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屏彝族文献家谱于1987年云南省民委古籍办与红河州民族研究所联合开展彝族古籍普查试点时，被发现后抄录登目建档。之后，红河州民族研究所普璋开先生多次下乡深入农户，逐一抄录释读。2014年，“红河彝族文献译注”20部经红河州民族研究所申报列入云南省民宗委民族文化遗产抢救支持项目，并由长期从事彝族文献翻译的普梅笑女士承担《石屏彝族文献家谱译注》的任务。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按照翻译格式标准要求，目前已列入云南民族出版社近期出版发行项目。

《石屏彝族文献家谱译注》在翻译过程中，突破创新了几项彝族古籍抢救翻译中的模式，为彝族史学研究、地方民族和谐文化研究、民俗学研究等提供了真实可靠的材料，为把云南建设成民族团结边疆繁荣稳定示范区，提供了彝族与其他民族在历史上经济互助、婚姻互通、历史共创、文化共享的文献依据。在彝族文献翻译学方面，展示了两大亮点：

第一、严格维护文献原作的权威，严谨的六位一体抢救翻译格式，充分让读者欣赏到文献家谱的庐山真面目和译注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本书的翻译体例，是按照红河州民族研究所彝学专家师教授根据多年翻译文献经验的基础上设计，并在全国民族古文字会议上交流形成的文献拍照、录音注音、文献句子结构顺序句译、白话文疏译、注释、概述六大层次构成。其中，文献拍照按原作顺序编排在前，逐句注音，按文献词法结构句译。之后是白话文和注释，规定白话文疏译字数不得超过原文的三倍。概述中，围绕家谱介绍该家族迁徙历史路线、迁徙时间地点、人口分布构成、姓氏分支，以及祭祀族谱仪式、续谱过程等。

第二、文献翻译与民俗调研相结合，家谱家族迁徙史抢救与收集口传历史和碑文考古相结合，围绕血亲直系谱系，全方位展现了以彝族祖先崇拜为核心的复合型多元文化。

本书收录了《石屏县哨冲镇竜黑村罗氏家谱》《石屏县龙武镇脚白母、雨梯邱氏家谱》《石屏县龙武镇柏木租村李氏家谱》《石屏县龙武镇雨梯村普氏家谱》。这几部彝族文献家谱都保存在田野民间。哨冲和龙武是两个相连的乡镇，是彝族尼苏支系主要聚居生活的地方。文献家谱和口传家谱都认定，生活在这一片区的彝族尼苏人，其历史血脉是彝族始祖阿普笃慕之子慕阿克的直系后裔。

以上四份文献家谱，透露出两大文化信息：

第一、围绕生存发展的民族融合信息，既彝汉融合历史。每份家谱的第一部分内容记载了彝族始祖阿普笃慕及其以前的三十六代人，第二部分内容记载迁徙于“侯埃”万年青树下，既今建水县坝区；第三部分述说男性姓名家族来源历史。然后入正文逐一登录祖先名字。彝族经书《吾查》《梅查》和《公书》《母书》，及《洪水史》等都有彝族远古流传下来的父子连名谱系。到了明朝时候，滇中、滇南片区彝族父子连名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汉姓。彝族内部汉姓的主要来源，一是土目、土司受皇帝赐赏，带动族内改汉姓，如华宁明朝洪武年间开始改的禄姓土司；二是随汉姓庄主头领改汉姓；三是汉民入赘彝家，若干代以后为了追随主流文化而改汉姓，用汉文名字。彝族血缘父子连名的彝语名字，许多追求吉祥如意、兴旺盛昌的像意字是读浊音，汉字没有浊音字，写不出来。明朝洪武年间开始，军屯、民屯大量入驻彝区以后，彝族改汉姓形成了追求主流文化的一种时尚。再者，经过元朝严格的民族等级制度洗礼，明朝政府出面组织的民族迁徙融合，彝族改汉姓也是大势所驱。

第二、反映了以文字为载体的彝汉文化和谐交融历史。四份家谱中，明朝万历年间修订的家谱，到乾隆年间就使用彝汉合璧的两种文字。其他乾隆年间修订的三份，有些是嘉庆年间开始彝汉文合璧，光绪以后全部用汉文。在红河州，开远小龙潭的孔荣昌，其碑立于乾隆二十二年，有彝汉文对应刻录的家族史；建水盘江李万春抄于嘉庆年间的一部彝文经书《公书》，前边记录述说，祖先居住松江府，锻刀剑为生，辗转迁徙入滇临安，后学仙得道，以传后人。松江府今属上海。李氏进入彝区，学习彝族文字成为毕摩。乾隆五年，云南抚都院用彝汉文对应形式下发粘贴“特示”，以靖边陲。其间在建水临安府开始举行毕摩会考，彝族文化影响力仍然很大。到了咸丰年间云南红白旗事件之后，彝族地区的汉文化程度越来越高，灵台和家谱基本上用汉文了。这说明，一个民族的形成、一个民族支系区域文化的演变发展，是一个历史的、变化的、复杂的社会变革现象。族群认同是一个不同文化相互交融、相互影响、相互渗透，逐步形成共识的文化共享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