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阅读习惯的人都会有这种感觉，有的书你在读了一遍后会再读一遍，而多数书我们是翻几页就翻不下去的；有的书在开始读的时候味同嚼蜡，但读进去后却回味无穷；有的书在读的时候很热闹，但读完之后却什么也没有；有的书要读几遍才能发现作品里包含的深意，而有的书还没有读完就知道后面的内容了。由于好书太多，我们穷其一生的精力能读到的书也是沧海一粟。所以，读书也同做事一样，贪多不得。雷杰龙先生说过，好书很多，但我们应该有自己的读书谱系。

我出生在泥鳅河畔的一个小村子里，由于出生边鄙之地，能读到的书很少，我开始时是见什么人的作品都要从头看到尾的，后来参加了革命，有机会接触了一些经过时间过滤后留下来的书，就有了选择，要自己喜欢的作家才读，因为作家太多了，有成就的作家太多了，就像恒河里的沙一样不可计数，要全部读确实有困难。村上春树说过，他读书的原则是活人的书不读，死去不满三十年的作家的作品不读。也就是说，读书要读那些经过时间检验的作品。就我来说，即使是经过了时间检验的作品，也不是都能读下去，要么是不适合自己的阅读兴趣，要么是自己没有达到读这些书的层次。由于写作，就不得不耐着性子读一些不得不读的书，有的大师作品，我是多次翻开又多次放下的，一部《战争与和平》，我就多次翻开，终于用了将近两年的时间才读完，都说是好作品，但读完了，我也不知道好在什么地方。在已经死去尚不满三十年的当代作家中，孙世祥的作品也是这样，许多人都说有阅读障碍，要耐着性子才能读下去，而有的人耐着性子也读不下去。有的人读得昏昏欲睡，有的人读得胆颤心惊。

近年来，我的读书也多少有了一定的目的性，读得最多的是《金刚经》读了有一百多遍，《红楼梦》读了六遍，《城堡》读了三遍，《围城》读了两遍，《神史》读了三遍，在五十岁后，我打算只读《红楼梦》和佛经，在以后还会阅读的书中，孙世祥的《神史》是还会再读的。孙世祥这个名字，我最早是听杨昭和雷平阳说过，他的《神史》出来后，摄影家王勇对我说，你应该看看《神史》，王勇手里有《神史》，但几年以后他都还没有开始阅读。我是在书店里偶尔翻过几页，读到他小爷爷由于风大了将树叶刮到他家地里觉得可惜那部分，由于书价太贵，也没有买，由于我在昭通文学界是排在一百名以后的等人，没有什么名气，他兄弟也就没有送我一本。去年的秋天，我们单位搞书画展，单位上的一位巧家同事拿着一本看，我接过来翻到第三页，就被他的文字紧紧抓住了眼睛。后来接触了报社的洪开云，洪开云参加了对孙世祥作品的抢救，他送了我一套，坦率地说，这一套书可能会影响我今后的写作，我是不准备借人的。读孙世祥先生的《神史》，有阅读的快感，没有阅读障碍，我是一口气就读完了的，大约用了半个月时间，读到几十页我就感到一个真正的大师已经出现了。《神史》的长度接近一百万字，没有悬念，也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但给我的感觉是每一页的每一句话都紧紧地抓住你的眼睛，孙世祥先生是想起什么来就写什么，想起吃肉，就从喂猪开始，让你感觉到真的是那么一回事情；想到农村说媳妇，就从如何订小婚开始，一直到考取学校后如何退婚；想到家族和家谱，就从如何来定居，家族如何分支，如何明争暗斗拉拉杂杂一路写去，每一部分都独立成章，每一部分都大气磅礴。好象没有什么技巧，但每个人的神态都呼之欲出。一段时间，我们办公室的人都在谈论《神史》，谈到《神史》都有许多感受。接着我又在洪开云那里找到了孙世祥的《乡长》和《横跨世界屋脊》的电子版本。

四十年的人生经验告诉我，有些事情你可以这样想，平时朋友在一起吹牛时也可以说，但就是不要写在纸上，一旦写在纸上，就授人把柄，会带来莫名其妙的麻烦。让2008年初的风雪作证，本来，我是说过我不写评论性的文章了，一方面自己不是学中文的，说也是胡说，也说不到位；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因为会得罪一些莫名其妙的人，而有的人你根本得罪不起，虽然也不怕，但赖蛤蟆跳在脚上，不会咋个，但看着有点烦。去年在暴风雪来临前夕，我到镇雄去，和尹马、蔡发玉、成忠义、徐泽林等几个朋友在一起喝茶，说起《神史》来，尹马先生是认真读过《神史》的，他约我为《神史》写点东西，我感到有些力不从心，因为怕说不在点子上，更怕得罪人，但尹马说，怕个球的，我们要让人们记住有这样一部书。虽然他也没有见过孙世祥，但《神史》里写的人物，就仿佛是在写自己至今还在乡下的那些亲人一般。由于尹马对《神史》大加赞扬，成忠义也很感慨地说，应该写。因为我对《神史》的评价很高，他们都叫我写写。其实，最有资格对《神史》作评论的是杨昭，但杨昭这些年吃了一些亏，学乖掉了，他极其世故地对夏玲说，孙世祥是他的学生，但他也怕得罪人。这样一来，事情就有些复杂了，一个死去了八年的作家，还让我们产生这么多的疑问，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孙世祥先生已经作古，如果不是孙世美先生和陈正彪先生的奔走和抢救，他的《神史》也差一点被时间的灰尘掩埋。同一些有名的作家相比，熟悉孙世祥的人不多，他的作品是从外面热起来的，北京大学的钱理群先生对他的作品评价很高，在北京等地，老村等著名作家到处寻找《神史》而不得。在他死后，一些有良知的人们对他的作品给以了应有的关注，孙世祥和他的作品在民间不胫而走，被著名评论家童晓宁称为是当代的《红楼梦》。但在产生了作家和作品的本地，读过他的作品的人其实不多，一些有发言权的人故意装聋作哑，王顾左右而言他。甚至有的人一开始就看偏掉，将他的《神史》说成是一堆材料。这也印证了这样一句话，你可以征服许多地方，但最难征服的是自己的家乡。

前几年，我读过的孙世祥先生的作品，仅限于尊敬的杨昭老师在介绍孙世祥的诗歌《发拉之晨》的时候引用的几句话。说起孙世祥，杨老师是满含深情的。朱提文学现象炒得很热的时候，有些人甚至对孙世祥先生的文字功夫表示怀疑，说他还没有过语言关。没有想到的是在他死后，2006年7月26日，北京汉语研究所把第六届“汉语贡献奖”授予了他，“祝贺他以刚强勇猛的意志重构了汉语的疆界”。毫无疑问，《神史》给我们带来了荣誉，也给我们脚下的大地带来了疼痛，在获得“汉语贡献奖”的同时，被法国的国家图书馆永远收藏，最近又被推荐参加“茅盾文学奖”的角逐。奇怪的是《神史》出现之后，在外地人一片叫好的同时，当地有的人认为孙世祥贬低了在这一片土地上生存的人们，我认为这是误解，或者是对《神史》的误读。而在早几年，在官方和民间集体炒作要出大师的时候，由于自己的孤陋寡闻，我有个疑问，就是大师是谁？我也希望出现大作品，可是，这大作品由谁人来写。杨昭说，大师已经出现，就是孙世祥。

在前年的春天，我们到鲁甸去开一个很有特色的樱桃笔会，一同去的有陈衍强和季风等人，徐兴正是读过了孙世祥先生的《神史》的，他说最近几年他读过的作品中，最好的长篇小说是《神史》（大意如此），如果十年以后你们在坐的有人发自内心说他瞧不起孙世祥，我就给他下跪。徐兴正是比较有现代意识的作家，在外面影响很大，是大家比较看好的有很大潜力的新秀，是一颗耀眼的新星，他这样对一个没有谋面的同道大力推崇，是很少见的。

有的人谈了半天如何写作，但我们不知所云；而有的作家几句话就让我们深受启发。为中国文学喊魂的谢有顺先生说写作要从俗世中来，到灵魂中去。贾平凹先生也说过，看一个人是不是作家，既要看他现在写出了什么，也要看他二十年之后还写什么。既要看他发表了什么，也要看他的作品是不是在民间流行。如果发表的东西是梦幻泡影，则不发表也没有什么。《红楼梦》不是发表过的，孙世祥先生在生前也没有发表过什么东西，但《神史》的出现和在民间的传播，毫不夸张地说，让云南巧家法喇这个很高的大山沟变得有底气起来，有了孙世祥，你们还需要什么？北京大学的钱理群先生在除夕夜对着滇东北遥远的群山向孙世祥的父母脱帽致敬，那么，我们在他父母的面前就应该下跪，感谢他的父母为滇东北这片神奇的土地养育了一个伟大的精灵。

观察一个作家要用二十年的时间，而有的人是两年都等不得的。回首二十年前的今天，也就是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算算我们身边的许多自称是大师的作家离开了写作，就知道贾平凹的话是多么的有见地了。记得有次开作品研讨会，我没有在邀请之列，但我有几个县上的朋友来了，我去见见他们，一个诗人结结巴巴地介绍说，这是大师，那是大师，都是大师。这些大师让我们记住了他们的名字，但没有让我们记住他们的作品。就我觉得，在乌蒙山这神奇的高原上奋斗和行走，我们每个人都不容易，相比较那些而今现在眼目前就能见效果的事来说，写作是最不容易见效果也是最难坚持下去的，它是一种到灵魂中去仰望星空的事业，说起来很神圣，其实一点作用都不起。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明知道没有结果而要坚持，这本身就需要一种过人的勇气。《神史》的没有被掩没，让我们体会了天不阻善事的原则。一件事情办成有他办成的道理，没有办成也有他没有办成的道理。佛教的观点是什么事情都是因缘合和，一个人要干成什么事业是需要机缘的。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一件事业究竟由什么人来完成也是有机缘的，有许多人是上天派来完成某件事业的。孙世祥先生的磨难，是不是天将降大任于此人呢？让我们沐浴焚香，洗干净双手，翻开《神史》，仔细品读大师的胸怀，聆听大师的叹息。

认识一个作家之前，我们是通过作家的作品来认识作家的，从每一个作家的作品里几乎都有个人的影子，孙世祥也不例外。孙世祥先生的骨子里有浓厚的儒家文化血脉，虽然出生边鄙，但家国天下和建功立业的英雄情怀是他奋斗的主脉，虽然出生卑微，但他梦想当天之主，由此写出了《新孙子兵法》、《中国的世界战略》、《横跨世界屋脊》、《回从扬子大江头》等英雄诗篇。那么，孙世祥先生为什么会想到要写一部《神史》呢？如果说是为自己立传，他还有《孙世祥传》，尽管这样，他的《神史》里还是以个人奋斗为主线，其他一切故事都围绕个人奋斗而展开。

在《神史》中，个人奋斗可以这样理解，主人公孙富贵的奋斗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或者理想，他的理想和现实有点脱节，这也是导致主人公悲剧结局的主要原因。但没有他脱离现实的奋斗，就没有了他可歌可泣可悲可叹的悲壮人生，也就没有了我们今天一唱三叹的《神史》。由于他的奋斗和现实的脱节，导致了他在现实面前的处处碰壁。好象上天安排要出现这样一部杰作一样，孙富贵满腔的悲愤和对环境的控诉与不满，成了大气磅礴感天动地的时代悲歌。孙世祥已经作古，我们不好对他的处世经验作出评价，在他的作品中，他如果顺运现实，应该是有许多次摆脱困境的机会的。由于他心比天高，导致了他对所谓机遇的一再放弃。特别是在个人问题上，由于脱离实际的追求完美，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都还是孤身一人。由于营养不良而在三十二岁的时候过早地离开了他奋斗了一生的人间，最后回到他出发的地方，安息在他和父亲看日出的地方。红日依旧东升，看日出的人到哪里去了呢？另外一种个人奋斗我是这样理解的，那就是孙富贵父母的奋斗，他们的奋斗就是要让自己的子女成材，离开自己奋斗了一生的大地。这种奋斗让人心酸，体现在父亲送儿子读书的眼泪上；体现在父亲知道儿子没有报考师范的愤怒和失态上；更体现在母亲对苦难的坚韧和对儿子的宽容和包容上。作品中对母亲陈福英的描写，塑造了一个菩萨一般的慈母，一个精明而美丽的女性，陈福英的形象几乎是完美的，作者在作品里对母亲给予了饱含深情的赞美。陈福英的形象，是乌蒙高原伟大母亲的形象，是我们所有一切伟大母亲的形象，她容忍了儿子脱离实际的幻想，而用柔弱的肩膀，担起了人间的一切苦难，直到儿子离开了人间，她还在关心着儿子写出来的作品的命运；在《神史》中，有的人一生的奋斗不是摆脱苦难，而是将其他人整垮，这样的奋斗不值得一提；要说的是还有另外一种奋斗，就是作品中将自己的命运寄托在希望嫁一个自己喜欢的人身上的吴家那些女孩子，对她们的奋斗我们无可指责，为了自己的奋斗，她们大胆示爱，在必要的时候不惜限制自己父母对自己意中人的伤害，而在意中人并不中意自己的时候，她们又表现出了大度的胸怀。对她们的奋斗，我们应该表示同情。

而这一切奋斗都围绕着权力展开，孙世界祥先生对权力有刻骨铭心的体会和向往，在他的《神史》里，对权力的描写也费了很多笔墨，在家族内部互相倾扎，而在家族之间又互相争权夺利。围绕着对法喇村权力的争夺，孙家和吴家明争暗斗了几十年。落后的山民们在地老天荒的大山上生存和奋斗，他们崇尚的是武力，在全书开篇不久，就对孙富贵的舅舅抢亲作了生动传神的描写，他们就像古代的部落之间征战一样，摸底调查，调兵布阵，孙富贵的舅母马友芬是抢来的，订小婚的丈母娘干斤斤也是抢来的，不论是为自己抢还是为他人抢，大力士吴明才都冲锋在前，几十年的时间，他们到处征战，从外地抢来了上百女子。一直到后来，吴家几百人征战马洪失败，而解决问题的是在县委办工作的一般工作人员，一张纸条，就做成了吴家几百人做不成的事情，在用武力征战中得胜的王家觉得人家在县委里有人，就乖乖地将姑娘送了过来。

对权力的向往和体会，山民们就拼命地供自己的子女读书，因为他们认识到了“家无读书人，官从何处来”。法喇村的农民是这样，《神史》的作者也是这样，无须讳言，孙世祥先生对权力是向往的，在他工作后，希望自己当上乡长。孙世祥写过一部小说《乡长》就是对他在马楠当代职副乡长的描写。

《神史》是从俗世中来的，是滇东北法喇村的众生图，里面的主角都是法喇村的农民。从主人公的社会关系延伸出来，有的是他的长辈，有的是他的亲戚，他们的个性十分鲜明，他们的生活虽然贫困，但他们的故事丰富而精彩。孙世祥生活积累深厚，语言功力极深，在语言的使用上，孙世祥是大师，他传神的描写，让一个个鲜活的人物跃然纸上。《神史》不朽，里面的典型人物亦不朽，许多年后，陈福英、魏太芬、陈福九、孙江华、孙江才、干斤斤等典型人物会依然鲜活地活在人们心中。在《神史》之外，孙世祥写过自己的自传，但我们还是由不得将《神史》看成里面有他的影子，虽然不能等同于现实，但我觉得《神史》里的事情也绝非虚构，任何文学作品里都有自己的影子，写得好的部分都是自己感受最深的部分，即便是大师，孙世祥也逃不了这样的铁律。《神史》里写得最好的最感人的最厚重的最有价值的部分，我认为仍然是写法喇的那部分，成全他为大师的也是那一部分，如果没有这一部分，那么《神史》也就真的可以忽略了，毫无疑问，这里面有他的经历和伤痛，也正是这些独特的经历和伤痛成全了《神史》的成功。

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应该有自己独特的个性，一部《神史》，从头到尾笼罩在神秘的文化色彩里，在孙世祥先生的笔下，万物是有灵魂的，山有山精，树有树怪，在故乡和亲人之间，相互的遭遇会穿越时空给远方的亲人在心灵上得到感应。在全书开篇部分，在即将离开人世的老祖孙运发的叙述中，自己在家里有难，自己的亲人在地里就坐立不安。一直到全书的结尾，孙富贵的外公外婆爷爷奶奶，每一个亲人在离开人间的时候，他们都在远方有感应，如果不是做噩梦，就是心神不定或者极度困乏，并立即作出和事实一致的判断。

在法喇村生活的农民们，由于对生活中那些偶然和必然现象的无法破解，他们对神秘文化是信仰的，他们也和山外的人们一样喜欢听到吉利的好话，他们有他们的忌讳，出门要避开岁破和月破，修房盖屋要翻翻老皇历。由于孙富贵的父母在修房子的时候他的婶婶拉马过时出言不逊，说马是滚岩的，他的母亲陈福英很快作出强烈的反应，立即骂了还掉，最后的结局也果然是他婶婶拉的马滚了岩。人穷怪屋基，房子漏了怪瓦稀。孙江富由于家境不顺，就怀疑是门向不对，东边开门不顺，就在西边挖门，西边开还是不顺，就在南边挖门，挖来挖去就将房子挖垮了，最后只好搭个草棚一家人住在里面。他们相信死去的人和活着的人之间那种这样那样的关系并不以死去而中断，就将不会生儿子从祖坟上寻找原因，由于他们对祖坟风水的培补，果然就生了儿子。如果说他们为死去的父母寻找所谓的风水宝地是为了自己，那么，为自己寻找呢？自己还在身体健康就到处寻龙点穴，说明他们对自己百年之后的去向问题也很关心，孙富贵的爷爷在找到自己比较满意的坟地之后那种得意和满足，就像自己实现了什么伟大的愿望一般。法喇的人们是有人情味的，他们不懂佛教，但他们相信善有善报的因果报应，并对他人的好处心存感恩，那怕这种好处只是一撮洋芋，也会让他们怀念几十年。

我一直在探讨农村文化变迁中那些不变的东西，我并不否认我们对农村文化的缓慢的改造，但我们也不要人为地夸大这种改造，由于人口的流动，眼界的开阔和见识的增加，现在的农村已经不是以前意义上的农村。但是农民们骨子里的东西，依然是那些勤俭持家和因果报应思想。我们都在说农村和农民的落后，但就是这些偏僻的地方，就是这些可怜可恨的人群中，保留了我们已经快要灭绝的文化。我学过古代哲学，这些文化，是即使我们花大力气也不一定能学会的，但这里的农民们，这里咂叶子烟穿毡褂的农民们却在熟练地运用。我们自视我们有很高的文化，可是，我们有几个人会看《玉匣记》，有几个人懂《推背图》。但法喇村的农民就会，由于地处偏僻，可以说他们的思想极为落后，也可以说他们的观念极为古老，在那些高可齐天的大山上，那些背柴的农民，那些为了儿子上学到处借不到钱的农民，那些有肉吃还观什么势头的农民，调动我们所有的想象，我们也想不出他们几十年来都在夜黑风高的晚上蹲在门前的大树下观察星象，并从星象的变动和色彩来解读时代的变迁，这种观察对于他们来说，一定是觉得有道理并且得到了验证，要不然谁会这样坚持几十年呢？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神史》是关于滇东北农村和农民的百科全书，我们现在所提倡的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观念，在作品里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作品里多次借孙富贵老祖的口，讲述了法喇在过去的美丽，可以说，到处是鸟语花香，到处是山青水秀，山是青山，树是大树，大到一个树桩有一座屋基大，一根茅草有手膀粗，到处是虎豹和大蟒。由于自然生态的恶化和人为的破坏，大树有，但稀少了，野生动物也不在了，和他们相处的变成了家养的牛马和猪羊。

在孙世祥笔下，动物都是通人性的，在作品中，由于朝夕相伴的马被摔伤，孙富贵家弟兄由于不忍心将马杀死但又无力救助甚至分担马的痛苦那种揪心的描写，将农民的悲哀和善良以及作者的悲悯情怀充分展示了出来。不论是读书的孙富贵还是没有读书见了书就头昏但做事情又极为精明的孙富民，在苦难面前他们表现得极为坚韧，但在自己家里养的羊群面前又表现得极为脆弱。羊子已经是别人的了，但两弟兄还是忍不住要看看那些在山上吃草的羊子，这些山羊见了昔日的主人那种狂喜撕扯着我们疼痛的心灵。由于想到这些羊子将被卖到火锅店里被杀，他们不忍面对这样的现实，飞奔到羊子追不上的地方，才任泪水在秋风中滴落。

这样多次的描写，让我们进入了作者的内心世界，一直想做天之主的孙世祥，在触及灵魂的骨子里面，原来也是这样的脆弱。这也许就是作品真正打动人的地方，不论是谁，也不论你是如何的成功，进入我们的内心，我们都有我们无可奈何的悲哀。

知多世事胸襟阔，阅尽人情眼界宽。有的人写作是在生活本身的层面上写看到什么和听到什么，有的人的写作是在阅尽人情世故后进入灵魂的写作，孙世祥的写作和盐津的樊忠尉一样，是一种致命的咬牙切齿的写作，他这种毁灭自己的写作其实是从在巧家读书时就断断续续开始了的。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的写作并没有引起世俗世故的编辑注意，尽管他在作品里将自己写成了随时发表作品，但他的老师杨昭先生说，他在生前从来没有公开发表过文学作品。也就是说，他的写作，在他生前除了带给他无休无止的磨难外，是没有为他带来任何好处的。在没有任何希望的情况下还能静下心来写作，本身就需要一种绝对的自信和良好的心态，有了这种绝对的自信，才能进入创作的状态，因为写作要的是一种能进入状态的心态。

在文学史上，几乎每一个优秀的作家都是在对自己经历和感受到的事物进行书写，这种书写是一种从俗世中来到灵魂中去的书写，曹雪芹写作的《红楼梦》里绝对有他的人生阅历的影子；杰克·伦敦的代表作也是写他到美国西部淘金的经历的；沈从文没有在湘西几个县当兵的经历也是写不出那些能进入人的心灵的作品来的；由于自己患有癫痫，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里，几乎所有的主人公都患同样的癫痫病；鲁迅的作品里有在大地上行走的况味；孙世祥的《神史》则是他个人心灵的挣扎和灵魂在现实面前突围的写照。范稳说，文化背景和知识的构建是一个作家的两条腿，好的长篇小说，应该包含（史诗、心灵史、地方风俗史、时代烙印）这样一些内容，用这些标准来看，《神史》里都有。就我觉得，也就是说，不论你如何写，写什么，都要是有刻骨铭心的感受和经历，都要有根。有过种树经验的人都知道，如果这棵树有根，随便泼点定根水就活了，如果没有根或者根部受伤了，即使你天天浇水，也注定是栽不活的，有根就能长成大树，是大树就不怕风吹。写作也一样，没有根的写作注定是成不了什么气候的，孙世祥的作品是有根的，不但有根，并且扎根很深，因为法喇是有原始森林的地方，在他的作品里，大树很多。他的作品有旷野的气味，是沾得有地气的，是有明显的地域特征的，是让人看后就会留下很深的印象的。尹杰先生说他的作品是滇东北的众生图，里面有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价值，就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读懂了孙世祥的作品的。

可以这样说，《神史》是一部杂书，因为它包含的内容太多。徐兴正将《神史》和刘震云的《故乡面和花朵》进行比较阅读，作为写作者来说，我们都在写故乡，我们都在写故乡留在我们心里的印象，我们的写作是不是接近了现实的故乡，是不是直指事物的本质，这就决定我们自己的修炼，大器须钝力，投机取巧是不可能写出大作品来的，在《神史》里我们读出了孙世祥灵魂的躁动和行为的特立独行。在作品里他将自己写得深受女人的欢迎，其实，世故的人们谁会真心的为苦难献身呢？他那些美好的爱情描写，很可能是他内心的一种向往。孙世祥短暂的一生，是灵魂躁动的一生，他像大战风车的堂·吉珂德一样，随时都在准备战斗，但每一次的撕杀都是失败者，都以自己伤痕上再添伤痕而告终，最后不得不含泪离开了生他养他的大地，到一个更为世故的地方去完成他灵魂的超越。在年过四十之后，我觉得，其实，人生的最高境界应该是从容，我们大可不必这样的急迫和匆忙，心包太虚，量周沙界，除了改变自己外，其他我们什么也改变不了。对于像孙世祥先生这样的人来说，父母和亲人穷极所有的心血和精力才将自己送出了那又高又深的山沟，自己后面的底色是边鄙的高天厚土，自己的人际背景是法喇村那些希望自己倒霉的父老乡亲，不管自己在社会上的人生际遇如何，自己都是亲人们的大指望，不要期望有大的作为，因为是非成败转头空，活下去就是对亲人的贡献。没有潜龙在渊，哪来的飞龙在天。

写作是表明自己的态度，表明自己对自己对自己和他人的态度。最高的写作，是对人性的揭示，在《神史》里面，我们读到了作者父母的坚韧和伟大，也读到了家族间孙江华等人的可恨和可怜。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不信你翻开《神史》，看看孙江华都做了些什么，看看是不是这样。在《神史》里面，除了对自己的母亲外，几乎没有明显的好人和坏人之分，只有对人性的合理展示，这些人性的展示又跟时代的变迁和每个人的人生际遇相联系，即使是对收拾过自己的吴光耀家父子，孙世祥也在某些地方表现了必要的尊重，毕竟人性是很复杂的啊。从小在农村，我们听到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人愿人好的有几个”，确实，在《神史》里除了自己的父母和亲人外，确实没有人愿人好的，而这些刻骨的伤害多数来自的是自己本是同根生的家族。孙世祥先生对农村贫穷的状态和农民的把握是十分准确的，在他的笔下，法喇是贫穷的，这种贫穷几乎达到了极至，而就是在这样贫穷到极至的人群将互相之间的倾轧和伤害演绎到了极至。人性的复杂在孙江才、孙江华、魏太芬等人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一切故事在复杂的人性里展开，又在复杂的人性里结束，由于自己的失败，就拼命地寄希望于自己的子女，由于对权力的渴望和出人头地的虚荣以及在虚荣面前的失神，导致了将车开下了和大红山一样雄伟的大海梁子，法喇的希望几乎全部丧失。

写作者不一定要信仰什么宗教，但应该有宗教所提倡的精神。宗教里所提倡的博爱和悲悯情怀，是一个有出息的作家应该具备的。文学作品的最高境界是要有宗教情怀，从作品里看，孙世祥没有宗教信仰，有的是李白似的浪漫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秋来好读书，径行最高处。孙世祥先生通读过二十四史，对许多历史人物作出过自己的评价，在他的眼中，他只瞧得起三个人，一个就是周文王，因为他演绎了群经之首的《易经》；一个是三国时候的曹操，因为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再一个就是毛泽东。从孙世祥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和万物与我齐一的个人英雄主义。孙世祥在考取初中之前没有到过乡政府所在地，在考取高中之前没有到过县城所在地，在考取师专之前没有到过地区。由于灵魂的躁动，他用在附近的乡村走动和采访以及读书来进行精神的游历，在他的作品里，有许多部分就是以被采访者的口气来讲述的。由于对六百年前祖先出发之地金陵的向往，在师专毕业的时候，他坐上了向东的火车，一路向东，到了上海，面对着茫茫的大海，他又产生了到海上去看看的愿望。由于天马行空的幻想，导致了他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孤身一人翻越世界屋脊，差一点连命都丢在了青藏高原上。

十多年的大量阅读和行走，开阔了眼界，在到墨江扶贫的时候，在工作相对清闲下来的时候，就抓住这难得的机遇，很快进入状态，一口气创作了上百万字的小说。从他的日记看，在这一段时间，他反复阅读的是《红楼梦》和鲁迅以及李白的诗歌。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写出这么多的文字，不能不说是奇迹。如果说这就是机遇的话，这样的机遇也不是任何人都能抓住的。所谓的机遇，是给有准备的人的。这样的话，要有点阅历的人才能领会。要成为一个作家，也不是无缘无故的，从不是作家到是作家的过程，也就是从一个阅读者到成为一个写作者的过程。最善于无中生有的是人，其实人本来就是无中生有的东西。在亚热带乃至热带的丛林里，在那些高大的菩提树下，那些古圣先贤们整天都在玄想，生我之前我是谁，生我之后谁是我。一个作家的出现也不是无缘无故的，天底之下从来就没有无缘无故的事情。要出现一个作家，必然要出现一个读了许多作品的读书人。古往今来的许多作品，能流传下来的原因，就是有许多读书人的原因。

要写出稍微好点的作品，不读书是说不过去的。即使是没有读过多少书的人写出了《天堂之路》也是在监狱里数十年通读了《圣经》的结果。而在强调读书的时候，我们应该知道具体要读些什么样的书。也就是说，要有自己的读书谱系。曾国藩强调的是要读经读史读专集。说到读书，孙世祥读书的年代，正是全国只有几部书的年代，也就是只有浩然的《金光大道》和《艳阳天》的年代，浩然是红极一时的流行作家，因为他踩着了那个时代的脉搏。另一方面，随着季节的变化，流行也是会发生变化的。一旦发生了变化，流行的东西也就成了过时的东西。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的作品既要同时代紧紧相连，但也不能用来解释当下的政策。

在农村，一个人读书，是没有多少目的性的，抓到哪本读哪本，遇到什么读什么，这是一种在家人的随缘。孙世祥的家乡，是偏僻的巧家，也正是由于这种偏僻地理位置，在阻止了外面流行的东西进入的同时，保留了许多传统的东西。有句话叫做“看家谱成材”，孙世祥用了很大的篇幅来描写家族间对家谱的争夺以及家族观念在农村的根深蒂固，除了从他老祖那里接触了《武功经》、《推背图》、《玉匣记》等在民间有很深影响的传统神秘文化书籍外，他在老家时读得最多的是中国的传统小说，他的语言就有许多是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的韵味，从《神史》里看来，特别是《红楼梦》对他的影响是很明显的。他有意识地去读许多书是在考入师专之后，虽然他在小说里将师专的许多老师写得莫名其妙，但师专的黄吉昌老师还是在酒桌上提议为英年早逝的孙世祥干杯。这是一种胸襟，这是一种气象，这也是昭通师专人才辈出的原因。我们说他的作品受古典作品的影响，一方面，他的老师黄吉昌本身是古典文学专家，另一方面是从他的环境决定了他早年最早接触这些书籍这个角度来说的，从他的作品里看，在巧家读中学期间，他就读完了二十四史，并开始创作他的自传体长篇小说。进入师专后，在阅读《资治通鉴》等专业书籍的同时，他读得最多的是外国文学名著，特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和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这些阅读，对于一个文学爱好者来说，毫无疑问是非常重要的。《神史》里有魔幻的色彩，也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惯于使用的复调结构。

一个荒凉村，四千可怜人；廿年悲辛事，万古不了情。要了解一个地方，要了解我们脚下的这一片土地，在过去的岁月里曾经承载了什么样巨大的苦难，发生了什么样改天换地的事件，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无疑是大有好处的，这也是《神史》厚重大气的原因。孙世祥是个有心人，对家乡的山川河流和自然景观风土人情进行考察。特别是对他老祖在临死时的叙述，一看就有明显的采访和记录的痕迹。从作品中看，孙家在明朝初年离开南京已经六百年了，由于家谱的丧失，他们已经不知道他们的先人来到乌蒙山腹地后有些什么样的事迹，由于对祖先出生地的无知，就横空多了许多莫名的向往，所以在有条件的时候，孙世祥首先来到南京，并一直对日本人南京大屠杀耿耿于怀。而引领我们进入作品和作者内心世界的，是他的老祖在临终时对自己家族家史的长篇讲述。在清朝雍正年间鄂尔泰对滇东北进行血腥的“改土归流”之前，这里是彝族的地盘，由于鄂尔泰对土著民族和土著社会的摧毁，让村庄丧失了记忆，两千人的村庄，都没有人知道法喇是什么意思。对乡土历史的缺乏了解，是我们许多写作者一直浮在表面的原因，而要真正进入历史的纵深处，还得从散落在民间的蛛丝马迹说起。对于孙世祥来说，接触地方文史也许不是自觉的，却在无意之中找到了一条进入地方历史的路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暗合了曾文正公读经读史的读书原则，表现在他的作品中，就是让我们在他的作品中读出了历史的沧桑以及时代的变迁和人生的况味。这也是孙世祥作品不同于其他人的地方，他作品对现实和历史的穿透，在现代作家中是很少见的。

人生天地之间，如白驹过隙，和那些朝生暮死的蜉蝣并没有什么区别，我们以为我们很大，其实我们都很小，我们都以为自己能干很大的事情，其实你什么也改变不了。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而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孙世祥的《神史》是准备修改十年后才拿出来的，遗憾的是上天没有留时间给他修改他的作品，即使是在他身后，他兄弟孙世美先生在准备出他的作品的时候，也是准备先出他的《乡长》的，但就是这样一部耗尽了他心血的作品，注定了他的不朽，在许多年后，我们的后人读到他的作品时，一定会为我们脚下的土地自豪。在此前有许多人说到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其实，我对那几个马蹄印是不以为然的，毕竟是一千多年的演化外，我们最有优势和地方特色的东西是神秘的彝族文化，而这些优势都被鄂尔泰在雍正四年血腥地摧毁了，直到《神史》出现，我们才觉得有底气起来。去面冬至的时候，我曾经在办公室遇到一个湖北人，此人甚是自大，自称是《文汇报》的记者，也读过一些乌蒙黄代昌和张宏歌的书，在我的办公室里吹了一天，不论他说什么，我都跟他讲《神史》，他觉得我们的谈话面太窄，其实不是我们谈不出其他东西来，而是我觉得，我们脚下的大地，出一部《神史》就已经够了。江山代有人才出，有许多地方出了很多人物，有的是应时的，而有的不是。孙世祥应该属于后者，他想干许多大事，但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他写出几百万字的作品，但生前竟然不为人认识，如果不是他兄弟和朋友陈正彪发现他作品的价值，说不定他就真的被埋没了，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都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我们在记住《神史》的时候，应该记住他们所做的工作。

无欲常教心似水，有言自觉气如霜，在现实中，不论你是干什么的，到最后走得相对远一些的人往往不是那些最有才气的人。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才气的大小并不重要，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是写作者人格的修炼，写作不应该是无关痛痒的呻吟，而应该是灵魂的咆哮，关键就看你的灵魂能不能咆哮。啊，遍地开满了朝天花。朝天花是什么花我一直不清楚，有人说，朝天花就是喇叭花。

古往今来，人们记住的那些大师，都是人格高尚的人。作家的人格和人品对写作者是十分重要的，是小气还是大气，从作品里面就一目了然的。大师的作品，应该有大师的气象，应该有大师的情怀，他们可以一千次被云雾遮裹，即使被云遮雾裹，他们也是隆起的山脉。我们愿意接触的是那些心胸阔大的善知识，从他们的作品里得到医治心灵伤痛的良药。即使是在艰难的环境里，也不丧失向上的精神。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神史》里的主人公孙天主创业和奋斗的经历和路谣《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平有相似之处，他们身上都有面对困难百折不挠的品质。就我觉得，从作品的完整性来看，路遥更老到一些，但从对农村苦难的书写来说，《神史》是可以和古今中外的任何大师相比的。我一直在想，支撑我们民族不断向上的精神是什么？我们民族的脊梁是什么？在时间的长河里，一切都是过眼云烟，相对能长久一些的东西应该是文字，是那些对人性的合理展示的文字。沈从文先生在北京写出的对故乡那些带有回忆性质的文字之所以感动了我们，是他作品里展示和折射了人性的光芒。如果是想在写作这条路上走得相对远一些，那么，像沈从文先生一样的做人做事，就是必须的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他们从事写作之初，孙世祥和早期沈从文的创作状况差不多，都是在没有希望的时候作无望的挣扎，只不过沈从文的价值在生前得到了确立，而孙世祥的价值在死后才逐步被承认。

《神史》全书都笼罩在苍茫的云山雾海之中，那高可齐天的大树，那满地的落叶，那呼啸的山风，让人随时有种身临其景的感觉。这种感觉来自对细节的描写，不论是写吃肉还是写挖地，是写抢亲还是抬人，是父亲送儿子读书走夜路还是父子一起在大山上看日出，都有可信的细节，而这些细节描写的成功，足予让这部作品成为经典和传世。有谁像孙世祥一样写过这样壮阔的日出么？没有。

《神史》里几乎对每个人物都有臧否，哪怕是对自己的爷爷奶奶也颇多微词，但对作者的母亲，作者是一直怀着深深的敬意的，对作者的母亲，任何一个读者在阅读后都会产生敬意。和作者的母亲陈福英一样刻画得成功的另外一个女性是作者家族间的一个婶婶魏太芬，这是一个和作者的母亲一样有本事的人，在知道孙富贵拒绝了吴家的婚事后那种心态，表现在关起门来说“天呀，你太会做了，你不愧为天呀”，我们不但看到了魏太芬的神态，甚至感受到了她那种幸灾乐祸的心情，不愿人好的人性在这里表现得淋漓至尽。文学作品的是否成功，就看你是否塑造了典型环境里的典型人物。《神史》的成功在于每一个人物都是典型的，每一个典型都是有细节的，每一个细节都是可信的。《神史》细节描写的成功，来源于作者对特定环境的准确把握，这就是我们说的典型环境里的典型人物。我一直主张，一个人的作品是应该沾点地气的，是应该有泥土的气息的。现在的作品多数都缺乏细节，孙世祥的作品是少数有细节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里有很浓的地域特色，他塑造的人物都很鲜活，就像随时会从书里走出来一样，有种呼之欲出的印象。

有的写作者，作品还没有出来，就想着是为什么报刊而写，这些人的写作是面对现在。而孙世祥的写作不是这样，他的写作是面对未来，据孙世美先生说，孙世祥的《神史》，据说孙世祥准备写到四十岁才拿出来的，是准备写成传世之作的。现在的写作者是不知道十年之后谁在当编辑的，这样的写作就可以不看别人的脸色行事。在心气浮躁的今天，在今天做事明天就想见到效果的今天，能将自己上百万字的作品定位在十年以后面世，这是需要一点定力的。大器须钝力，从孙世祥先生的作品中，我们看出他对自己的作品的要求是严格的，对自己不满意的东西是毫不可惜地付之一炬的。作为写作者，我们每个人都面对着写什么和如何写的问题，其实，写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人写和如何写的问题，虚空世界，悉我自心，不论我们写什么，说到底都是写我们自己，写客观世界在我们头脑里的主观印象，这就要看我们的头脑里装进了什么样的印象，就看我们的内心世界到底有多大的容量，我们在许多写作者的作品里是看不出作者的印象来的，写的东西不能给人留下印象，写作者也自然不能给人留下任何印象。

在写作手法上，有许多人强调的是写作的技巧，但这种技巧不应该是刻意为之，有人说《神史》的写法有些随意，但比起雨果和托尔斯泰来，我觉得雨果比孙世祥更为随意，但这种随意并不影响雨果是大师。就孙世祥的《神史》来说，由于是要在四十岁才拿出来的作品，而他才活了三十二岁，作品就略显粗旷，也正是这种粗旷，让他的作品独树一帜并显得大气磅礴。在写作手法上，他用的是陀思妥耶夫复调的写法，一方面是对家族之间互相争斗的描写；另一面是对自己读书奋斗过程的描写，两条线索交替进行。而给人影响深刻的还是对家族和农村的描写，对家族间那些几十年来恩怨情仇的描写，贯穿了整部作品，成为作品中最传神和出彩的部分，在对外的时候以家族的姿态出现，而在家族的内部又互相倾扎和算计，每个人在作品中出场，都给人一种鲜活的印象，可以这样说，对农村生活和农村人物的准确把握，还没有人达到这样准确的高度。

从孙世祥作品成功上面，对我们至今还在把写作当一回事情的人来说有什么启示呢？一个人一旦写了许多作品，就应该考虑自己在写个啥子了。贴近人物来写是我们说了多年的话题，那些能留下来的传世作品，几乎都有时代和地域的特色，沈从文的作品就带有明显的湘西痕迹，即使你没有到过湘西，你也会被他的描述所打动。莫言的作品描写的是山东的高密，那红色的高粱几乎就成了他作品的背景；阿来的作品描写的是川藏边界的藏区，里面有藏传佛教的神秘。如果没有扎下根来的打算，没有“一门深入”的品格，那么，写来写去都是天空飘来飘去的云朵，注定了是不会有大的成就的。《神史》围绕一个叫做法喇的神秘的金沙江边的山村来展开，在作品的每一个部分里，我们都能看到金沙江浑黄的江水，都能听到金沙江奔流的江声。山是金沙江边的山，水是金沙江里的水，风是金沙江干热河谷的风，植被是金沙江边的亚热带干热河谷地带的植被，说的话是乌蒙山腹地那些山民说的话。总的说来，孙世祥的小说给人的映像是带有生长的疼痛和痕迹的。一切故事都围绕那些深山里的人群写起，写他们的贫穷，写他们的挣扎，也写他们的可怜和可恨之处。如果将《神史》比喻为一棵大树，那么这棵大树是乌蒙山腹地生长的大树，它的根是扎在乌蒙山的最高峰上的；如果将孙世祥的写作比喻为一座山脉，那么这座山脉是一座隆起的山脉。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说孙世祥先生的作品是隆起的山脉，我们没有贬低其他作家的意思，一个人能从事写作本身就不容易了，我们对每一个写作者都充满敬意。

艾青说，为什么我的眼里饱含泪水，因为我对这一片土地爱得深沉。没有孙世祥先生饱含深情的抒写，外地的人们就不了解滇东北土地的厚重和神秘。正是这里厚重的地域文化，孕育了乌蒙高原上伟大的精灵。正是孙世祥先生对这一片神奇的土地的书写，让外面的人们知道了云南的边远地区有个村庄叫法喇，由于他鲜活的描写，塑造了许多鲜活的人物，这些人必将随他的作品一起流传，他是在为生存在这里的人们立传。许多年后的人们也许会从遥远的地方来到诞生了《神史》的地方，向这一片伟大而神秘的土地下跪，这就是作家给这个地方带来的光荣。法喇我也是多次路过的，是乌蒙山腹地一个普通贫瘠而荒凉的村庄，这个在历史上有森林的山沟，这个只出洋芋和荞麦的村庄，这个云横雾锁的原始村落，让我们每次经过的时候都肃然起敬，就是因为这里养育了滇东北的精灵，是孙世祥的故乡。

由于孙世祥对滇东北腹地的神秘描写，在他死后，有许多人开始了对地方文化的挖掘，探寻造就了《神史》的文化基因。乌蒙是很神秘的地方，在历史上也曾经有一千多年时间是实行“羁縻”政策的化外。长期以来，困扰着我的一个问题是，就是作家给当地带来的光荣和作家本人的悲哀。我们在关注作家给本土带来了光荣和梦想的时候，其实，更应该关注的是作家本人的生存状态。对待一个将写作作为一种生命状态的作家，我们应该厚道一些，宽容一些。不说给他多少帮助，至起码不要有意识地去伤害他，虽然说是文章憎命达，但挫折多了也并不是好事。如果孙世祥先生能活到花甲之年，那么，这位伟大的作家，这颗伟大的心灵，不知道还会写出些什么伟大的作品，当然，这些都只是假设而已了。这个伟大的作家的死因是营养不良，这是作家的悲哀，也是这一片土地的悲哀。

天地之间有杆秤，对于写作者来说，那秤砣就是读者。多年来，我们都一直期望有伟大作品出现，就某种意义上来说，孙世祥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乌蒙文学的造山运动。在孙世祥的《神史》面前，我们应该感到惭愧。如果说孙世祥的写作有群山奔涌之势，那么《神史》就是这些群山之上隆起的山脉，是任何人在短时期内都难予逾越的高峰。一部《神史》，让他进入了中国乃至世界有影响的作家之列，注定了孙世祥先生短暂的一生已经不朽。《神史》的价值和影响，是任何人想有意识忽视也忽视不了的。

2008年4月17日于泥鳅河畔