米、养麦等面粉制品为主，部分彝族地区兼食土豆，其主食的煮制方法多样，不拘一格。副食以豆类为主。蔬菜有青菜、白菜、萝卜等。在待客、庆典时，饮食以丰盛为荣耀，饮酒不讲干杯，只求不露碗底，其他肉食也不能露盘底，要不断添加酒菜，让就餐者吃饱喝足。招待贵客，以宰杀牛羊为盛情。肉食的烹煮方法是将牲畜剥皮或脱毛洗净剖开取出肚杂收拾干净，根据锅的大小将其分解成若干块儿和肚杂一起下锅煮。煮熟后捞出来，切成大块儿拌作料而食者，称“而陷肉”；将肉和肚杂切成小块儿，下锅再煮的，称为“全牛汤锅”、“全羊汤锅”等。旧时以三岁龄的乳阉牛（将公牛犊阉割后不役使、不放牧，一直圈起来用牛奶和豆浆喂养大的牛）为招待客人的最好牲畜。近现代多以烧乳猪和杀羊、鸡待客。在日常生活中，彝族善于制作各种胶制蔬菜和肉食，居住河谷炎热地带的彝族胶制肉食非常独特，将肉切成块儿拌作料，装人罐中封口后，埋于地下保存。彝族在现代膳食佳肴的烹调方面也有自己的独特风味，既保留传统风味，又借鉴和吸收其他民族风味，形成独立的菜系。彝族特色菜肴有：肝生、芭蕉茎生、骨头生、吹肝片、油煎席子干巴、酸糯米肠、树花肝生、火把羊肉、油煎蜂蛹、油炸香椿、烤乳猪、油煎乳扇等。

    彝族的民居具有显著的地域风格和浓郁的民族文化色彩。彝族非常讲究居住地的选择，若是部落酋长或氏族首领率众迁徙，必须选择水丰草茂，宜耕宜牧，又有丰富矿产资源的地方定居。一般村庄选址，则多选择山清水秀，后有靠山，前面视野开阔的山间平地。古代酋长、首领和贵族住房多建成九重堂，一般富人多建两重堂。普通百姓则喜建四合院，以土筑墙或土坯子砌墙，以松木为屋架，以瓦或木板盖成的尖顶房，叫瓦房或木板房；以泥土盖成的平顶房，叫土掌房。正房中央设一火塘，塘内支三个锅桩石，常年生火，供全家取暖做饭。火塘边就坐，很讲究坐位，以抢位和坐错位为失礼。

    彝族地区风光秀丽、景色壮美、古迹众多、文物丰富，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交相辉映，构成一道道旅游观光的风景线，吸引着国内外各界朋友前来观光考察，并领略彝族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和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以及各种自然奇观。如黔西北彝族地区的“百里杜鹃花”为天然花木园林，闻名全国。滇东南石林县的“大小石林”和滇北元谋盆地的“土林”为天斧神工般的自然奇观，闻名中外。滇东北禄劝县境内的“乌蒙轿子山”景区的最高峰马鬃岭海拔高达4247米，终年积雪，是西南名山之一，亦为彝族敬仰的圣山。滇东南和滇南等地的“阿龙古洞”、“白龙洞”、“燕子洞”等溶洞，如同地下宫殿，为、云南的重要旅游点。贵州彝族地区的“咸宁草海”、四川凉山彝族地区的“邓海”、云南红河彝族地区一的“异龙湖”等湖泊已开发为旅游区。云南的哀牢山、云贵的乌蒙山与金沙江流域、红河流域有众多’的风景区，已经开发或正在开发。禄丰恐龙化石博物馆、禄丰腊玛古猿遗址和元谋盆地的元谋人遗一址、小横山旧石器遗址、四家村旧石器遗址、大墩子新石器遗址、方家屯新石器遗址等是考察和探讨古生物与人类史前文化的重要基地。滇西彝族地区的南诏发祥地龙字图城遗址和南诏铁柱、南诏德化碑、剑川石钟山石窟、四川凉山彝族地区博什瓦黑石刻画像、滇北彝族地区的武定狮山正续寺。滇西彝族地区的大姚白塔都是著名的人文景观和重要文化遗址；解放以后新建的四川凉山彝族妩隶制博物馆、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博物馆、楚雄彝族太阳历文化园、贵州水西彝族女杰奢香博物仪等，分别收藏丰富的彝族历史文物，充分展示悠久的彝族历史和博大精深的彝族传统文化。

    彝族在长期的社会发展进程中，畜牧与农业并重，注重金属冶炼和器物、工具铸造，以及熬制食盐的历史相当悠久。特别是较早地创造使用文字，记载历史、著书立说，留下丰富多彩的文化典籍。加之彝族曾经在我国的西南地区建立过诸多大小王国，形成宗教习俗、医药科学、天文历法、哲学观念、礼仪制度等一套十分完备的文化体系。彝族地区的土司制度，以及残存的封建领主制和奴隶制社会形态和彝族的毕摩文化、民俗文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青铜器及铜鼓文化等颇具特色。彝族所独有的文化传统是中国文化百花园中一朵绚丽的奇葩，也是彝学的主要研究对象。

三
    现代彝学研究发端于语言学和民族学等学科对彝族及其文化的科学研究，其研究历史可以追溯到一百多年前。从19世纪中叶开始，彝族及其文化就被纳入科学研究的轨道，经历了举步维艰的漫长历程。虽然，进展缓慢，研究成果也很有限。但它毕竟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为现代彝学学科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早在19世纪60年代，彝族及其文化就已经成为西方国家进行社会调查和人类学考察研究的重要对象。从此，拉开了彝族及其文化学术研究的序幕。19世纪后半期，法国人先后多次深入彝区，调查彝族社会历史与风情民俗，搜集彝文典籍。如：1867年，法国人杜达尔·特拉格来、安邮德、拉波特、儒贝尔、托雷尔等相继从越南进入云南。其中以特拉格来所到之处最多，他从元江河谷到大理，再转凉山会理，又到昭通、大关，再去宜宾，沿途搜集了彝族地区的人文、自然、语言、文字等方面的资料。1890年法国亲王奥尔良深入彝区，曾到过四川凉山和云南思茅、蒙自一带，搜集了一大批彝文手稿，运送给巴黎东方语言学会图书馆。法国人沙尔雅，也曾到云南武定、禄劝一带复制彝文碑刻，并从汉人手中搜罗各种彝文碑文和彝文典籍。在此期间，彝文典籍研究方面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就，有一些很有影响的论著先后问世，如《华西的倮字》（1882年）、《倮倮及其韪书》（1882年）、《云南保保文研究》（1899年）、《倮语研究论文集》（1899年）等等；出现一些在彝族文化研究方面颇有建树的学者，如法国人享利·科尔迪埃于1909年在他所主持的《 随报》上发表了他的研究论文《倮倮的现时形态问题》文中不仅综述了当时国外学者对彝族文化的学术研究情况及其研究成果，而且还具体论述了彝文在历史上的使用。 美国学者哈里·伏兰克在他的著作《华南漫游记》中比较客观地介绍了彝族的情况。文中称彝文为“诺苏文”，并说：“这种文字单音节，有五音，无字母，是表意字而不是表音字，比汉文更简单，很有点像史前的象形文字。” 保禄维亚尔在云南路南彝区生活了30年。他专心学习彝族语文，能说一口流利的撒尼彝语。对彝族的社会历史与语言文字进行调查研究。特别是在彝文典籍的整理研究方面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在当时影响很大。他把彝文原著翻译为法文之后，以彝文和法文对照形式公开出版。如《宇宙源流》一书中收录了《大地起源》、《洪水泛滥》等彝文经典。他著有《倮倮的历史·宗教·习俗·语言文字》、《云南彝族文字研究》、《彝语语法》、《法倮字典》等书。他的论著引起了许多学者的重视，为当时的彝族文化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实地调查资料和文献依据。法国文学院根据他的学术成就，授予他文学博士学位。

    1928年．我国著名民族学家杨成志先生，受原中央研究院和广州中山大学之派遣，前往西南彝区从事民族调查。他在深入彝村山寨的田野考察中，特别注重彝文典籍的搜集与研究。著有《云南罗罗的文字》、《中国西南民族中的罗罗族》、《罗文起源及其一般内容》和翻译注释的《彝文〈十二生肖经〉对译》。他的学术成就对后来的彝文典籍和彝族传传文化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杨先生本人也经过两年彝文典籍的田野考察和短暂的研究之后，将这方面的学术研究成果带到国外，留学深造，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曾获得民族学等方面的博士学位和高等院士文凭。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民族学家。

    1930年，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丁文江先生，趁地质调查工作之余，从事彝文典籍的整理研究工作。他先后收集若干部彝文典籍和碑铭，邀请彝文经师罗文笔先生把部分经书翻译为彝汉文对照，并用字母注音的四行体译本，为彝汉文对照科学本开创了先例。丁氏主编的这部彝文与汉文合壁的巨著——《爨文丛刻》，于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之后，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极大影响，后人研究彝族文化，常采用（丛刻）中的文献资料。正如马学良先生在《边疆语文研究概况》一文中所言：“丁氏之功固不可没，而罗文笔尤可谓翻译倮（彝）经的开山祖。”

    20世纪30年代后期，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等原因，国际学术研究环境恶化，必然影响到对彝族文化的学术研究。当国外对彝族文化的考察和学术研究开始冷场的时候，国内学人则开始对彝族传统文化和彝文典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北方领土不断沦陷的严峻关头，西南彝区成了抗日战争的大后方和坚强的民主堡垒。北京、天津等地的大专院校，经过长途迁徒，在昆明成立了西南联大，将许多著名学者聚集于昆明。时逢彝族上层集团在云南当政，大力倡导民主之风。自由民主的环境为学人们创造了施展才华的天地，许多有志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专家、学者纷纷深入到彝村山寨。他们在人类学、语言学等西方学术思想和先进理论与科学方法的指导下，对彝族的社会历史、语言文字．宗教礼俗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多侧面、全方位的考察和专题研究，使彝族文化研究热潮再度掀起巨浪。这个时期，高华年、马学良、马长寿、余学良、傅懋?、林耀华等一大批著名专家学者纷纷涉足彝族文化研究。其中调查研究彝族语言文字和传统文化最深入、时间最长、成果最显著者，首推马学良先生。他在导师李方桂指导下进行撒尼彝语研究，撰写以《撒尼倮语语法》为题的硕士论文，并著有《撒尼语文研究》一书。之后于 1941年冬天深入滇东北彝区调查黑彝语文，历时近两年。先在寻甸县记录凤仪乡阿世卡村及洗马宁村的黑彝语言，继之在鲁公村从呗耄（黑彝的巫师通晓经文者）学习彝文。其后又到禄劝团街乡安多康村及武定县暮莲乡万德村，与人合作翻译彝文经典和搜集彝文图书。后来他将收集到的两千多册彝文古籍，分藏于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及北平图书馆和北大、清华、南开等图书馆。马先生曾根据两千多册彝文古籍的内容进行分门别类，指出彝文经典的种类约有祭经、占卜、律历、谱碟、伦理、古诗歌、历史、神话及引文翻译汉籍等经书。进而他对彝文典籍和彝族传统文化作了比较深入系统的考察，并进行全面的研究，发表了许多论著，反映了当时的学术研究水平。

    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由于当时对彝族传统文化及其典籍文献的文化内涵和学术价值认识不足，处处以阶级斗争的立场观点和形而上学的方法衡量和对待。甚至出现完全否定彝族文化和彝文典籍的错误观点。于是三四十年代在彝族文化及彝文典籍整理研究方面颇有成就的人，到了50年代，除了把原来的调查材料加以整理发表之外，不再作深入的研究。50年代初在彝族文化研究和彝文古籍的聚集与整理方面曾有过短暂的机遇。当时来京的各地彝族代表，以彝族文化典籍作为珍贵的礼物，敬献给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现在民族文化宫、中央民族大学博物馆等处所藏的彝文典籍，多数是毛主席和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有关部门当年转赠入藏的。再者，为了民族识别、史书编写以及语言文化教育的需要，进行过大规模的社会历史调查和民间文学采风等活动。在此期间《阿诗玛》的整理者根据民间口碑资料和彝文翻译材料将其搬上文坛，使阿诗玛的恋歌回荡在祖国大地，乃至飘向海外。更值得一提的是，毕节地区成立了彝文翻译组，并翻译注释了《西南彝志》等一批彝族文化典籍，受到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当时，彝族文化的研究者主要投入语言调查、民族调查，为民族识别与新彝文的创制寻找依据；从事社会历史研究，则多倾心于对阶级关系和政治、经济方面的考察分析。尽管如此，也或多或少地涉猎到一些传统文化方面的内容。如凉山奴隶制研究离不了家支制度和有关礼俗及习惯法的考察。因此，不可能完全摆脱彝文典籍中的文献资料，特别是历史研究，最注重文史资料，更赖于文字依据，所以离不了彝文史籍中的史料。如 60年代编写的《彝族简史》和方国瑜先生的彝族史讲义等大量使用彝文典籍中的资料。这个时期还培养了一批中青年学者，为彝族传统文化研究和彝文典籍整理工作的再度兴起积蓄了力量。如中央民族学院50年代培养的彝语文专业学生充实到了有关教学科研单位，第四语文工作队的调查与实践也锻炼了一批彝汉学者，为80年代彝学的崛起作了许多必要的准备工作。著名彝文典籍翻译家罗国义先生就是在这个时期，从事《西南彝志》等一批彝文典籍的翻译注释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古籍整理与翻译注释经验，编纂出一部收字七千多的彝文字典。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的施学生先生，为配合民间文学调查工作，曾翻译了大批彝文典籍中的文学作品。一批解放后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彝族知识分子在从事各项人文学科的研究过程中逐步对彝族传统文化及彝文典籍产生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并激发出抢救彝族文化遗产、研究彝文典籍、弘扬彝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强烈责任感。他们为彝族文化的研究工作，奔走呼吁，奋笔疾书，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唤起彝族人民注重本体文化的意识，改变了许多错误观念。在抢救彝族文化遗产的宣传组织方面，果吉宁哈先生做了大量的工作，他早在中国人民大学期间，已开始着手彝文及其典籍研究，从哲学的角度对彝文及其典籍进行考察，对彝文的社会功能和彝文典籍的学术价值予以充分的肯定。刘尧汉先生用彝文宗谱论证南诏族属，也唤起了许多学者对彝文典籍资料的重视。冯元慰等一批彝族著名学者率先译注和研究彝文典籍，带动了一大批中青年学子涉足于彝族文化的研究工作。在这个时期内，彝族文化研究方面有起有落，有成功的地方，也有遗憾之处。这个时期的彝族文化学术研究本应大有作为，但是不尽人意。因为千百年来，彝族人民长期遭受国内外的民族压迫，使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历尽摧残，处处遭到鄙视和压抑，没有得到弘扬。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彝族地区先后获得解放，许多偏僻落后、长期封闭的地区，与外界有了更多的接触，外界也有更多机会和条件深入彝区了解彝族社会历史与传统文化。彝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彝族传统文化也是整个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中国的天地里应大展宏图，尽情表现其浓郁的地域风格和民族特色，使彝族文化得以振兴。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左倾思想以及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和民族文化落后论的影响下，彝族文化和彝文典籍不但没有得到重视，而且横遭指责，彝文被诬为“奴隶主文字”，彝文典籍被斥之为“宗教迷信书籍”，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禁区。尽管如此，还是有敢闯禁区的勇士，更有审时度势、施展谋略的老将在为之奋斗！为彝学的崛起奠定了雄厚的基础。从中已透露出彝族文化研究高潮即将到来的一线曙光，预示着一门独立而崭新的学科——现代彝学的诞生。

四
    彝学各领域的科学研究有着很好的基础。自20世纪80年代彝学形成独立学科以来，从事彝族文化研究的各学科领域在融入彝学的综合性研究行列的同时，也特别注重本领域的学术研究，不断将其引向深入。诸如彝文古籍文献的整理和彝族历史、彝族原始宗教、彝族哲学、彝族文学、彝族医药的研究和开发利用方面，有了重大进展。在彝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商品经济、精神文明建设等一系列现实问题的研究也有了良好的开端。

    彝文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开创了新局面。根据彝族文化典籍以及各类文献资料的实际情况，国家民委于1979年发出：“抢救彝族文献需要继续搜集和整理研究，请各有关地区和有关部门引起足够的重视。为了落实此项任务，首先要发挥现有科研组织机构的力量。我们建议，不管是中央或地方的有关科研、教学单位，都应根据自己的人力和藏书的条件，把整理和研究彝族历史文献的工作列入本单位的科研规划，并且迅速付诸实施。” 随着这个文件的深入贯彻落实，在彝族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支持和有关部门的强有力的领导下，彝族典籍文化的研究工作在许多专家学者的参与下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并取得令人欣喜的成就，将研究不断引向深入。（1981）中共中央指出：“整理古籍，把祖国的宝贵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这了精神又给彝文典籍整理研究工作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国家民委又于1982年发强调指出：“少数民族古籍目前亟待抢救、搜集、整理和研究。我们希望有关科研、教学和藏书单位，根据自己的人力和条件，把整理和研究少数民族古籍工作列入本单位的科研规划，并迅速付诸实施。同时希望有关教育、文化和出版部门重视培养整理少数民族古籍的人才和少数民族古籍的出版工作。” 党和国家的一系列文件精神为彝文典籍学术研究提供了政策依据和理论纲领，从政策和组织上保障了这项工作的顺利进行和深入发展，于是彝文典籍学术的研究工作赢得了一个大展宏图的机遇。许多有识之士和造诣颇深的专家学者，在此情况下，把握机运、审时度势，将彝文典籍的研究工作推向前进，不断充实扩大队伍，组织一系列的课题，练兵作战，并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如增订《爨文丛刻》、《彝族医药学》、《西南彝志》、《彝族源流》、《彝族创世志》、《彝文文献译丛》、《彝文文献学概论》、《彝文古籍概要》、《彝族典籍文化》、《彝族典籍文化研究》等古籍译注本和学术著作出版问世，标志着彝学研究已打开了崭新的局面。

    彝族传统宗教的调查研究得到进一步深入。宗教是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而原始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必经的历史阶段的一种宗教形态。任何宗教无不从原始宗教脱胎出来。研究原始宗教更可以帮助了解现代宗教发展的来龙去脉。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由于历史的原因，各民族的社会发展很不平衡，很多民族在解放前还处于原始社会状态，有研究原始宗教的丰富宝藏。在彝族传统文化中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原始宗教颇有特点，彝文典籍中有关宗教的经书也尤为丰富，可为研究彝族原始宗教提供重要的资料。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杨成志先生就开始研究彝族宗教，译注彝文宗教经籍。三十年代丁文江先生编的《爨文丛刻》（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收集翻译十一种彝文经典，其中有关宗教的经典就有八种。四十年代马学良先生在云南调查研究彝族语言时，常随彝族呗耄（主持各种宗教仪式和掌握阴阳占卜知识诵经的）参加各种宗教活动，发觉很多宗教仪式还保存着万物有灵、图腾崇拜等原始宗教的意识形态。其后他在研究和翻译《作斋经》、《作祭献药供牲经》、《百解经》等彝文经典当中得知，彝文经籍中的原始宗教资料较之口头流传和呗耄（司祭者）所作的种种宗教仪式更为翔实，信而有徵，并对各种宗教仪式，说明其渊源。他认为如能“把民间流传的宗教活动与彝文的记载结合研究，可收相得益彰之功。”于是潜心研究，颇著成绩。八十年代，马学良先生又组织力量对彝族原始宗教进行系统全面的专题调查研究。课题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于锦绣和中央民族学院范慧娟二同志到川、黔、滇三省彝族地区进行了为时七个月的彝族原始宗教的实地调查，历经贵州的节、威宁，云南的昭通、昆明、路南、禄劝、大姚、巍山，四川的西昌、昭觉、美姑、甘洛等地区。重点调查了有代表性的二十多个点，访问了当地彝族专家、老人、呗耄，实地调查彝族宗教仪式现场和参观宗教古迹，收集了大量的文物标本和民间传说。其中参考价值较大的资料如毕节三官寨的“热冷丧指路”、“还愿’等仪式，威宁的关于呗耄的分类及其形成问题，路南的“密枝节”、“献山神”、“祭祖”等仪式，禄劝的“作祭”。“作斋”等仪式，大姚山的“祭土主”仪式，祖宗木偶像及画像。巍山的“祭土主，。“火把节”等仪式，美姑的“粗尼木”、“召魂”、神鬼故事等，苏尼（巫师）法术故事，甘洛的“撮毕”、“撮日”、“西要博”等仪式，以及苏尼巫术表演等。他们的调查较已往中外学者的调查更深人，搜集的材料也更为丰富。调查结束后他们把所获得的珍贵资料整理成《彝族原始宗教调查报告》予以出版。宗教随着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而有各种不同的形式和内容。由于各地彝族的社会发展是极不平衡，直到解放前夕四川凉山地区彝族还保持着奴隶制；云南武定、禄劝地区残存着封建领主制；云南和贵州的大部分彝区都已处于封建地主制阶段。由于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原始宗教在各地的表现形式也有所不同。如彝族历史上各个社会阶段存在的“祖先崇拜”，各地就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可以明显地看到从氏族女性祖先崇拜开始过渡到氏族男性祖先崇拜、部落贵族祖先崇拜、宗族祖先崇拜，直到家庭近祖崇拜的情形。从彝族分布的不同地区都能找出各阶段现实的内容和遗迹，构拟出原始宗教祖先崇拜演变的脉络。经过调查和研究，从彝族现有的传统宗教中体现了原始宗教受人为宗教的影响所产生的变形现象。如贵州、云南等地的彝族原始宗教已渗人大量的道教、佛教内容，如轮回观念和把玉皇大帝、阎君等塑造成为当时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神灵。彝族是西南地区民族中人数最多、历史较古的民族，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并有大量彝文记载的经籍，不像其它一些民族只保留有口头上的传说。所以研究彝族的宗教文化，对研究西南其它诸民族也提供了重要的信史资料。研究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及历史，如果不了解它的宗教，那是很困难的。尤其是原始宗教的研究，对探讨古代文化，有参证启发作用。如中外学者对“悬棺葬”问题，长期说法不一，我们从彝族原始宗教中看到作斋祭祖仪式中把“祖宗筒”（即彝族的祖祠）安置的悬崖上。为什么？在彝文经籍和传说中都有其宗教上的根据。“悬棺葬”可能是这一原始宗教的流变。彝族有丰富的传统经籍，调查若仅限于静态直观，那收集的资料是不全面的。所以必须结合彝文经籍，进行深人的研究。把民间保存的宗教仪式与彝文有关宗教经籍结合起来，以阐明原始宗教的本质和根源，对已往许多疑问，可得到启发性的解释。虽然，有关彝族原始宗教方面的叙述研究成果很多，不胜枚举。但《彝族原始宗教调查报告》可称之为目前彝族原始宗教调查研究成果及研究水平的代表作。

    彝族的历史研究与探讨有较大进展。史学界很早就开始着手研究彝族历史问题，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多数专家学者仅凭有限的汉文文献中的史料进行研究。因此，他们的研究成果及一些历史问题的结论难以使人信服。近年来，大量彝文历史文献被整理翻译出版，为彝学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文史资料，极大地克服了彝族历史研究资料不足的缺陷。由于彝族历史研究资料来源的不断扩展，促进了彝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出现了“柳暗花明” 的可喜现象。著名史学家马长寿先生的《彝族古代史》，在使用汉文文献的同时，大量引用了彝文文献中的史料和有关考古资料。这部史书以翔实的史料，无可辩驳地复原了彝族古代历史的基本面貌，把彝族古代史提前了近千年，认为三千多年前彝族先民就在云南活动了。方国瑜先生的《彝族史稿》也辑录了大量的彝文史料。《彝族简史》和《彝族史纲》也充分应用了彝汉文史料，提高了史书的可信度。特别是在彝族族源问题探讨方面有了重大进展。彝族史学家刘尧汉先生主编的《彝族文化研究丛书》，以滇川黔彝区的扎实的民族学田野调查为基础，引经据典，提出了“彝族土著说”。东人达、马廷中等汉族学者著述的《彝族古代史研究》一书，以彝文文献为基本线索，参证汉文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向读者展示了彝族古代史的全貌，为确立“彝族土著说”列举了翔实可靠的有力证据。近年许多彝族中青年学者，借助《彝族源流》、《指路丛书》、《夜郎史传》、《西南彝志》等彝文历史典籍为依据，撰文论证彝族土著说的合理性。一系列主彝族土著说的研究成果的问世，表明了彝族族源问题讨论中的“土著说”越来越被学术界所关注。 “彝族土著说” 的确立，有助于解决彝族历史上的一系列重大问。据大量的彝文文献记载，彝族有文字可考的历史经历了哎哺、尼能、什勺、米靡、举偶、笃姆六个时代，共计300余代。笃姆时代，即进入“六祖” 后裔时期，直至清雍正年间改土归流。笃姆之前的五个时代，究竟有多长的历史，目前尚不甚明了，值得学术界认真探讨，只有弄清此段漫长的历史，彝族史才能清楚，彝族族源也才能最终明了。笃姆以后的历史，线索很清晰，要解决的是断代研究的问题。随着《彝族通史》编纂工作的展开，彝族历史学术研究水平将会上一个新的台阶。

    彝族文化的综合性研究方面有较大的突破。在彝族文化的综合性研究方面，以 “中华彝族文化学派”推出的一系列学术研究成果为代表。由我国著名民族学家、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所长刘尧汉先生主编的《彝族文化研究丛书》的出版问世，宣告了中华彝族文化学派和彝族文化学说的诞生！它无疑是彝学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彝族文化研究丛书》从1985年第一部问世到2001年7月已出版近40本。诸如：刘尧汉著《中国文明源头新探——道家与彝族虎宇宙观》，刘尧汉、卢央合著《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历》，杨和森著《图腾层次论》，龙建民著《市场起源论》，岭光电著（忆往昔——一个彝族土司的回忆），吉克侧伙·史伙记录，吉克·尔达侧伙口述《我在神鬼之间——一个彝族祭司的自述》，卢央著《彝族星占学》，刘小幸著《母体崇拜——彝族祖灵葫芦溯源》，李贵恩、刘德荣等搜集、整理《铜鼓王——彝族英雄史诗》，杨继林、申甫廉著《中国彝族虎文化》，杨凤江译注《彝族氏族部落史》，钟仕民著《彝族母石崇拜及其传说》，王光荣著《通天人之际的彝巫“拉摩”》，曲木约质著《凉山白彝曲木氏族世家》，巴且克迪著《凉山黑彝巴且氏族世家》，刘宇著《凉山彝族土地租佃关系的特点——奴隶主奴役“地主”》和《凉山彝族英雄时代》，什列·伍合尔基著《凉山彝族什列虎氏族系谱》，海乃拉莫、刘尧汉著《凉山彝族习惯法判例集成》，普珍著《中华创世葫芦——彝族破壶成亲，魂归壶天》，李世康著《彝巫列传——巫步、禹步；彝巫声，步虚声》，刘尧汉著《诗、易、管、老、屈与彝族万物雌雄观》，普澄宇、李世康著《彝鹰文化》，刘尧汉、朱据元著《亚美远古文化的共性——中国彝族和墨西哥玛雅人的十八月历法》，朱琚元著《彝族祖先归洞天》和《昆仑的彝义与中华文化》，郭东风著《彝族建筑文化探源——兼论建筑原型及营构深层观念》，刘尧汉、卢央合著《国考古天文学的一大发现——彝族向天坟的结构与功能》，什列·伍合尔基著《彝族虎氏族系谱与虎星占术》，刘尧汉著《彝族的占卜与西方未来学》等著作无不具有鲜明的特色和独到的见解。

    《彝族文化研究丛书》头两本专著，即：《中国文明源头新探——道家与彝族虎宇宙观》和《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历》，以其新内容和新观点受到学术界的好评。《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历》从考古、文献和调查资料上确证了中华民族古代又一伟大发明——彝族十月历的存在，并且从天文学理论上确立了彝族十月历的科学体系，从而使中华民族这一伟大发明在世界历法史上确立了重要地位；《中国文明源头新探——道家与彝族虎宇宙观》则凭借彝族十月历，揭开了中国文明源头之“迷”，翻开了中国文明史研究的新篇章，为改变中国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的末尾地位和恢复中国是世界文明鼻祖的历史地位，提供了新颖、可靠的证据。从此，中国和世界科技史特别是天文学史，必须为彝族十月历留下一个重要的位置。彝族向天坟的新发现，对于中国和世界科技史、天文学史来说，无疑又增添了一项新内容。在中国，考古天文学是前所未知的一片空白；在世界上，考古天文学还是一门年轻的科学。作为中国考古天文学的首次发现——彝族向天坟，它自然会引起世界天文学史研究者的注目。因为彝族向天坟本身是综合十月历两种观测方法的观象台或天文台，在中国墓葬方法上独具一格；在世界考古天文学领域别有特色；所以它又必将成为世界天文学研究者饶有兴趣的研究课题。

    史学界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中国通史和中国文化史研究中的一大缺憾，即对兄弟民族的专史缺乏全面的深入的研究。或者说，长期以来对这项研究工作有所忽视，因而研究工作十分薄弱。所以，迄今为止，中国通史和中国文化史，实际上主要是汉族的历史。客观上，中国几千年文明史是各民族共同开创的，汉族也是在长时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汉族的先进文化也是在吸收各兄弟民族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追本溯源，研究中国通史和中国文化史，不能不重视研究各民族的历史。正如中国文化思想史家蔡尚思教授在《中国文明源头新探》的书序中所说：“有了各兄弟民族的文化历史，才能写出真正能够代表中国各兄弟民族的中国通史、中国文化通史之类的著作。”这套丛书将为推进中国通史和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及其繁荣，提供丰富的活史料和新颖的见解。

    对于中国文明源头之谜，国内外许多学者作了长期的艰苦的探索，一直未能解开。《中国文明源头新探》却为揭开这个历史之谜，提供了充分的活史料和论证。并阐明：对中国哲学、科学技术具有深远影响的道家及道教，源于彝族远古先民羌戎的原始道教及其虎宇宙观；反映和表达羌戎原始道教及其虎宇宙观的羌戎伏羲先天八卦中隐含对世界现代科技有广泛影响的电子计算机基础二进制数学；此先天八卦和二进制又隐含于彝族十月太阳历之中。现尚存于滇、川、黔彝族习俗并由其向天坟表达的太阳历，一年十个月分为五个季节，一个月三十六天。彝历一个月“三十六”天，一季两个月共“七十二”天，成为两个成数散见于经、史、子、集，贯穿于中国文化各领域，集中表现了中国文明的悠久历史。由此，将这个历史之谜的探索和研究工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地位，以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为顺序。在未知中华彝族十月太阳历之前，由于中国文明史晚于其他三大文明古国而居于末位。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天文历法这门科学的产生。《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历》证明，彝族十月历创立的年代可以追溯到彝族原始先民虎伏羲氏族部落时代，即万年以前。这样就把中国文明史追溯到世界其他三个文明古国之前了。梁启超曾为中国居于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末而不平；出于爱国主义和民族自尊心，他曾大声宣布：中国乃世界文明之鼻祖。可惜，没有找到论据。现在，彝族十月历以充分的论据摆到了世人面前。


    中国通史和中国文化史留下了若干难解之谜，叫人百思不得其解。彝族十月历却提供了钥匙，凭借它可以解开一个又一个历史之谜。如彝族十月太阳历的发现和研究，究明《夏小正》是十月太阳历，从而纠正了千百年来注疏家和研究家们把它说成十二月阴阳历的错误。又如，凭借彝族十月太阳历的发现和研究，解开了郭沫若、闻一多等集校《管子·幼官图》无法解释其一年三十个节令的难题。按彝族的“十二兽”纪日，三个属相周为一个月（36日），三十个属相周为一年（360日）；一个属相周为一个节令，三十个节令，即为三十个属相周。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对中国二千多年的文学发展有深广的影响。研究中国文学史，必须研究《诗经》。古今《诗经》的研究者对于《诗经》的注释，众说纷纭。但对《诗经》中的《豳风·七月》等篇中所反映的历法的解释却几乎是一致的，都认为它是十二个月的阴阳历，并以此注释“一之日”到“四之日”，把“一之日”说成十一月，“二之日”说成十二月，“三之日”说成一月，“四之日”说成二月。彝族十月太阳历的发现和研究，证明所有这些注释中都因不知有十月太阳历而发生了失误。即使郭沫若先生在《诗经》研究中也难免发生类似的失误。他把“一之日”到“四之日”翻译为“一来呢”到“四来呢”。而今，借助十月太阳历研究《诗经》，就可以正确解释《诗经·豳风·七月》篇了。《毛传》中所谓“×之日，十之余也”，其意是一年过完十个月（一个月36日，一年十个月360日）之后所剩下的余日（5至6日），相当于彝族的过年日。

    彝族文化学派学说，究明阴阳五行和八卦起源于十月太阳历，为研究中国哲学史开辟了新的途径。阴阳五行和八卦，是中国古代的基本哲学思想。可是人们对这些概念的起源，却长期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一直令人迷惑不解。彝族文化学派从十月历的角度究明了我国古代阴阳八卦与历法的关系，发现了阴阳八卦与十月太阳历相关的直接证据，认为阴阳五行思想，是从十月太阳历的概念基础上产生的。通过对（易经·河图）八卦具体构造的分析证明，无论先天八卦，还是后天八卦，它的十个数就是我国古代十月太阳历的十个月，是十月太阳历的一种表述形式。其意义在于解释一年十个月中气温变化的对应关系，以及前后两季月份变换的对应关系，从十月太阳历的角度来研究解释，八卦毫无神秘的地方。作为彝族文化学说大全的《彝族文化研究丛书》，它所研究的是整个彝族的历史。这套丛书的最后一部著作将是《彝族史》。随着这套丛书的陆续出版，将为中国史学研究不断提出新的资料和新的课题，并发生深远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杨向奎教授在《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历》的序言中，似其远见卓识的眼光断然指明：“我们不读中国各民族史、各民族文化史，就不了解中国古代文明之所以光芒四射；我们不读彝族历史、彝族文化史、《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历》，更不能彻底了解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些疑难的问题以及中华民族文化之综合构成的体系！”

    彝族文化学派的诞生及其学说《彝族文化研究丛书》的出版，可以说是中国史学研究出现突破的一个例证。彝族文化学派以“牵”彝族历史文化之“一发”而动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之“全身”。汉族是以西戎东夷为主体的各少数民族混血形成的。这已有定论。但是，汉族的先进文化从哪里来的？是否也是吸收各少数民族的先进文化而形成的呢？这就不是所有的人都承认了的。对古语“中国失礼，求之四夷”，历来有一种片面的解释，认为它是说，汉族失掉的文物制度，可以从少数民族中找回来。即认为少数民族的文化，都是从汉族学来的。杨?教授以十月太阳历的发现为据指出：“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历史的。实际上，中国上古史上的科学文化，是来源于汉族产生之前的夷、戎、蛮、狄等‘四夷’。”彝族文化学派追本溯源，揭明汉族由各少数民族混合形成中的主体民族是古羌戎或氐羌，即彝族等的先民，而且发现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文化的主要源头也是羌戎文化。而保存较多的羌戎文化的则是彝族；正因如此，彝族文化学说牵动中国文明史就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了。由此可见，在史学研究中以汉族为中心的偏向实为史学突破的一大障碍。由彝族文化学派的诞生和《彝族文化研究丛书》的出版，使彝族专史的研究出现了新的突破，从而将对整个中国史学研究产生积极的影响，可以引出一个重要的结论：中国史学要突破，必须在战略上把重点转移到各兄弟民族专史的研究上，即把它作为突破口之一，从现在起，就认真地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起来。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是由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如果离开了各兄弟民族专史的研究和突破，要想把中国历史科学提到一个更高的水平，那是很难设想的。

    蔡尚思教授在《国文明源头新探》序中呼吁：“我很盼望其他兄弟民族向彝族看齐，成立各自的文化研究所，对自己的文化历史进行研究”。对于中国史学来说，这是一个有战略意义的建议，必将引起重视。毫无疑义，当各兄弟民族都象彝族一样，开拓出一个研究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新局面之后，中国史学繁荣的新局面也必将出现。

    彝族文化学派具有特色的研究方法，谓之“寻找‘山野妙龄女郎’法”，是他们在史学上取得突破的一大法宝，证明了端坐在书斋里单纯从文献到文献的研究方法是有很大局限性的。 “寻找‘山野妙龄女郎’法”是彝族文化学派主将刘尧汉始终一贯坚持的方法。就是从调查研究出发，以获得新资料（活资料），再与书本和考古资料相结合，在比较研究中使知识系统化，从中得出新观点，进而寻求具有规律性的认识。刘尧汉青年时代的第一篇论文——《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一个实例》是他对自己所出生的奴隶主家族史，进行十年调查研究的成果，解决了奴隶制生产方式究竟是如何向封建制生产方式过渡的问题。这篇论文被我国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发现后，写了一篇推荐文章，称赞这篇论文是他最喜爱的论文之一。范先生认为它的妙处“正在于所用材料，几全是取自实地调查，无史籍可稽”。同时针对当时史学研究工作中的一种不良倾向指出：“我们研究古代社会发展的历史，总喜欢在画像上和《书经》、《诗经》等等中国的名门老太婆或者希腊、罗马等外国的贵族老太婆打交道，对眼前还活着的山野妙龄女郎就未免有些目不斜视，冷淡无情。事实上和死了的老太婆打交道，很难得出新的结果，和妙龄女郎打交道却可以从诸佛菩萨的种种清规戒律里解脱出来，前途大有可为。刘尧汉先生的文稿，我看就是许多妙龄女郎之一，我愿意替她介绍一下，……和吉士们会面”。凭借“寻找‘山野妙龄女郎’法”，《中国文明源头新探》解开了中外学者长期求索而未能解开的历史之“谜”，揭明中国文明源头在中国金沙江两岸的彝族山区。凭借“寻找‘山野妙龄女郎’法”，《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历》获得了新发现，从而确立了彝族十月太阳历的科学体系。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近年彝族文化学派研究方法的一大发展，是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彝族十月太阳历的发现及其研究成果，正是这种结合的产物。评论家们在论析发现十月太阳历的成果时肯定，“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结合起来研究兄弟民族的科学文化遗产，这在我国民族学的研究领域中还是个创举”。杨?教授认为：自然科学与民族学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十分重要。他说：“以往我们曾多次见到或听到过彝族祭祀有插树技的活动，当时仅从原始宗教的意义上去考察，现今从天文学的角度去分析它的内容，才知道还包含有丰富的天文学知识，插枝图原来就是一幅完整的彝族星图。以往我也曾亲自了解和参加过彝族的火把节和十月年，但那仅仅是从民族风俗习惯去认识，完全没有想到其中还存在着科学内容。由此说明，民族研究也需要自然科学的知识和借助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手段。

    《彝族文化研究丛书》是运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相结合的方法，文献、考古和调查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彝族的历史展开综合的研究，从而扩大了历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比如这套丛书涉及的不但包括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哲学、科技、宗教、考古，将形成彝族历史文化的百科全书；而且在所有这些领域里，又都开拓了一些意义重大的带有综合性与边缘性的专题，比如其中从伏羲八卦研究了系统论；从《易经》研究了未来学；从原始的“十二兽”纪日集场研究了现代市场；从彝族向天坟研究了现代新兴科学考古天文学；等等。

    史学工作者要有树立服务四化，振兴中华的宗旨和走向世界的气派。彝族文化学派认为历史科学应当满足历史的需要。否则，它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历史科学的突破，实质就是对历史需要的满足。因此，彝族文化学派对彝族文化历史的任何一项发掘和研究，都决不脱离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的现实需要。或者直接地满足它，或者间接地满足它。如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历的发现，中国文明源头之谜的揭开，等等，对于提高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尊心，对于加强炎黄子孙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以及民族凝聚力，对于鼓舞各族人民为中华民族新的历史性腾飞而拼搏，无疑将产生长远的、积极的影响。又如通过对中国古代系统论和未来学的研究，进而创立中国自己的系统论和未来学，等等。对于推进中国自己的现代科学的发展，进而对于推进四化建设事业的发展，也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彝族文化学派还认为自己的学术成果，应当走向世界，为中华民族争光！他们正是以这样的气派登上学术舞台，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学术成就。在研究中不仅揭示了彝族十月历在世界先进历法中最优的地位，还借助彝族十月历把中国推到世界文明之鼻祖的地位；进而发现彝族在19世纪50年代就创造了手抛葫芦飞雷，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手榴弹早了半个世纪，从而使之在世界兵器史上占据了手榴弹前身，近战火器前驱的地位等等。

五
    彝学作为科学意义上的一门独立学科，得于形成和发展。除了拥有七百多万人口的古老民族及其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灿烂的文化作为研究对象之外，还具备了一系列必要的条件：

    首先，拥有一支数量可观的专业研究队伍。早在解放以前的近百年里，就有本民族和国内外其他一些民族的学者对这门学科有所涉足，只不过是人数极其有限而已。解放后，随着大批各民族的专家学者对彝族历史文化认识程度的加深，并纷纷投身于彝族历史文化的研究，特别是随着彝族知识分子队伍的不断发展。从1981年以来，中央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学院、云南民族学院，分别设立彝文古籍文献专业和彝族语言文学专业，先后培养了上千名博士、硕士研究生和大学本科、专科生充实到彝族文化教学和研究单位，其他中央和地方的大专院校也为彝学研究队伍输送了一大批高级专门人才。现在彝学队伍中高学历、高职称的人员数以百计。随着彝学队伍的发展壮大和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不但使彝学研究在面上不断扩大，在研究层次上不断加深。

    其次，各种彝学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相继建立，以及彝族语言文学和彝文古籍文献专业的设置，促进了这门学科的专业化、正规化的进程。80年代初，云南社会科学院和楚雄彝族自治州共同组建了楚雄彝族历史文化研究所，开展了一系列的科学研究工作，完成了许多重大课题。该所组织编写的《彝族文化研究丛书》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学术界都有较大影响。同一时期，云南、四川、贵州、广西联合成立了“四省区彝文古籍整理协作组”，定期召开会议进行学术交流，并对各地彝文古籍整理工作予以指导和组织协调。中央民族大学组建了彝族历史文献编译室，翻译整理了大批优秀文化遗产。贵州民族学院成立彝文古籍研究所，整理出版了《夜郎史传》等一批彝文古籍。云南省成立了“云南彝学会”、“红河彝学分会”、“大理彝学分会”等；贵州省成立了“贵州彝学研究会”；四川省也建立了彝学会。各地彝学会在不断组织召开学术研讨会，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与此同时，分别创办了《云南彝学》、《贵州彝学》、《中华彝学》、《彝族文化》等学术刊物。1994年成立了中央民族大学彝学研究所，并编辑出版《中国彝学》刊载彝学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机构的建立，繁荣了彝族历史文化研究事业，把彝学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再者，《彝族文化研究丛书》、《彝族文化史》、《毕摩文化论》、《彝文经籍文化辞典》、《贵州彝学研究》、《云南彝学研究》等一系列彝学论著的出版问世，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了彝学理论体系。

    彝学虽然是一门新兴学科，但它已经走向世界，实现了与国际学术研究接轨，显示出广阔的发展前景。彝族地区的改革开放为彝族文化走向世界创造了条件，国内不少彝学研究成果被介绍到国外后，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他们纷纷来到中国研究彝学。世界范围内出现的文化热潮也给彝学发展带来了机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彝族地区举行各种传统节日庆典和文化体育活动，邀请国际友人参加，欢迎外国专家学者到彝区考察和调查研究。国外热心彝学的专家学者与我国彝学界加强联系，并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最近十年间，加速了彝学走向世界的步伐。1995年，由美国学者斯蒂芬•郝瑞教授发起并组织的“第一次国际彝学讨论会”在美国西雅图召开；1995年德国的托马斯•海贝勒教授在德国最古老的城市——马克思的故乡特里尔，组织召开了“第二次国际彝学讨论会”；2001年中国彝学界在阿诗玛的故乡——世界著名风景区石林彝族自治县召开了“第三次国际彝学学术讨论会”。紧接着，2002年8月彝族“火把节” 期间，在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首府召开了“彝族古文献与传统医药开发国际学术研讨会”。随着彝学研究的国际化，更加有利于彝学的发展。正如美国人类学家斯蒂芬•郝瑞在《外国学者彝学研究文集》序言中所说的那样，“第一，在中国学术界与国际学术共同体接轨中，外国学者可以充当桥梁，把彝族和彝学这一端的情况介绍给外国和国际学术界，同时把国外人类学、历史学等另一端的新理论、新方法传送给彝族学者和中国各民族学者。第二，外国学者能够利用各自的语言资源和学术环境，在法语、日语、德语等学术刊物上用最新的理论和观念来讨论彝学问题，这无疑会给彝学研究带来新的气象，注入新鲜的血液。第三，外国学者看彝族社会，是一种‘远观’。中国有句成语‘旁观者清’。‘远观’自有 ‘远观’的长处，可以弥补‘近观’或者‘自观’的不足与缺陷。我们外国学者希望我们的‘远观’会对本民族学者进一步认识彝族历史、了解彝族文化有所裨益和有所帮助。”总之，彝学研究的国际化，给彝学研究拓展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六
    彝学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其研究范围越来越广泛，研究的任务也会更加繁重，特别是对彝族地区的生存环境和社会现状以及如何加快现代化步伐等一系列问题的研究更加突出。

    当前，人类社会正处于急剧变化之中，处于世纪之交的我国各民族，在改革开放的大潮冲击下，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实现着自身文化的更新。一些旧的文化现象消失了，一些新的文化现象却产生了。我们假若不加紧研究，把有价值的东西记录下来，收集起来，那我们就会丧失前人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所以，彝学工作者要以对民族、对国家、对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扩大研究范围，加大研究力度，抢救优秀的文化遗产。这项工作过去做过，也有成绩。80年代初抢救彝文文献的工作就很有成绩，但做得还不够，必须加紧进行。对这项工作要有紧迫感，要有争分夺秒的精神，同时要有计划，分步骤进行。彝族历史发展到今天，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这些文化中许多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多年来由于各种原因，彝族文化得不到全面的研究，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得不到发掘、研究，乃至遗失，这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损失。今天，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亟待我们去研究、开发，使之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服务。

    彝族地区四化建设过程存在的一些问题，诸如：教育问题、宗教问题、家支问题、商品意识问题等也急需我们彝学工作者去研究，去认识，以促进彝族社会的经济发展。这些问题的研究及解决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彝族的现代化速度，而要把这些问题解决好，首先必须对彝族传统文化有一个全面的、科学的把握，这就决定了彝学研究必须扩大范围，加大力度，多出成果，服务实践。彝族地区的对外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就是彝族文化不断更新与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长期的，也是复杂的，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所以彝学研究要有超前意识，发挥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彝学研究是彝族地区两个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反过来又将促进彝族地区两个文明建设的发展。彝学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应该把研究的立足点放在如何为彝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服务上。

    对彝族地区经济建设和可持续性发展问题的研究，是彝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首先，要研究彝族地区的生态问题。彝族是一个农耕民族，千百年来，分布在不同地区的人们或依田地而耕，或依草场而牧。生态问题与他们的生产和生活紧密相关。由于人口的过快增长及工作上的失误等原因，生态问题已成为当前制约彝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许多地区森林已被砍光，草场严重退化，水源减少，冰雹和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频繁，农业生产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出现倒退现象。这个问题不解决，不仅群众的生产生活得不到改善，而且会给将来发展造成巨大的困难。研究生态问题是一个大课题。对彝学工作者来说，应选好自己的介入点。如研究彝族传统文化中有哪些因素对保护生态平衡有影响，应怎样改进等。这些方面的成果可直接服务于实践。其次，要研究彝族地区的产业结构问题。产业结构单一是彝族地区经济落后的重要原因。长期以来，彝族地区的生产一直保持着以种植业为主的传统，种植业中，基本上又以种粮为主。部分地区虽然有牧业经济成分，但畜牧业的优势远远没有发挥出来。彝族大部分住在山上，俗话说，靠山吃山，彝族地区的优势也在山区，发展彝族地区的经济必须念好“山”字经。山区的资源多种多样，产业结构单一不符合山区的资源特点，不利于发挥山区的资源优势。造成彝族地区产业结构单一的原因：一是政策上的失误。过去我们片面强调以粮为纲的方针，在不适宜种植粮食的地区也搞以粮为纲，使一些地区出现了毁林开荒，毁草开荒的现象，有的是得不偿失。二是能源跟不上。山区资源丰富的地区往往是能源紧张的地区，无法对山区生产的各种物品进行必要的加工。三是科技力量薄弱，无法进行规模化生产。产业结构单一不仅使彝族地区传统农业发展面临着许多问题，也使彝族地区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难以转移，造成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这些问题都应该进行很好的研究，找出一个好的解决办法。又次，要研究彝族地区文化资源的经济开发问题。彝族人民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节日，绚丽多姿的民族服饰，各具特色的民族工艺品等，都具有良好的开发价值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四川凉山和云南楚雄等彝族地区本着“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原则，成功地举办了几次大的国际火把节，扩大了招商引资和对外宣传的途径，有力地促进了彝族地区的对外开放。再者，要研究彝族地区剩余劳动力的转化问题。农村剩余劳动力如何转化，这是当前彝族地区经济发展中普遍遇到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群众的生活水平就难以进一步提高。勤劳才能致富，勤劳本身包括如何充分利用劳动时间。现在，许多地区的彝族群众觉得农闲季节无事可做，经商无资本，打工无技能，只得把大量时间用于休闲，或者是重复一些经济效益较低的劳动。这个问题值得研究，需要引导。向经济发达地区进行劳务输出是转化彝族地区农村剩余劳力的一条途径，但此途径带有很大的局限性，特别是随着发达地区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标准相应增高，基本素质较差，无一技之长的农村劳动力越来越难以在城市站稳脚跟。所以，解决农村剩余劳力的根本出路在于就地消化。发展乡镇企业也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途径。这一点，江浙一带农村给我们的启示是深刻的。那些地区发展乡镇企业的初始原因就有一个解决剩余劳力和缓解人多耕地少矛盾的问题。彝族地区发展乡镇企业的优势是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劣势是资金、能源和技术力量不足，特别是技术力量问题比较突出，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提高劳动者的基本素质。

    彝族地区的人口问题研究，也是当前彝学研究中的重要任务之一。彝族地区的人口问题，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如何保持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问题；一个是如何进一步提高人口素质的问题。这些年，我到一些地区作调查研究，发现人口增长过快问题的确应引起高度重视，由于人口过快增长，一些地区人均耕地面积大幅度下降。彝族居住的许多山区，土地对人口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人口太多必然要破坏生态平衡，许多地区为解决吃饭问题而出现的毁林开荒、毁草开荒现象就属于这类问题。群众占用良田建盖房屋的现象，在农村也比较普遍。人口太多，随之带来人均占有资源的相对减少，加之科技投入不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长期在低水平上徘徊，必然出现贫困现象。所以，必须控制人口增长速度，提高群众生活水平。同样，只有在生活水平提高的基础上才能提高人口素质。提高人口素质，关键在于发展教育事业。我们说彝族地区人口素质偏低，主要是指文化素质偏低。提高文化素质的根本出路是发展教育。此外，还要改变一些地方仍然存在的近亲结婚现象。

    加强对彝族地区教育问题的研究，是彝学研究的当务之急。教育水平是衡量一个民族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彝族社会发展水平的落后，当前也突出地体现在教育落后上。导致彝族地区教育落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是经济落后，投入不足。在彝族聚居区未充分发挥母语教育优势也是影响教育质量一个重要原因。不少山区，群众居住分散，校点布局不尽合理，儿童上学困难较大。群众对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也是影响教育发展的重要原因。由于群众的生产长期处于低水平状态，农业生产中的科技含量极低，群众存在着这样的糊涂认识，农业生产靠的是一身力气，有无文化没关系。加之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家庭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多，家长需要子女帮助劳动，从而影响了儿童的入学率和巩固率。一些地区存在的重男轻女的观念也是影响教育发展的一个原因。此外，办学体制不尽合理也影响了彝族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所学知识不能与生产劳动直接挂钩，影响了农村青少年的上学积极性。彝族地区的社会发展，只能走农科教相结合的道路，要实现彝族地区的经济腾飞，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彝族地区的教育水平能否有一个飞速的发展。彝族地区的双语教育、教学问题也有待于加强研究。研究一个民族的教育发展，不能离开一个民族的具体文化，在这方面，彝学工作者应当有所作为。

    加强对彝族传统文化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也是现代彝学研究的一项长期的任务。彝族人民历史上创造的灿烂文化是对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彝族在现代化进程中必须重视对自身文化的审视，充分发扬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并不断实现文化的时代更新，因为民族的现代化，说到底是其文化的现代化。研究彝族传统文化，首先要加紧抢救整理彝族的优秀文化遗产。“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许多优秀文化遗产遭到毁灭性破坏，损失很严重。80年代初，抢救少数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工作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各地都收集到一些古籍文献，也抢救了一部分即将消失的文物古迹和民间歌舞、工艺美术等优秀文化遗产。但抢救文化遗产的任务仍然十分繁重，已收集到的东西有待于深入研究，这项工作应作为一项经常性工作长期抓下去。彝学工作者在研究彝族传统文化时多搞一些比较研究，将彝族文化的方方面面与其他民族作一些比较，与发展快的民族比，与发展慢的民族比，分析一下我们传统文化中有哪些因素有利于我们民族的现代化，有哪些因素在阻碍着我们民族的现代化，这是彝族地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还要重视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因为本民族成员对自身文化所持的态度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一个民族的发展，所以对待民族文化这个问题上，凡是全盘肯定和全盘否定都是错误的，应当有客观公正的态度，既要充分肯定有益于彝族人民现实生活的合理成分，也要实事求是地鉴别民族文化中不利于社会发展进步的消极因素。通过彝学研究工作者对传统文化的分析研究和科学论述，有助于彝族干部群众正确认识和对待彝族传统文化。

    彝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综合性学科，已取得了一些举世瞩目的学术成就，无论是专题研究，还是综合性研究，都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但是，彝学的各个领域仍然还有许多方面尚待开拓，即使是前人已经探讨过的问题，也还可以重新探讨，更有众多的新问题等待人们去探讨和揭示，并予以解决。走进这门学科的人，只要辛勤耕耘，是会有收获的。回顾过去，已经有许许多多中外学者在彝学研究中作出贡献，也因此而获得荣誉。面向未来，希望有更多的国内外专家学者和彝学爱好者与彝族的同人一道耕耘彝族文化这方学术研究的沃土。随着彝学研究队伍的不断壮大和研究深入。彝学必将发展成为世界文化史和学术研究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一门重要学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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